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夏天，延河發(fā)大水，兩岸田地都被沖了。魯藝許多文藝青年來自城市，從沒見過這般景象，跑去觀看。有人發(fā)現(xiàn)泥水淹沒了瓜田，下水一踩，就有西瓜浮起來。這讓他們覺得新奇，嬉樂之后，還帶了幾只小瓜回去。當天夜里，魯藝黨總支召開全院大會，專門講這件事情。開始時，年輕人覺得未免小題大做，直到聽說他們在踩瓜的時候，群眾在心疼得掉眼淚，這才意識到那種行為多么令人痛心。操場上鴉雀無聲。

26歲的水華倍感羞愧。他驀然想起前不久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提到的文藝核心問題之一——為群眾。水華本來以為，作為1934年就參加左翼戲劇聯(lián)盟南京分盟、1942年3月剛剛?cè)朦h的同志，自己在這方面不成問題。瓜田里的笑鬧卻表明，原來他們對群眾仍然疏遠、隔膜。

此后不久，水華編導了秧歌劇《張丕模鋤奸》，主人公是農(nóng)民地下黨員。這部劇的音樂采用了民間的“五更調(diào)”，應(yīng)該說，大城市知識分子出身的主創(chuàng)們已經(jīng)很真誠地努力去貼近群眾了。但演員們唱完臺詞后都愣著，說不上為什么，就是不對勁。其中就有時年21歲、從北平輾轉(zhuǎn)來到延安的于藍。水華靈機一動，請來一位有斗爭經(jīng)驗的群眾。他教于藍怎么做地下工作：盡早把紅軍軍服換成老羊皮襖，給人開門前先聽暗號，夜里點燈必須要用米勺子遮住光……于藍覺得，戲一下子就活了。

這一年，曾經(jīng)紅遍上海灘的電影明星趙丹在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牢獄里度過第三個年頭。他和幾位好友被盛的虛假政策所騙，從重慶不遠千里來到祖國最西北，期待大展藝術(shù)宏圖，不料卻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見識到、也體驗著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同時，來自各個民族的獄友們，又給了趙丹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有位維吾爾族兄弟為了保護趙丹免遭獄卒毒打，用手掌擋住了帶有鐵釘?shù)墓靼簦鳚M地。趙丹抱著獄友失聲痛哭。

電影《烈火中永生》宣傳冊中江姐、許云峰人物素描

也是這一年夏天，美國海軍情報署梅樂斯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diào)查統(tǒng)計局戴笠著手籌辦一個軍事特務(wù)機構(gòu)。這個次年成立于重慶、取名“中美特種技術(shù)合作所”的機構(gòu)犯下了令人發(fā)指的罪行。然而，與它成立的初衷截然相反，煉獄的烈火，鍛煉出了可歌可泣的“紅巖精神”。紅巖精神點燃了無數(shù)人的思想，照亮一個民族的歷史道路和未來方向。

1962年，水華開始著手把小說《紅巖》改編成電影的工作。歷史再一次彰顯了它的戲劇感：延安、上海，中國現(xiàn)代文藝最重要的兩支力量，將匯聚成新中國電影的主流，而于藍、趙丹將會擔任這部影片的主演。他們之前的人生，仿佛在為這部影片的誕生做著某種偶然而又必然的準備。

1958年，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發(fā)表，1961年，同題材小說《紅巖》出版，引起轟動，很快被改編成話劇、歌劇各種版本，紅巖故事開始為廣大群眾所知曉。于藍在住院期間通過《中國青年報》連載讀到了小說，被深深吸引。她將其推薦給北京電影制片廠，又跑去報社要到了作者的聯(lián)系方式。1963年，原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被請到北戴河，寫出第一稿劇本。作為小說讀者，水華也無比激動，充滿激情；而作為電影作者，他卻又顯示出了強大的理性力量。他在寫作第二稿時，不但與作家深入溝通，更帶領(lǐng)主創(chuàng)人員輾轉(zhuǎn)北京、重慶、貴陽各地，去尋訪在世的與這段歷史有關(guān)的人，不但有江姐的同學好友和兒子，車耀先（許云峰原型）的女兒、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小蘿卜頭的姐姐等，也包括正在人民監(jiān)獄服刑的軍統(tǒng)頭目徐遠舉（徐鵬飛原型）、已在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任職的沈醉（沈養(yǎng)齋原型）等，以了解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行動的邏輯。采訪歸來，于藍等人整理出十幾份人物小傳，先后共達三十萬字之多。無論史實憑據(jù)，還是情感儲備，都不可謂不充足。也正是因為萬事俱備，要從藝術(shù)的角度找到一股最有力的東風，在電影有限的時長里凝縮、升華紅巖精神，反倒顯得困難。

這個難題交到了左翼戲劇和電影的開拓者之一夏衍手里。他給出的意見出人意料：把第二稿中只有兩場戲的江姐立為主線，貫穿全片。夏衍認定，江姐會是全國人民都會關(guān)心的那一個人。于藍記憶里，夏衍隨后說了句“別打擾我，我來改”，然后，就在廣東新會縣的玉蘭花香中，用一周的時間寫出了第三稿，片名也從《紅巖》改為《烈火中永生》。水華讀罷，認為可以拍了。

新劇本給于藍造成了不小的困擾。她原本計劃通過此次拍攝學當導演，并一直在做副導演的工作，現(xiàn)在不得不回到主演的崗位上去，并認真琢磨夏衍的叮囑：你演江姐，不要演成劉胡蘭，也不要演成趙一曼。

這時，水華又委托于藍另一件工作：邀請趙丹出演許云峰一角。這個選角建議，是攝影師朱今明提出的，他是趙丹的總角之交，又是新疆蒙難的獄友，認定此角色非“阿丹”莫屬。在此之前，趙、于兩人曾因籌拍魯迅傳記片有過合作，這封信由于藍來寫可謂合宜。但于藍卻備感為難，覺得以趙丹的影壇地位，請人家來演二號，不好開口。然而，當趙丹收到那封措辭懇切、婉轉(zhuǎn)的信函后，對角色比重的事毫不在意，他立刻揮毫作復(fù)：我多么向往水華同志和你們一起合作的集體呀！我來，我一定來！

那一刻，趙丹或許會想起，1933年，自己在上海導演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話劇《天外》時，水華初登舞臺飾演弟弟的模樣。

那封信，是趙丹連夜用當時最快捷的航空信發(fā)出的。兩天后，他收到了北影廠的邀請電報。

從右至左：于藍、趙丹、汪洋（原北影廠廠長）、導演水華、攝影師朱今明 中國電影資料館供圖

1964年，趙丹乘船抵達重慶。1939年他離開重慶，不久被投入牢獄；這次重回，要再賦“囚歌”。朝天門碼頭迎接他的恰是朱今明，這讓飽經(jīng)滄桑的趙丹一時難以釋懷。當于藍約請他前往中美合作所等處參觀時，趙丹竟拒絕了。在羅廣斌登門之后，他的心結(jié)才打開。趙丹旋即意識到，自己對舊日重慶的熟稔，局限于日常場景；而渣滓洞白公館的環(huán)境，單憑想象絕不可能感同身受。

在進入創(chuàng)作狀態(tài)后，趙丹發(fā)現(xiàn)，三位原作者似乎也有心結(jié)。他們對現(xiàn)劇本的態(tài)度，尊敬客氣又不以為然。多次懇談之后，他們才吐露真實的想法：小說遵循革命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jié)合，富有傳奇色彩；而劇本則恪守現(xiàn)實主義，含蓄內(nèi)斂。兩種美學意趣相去甚遠。于是，水華、于藍、朱今明等也都加入了討論。從藝術(shù)哲學的角度來看，那場討論實際上深入了中國現(xiàn)代文藝如何完成理論建構(gòu)的層面。當他們最終把《烈火中永生》的風格確定為“以革命現(xiàn)實主義為基調(diào)的涵有浪漫主義的一首壯烈的頌歌”，他們其實無意間用中國哲學里“度”的思維完成了一次創(chuàng)新實踐。

與此同時，實拍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著。重慶都郵大街在北影廠美工團隊手里變回了20世紀40年代模樣，充當群演的重慶文工團同志發(fā)動群眾翻箱倒柜找出舊時衣物，最終呈現(xiàn)的效果堪比紀錄影像。當時的中國電影工業(yè)，有種種迫不得已的因陋就簡，也有后世過度發(fā)達的技術(shù)迷思再也無法企及的質(zhì)感和誠意。

多年后，于藍在回顧這次創(chuàng)作時，首先提及的卻是一份遺憾：片中，江姐先是目睹城門上高懸著丈夫的頭顱，后與雙槍老太婆相會，她表現(xiàn)得過于堅強和自制了；如果，她哭出聲來，那會更符合江姐的心情罷。相比之下，在表現(xiàn)對幼子、對小蘿卜頭的感情時，于藍的母性流露就要自然豐沛得多，那源自她從江姐真實事跡中得到的深深震撼。另一邊，水華對江姐被捕受審一場戲的處理，空間造型充滿張力。敵人威逼利誘無果后，拉開了刑訊室的門，燒烙鐵的火焰照亮了延伸開的新空間。江姐邁進人間煉獄，神色泰然。后來，對于藍表演“英氣不足”的那一種指摘，其實反倒表明，水華所追求的藝術(shù)形象——“堅強的戰(zhàn)士，溫柔的母親”——成功了。于藍因此受到了幾代觀眾的擁戴，而這又使她生出一絲受之有愧的不安。

甘當二號的趙丹則充分享受著創(chuàng)作的過癮。他最得意的兩場戲都是即興發(fā)揮而來。一是出場時遇到軍警當街檢查行人，趙丹飾演的許云峰機警地買下一份《中央日報》以作掩護。國民黨搞的這份報紙當年是如此不受重慶人待見，以至于軍警打開時都有點意外，表演的節(jié)奏出現(xiàn)了小小停頓，趙丹忽然劈手奪過報紙，揚長而去，留下兩位發(fā)懵的群演。二是許云峰咖啡館約見甫志高，意識到此人已將黨組織陷入危險，驚怒交集。趙丹下意識動作，小匙落進杯子，當啷一聲，提醒了許（也是趙）要克制。到拍許被捕一場時，趙丹已化身為革命先烈，全然忘我。他從從容容站立在茶樓木梯上端，吸引著特務(wù)和叛徒所有的注意力，也頂住了全部的劇情壓力。銀幕上，趙丹沿對角線緩步踱下，英氣逼人，以至于老友謝添看罷，連呼“最夠味”“最有味”，甚至表示自己下次也一定下個樓梯。

一切都遵從了現(xiàn)實主義的藝術(shù)法則，一切也都包含著歷史和現(xiàn)實原本就有的浪漫與詩情。于藍等人記得，飾演小蘿卜頭的方舒才6歲，對表演懵懵懂懂。水華把她擁在懷里，用手去托著她的兩只小手，囑咐她千萬別碰傷了手中的小蝴蝶，還要讓它更高高地飛起來。1986年，學者陳犀禾道破了其中奧妙：水華在表達強烈的革命激情時，并不失其動人的生活情趣，從而使“革命”這樣一個在當時變得越來越僵硬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變得富于人性，感人至深；我們很難忘記，鐵窗之下小蘿卜頭對自由和幸福的向往。

樣片出來后，郭沫若題寫了片名。先在電影圈內(nèi)引起轟動，適逢其會的還有來訪的日本同行，他們不無激動地指出，這是日本絕不會有的一種電影。正如副導演趙元后來意識到的，中外電影反映監(jiān)獄斗爭的很多，但沒有一部像《烈火中永生》那樣，會出現(xiàn)這些場景：難友們戴著鐐銬扭秧歌，舉著旗幟挽聯(lián)在獄中開追悼會，幾名女囚秘密繡出她們想象里的五星紅旗……

偶然的機緣，于藍得以向周恩來總理轉(zhuǎn)達了希望他來審看樣片的意愿。周總理真的來了。在主創(chuàng)等人陪同下，他在新聞電影制片廠放映廳里，通過藝術(shù)化影像，再次看到自己戰(zhàn)斗過、留下足跡的山城。放映到龍光華烈士犧牲的場景時，周總理失聲輕呼，自語道：很感人嘛。

這次審看，不但為《烈火中永生》最終與群眾見面鋪平了道路，還推進了創(chuàng)作的最終完成。周總理建議，應(yīng)該補拍一場烈士英勇就義的壯烈場面，還特別囑咐，打電話把已經(jīng)身在上海的趙丹召回來。這場戲，拍攝于北京西山，電影的海報也采用了許、江慷慨赴死時的造型設(shè)計。

1965年夏，《烈火中永生》正式問世，毫無懸念地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人民的贊譽，是對藝術(shù)家、藝術(shù)作品的最大肯定。

《烈火中永生》是趙丹最后一部電影作品，被譽為他演員生涯的高峰。

1981年，影片《傷逝》公映，水華導演以令人驚異的先鋒理念重構(gòu)魯迅名篇，探索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

同年，于藍出任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首任廠長，為中國兒童電影事業(yè)貢獻了自己的后半生。那也是為了江姐的孩子、為了小蘿卜頭。

嘉陵江水滔滔依舊，重慶的現(xiàn)代城市奇觀不斷激起新時代青年人的歡聲笑語。紅巖展廳里，有些烈士和受難者仍然只有名字，人們一直沒能找到他們的相片。

紅巖精神進入了中國電影，中國電影也借此融入了中國的歷史。

（作者：左衡，系中國電影藝術(shù)研究中心電影文化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