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知名的新文學社團之一，創(chuàng)造社一直備受矚目，時人留下不少關于它的歷史紀錄。但耐人尋味的是，創(chuàng)造社同人也留下了數(shù)目驚人的回憶性文本。通常情況下，這些文本被視作文獻史料，一方面成為展開文學史敘述與創(chuàng)造社研究的重要參考，另方面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的關注對象。但本文無力借此一新前人之見，也無意對此展開輯佚、校勘、辨?zhèn)蔚任墨I學研究；而是取法歷史研究的“記憶的轉向”（turn to memory），基于對回憶之建構性的認識，揭示創(chuàng)造社同人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如何重構歷史，又如何與集體認同、社會現(xiàn)實、政治話語展開深層互動。

所謂“記憶的轉向”，指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史學研究中的宏大敘事漸趨解體，歷史記憶越來越成為歷史學研究和史學理論關注的對象，具有高度個體化和私人化特征的記憶成為焦點①。伴隨著認知科學和心理學對記憶研究的深入，記憶的重構性一極愈加凸顯，使史學家們深刻地認識到“過往的記憶是如何根據當下的需求和思考方式而被不斷調整的，而非關注記憶中經久持存的東西”②。德國歷史學家阿萊達·阿斯曼對記憶做了“術”和“力”的區(qū)分，前者可以“理解為任何一種以存儲和取回的一致性為目的的機械的方法”；而后者則表明在回憶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積極地介入記憶的過程，在存放和取回之間就發(fā)生了一個根本的位移”。因此，“回憶的進行從根本上來說是重構性的；它總是從當下出發(fā)，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被回憶起的東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會發(fā)生移位、變形、扭曲、重新評價和更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應該把記憶理解為一個保護性的容器，而是一種內在的力量，一種按照自己的規(guī)則作用的能量”③。這些“重構主義”的觀點“鼓勵歷史學家超越那種簡單的對于衡量具體回憶的準確性的方法論關注，而去發(fā)展一些技術，用于理解‘錯誤的’細節(jié)在更大的回憶模式中占據的位置，并探索關于過往經歷的記憶（包括那些‘被扭曲’的記憶）所體現(xiàn)或表達的意義”④。“如果說記憶有關于過去的那一面未必就那么真確可靠，追索它得以形成和建構的過程，卻往往能夠讓我們對特定個體或人群的經歷和感受別有意會。”⑤

“記憶的轉向”帶來的研究范式的轉型別開生面，甚或引發(fā)我們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記憶的轉向”的思考。我們當然不必對此范式亦步亦趨，但它足以啟發(fā)我們：無需對回憶本身的“準確性”念念不忘（這當然不等于無視），而應該對回憶的建構方式及其建構之物保有熱情。具體到創(chuàng)造社同人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情況無疑更為復雜。回憶的時間跨度，同人性格與身份的復雜多元，創(chuàng)造社介入文學史、革命史的深度，都使得關于創(chuàng)造社的“回憶”不可能成為單純的“個人記憶”，而只能是一種具有多重功能的話語實踐。

一、爭奪“真相”與利用“回憶”

如果對創(chuàng)造社同人回憶創(chuàng)造社的動機做一番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阿斯曼所說的“死者紀念、身后功名、歷史回憶”三種與過去發(fā)生聯(lián)系的形式⑥可能無法涵蓋這一動機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但無論如何，“回憶”總是會在特定時機出現(xiàn)，親歷者的身份又為回憶提供了權威性支撐，賦予其不容置疑的“真相”光環(huán)。

回憶當然會因同人的逝去而引發(fā)。1945年12月9日，鄭伯奇在西安寫下《懷念郁達夫》，回憶了和郁達夫的交往經歷。時值抗戰(zhàn)勝利之后，郁達夫“至今生死不明”，鄭伯奇“懷念這遠去天南，消息斷絕的故人”，感嘆郁達夫“愛妻離異，老母遇難，長兄為偽組織所暗殺，自己遁跡天南又復下落不明，兇多吉少”，這悲慘遭遇“古今中外的文人中間都不多有”，內心“真不免無限的感慨和傷痛”⑦。到了1946年3月6日，在得知郁達夫“準定是遭了毒手”之后，郭沫若寫了《論郁達夫》一文，深情追憶郁達夫的前塵往事，直言其“自我暴露”、“坦率”與“不得志”，亦不避諱他和郁達夫之間曾經的齟齬⑧。1978年6月，郭沫若去世，鄭伯奇在病中撰寫《深切的哀悼》，“不由得回憶起和郭老第一次見面的難忘情景”⑨。

回憶也會受到特定歷史時間的召喚，呈現(xiàn)出與歷史及現(xiàn)實間微妙的互動關系。1927年3月，時逢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成立一周年，《新消息》周刊創(chuàng)刊，在創(chuàng)刊號上，郁達夫發(fā)表《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簡述了出版部成立前創(chuàng)造社的發(fā)展史⑩。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十年》“發(fā)端”便說：“創(chuàng)造社自1929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鎖以來，已經滿了三年。”?1959年，鄭伯奇連續(xù)寫了《憶創(chuàng)造社》《創(chuàng)造社三題》《略談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活動》三篇回憶錄，其原因在于“創(chuàng)造社在一九二九年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非法封閉，于今剛好三十年。在盛大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的時候，回顧一下創(chuàng)造社的歷史，應有雙重的意義”?。

但更多的時候，創(chuàng)造社同人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常常被當作攻防的武器，用來應對文藝論爭和人事糾紛。無論是前期創(chuàng)造社“罵入文壇”的“異軍突起”，還是后期創(chuàng)造社“突然轉向”的“四面出擊”，無不使創(chuàng)造社處于充滿緊張關系的競爭性文學場域中。在回應外界批評參與競爭時，“回憶”的作用獨一無二。同人們當然需要不遺余力地撰文正面“戰(zhàn)斗”，但“回憶”卻可借用親歷者的權威身份澄清“真相”，更好地為自己辯誣、辯護。成仿吾的《創(chuàng)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寫于1922年，當是最早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此文針對汪馥泉發(fā)表于《文學旬刊》第55期上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會”底提議》。汪氏在文中分析了創(chuàng)造社和文學研究會“打架”的原因，他認定“自《女神》紀念會后，兩派不但不能妥協(xié)，反更仇視了”。汪氏強調其敘述的是“見到的聽到的事實”，“并沒左袒那一邊的意思”?。文學研究會似乎對成立“中國文學史研究會”不感興趣，卻對文中涉及與創(chuàng)造社關系的部分耿耿于懷——沈雁冰和鄭振鐸均在文后附了相關的解釋和說明。在成仿吾看來，汪氏和沈、鄭二人的敘述“不僅于事實不合，并且有許多地方把兩方面都冤枉了”，而“關于創(chuàng)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交涉史，馥泉君似乎沒有聽見說過，所以他所舉出來的理由完全錯了”。對于汪馥泉所說創(chuàng)、文二社交惡“最大的原因”是“他們起初太不接近”的看法，成仿吾認為“這與事實恰恰相反”。成仿吾回憶自己在東京時曾在田漢那里看到過文學研究會寫給田漢的兩封信，“一封是求他轉約沫若同入文學研究會的，一封是罵他為什么不回信的”。由此，“可以知道文學研究會也曾向我們社里拉人，也可以知道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打架的遠因，不在起初不大接近，而在起初他們來拉人時，有了這么一個不幸的Prologue，也可以知道因為有了這么一個不幸的Prologue，文學研究會對于我們才不惜他們種種無聊的軍事行動，他們對于我們所懷著的敵愾心，完全是發(fā)源于這一點”?。成仿吾的“回憶”無疑是“重磅炸彈”，在與文學研究會的論戰(zhàn)中發(fā)揮的威力不難想象。同樣，郭沫若創(chuàng)作《創(chuàng)造十年》，回憶自己“以創(chuàng)造社為中心”的十年間的生活，“發(fā)端”于魯迅的《上海文藝界之一瞥》。郭沫若對魯迅的創(chuàng)造社評價幾乎無一認可且義憤填膺。在“發(fā)端”里，他大段翻譯摘錄《上海文藝界之一瞥》中的文段，逐一進行冷嘲熱諷式的點評。郭沫若之所以對魯迅的“一瞥”如此大動肝火，原因在于其 “替創(chuàng)造社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歷史”?。因此，通過親歷者的回憶重構創(chuàng)造社的歷史，與魯迅的歷史敘述分庭抗禮，成為郭沫若決心創(chuàng)作《創(chuàng)造十年》的直接動因。

而對創(chuàng)造社同人自身而言，他們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既相互強化、相互補充，但也常常構成競爭和對立。創(chuàng)造社并沒有嚴格的組織和約束力，加之成員性情各異立場有別、動機多樣，在現(xiàn)代中國急劇轉型的大潮中難免出現(xiàn)矛盾和分裂。回憶創(chuàng)造社，強調“真相”的揭示，突出自身回憶的客觀性，同樣也成為創(chuàng)造社同人內部對立競爭的重要方式。1930年7月，王獨清創(chuàng)辦《展開》半月刊，在第三期上，他發(fā)表了《創(chuàng)造社：我和它的始終與它底總賬》一文。此時創(chuàng)造社被封已一年有余，王獨清“回顧它底過去”，試圖“給它本身一個真正的評價”，其直接動機是他發(fā)現(xiàn)“許多英雄的雇傭者”在“努力地篡改著歷史的事實”。而作為“創(chuàng)造社負主要責任的”，王獨清要把“親歷過的事實狠袒白（按：原文如此）地寫出”，把那些被“掩蓋了的事實”報告出來。他自稱擁有“擁護歷史事實的這一種義務心”，甚至不惜以信仰來保證回憶的真實性：“凡是信仰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歷史的事實的。改竄歷史，那是資產階級卑劣的陰謀政策。”?但張資平讀了此文后，寫下《讀創(chuàng)造社》一文，非常尖銳地指出：“我覺得王獨清的那篇文章……都是廢話，其甚者，王獨清對事件之經過，不根據經濟的關系去分析解剖，而只寫了許多似唯心的論調，把他寫成煞像一個創(chuàng)造社的領袖。”他詳細回憶了王獨清在創(chuàng)造社內爭權奪利、挑撥離間的種種做派，使王獨清苦心孤詣為其“回憶”構筑的真實外殼崩塌于一瞬?。

1942年，受上海日文報紙《大陸新報》記者的邀請，附逆文人、創(chuàng)造社成員陶晶孫與日人內山完造做了一場關于創(chuàng)造社的對談，以《對談：回憶創(chuàng)造社》之名發(fā)表在《大陸新報》上，引發(fā)了一陣“創(chuàng)造社熱”?，龔冰廬（持平）、周毓英等創(chuàng)造社成員的回憶?也對此推波助瀾。1944年，陶晶孫《牛骨集》出版，其中收錄《記創(chuàng)造社》《創(chuàng)造社還有幾個人》?《創(chuàng)造三年》?三篇回憶。在《記創(chuàng)造社》文后，陶晶孫特意說明“本文因當時流行談創(chuàng)造社被迫而寫的”；《創(chuàng)造社還有幾個人》則是對龔持平《創(chuàng)造社的幾個人》?之補充；《創(chuàng)造三年》為“贈呈日本豐島與志雄氏而寫” ?。創(chuàng)造社成員陶晶孫、龔冰廬、周毓英的附逆自然令人遺憾，他們此時對創(chuàng)造社的回憶卻不由人不浮想聯(lián)翩。如果考察一下始作俑者《大陸新報》的背景和日本的文化野心，可能就會對他們鼓動陶晶孫等人發(fā)起創(chuàng)造社回憶的動機洞若觀火。《大陸新報》創(chuàng)刊于1939年1月，“是日本侵華戰(zhàn)爭及二戰(zhàn)期間朝日新聞社和日本軍部合作在中國大陸地區(qū)發(fā)行的報紙”，“日軍占領上海時期，《大陸新報》是當代日僑群體主要閱讀的日文大報”?。1942年，“日本文學報國會”成立，“該會為了把‘大東亞共榮圈’中的文人們團結起來，舉辦了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2年11月在東京和大阪舉辦了第一屆，1943年8月在東京舉辦了第二屆，1944年11月由南京的“中日文化協(xié)會”在南京舉辦了第三屆。陶晶孫出席此次大會，并擔任副會長。盡管陶晶孫對“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并不配合，但“大陸新報倚仗日本軍報導部、外交部、興亞部為后盾，給陶晶孫施加壓力逼迫他發(fā)表文章、參加文學座談會”?。以此推斷，陶與內山的對談所展開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應是《大陸新報》對創(chuàng)造社留日背景以及陶創(chuàng)造社成員身份的利用。在對談的最后，報社記者提出“日本作家與創(chuàng)造社有沒有有過特別的聯(lián)系？”“除了創(chuàng)造社，這十多年來日本近代作家對中國文學有沒有過很大的影響？”“創(chuàng)造社的浪漫主義好像也受到了日本文學運動的影響吧？”等問題?，用意在于引導陶晶孫凸顯創(chuàng)造社和日本文學之間的緊密關系，其借助創(chuàng)造社成員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推動“大東亞文學”建構的意圖昭然若揭。

二、形象建構與社團認同

如前所述，親歷者因其“事中人”的身份在回憶時擁有一種先天特權，這種特權可以稱之為優(yōu)先敘事和權威敘事。前者是一種時間優(yōu)勢，親歷者能第一時間獲知相關信息，所以可以比非親歷者率先回憶；后者是一種空間優(yōu)勢，親歷者掌握更多甚或他人不能掌握的信息，所以其回憶理論上更接近事實的全部，更容易讓人篤信不疑。正像丘比特所說的那樣：“自傳性回憶是一項具有雙重建構性的活動：在頭腦中建構作為個人經歷之要素的過往事件和環(huán)境時，我們也在同時建構并維持作為回憶之主體的我們自身——也就是說，作為主體，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一份獨特的個人經歷記錄的所有者，并且因此也是真正有能力回憶這段經歷的唯一的人。”?這一“親歷者回憶”的“神話”基于一種內在的規(guī)定性，一種回憶者需要嚴格遵守的規(guī)約，即回憶者主觀上應該盡力追求真實性，盡管這一真實性可能未必能夠達成。“人們要求一位自傳作者拿出講真事的計劃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指責他沒有達到這種真實程度也是很幼稚的。”?但親歷者在回憶時往往對自己的身份優(yōu)勢心領神會且運用自如，但對這一內在規(guī)約的遵守卻千差萬別因人而異，加之記憶本身的有限性，無不使得親歷者的回憶常常是不可靠的。因此，探究回憶之失真究竟是“主觀故意”抑或“客觀造成”難度甚大，在記憶研究的“重構主義”者看來也毫無必要，因為“被回憶的過去永遠摻雜著對身份認同的設計，對當下的闡釋，以及對有效性的訴求。……我們面對的是一汪原液，從中可以塑造身份認同，創(chuàng)造歷史和建立共同體”?。由此看來，關注回憶呈現(xiàn)出何種“真實”，以及這一“真實”所折射出的主體特征或許可以使我們對回憶的功能有更深刻的體認。

回憶敘事往往是第一人稱回顧型敘事，“我”不僅僅是敘述者，也是敘述者著意營構的形象。某種程度上，回憶敘事中的“我”和“他”與回憶主體構成一種互為鏡像的關系，“我”和“他”的形象特質作為回憶者著力呈現(xiàn)之“真相”，映現(xiàn)著回憶者的意識形態(tài)與人格特征。創(chuàng)造社同人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表現(xiàn)出塑造自我與他人形象的濃厚興趣，“人”甚或成為他們回憶之焦點，這與很多著眼于“事”的回憶截然不同。他們對“人物”的格外關注當然與創(chuàng)造社結社的特點、成員的特異個性有關，但也與回憶作為一種身份認同、集體認同、資源分配的機制相連。

在創(chuàng)造社同人的回憶中，“自我”完全可以視作回憶者人格品性的試金石。在回憶中著力表現(xiàn)自我或美化自我，無論如何都會讓人質疑其動機和用心。尤其是對于聲名顯赫的文學社團創(chuàng)造社，在回憶中凸顯自我的重要性和獨特貢獻，本質上就是將創(chuàng)造社作為一種名利資源進行搶奪。這一點在張資平和王獨清的回憶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張資平一生寫下不少創(chuàng)造社回憶，如《曙新期的創(chuàng)造社》《胎動期的創(chuàng)造社》《創(chuàng)造季刊時代》《中期創(chuàng)造社》《讀〈創(chuàng)造社〉》等。作為創(chuàng)造社的元老，他的回憶當然具有不可估量的文獻價值。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他不同時期回憶中的微妙變化。《曙新期的創(chuàng)造社》寫于1933年5月，其中的張資平頗為自謙，充分肯定了郭沫若、郁達夫在創(chuàng)造社前期的貢獻，對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有自知之明。當郭沫若把自己的詩和短篇戲曲拿給他看后，他“在這時候才認識郭確是有文學上的天才，而覺得自己的隨筆及短篇小說等存稿，完全不成東西。郭幾次要求我寫的東西給他看，我因相形見絀，只有完全拒絕”?。而到了1948年發(fā)表的《胎動期的創(chuàng)造社》中，張資平回憶與《曙新期的創(chuàng)造社》中同樣的經歷：“郭沫若寫了很多首的新詩和短篇歌劇拿出來給我看”，但評價卻截然不同：“我看其中一部分確實能夠充分地表示他的天才，一部分卻是比較雕琢，反喪失了詩的性質，另一部分則完全是游戲文章……”對于郭沫若自以為的一首得意之作，張資平認為“表現(xiàn)似乎太抽象，太空泛了；雖說是幾乎浪漫主義，無可非議，但是那種類似超人的神秘語調，實在不合我的脾胃”?。這折射出抗戰(zhàn)勝利后附逆文人張資平在人生跌入低谷之后心態(tài)的變化。不僅如此，在《胎動期的創(chuàng)造社》以及緊隨其后的《創(chuàng)造季刊時代》里，張資平一改《曙新期的創(chuàng)造社》的樸實文風，在敘述中夾雜一二對郭沫若、郁達夫、田漢等人的挖苦嘲諷，甚至說郁達夫“對異性有饑不擇食的習慣”?，披露郭沫若信中寫自己“性欲過劇”的隱私?。而對自己，張資平則采取一種頗為“巧妙”的手法，總是開誠布公地承認自己的缺點和不足，營造出真誠謙遜低調的形象。對于能展現(xiàn)他的高尚品德與個人才情的事件與細節(jié)，他不露聲色詳加展開卻絕不自賣自夸，但對這些經歷的著意描述已然足夠。如通過描寫反對“西原借款”軍事協(xié)定罷課回國表現(xiàn)自己的愛國熱情；借陳述《她悵望著祖國的天野》的創(chuàng)作緣由展示自己的有情有義；敘述田漢因為《咖啡店之一夜》沒有排在卷首第一篇而生氣，而自己則根本不計較編排順序，卻仍然強調“《創(chuàng)造》季刊一直出到第二卷第一期是由仿吾主編，每期都是以我的短篇創(chuàng)作來冠篇首”?，其創(chuàng)作才能與對創(chuàng)造社的貢獻自然不言而喻。

與張資平回憶敘事的“婉曲”相比，王獨清對自己在創(chuàng)造社中的地位則毫不掩飾。在《創(chuàng)造社：我和它的始終與它底總賬》中，王獨清一再強調他對創(chuàng)造社的重要性，尤其突出他在創(chuàng)造社“方向轉換”中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認為李初梨把他和穆木天、馮乃超列為創(chuàng)造社后期的三個人，“在大體上自然是沒有甚么錯誤”。他宣稱“創(chuàng)造社底第二時期，可是說是由我結束的”，成仿吾“故意把后期底份子和前期底份子劃了一道界限”，而“打破這個隔閡的局面，便是我底徹底轉變方向的態(tài)度”。王獨清認為中國的文化運動，在《新青年》以后，“便要算創(chuàng)造社這個時期底文化運動是最偉大的了”，而他本人在這個時期“是個主要負責任的人”?。通過回憶，王獨清試圖將自己與創(chuàng)造社偉大光輝的歷史牢牢捆綁在一起。郭沫若《創(chuàng)造十年》中的自我形象同樣遭人詬病，盡管專注于自己經歷的描述，但仍免不了對魯迅、胡適、沈雁冰等人冷嘲熱諷。在當時的讀者眼中，這本書的價值竟然在于“把一個鼎鼎大名的左翼作家的真面目揭穿：第一，這書顯出了作者的心地是狠狹隘——凡足以引起他的嫉妒，或酸葡萄作用者，無一不受他的攻擊。……第二，這書顯出了作者是個全無主意的人”?。更有人批評道：“我們只要翻開郭先生的作品來看，不論在那一段，總是看見郭先生昨天由福岡跑到東京跑到上海，今天又由上海跑回東京跑回福岡，明天再由福岡跑來上海。仿佛‘創(chuàng)造社’的產生完全是仗他個人的神力一手造成的。”?這樣的評價雖不無偏激，但足以揭示出回憶在自我形象建構中潛藏的事與愿違的危險。

在鄭伯奇的回憶中，郭沫若始終是一個光彩奪目的完美形象。在系列回憶中，鄭伯奇從不吝惜對郭的品格與才能的頌贊，他說：“沫若待人熱誠、坦率、厚重，……對待比自己年紀輕、閱歷淺的朋友，他更是處處關心、照顧、幫助，像個長厚的老大哥。”?他反復強調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社中無人能及的地位：“創(chuàng)造社畢竟是以沫若為中心而建立起來的，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沫若對于創(chuàng)造社的功績，不止是起草新社章，號召同志，交涉雜志叢書的出版而已；充實刊物，處理人事，以至對于外來攻勢的防御，這一切都有賴于沫若的苦心和努力。……至于機關刊物的支持，《洪水》半月刊的產生，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的成立，這些都是以沫若為中心而實現(xiàn)，那更是彰明較著的事實了。”“所以，我們應該承認，創(chuàng)造社的建立和機關刊物的出版多少是由于沫若的文藝活動促成的。”?然而，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可能不是鄭伯奇對郭沫若的評價，而是那令鄭伯奇久久難忘的“二十年代的一面”，即他與郭的第一次相見。1942年，鄭伯奇在重慶《文壇》發(fā)表《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與初期創(chuàng)造社》，憶及他與沫若初見的印象：“在四馬路泰東書局的總經理室里面，我第一次見了沫若。廣額，方臉，一雙神采奕奕的眼，十足地表現(xiàn)出一個聰明而又富于熱情的性格，方整的身材和廣闊的胸圍則又顯示出他的體格的健康，這不是一個文弱的書生而是一個勇敢的斗士，我深深地得了這么一個印象。”?17年之后的1959年，雖然對見面地點進行了糾正，但鄭伯奇仍然用近乎復述的方式強化他對郭沫若的第一印象：“他那廣額、巨顱、寬闊的胸圍、方整的身材都表示了健康的精神和堅強戰(zhàn)斗的性格。尤其通過近視鏡放射出來的那一雙炯炯的目光，更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覺到，他不是一個感傷的詩人，而是一個勇敢的斗士。”?無疑，在隨后的回憶中，郭沫若“斗士”的形象被突出和強化了。鄭伯奇對郭沫若“一面”的回憶，既是當時當?shù)氐纳羁谈惺埽灿谢诓煌瑫r期的政治語境對郭沫若的理解，更有對創(chuàng)造社“斗爭”的本質特征的體認。

與此相類，在郭沫若對郁達夫的回憶中，也有這樣印象深刻而重復出現(xiàn)的情景。在《創(chuàng)造十年》中，郭沫若回憶他和郁達夫喝醉后相扶著走在街道上，靜安寺路上“有許多西洋人坐著汽車兜風的”，“那個情景觸動了我們的民族性，同時也好像觸動了一些流痞性，我們便罵起了西洋人來，罵起了資本家來。達夫突然從側道上跑到街心去，對著從前面跑來的汽車，把手舉起來叫道：‘我要用手槍對待！’”?在《論郁達夫》中，“達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著：‘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郭沫若對此場景念念不忘，一方面是心有戚戚焉，稱“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另一方面，這一孤絕悲慨卻頑強抗爭的形象又何嘗不是郭沫若對創(chuàng)造社的認同呢？

三、歷史敘述與觀念的僭越

施密特說：“跟所有意識過程一樣，回憶以一系列不可化約的認知、情緒和道德評價為導向并受其制約。”?換言之，如果沒有認知、情緒和道德評價的導向，回憶就不可能產生。這一觀點可以從認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中找到依據。心理學家們認為“記憶是從經驗的碎片中建構的”，“對經驗片段進行建構的過程被稱為編碼過程（encoding process），即一個人將他所見、所聞、所想或所感的某件事?lián)Q成一個記憶的過程”?。而回憶，則是一個提取記憶的讀取或者解碼的過程（decoding process），但這個過程并不簡單。記憶研究中興起的“聯(lián)結主義”或神經網絡模型認為：“當我們對某一經驗進行編碼時，那些活躍起來的神經細胞之間的聯(lián)結就會變得越來越強，腦活動的這種特殊的模式，就構成了對該經驗的記憶影像。后來，當我們要回憶這一經驗時，某一提取線索所誘導出來的是腦活動的另一模式。如果這一模式與先前被編碼的模式足夠地相似，那么所引起的便是一次回憶活動。在神經網絡模型中，‘記憶’并不只是被激活的記憶影像，而是由提取線索和記憶影像共同起作用所產生的一個特殊的活動模式。一個神經網絡將眼前環(huán)境中的信息與過去所貯存的模式相結合，二者相結合所產生的結果就是神經網絡的回憶。”?也就是說，回憶實際上是兩種認知模式博弈、結合的結果。如果這兩種模式截然不同，“由回憶過程建構起的記憶就會被裝配起不同的樣子，此前記下的細節(jié)會丟失，而在有些情況下，或許就連形成連貫的記憶都是困難的”。因此，記憶研究中的“重構主義”更關注對事件的理解、解釋在回憶中的重要作用：“在回憶一件事時，我們不只是想起從對于該事件的直接經驗中得來的一系列形象或印象；相反，我們是去理解這件事，通過結合從其他資源中獲得的信息——我們普遍的文化、我們經驗的其他領域、我們在回憶時所處的環(huán)境——來為我們對這件事的感受賦予意義。我們回憶這件事的能力同樣也多多少少依賴于解釋它的能力，解釋時是通過將它與形成當下普遍理解的概念框架的思想網絡和意義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這一事件中易于與這些框架聯(lián)系起來的方面很容易被保留下來，而不能與這些框架聯(lián)系起來的，則要么被修改，要么就被簡單地遺忘了。”?

這樣看來，回憶總是具有一種內在的秩序，這一秩序很大程度上由回憶者當下對事件的解釋所限定，它常常指向某種意義的生成；而對事件的解釋，則往往需要依賴一種當下普遍認可或回憶者認可的理論或觀念。由這一種理論或觀念主宰的認知模式如果與記憶編碼時的認知模式處于一種平衡狀態(tài)，那更多的記憶就會被提取出來，就會更大程度上逼近“真實”；如果前者和后者相差甚巨，就會出現(xiàn)記憶的遺忘或刪改，出現(xiàn)觀念凌駕于事件之上的情況，使回憶成為某種觀念的注腳。以此來審視創(chuàng)造社同人的回憶，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情況不乏其人。一個明顯的表征是，他們的回憶性文本中的“述”和“論”嚴重失衡，“論”所代表的回憶者的主體意識和觀念統(tǒng)轄著對過往經驗和事件的敘述，這在對創(chuàng)造社歷史的回憶中表現(xiàn)得尤為顯著，其中固然有回憶自身的運行機制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是回憶者刻意為之的結果。

在“發(fā)端”中，郭沫若試圖為《創(chuàng)造十年》尋找一個恰當?shù)奈捏w定位。他首先稱《創(chuàng)造十年》并不是小說，“因為我的筆太直，不曲”；“也不好說就是歷史，因為自來的歷史其實就只是小說，是由階級的立場或個人的私怨所寫出的小說”。因此，郭沫若無意進行宏大敘事，去建構所謂創(chuàng)造社的十年史；而更愿意強調其對自我的意義，把它界定為“一個珂羅茨基的自敘傳之一部分”?。一個“流氓痞棍”的自敘傳自然帶有“流氓痞棍”的個性，因此郭沫若毫不掩飾自己的主觀好惡，嬉笑怒罵，淋漓盡致，“完全是站在主觀的立場去敘述創(chuàng)造社的誕生，而不是客觀地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去描寫十年”?；但另一方面，既然是“自敘傳”，就需要有一種內在的邏輯，而絕不是將事件按照時間進行簡單的羅列。因為“自傳性意識不僅取決于一種對個人存續(xù)時間的感受——感受到一個能讓一系列經歷加諸其上的連續(xù)的存在體（自我）——也取決于這樣一種感受，即這些經歷是依照有意義的次序相繼發(fā)生的，而它們的一部分意義即在于對個體自我所產生的連續(xù)的、累積的作用”。細讀《創(chuàng)造十年》就會發(fā)現(xiàn)，郭沫若的回憶暗藏著一條自我思想發(fā)展演變的線索，堪稱1930年代之前郭沫若的“心靈史”。1932年的郭沫若已經服膺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名無產階級文學家和理論家。在《創(chuàng)造十年》中，他對此前的思想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政治上我雖然有些比較進步的想法，但在文學的活動上和這種想法并未怎樣有機地連絡得起來。《女神》的序詩上，我說‘我是一個無產者’，又說‘我愿意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戲，實際上連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概念都還沒有認識明白。在《棠棣之花》里面我表示過一些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誅鋤惡人的思想，很濃重地是帶著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色彩。”郭沫若詳述自己思想發(fā)展演變的脈絡，由“進退維谷的苦悶”到清算過去的“泛神論思想” ，再到馬克思列寧“占據著了意識的中心”。到了《創(chuàng)造十年續(xù)編》中，這一線索一以貫之且更加清晰，從翻譯河上肇的《社會問題研究》“形成一個轉換時期”到目睹“五卅慘案”之后的“方向轉換”，再到與醒獅派、孤軍派的對立，進而到“革命文學”的提出可以自豪地稱其“和近年蘇聯(lián)的文藝主流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的標幟，似乎也并不是兩樣吧”，一個全新的“郭沫若”呼之欲出。可以說，郭沫若以一種鮮明的階級意識借由“回憶”重構了自我的歷史。

王獨清的回憶也灌注著明晰而強烈的歷史意識。他重構創(chuàng)造社的歷史，不僅僅是爭名逐利，更重要的是表明自己對革命、對文化運動方向的與眾不同的理解。他的《創(chuàng)造社：我和它的始終與它底總賬》甚至可以被視為他的“托派”宣言。王獨清認可將創(chuàng)造社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的說法，并對三個時期的演進展開剖析。第一個時期是“資產階級底文藝運動”，但因為“無產階級底隊伍已經在世界露出頭角來了”，所以創(chuàng)造社作家無法成為雨果、拜倫那樣的“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作家”，而只能把作品轉變?yōu)椤靶≠Y產階級底形式”，成為“再進一步到革命文學的一個橋梁”。創(chuàng)造社的第二時期開始于“五卅”之后，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對個人藝術的攻擊、寫實主義的提倡，都表明“這個集團努力向新的方面傾向的事實”。王獨清認為，“創(chuàng)造社在社會上的基礎大部分是第二時期建立起來的”，其原因“便正在它能夠傾向到當時社會需要的思想方面”。至此，王獨清的觀點尚未顯現(xiàn)獨特之處，但轉向第三期，分歧便盡顯無疑。王獨清認為，創(chuàng)造社第三期的背景是大革命的失敗，而大革命的失敗“是最高國際本身領導的錯誤”，是“國際斯達林底曲線的政治”。文學和藝術需要對革命“給一個全部的批判”，“從新來過”，這樣一個新的文化運動便應運而生。但第三時期的創(chuàng)造社卻令王獨清十分失望，只做了“社會科學理論一般地介紹”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在知識青年中的普遍化便中止了，而這只是“第一步的工作”。令王獨清痛心的是， 創(chuàng)造社第三時期的主要份子竟“放棄了主要的第二步工作”，“不但不作檢討過去革命失敗的工作，并且還做了掩護過去失敗的斯達林派底代言人”，不僅沒有成為“擁護真理的中心點”，反而“成了真理中心點的破壞者”。如今，只剩下王獨清一人“在突出這種重圍”。王獨清的觀點涉及中國革命道路選擇的關鍵問題，也關乎中國現(xiàn)代文化運動轉型的歷史評價，這些自然另當別論，但我們不難從中一窺由于“觀念”先行、認知不同而導致的創(chuàng)造社歷史敘述的差異和多元。

“觀念”對歷史敘述的宰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中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此時，歷史唯物主義和新民主主義論成為歷史敘事的唯一合法性來源。創(chuàng)造社的歷史敘事須在主流歷史邏輯的框范下展開，成為主流歷史敘述的注解。“十七年”時期，鄭伯奇寫下多篇關于創(chuàng)造社的回憶，無一例外采用了歷史敘述的方法，其用意是為了凸顯創(chuàng)造社的歷史地位。他用主流歷史觀和文藝觀重構創(chuàng)造社歷史，解釋其中與之相悖之處，附會與強化可能與之相合之處，可謂煞費苦心。鄭伯奇首先將創(chuàng)造社置于“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所掀起的偉大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五四運動”的背景之下，強調創(chuàng)造社是反帝反封建傾向“最鮮明、最強烈、最尖銳”的。從這一基本判斷出發(fā)，鄭伯奇開始了他對創(chuàng)造社的重新闡釋。他認為創(chuàng)造社“無論怎樣采用浪漫主義的手法”，“仍然反映了當時的現(xiàn)實”；他回應關于郁達夫是“頹廢派”的說法，認為郁達夫和資本主義“世紀末”的“頹廢派”并無共同之處，“畢竟是五四時期的進步作家，他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反對將創(chuàng)造社稱為“藝術派”，稱“……創(chuàng)造社的主要作家，包括郁達夫在內，都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現(xiàn)實斗爭，怎么能說是藝術派、藝術至上主義者呢？達夫的作品雖然有些調子低沉，但依然暴露現(xiàn)實的黑暗面，咒罵反動統(tǒng)治的惡勢力，對當時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也起了一定作用”。同樣，“后期創(chuàng)造社的作品，絕大多數(shù)仍然反映了反帝反封建斗爭……他們是有意識地要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來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創(chuàng)造社的反帝反封建性質還體現(xiàn)在與胡適等新月派之間的斗爭，鄭伯奇重點回憶了這些斗爭，并且指出這一斗爭的必然性和不可調和：“創(chuàng)造社的刊物一出世馬上招來了胡適一派的進攻，也可以說是并非偶然。創(chuàng)造社作者的那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胡適一派的買辦資產階級思想感情是格格不入的。”

鄭伯奇根據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將這一斗爭界定為“敵我斗爭”，“根據同樣的理由，后期創(chuàng)造社反對胡適、梁實秋等的反動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斗爭，當然也可以看作這一敵我斗爭的繼續(xù)發(fā)展”。

在《創(chuàng)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學活動》中，“托派分子”王獨清占去鄭伯奇不少筆墨，原因在于“創(chuàng)造社新舊成員的矛盾，實際上是沒有的，有的只不過是王獨清、張資平和大家的矛盾”，而這一矛盾“也是我國革命文藝戰(zhàn)線上兩條道路斗爭的一部分”

因此，鄭伯奇說：“創(chuàng)造社從成立之初一直到被封為止，始終充滿著斗爭。”

對于創(chuàng)造社的“浪漫主義”，鄭伯奇甚至運用毛澤東當時提出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去解釋，認為創(chuàng)造社的“浪漫主義”符合這一方法，只不過“在結合方面，浪漫主義比較多，也更突出”，而“郭沫若同志的浪漫主義是牢固地立足于當時中國的現(xiàn)實之上的，因而他的創(chuàng)作方法仍然符合毛主席所提倡的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不過其中革命的浪漫主義成分占著更大的比重而已”。可以說，鄭伯奇利用親歷者回憶的權威性，將創(chuàng)造社置于新民主主義的歷史觀和主流文藝觀所形成的歷史邏輯與闡釋框架之內，使創(chuàng)造社的歷史成了新中國革命歷史敘述的一個組成部分。

創(chuàng)造社同人的創(chuàng)造社回憶一方面作為史料為歷史敘事提供依據，另方面自身也建構豐富多樣的歷史。對其作“重構主義”意義上的解讀，用意不在顛覆其歷史的真實向度，而在揭示回憶、歷史以及二者關系的復雜性，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創(chuàng)造社，認識創(chuàng)造社同人，認識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注釋詳情請參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