《開成石經(jīng)·孟子》局部拓片

最近關于《孟子》中是“天降大任于是人也”，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引起眾多網(wǎng)友的熱議。西安碑林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開成石經(jīng)》清晰地鐫刻著“是人”。《開成石經(jīng)》刻于唐朝，而《孟子》一篇是清康熙朝補刻上的。這至少說明在明清之際應該是“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

唐朝建立之初就大興科舉之風，當時的學校有設在京師的中央級學校國子監(jiān)和設在州、縣兩級的地方學校，培養(yǎng)學生的首要任務是熟讀儒學經(jīng)書。由于當時的印刷技術(shù)所限，與考試有關的儒家經(jīng)典大多靠傳抄的方式記錄，這樣很容易造成混亂和筆誤，勢必影響平時學習質(zhì)量和科舉考試的水平與公正。唐文宗即位后，很欣賞精通儒學經(jīng)典、且行事正直的鄭覃，先后任命他為翰林侍講學士、工部侍郎。太和四年(830)，鄭覃向文宗上奏：“經(jīng)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后漢故事，勒石于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文宗對他的建議很重視，于太和七年（833）五月,提拔鄭覃為御史大夫,并于同年十二月詔令他主持鐫刻石經(jīng)。鄭覃奉旨組織艾居晦、陳玠等20多名文人官員參與書寫及校定工作，歷時7年，于開成二年（837）大功告成，故命名為《開成石經(jīng)》。

《開成石經(jīng)》包括《周易》《尚書》《詩經(jīng)》《周禮》《儀禮》《禮記》《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論語》《孝經(jīng)》《爾雅》十二經(jīng)書和五經(jīng)文字及九經(jīng)字樣。由114塊青石組成，均為豎方形，每石均高216厘米，寬83-99厘米不等，厚20厘米，文刻兩面，228面，字列8層，共650252字。每一經(jīng)篇的標題為隸書，經(jīng)文為正書，刻字端正清晰。它們比肩連接，綿延百米，兩端有石柱夾護。刻好后立于唐長安城的國子監(jiān)內(nèi)，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同時也是讀經(jīng)者抄錄校對的標準，成為唐代科舉考試必備“教材”。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移入府學北墉（今碑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關中發(fā)生大地震，《天成石經(jīng)》有40塊碑被折斷,未折斷的也多有傷痕。明萬歷十七年(1589)，王堯典等人對石經(jīng)殘損部位作了修補,共刻石碑97通,立在《開成石經(jīng)》周圍,以補其缺。

唐朝刻立《開成石經(jīng)》時，《孟子》尚未列入“經(jīng)書”范疇，故未收錄。《孟子》記錄了孟子與其他各家思想的爭辯、對弟子的言傳身教、游說諸侯等內(nèi)容，體現(xiàn)了孟子的治國思想、政治策略和政治行動，且行文氣勢磅礴，感情充沛，雄辯滔滔，極富感染力，代表著傳統(tǒng)散文寫作的最高峰。因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不受統(tǒng)治者待見，直到五代后蜀才首次進入儒家的核心經(jīng)典。南宋理學大家朱熹將《孟子》列入《四書》之中，最終奠定了《孟子》儒家經(jīng)典的崇高地位。清初陜西巡撫賈漢復悉心吏治，為民興利，尤崇教育，多處修辦書院，培育人才。他看到《開成石經(jīng)》沒有《孟子》，認為這樣一部經(jīng)典不列入其中實屬遺憾。康熙三年（1664），他組織人員集《開成石經(jīng)》字樣，補刻《孟子》7篇，計17石，36500字，并入《開成石經(jīng)》，共稱“十三經(jīng)”。至此，《開成石經(jīng)》囊括了儒學的基本經(jīng)典。《開成石經(jīng)》前十二經(jīng)整體體現(xiàn)了唐代楷書的特點，補刻《孟子》時，雖然刻者搜集唐《開成石經(jīng)》字樣進行描摹，但是多少還是體現(xiàn)了清代字形的書寫風格。

《開成石經(jīng)》不僅在碑刻史和書法史上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中國古代保存最早、最完好的儒家刻經(jīng)，堪稱中華文化的原典，為后人研究儒家典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版本，是一件彌足珍貴的國之重寶。1961年，以《開成石經(jīng)》為主要收藏內(nèi)容的西安碑林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全國石刻名錄中位列第一。2014年，大型文化典藏《開成石經(jīng)》正式出版。此次出版的《開成石經(jīng)》以館藏民國精拓為底本，并由碑林博物館18名專家及文物出版社資深古籍編輯歷時兩年完成，是石經(jīng)刊刻1180年以來第一次原大影印，完美闡釋了中華文化復興與傳承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