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文學批評家奧古斯特·尼莫發(fā)表《三本書讀懂資本主義》，前兩位作者分別是亞當·斯密和馬克斯·韋伯——第三位則是19世紀英國小說家蓋斯凱爾夫人。第三位作者之所以令人頗感意外，是因為她本人在名著《瑪麗·巴頓》“前言”部分曾坦承：“我對政治經濟學和貿易理論一竅不通。我竭力使我的寫作忠于事實，如果我的敘述附和了或是觸犯了某種制度，那么無論贊成或反對，都并非出于本意。”很顯然，此處的“一竅不通”既是小說家的自謙，一定程度上也是反諷。據考證，小說家對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了然于胸，也贊同上述經濟學家對英國社會病的診斷，但對于他們提出的藥方（“訴諸人們的自利之心”）并不認同——在她的第二部長篇《克蘭福德》中，蓋斯凱爾夫人以輕松調侃的筆調表明了自己的經濟學立場。

蓋斯凱爾夫人

在所有7部長篇小說中，《克蘭福德》（1853）是小說家最鐘愛的一部。在寫給評論家羅斯金的信中，蓋斯凱爾夫人宣稱此書是自己“唯一能反復閱讀的。每當我生病，拿起《克蘭福德》——我要說，就感到滿心歡喜”。同時代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日后蓋斯凱爾夫人受托為她撰寫傳記——在信中曾寫道：“我讀了兩遍《克蘭福德》，一遍讀給自己聽，一遍讀給爸爸聽。讀起來真叫人愉快——生動、有力、精辟、敏銳，但和善而寬容。”勃朗特甚至建議大作家薩克雷“精研此書”，因為他的社會批判太過鋒芒畢露，不像蓋斯凱爾夫人這般綿里藏針。

克蘭福德是一個閉塞的英國村莊，遠離城市的商業(yè)化和工業(yè)化，也幾乎與時代脫節(jié)，完全處于停滯狀態(tài)——用小說敘述者瑪麗的話說，“自打我上次拜訪小鎮(zhèn)到現(xiàn)在，沒有人出生，去世，或結婚。大家都住在原先的房子里，還是穿著那些精心呵護但款式老舊的衣服。”像眾多的維多利亞小鎮(zhèn)一樣，當?shù)鼐用褚耘詾橹黧w——男人非必要不出現(xiàn)。小說的主角是一幫出身和教養(yǎng)良好、或單身或喪偶的中老年女性，其核心人物則是本鎮(zhèn)前任教區(qū)長的小女兒馬蒂小姐。馬蒂小姐知書達禮，性情溫婉，極富同情心，在姐姐詹金斯小姐去世后，她逐步成為婦女團體的召集人（和調解人）。

與奧斯丁小說情節(jié)相仿，馬蒂小姐早年與一位平民出身的青年互生情愫，但專橫的父親卻以門戶不當為由棒打鴛鴦。同樣不幸的還有她的弟弟彼得，父親一向對他寄予厚望——指望他上牛津神學院，而后子承父業(yè)。某次調皮的彼得偷穿姊妹服裝在花園玩耍，被父親當眾一頓暴打，憤而離家出走。詹金斯小姐作為長女繼承了父親的遺產和凌厲的作風，她不顧友人勸阻，傾其所有購買村鎮(zhèn)銀行股票。若干年后，銀行倒閉，馬蒂小姐的生活由此也徹底改變。

作為村鎮(zhèn)銀行的股東，馬蒂小姐本人深受其害，但她考慮更多的是廣大的銀行儲戶。出于一種道德責任感，她決定出售房屋、變賣家產，將所得全部用于償還銀行欠債。婦女團體的友人目睹馬蒂小姐面臨的窘境，一方面慷慨解囊舒緩她的燃眉之急，一方面出謀劃策幫助她“生產自救”。經過一番改造，馬蒂小姐的茶葉店開張。在她悉心經營下，小店生意日漸向好，成為該鎮(zhèn)一大商業(yè)“亮點”。馬蒂小姐不僅能夠維持生計，而且薄有余力賑濟窮人。在小說結尾，從殖民地發(fā)家致富的彼得歸來，為小鎮(zhèn)帶來全新的商業(yè)理念，也預示著小鎮(zhèn)將重獲新生。

小說前半部分的關鍵詞是“雅致經濟”（elegant economy，或稱“體面的節(jié)儉”）。年復一年，小鎮(zhèn)居民衣食住行幾乎一成不變——既是習慣使然，更多是經濟因素制約，因為小鎮(zhèn)無力發(fā)展工商業(yè)，大多數(shù)人只能像馬蒂小姐一樣依靠繼承的遺產生活，這也逼迫她們處處精打細算——同時又不失體面。詹金斯小姐新購了一塊地毯，每天一早便小心翼翼地鋪上舊報紙（為確保閑聊八卦的“新鮮度”，她聯(lián)合其他三四位夫人小姐集資訂閱一份《紀事報》），以免陽光暴曬。她的服飾常年不變，據說只在極其隆重的場合才會添置一頂新帽。相比而言，馬蒂小姐更為節(jié)儉，她奉持“蠟燭經濟”——為了節(jié)省蠟燭，她在寒冬午后編織毛衣時總是將身體靠近爐火旁取暖。事實上，通常情況下，只有在光線極為暗淡、而她又不得不閱讀“那些字跡不清的信件”時，她才會點燃蠟燭。與此同時，她要求房客瑪麗學會“盲打”（毛線）——“像盲人一樣習慣于在黑暗中勞作”，令后者叫苦不迭。

根據蓋斯凱爾夫人在致羅斯金書信中的說法，克蘭福德小鎮(zhèn)祖上也曾經“闊過”，之所以到19世紀中期前后風光不再，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存在多種原因。首先，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工商業(yè)迅猛發(fā)展的時代，此時海外殖民風潮也步入全盛期，二者皆需要大量人力。鄉(xiāng)村年輕勞動力大量外流，社會失去活力（“失血”），自然也阻礙了當?shù)亟洕l(fā)展。其次，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吸引廣大男性青年離開鄉(xiāng)村，進入倫敦、曼徹斯特等大都市謀求發(fā)展，造成鄉(xiāng)村“空心化”，而留在鄉(xiāng)村的老弱病殘消費能力低下，經濟發(fā)展動力不足，由此形成惡性循環(huán)。尤為嚴峻的是，上述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進程導致更深層次的“社會機能失調”，造成所謂單身女性過剩（即“剩女”）現(xiàn)象，這一方面加劇了老齡化趨勢，一方面更降低了人們的消費欲望。正如小說中人物所言，奉持雅致經濟是“不得已而為之”，即便有意鋪張，實力也不允許。

早在《克蘭福德》問世4年之前（即1849年），蓋斯凱爾夫人已留意到這一現(xiàn)象。她曾在美國《薩廷聯(lián)盟雜志》（Sartain’s Union Magazine）撰文，回顧她所經歷的那個時代并預言小鎮(zhèn)未來的生活——“沒有未來”——文章題為《最后一代英格蘭人》（“The Last Generation in England”）。照她的看法，假如有識之士對此嚴峻形勢無動于衷，英國鄉(xiāng)村必將走向沒落和衰亡。據說當時的“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閱讀本文后深受觸動，曾計劃以此為主題撰寫一部《英國鄉(xiāng)村生活史》。

在以馬蒂小姐為代表的婦女團體看來，保養(yǎng)馬車、購置禮服、舉辦大型宴會等“炫耀性消費”（范布倫語）殊無必要，因為“節(jié)儉即體面”。與這一雅致經濟相反的是粗俗經濟（能掙會花，或掙錢即花），似乎只有在揮霍浪費中才能找到一絲絲快感（而此后又難免感到空虛）。毫無疑問，誠如評論家所言，此處的雅致經濟是小說家對主流政治經濟學說“宏大敘事的戲仿式批判”：斯密在《國富論》中斷言，“我們不能借著肉販，啤酒商或面包師的善行而獲得晚餐，而是源于他們對自身利益的看重。我們從來不向他人乞求憐憫，而是訴諸他們的自利之心”；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派經濟學人也認為，“社會好比一架機器”，即便出現(xiàn)短暫的故障，只要加上一些“杠桿”或“調節(jié)器”，就能輕而易舉加以修復。但在蓋斯凱爾夫人看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上述經濟學家提出的治療方案雖然簡便易行——宛如“割韭菜”，然而卻是以勞工階級和底層民眾的利益為代價。像她的友人羅斯金一樣，蓋斯凱爾夫人堅信當下政治經濟學（卡萊爾稱之為“沉悶的科學”）最大的癥結在于忽略了社會生活中“不可估量”的因素——即情感因素。而她在本書后半部分大力倡導的正是這樣一種出于同情之心且富于自我犧牲精神、以團結合作取代惡性競爭的新型經濟模式。

馬蒂小姐在一家雜貨店聽聞村鎮(zhèn)銀行即將倒閉的消息：一位農民模樣的顧客掏出該銀行發(fā)行的5英鎊鈔票付賬，卻被當場拒付，于是她毫不猶豫地用自己的金磅換回那張5英鎊鈔票，因為她認為“窮人的汗水和小幸福更為重要”。回家以后，她坐立不安，“手里一閑，她就會想起那個拿著那張沒用鈔票的可憐人，覺得自己做了虧心事”。當友人指責村鎮(zhèn)銀行領導層必須擔責時，她卻辯解那些董事也和她這類受害者一樣“值得同情”——那些董事管理不善，有負別人所托，“良心上一定很痛苦”。

馬蒂小姐決定變賣家產幫助銀行償還欠債。她的這一義舉也感動了周圍親友，尤其是婦女團體所有成員。她們自發(fā)募捐（每人捐出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幫她租賃房屋，并通過競拍購得她原先的家具，供她無償使用。瑪麗的父親是曼徹斯特一名成功的商人，瑪麗勸說他擔任馬蒂小姐的理財顧問（當然是免費）。在熱烈氣氛烘托下，現(xiàn)任教區(qū)長也果斷出手，買下馬蒂小姐之父私人圖書館所有藏書——并極為客氣地修書一封：“如蒙惠讓將不勝慶幸。書價不論，當如數(shù)奉上。”

馬蒂小姐的生計問題也成為眾人關注的話題。經過反復權衡，大家最后決定將馬蒂小姐的居所改造為一間茶葉店。這自然是個不錯的主意，但馬蒂小姐卻顧慮重重——因為鎮(zhèn)上雜貨店也兼營茶葉。“她覺得應該先和約翰遜老板打個招呼，于是便瞞著我到他鋪子里去了一趟，把自己的打算告訴約翰遜老板，詢問他這樣是否有損于他的買賣。”瑪麗的父親得知這一消息后，將馬蒂小姐的這一舉動斥為“胡鬧”——“要是做生意的都這么你來我往地商議照顧對方的利潤，那還講什么競爭，買賣又怎么做得下去？”但結果卻出人意料。這一套在大都市曼徹斯特行不通的“生意經”，在克蘭福德效果卻好得出奇。“約翰遜老板不僅和藹地打消了她的顧慮，說她經營茶葉對他全無妨礙，而且還不斷把自己那里的顧客打發(fā)到馬蒂小姐這邊來”——同時宣稱“他店里的茶葉都是一般貨色，而馬蒂小姐那里有各類精品”。

《克蘭福德》發(fā)表后，很長一段時間在評論界頗受冷遇，有人將它貶稱為“懷舊的烏托邦”，暗諷這種“舍己為人”的經濟學在社會現(xiàn)實中根本無法存在。在一些評論家看來，似乎一夜之間，對茶葉生意“一竅不通”的馬蒂小姐茶葉店成功開業(yè)，聽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譚。但這一則“二次創(chuàng)業(yè)”的故事確實代表了蓋斯凱爾夫人的社會理想，即克蘭福德居民自發(fā)對操控市場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發(fā)起抵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是唯利是圖，相互傾軋，以保證獲取利潤的最大化。而克蘭福德婦女團體卻堅持認為，在此之上，經濟活動還有更高的目標，即道義、良知及責任感。她們清醒地意識到，面對冷酷無情的市場法則和外部競爭，如果她們不能結伴抱團，物質上相互幫助，精神上相互扶持，則勢必要獨自面對凄涼落寞的晚年。因此，為朋友盡力，在她們看來，“不僅是一種責任, 而且是一種快樂”。

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曾指出，“從幼時起，維多利亞人就被灌輸了這樣一種理念：財富和體面是一體之兩面。”在本書中，蓋斯凱爾夫人卻通過對克蘭福德雅致經濟的描摹（與倫敦的過度消費形成鮮明對比），論證“體面的節(jié)儉”生活方式之可能性。在書中，她構建了一個即使失去財富也不會失去體面和尊嚴的偏遠小鎮(zhèn)：一個由婦女友誼組成的經濟體系，它富于彈性和張力，并且能夠承受外部世界的經濟壓力。綜觀全書，盡管蓋斯凱爾夫人對克蘭福德小鎮(zhèn)的守舊落伍提出了溫和的批評，但與此同時，她更展示出一個未被外部經濟力量玷污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看，蓋斯凱爾夫人筆下的克蘭福德為維多利亞時代面臨的經濟困境提供了一種可行性方案，這一解決方案“更加重視人的因素而非金錢，更加重視友誼而非數(shù)字”。

小說結尾的一個細節(jié)頗耐人尋味：馬蒂小姐竭力勸阻顧客購買本店綠茶，因為她相信“綠茶相當于慢性毒藥”，但顧客執(zhí)意購買，讓她陷入“極度痛苦之中”。很顯然，馬蒂小姐的暖心之舉是對以自利為驅動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嘲諷。馬蒂小姐將顧客的利益置于她個人的利益之上，表面看似乎違背了所謂商業(yè)法則，但事實上其目的在于以“合作制的社會道德取代競爭制的商業(yè)道德”，從而徹底顛覆古典政治經濟學奉行的價值觀。正如文學批評家尼莫所言，蓋斯凱爾夫人在小說中倡導的新型經濟學，并非“資本主義的角逐和自私”，而是類似于社會主義的互助合作制，因為她深信“合作是高等物種生存的方式”——唯明乎此，方能讀懂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