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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此情可待
    來源:解放日報 | 曹可凡  2022年10月18日09:10

    人物訪談節(jié)目看上去就是主持人與嘉賓之間的閑聊,云淡風輕,易如反掌。殊不知,節(jié)目背后,從導演、撰稿到主持人,無不付出了極大心力。關鍵還要看節(jié)目是否與嘉賓有緣。有時候,為能采訪到一位超級嘉賓,可能會動用各方資源,即便如此,失敗案例也比比皆是。譬如金庸先生,“可凡傾聽”自開播之后,始終沒有放棄約訪努力,有幾次眼看大功告成,結果仍失之交臂,抱憾終生。

    有時,即使有幸得到采訪應允,仍要以極大的耐心來等待那一刻的來臨。

    印象中,最焦慮的一次等待是采訪歌王帕瓦羅蒂。那時,年屆七旬的帕瓦羅蒂將自己全球告別演唱會的最后兩站選在上海與北京。歌王在結束近半個世紀的歌唱生涯之前,要將他那天籟般的歌聲留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依照“老帕”當時的年齡與健康狀況可以判定,這大概是我們最后一次約訪的機會。經過與主辦方反復爭取與協(xié)調,歌王經紀人最終落口,同意接受采訪。采訪時間,就安排在音樂會當天中午時分。

    采訪當日,攝制組提前兩小時來到“老帕”下榻酒店,架好燈光與攝像機。可是,到了預定時間,不見歌王身影,經紀人也處于失聯(lián)狀態(tài)。正當我們愁腸百結之際,歌王的助理匆匆趕來告知我們,歌王剛剛睡醒,覺得饑餓難耐,想用餐后再接受采訪。我們只能表示理解。可是,過了兩個小時,依然毫無動靜,我內心焦灼難安。又過了一會兒,助理面露歉意地跑來說明,歌王飽餐之后,心情大好,想先與樂隊合樂。那個瞬間,小伙伴們幾乎崩潰。但是,只要有最后一線希望,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耐住性子。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每個人的神經都緊繃著。又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漫長等待,歌王龐大的身軀終于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此時,已是下午5點。他素來注重自己的形象,在他面前必須放置一臺監(jiān)視器,經他確認之后,采訪方可進行。在燈光和化妝調試過程中,我們高度緊張,心臟仿佛跳到嗓子眼了。好在,他以意大利人特有的親切和藹,打消了我們不少顧慮。因此,我開場便問了一個他過去忌諱的話題,即體重,當然我是從中國菜與減肥的角度來切入的。他聽完,發(fā)出爽朗的笑聲,用手指著我:“哈哈,你居然敢問我這個問題?”隨后,他答道:“中國菜肴固然美味,但我會小心翼翼,讓自己的體重控制在預計范圍。”

    采訪過程中,“老帕”強調,作為歌王,他每次上場演唱都謹小慎微,生怕出現(xiàn)差池,因為觀眾總是以挑剔的眼光審視他。不過,觀眾對他而言,絕非壓力,而是動力,“我面對10個觀眾和1000萬觀眾的心態(tài)并無二致”。說到家庭,他更是像孩子般洋溢著快樂與滿足,“在我心里,家庭永遠處于首位,家庭包含著友誼與愛。愛家人,愛朋友,愛音樂”。

    采訪接近尾聲時,“老帕”忽然注意到桌上放著的有著“可凡傾聽”專用標記的馬克杯,杯子上印著黃永玉先生為我繪制的京劇《鎖麟囊》像。他說,看到此圖,想起1986年去北京欣賞京劇、勾京劇臉譜的情景,并問我可否簽上名送給他,弄得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采訪時間雖然不足半小時,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約訪建筑大師貝聿銘先生,更是一波三折。蘇州博物館新館落成之前,該館館長古道熱腸,盡心盡力為我們采訪貝老牽線搭橋,一切看來順理成章。但待我們攝制組抵達蘇州時,情況發(fā)生了變化。也許是當時全國媒體均擁到蘇州尋求采訪的緣故,貝先生婉拒了所有采訪邀約。大家頓時像干癟了的氣球,沮喪不已。

    不過,我們沒有放棄,仍每日去博物館轉悠,尋求與貝老偶遇的機會。確實也和貝老打過幾個照面,但他忙于博物館最后的收尾工作,交代各種瑣事,我們根本插不上嘴。有一次,還看見他不顧高齡,蹲下來擦拭地上的塵埃,便也不忍心打擾他。大約過了五六天,忽然,一位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青年男士向我走來,說次日下午貝老還會來博物館做最后巡視,這應該是采訪貝老的最佳時機。他會全力幫我們協(xié)調采訪之事。

    果然,次日,貝老神采奕奕地來到館內,那位男士順勢將貝老請入貴賓室,還沒等貝老反應過來,音響師便將話筒別在了他胸前。此時,貝老才意識到有采訪正等著他。畢竟是見過大世面,他雖有些意外,但仍笑語盈盈、落落大方。為緩解尷尬氣氛,我提議可否用上海話采訪。話音剛落,他頓時來了興致。“從來未曾用上海話接受采訪,這個主意交關有趣。”

    在采訪中,貝老回憶小時候在獅子林假山間玩hide and seek(捉迷藏)的游戲,所以對堆疊假山的太湖石印象深刻。這些太湖石經歲月侵蝕,風雨沖刷,變得紋理縱橫、形態(tài)奇巧。因此,設計蘇博時,他首先想到用石頭代替磚瓦,來體現(xiàn)姑蘇古城粉墻黛瓦的韻味,尤其是用石片營造出米芾山水的意境。他認為,建筑的空間處理和光線運用是考驗建筑師的兩大重要因素,“建筑的本質就是空間,而光線則與所謂形體相關。太陽光擁有無限魅力,其千變萬化的特性使得建筑內部更富變化”。我們也聊到肯尼迪圖書館、香港中國銀行,以及盧浮宮金字塔。說起自己的那些代表作,貝老那黑色圓框眼鏡后面投射出堅定的目光,“我不喜歡各式標簽,在我眼里,建筑就是建筑,那才具有永恒的價值”。正是因為有著執(zhí)著信念與追求,他才能穿越風云變幻的設計理念,以一貫的優(yōu)雅體現(xiàn)著現(xiàn)代建筑的魅力。貝老一番話,雖平實、樸素,卻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采訪結束,只見貝老走向那位協(xié)助我們完成訪問的男士,面有不悅,也許在責備他“先斬后奏”?事后才知道,那位男士是貝老弟子林兵先生,《貝聿銘談貝聿銘》一書便是由他編寫、翻譯的。后來的烏鎮(zhèn)木心美術館也出自他手。由此,我和他也成了摯友。

    與王世襄先生的約訪,頗富傳奇色彩。他堪稱“京城第一玩家”,尤其對明清家具、古代漆器、竹刻學有獨到見解,對烹飪也獨具匠心。但他深居簡出,個性孤僻,我們曾數次求訪,均遭婉拒。

    說來湊巧,有一回我赴京采訪黃苗子、郁風夫婦。郁風先生心直口快,問我還想采訪誰,我脫口而出:王世襄。苗子先生與王世襄先生為莫逆之交,苗子先生曾在文章中寫道:“一九五八年,暢安(王世襄)慷慨地讓我搬去‘芳嘉園’他家院子的東屋‘結孟氏之芳鄰’,確是平生一快。論歷代書畫著述和參考書,他比我多,論書畫著作的鉆研,他比我深。論探索學問的廣度,他遠勝我;論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因著這樣的親密關系,苗子先生出面邀請,勝算極大。苗子先生也不推辭,即刻和王世襄先生通電話,介紹了我的背景,以及我與丁聰、黃永玉先生之間的關系。王世襄先生聽罷讓我接電話,只問了一個問題:“采訪主題為何?”我未加思索,說:“國人常講玩物喪志,但先生畢生成就體現(xiàn)出‘玩物勵志’的本質,主題就定為‘玩物勵志’,如何?”他表示認可,讓我下午直接去他家。

    其實,那時我的心情是喜憂參半。喜的是老人答應采訪,憂的是根本無暇做案頭。幸好讀過老人幾本著作,對他生平也略知一二。因此,心懷忐忑,登門造訪。王世襄先生說,他不喜歡別人稱他為收藏家,但是,倒不介意“玩家”這個稱謂。“當年寫完《說葫蘆》一書,請啟功先生賜序,啟老客氣,寫了個讀后記,說我是‘玩物勵志’,而非‘玩物喪志’。所以,我對‘玩家’的稱號并不感冒。”閑聊中,他談及抗戰(zhàn)時期在李莊的一段經歷。他的母親是畫家,為了表達對母親的懷念,他歷時5年完成了一部《中國畫論研究》。當時的北平已成為淪陷區(qū),在父親的激勵下,他穿越日軍封鎖線到了西南大后方,選擇到四川李莊的營造學社工作,追隨梁思成夫婦學習建筑。那時,李莊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他與梁林夫婦,以及莫宗江、羅哲文等同住一個院落。林徽因是公認的才女,而在王世襄記憶里,“林大美人”脾氣很大,有時候心里不痛快,就會讓大家出去,心情好的時候,也愛和年輕人聊文學。這應該和她當時健康狀況惡化有關。而梁思成先生對他一直投以青眼,抗戰(zhàn)結束后,還和馬衡一起推薦他進故宮工作。

    說起王世襄先生的廚藝,京城文化圈可謂有口皆碑,其中的“清炒大蔥”為一絕。但他認為自己在干校勞動時所做的“鱖魚宴”才是“巔峰之作”。勞動之余,他從河里捕上來數十條鱖魚,以中西方式烹飪,五花八門,口味不一,贏得別人交口贊譽。采訪結束,我回到上海,意外地收到老人的親筆簽名,那是其嫡孫撰寫的一本新武俠小說,并囑我有機會予以廣而告之。只是因種種原因,未能完成老人交辦的任務,愧疚不已。

    等候時間最久的,莫過于約訪表演藝術家王丹鳳。“可凡傾聽”自開播起,數次向丹鳳老師發(fā)出了采訪邀約,均石沉大海。有一回,黃宗江先生來滬看望孫道臨先生,召集滬上文化圈友人餐敘,我碰巧與丹鳳老師的丈夫柳和清先生相鄰而坐,便不失時機地請他轉達采訪請求。溫文爾雅的柳先生,表示也無能為力。

    直到2017年,事情才出現(xiàn)轉機。那一年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上,沉寂多年的丹鳳老師再度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接受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作為頒獎典禮主持人,直播之前我特意到她化妝室與之溝通。原本沒抱太大希望,沒想到老人家竟一口答應。

    不料采訪當日,風云突變。丹鳳老師為找不到一件稱心的衣服而差點取消采訪,多虧她女兒反復勸慰,才確保她如約而至。采訪前,孫儷手捧鮮花,專程來向丹鳳老師致意。她倆雖然素未謀面,但孫儷出道以來,一直有人覺得她與年輕時代的王丹鳳眉宇間有幾分相似。丹鳳老師直夸孫儷漂亮,并以一本畫冊《春滿人間》相贈。

    那時已94歲高齡的丹鳳老師,耳背,但思路清晰,表達也有邏輯。從交談中,得知她從小便是影迷,對阮玲玉、胡蝶等影星很是膜拜。進入電影圈后,她在與周璇、袁美云等人的合作中汲取養(yǎng)料,日積月累,從一個端茶的小丫鬟成長為一代影星。她塑造的《家》里的鳴鳳、《護士日記》里的簡素華、《女理發(fā)師》里的華家芳等角色,均載入了中國電影史冊。在她記憶中,《護士日記》的拍攝最為難忘。為了演好護士一角,她去廣慈醫(yī)院體驗生活,觀察護士的工作狀態(tài)。比電影《護士日記》更膾炙人口的,是那首電影插曲《小燕子》。這首男女老少誰都能哼上幾句的歌謠,正是由她演唱的。“導演原本想請女高音來演唱,但和護士形象不貼,所以,我主動請纓,自己來唱,歌唱水平固然無法和專業(yè)歌唱家相比擬,但聽起來更加親切。”說著說著,老人家竟輕聲吟唱起來:“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里……”時隔60年,老人家仍能完整唱出當年的旋律。或許,正是她那發(fā)自肺腑的情感,賦予了歌曲與電影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看似平常而又美好的瞬間固然無法永駐,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湮滅在歷史深處,卻可以留存于我們的記憶之中,值得反復玩味與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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