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學大家汪曾祺描寫上海的作品少之又少，其短篇小說《星期天》是最為完整最為重要的一篇，以他自1946年到1948年在上海短暫教書的經(jīng)歷為底色，用他獨特的筆觸勾勒出那個時期上海的都市情態(tài)。

作者鄭亞長期在上海文博系統(tǒng)工作，現(xiàn)為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當她以文博視角去透視上海城市進程時，細讀汪曾祺的《星期天》，又會引發(fā)哪些感觸呢？本文節(jié)選自鄭亞新書《海上華痕——一個人的博物敘事》（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初讀汪曾祺的短篇小說《星期天》，是我進高中不久，十六七歲年紀不求甚解，只把它當作臨近解放的上海灘傳奇故事來讀。隨著閱歷增長、專業(yè)積累，偶爾再讀，多有感悟。汪曾祺描寫上海的作品少之又少，這是最為完整最為重要的一篇，以他自1946年到1948年在上海短暫教書的經(jīng)歷為底色，用他獨特的筆觸勾勒出那個時期上海的都市情態(tài)。雖然是小說，但主要人物都有原型，包括作者自己。

當我在與這座城市有了近半個世紀的耳鬢廝磨之后，當我嘗試以文博視角去透視上海城市進程時，細讀《星期天》，便會不由自主力圖探究其中屬于上海這座近代遠東第一大都市的專屬歷史信息和文化密碼。

《星期天》開篇寫環(huán)境業(yè)態(tài)與空間地點，一所小到只有三個初中班級的私立中學；勝在地點上佳，在福熙路上，往南不遠是霞飛路，而往北稍遠即靜安寺和南京路。也因此，這個學校學生不少，且多半是附近商人子弟。福熙路是現(xiàn)在的延安路，霞飛路是如今的淮海路，不僅是那時的資源匯聚處，也是當下的上海黃金地段，所以小歸小，私立歸私立，卻能生源穩(wěn)定、學校資費可觀。上海人的地段意識、重商亦重教的觀念可見一斑。

有學者考證，這所學校為復(fù)旦初級中學的前身民辦致遠中學，而我則力圖由此追蹤近代上海教育的發(fā)展。近代上海教育，有兩條主脈并進發(fā)展。一條主脈是教會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教會學校，以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創(chuàng)立的徐匯公學（今徐匯中學）為起點。另一條主脈是中國官辦和私立的學校，以同治二年（1863年）李鴻章奏準朝廷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以學習外語為主的廣方言館為始。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已有270多所各式學校，其中中國人舉辦的231所，華洋合辦5所、外國教會興辦35所，并基本形成了小學、中學、大學三級教育體系。民國建立后，辦學更興，出現(xiàn)多種類型的學校。包括綜合性大學、醫(yī)學院、美術(shù)專科學校、音樂高等學府、工科大學乃至職業(yè)學校。上海多個近現(xiàn)代行業(yè)領(lǐng)全國風氣之先由來已久，教育領(lǐng)域亦然，而豐厚的教育資源又孕育出上海這座城市敢于開風氣之先的品格，看重專業(yè)能力的思維方式。

隨即，作者簡要敘述了學校的建筑格局：一幢教學樓，含大教室、會議室、辦公室，一幢后樓，底樓為單身教員宿舍，二樓是校長家，還有并排一前一后兩個簡易板棚。

之后，作者用了將近全文一半的筆墨，以類似人物小傳的方式，依次介紹了學校的9位職員及相關(guān)延伸人物：校長趙宗浚、教導(dǎo)主沈裕藻、英文教員沈福根、史地教員史先生、體育教員謝霈、教一年級算術(shù)的李維廉、雜務(wù)胡鳳英、校工老左、教授三個班國文的“我”。

作為核心人物的校長趙宗浚，被作者描寫得極為詳細。他畢業(yè)于大夏大學，很有策略地把自家住宅與學校合而為一，守家在地進退得宜。汪曾祺在行文中對趙宗浚畢業(yè)大夏大學而從事教育事業(yè)表達了一定的困惑，引發(fā)我對大夏大學做了些功課。1924年，廈門大學300多名師生從原校脫離，另行在上海創(chuàng)辦大夏大學，這所學校被認為是最早的教育學院，且對學生開展通識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歸并進華東師范大學。除了再次證明上海是中國近代教育重鎮(zhèn)之外，也說明趙宗浚極有可能就是教育類專業(yè)出身，不選擇其他職業(yè)而開辦學校就極為自然。

在小說中，這位校長全方位掌管學校乃至一應(yīng)收支；每天早上習慣看《文匯報》《大公報》《新民報》和隔夜的《大晚報》；看完報紙，就用小工具修理一些從拍賣行、舊貨店搜羅而來的，不費什么錢又沒很大用處的，帶八音盒的小座鐘之類的小玩意；如有電話，則先用上海話接聽，稍后再用普通話斡旋應(yīng)對；從大學時參演話劇到工作后偶爾客串話劇，并與上海影劇界不少人保持聯(lián)系；對待教員很是“上路”，常常請客吃飯，在星期天還拉大家出去游玩；保持單身但前任演員女友遇到生活困難，他也能網(wǎng)開一面施以援手；不過35歲卻開始發(fā)胖，注意節(jié)食并注意鍛煉，雖然收效甚微。透過這位校長的生活軌跡和日常細節(jié)，我們能讀出20世紀40年代上海城市的入世務(wù)實職業(yè)觀念相當分明、上海報業(yè)出版業(yè)很是發(fā)達、私人收藏蔚然成風，同時還能讀出話劇在上海的盛行，并感受到文學界演藝界在上海的匯聚。而趙宗浚的職業(yè)經(jīng)營、待人接物、興趣愛好、情感生活恰如作者歸納，“他很精明，但并不俗氣”。要在1945年至1949年之間動蕩不安且又畸形繁榮的上海，保持這份看上去相當閑適有情有趣的生活，是需要極為高超的生存智慧的。

緊隨其后的是實力派人物教導(dǎo)主任沈裕藻，一人包攬三個班級的代數(shù)、幾何、物理、化學課程。他是趙校長的同學，同樣畢業(yè)于大夏大學，這也再次說明這所學校以教育專業(yè)為本，并能貫徹“通識教育”，故而可以培養(yǎng)出可以貫通施教的老師。對應(yīng)其工作量，沈裕藻拿著超出兩個老師的薪水，并獨享學校提供的一間寬敞明亮的教工宿舍。固然有同學情分，也需要真才實學，要有切實付出才能得到相應(yīng)所得，由此可見上海的規(guī)則意識。職業(yè)穩(wěn)定體面，收入可觀，住行無憂，讓這位沈主任可以吃得考究。作者寫道：沈裕藻每天的午飯都是由家里烹飪的紅燒肉、煎帶魚、荷包蛋、香腸……食材實打?qū)崳編筒说臐庥统噌u和海派簡易西餐縮影其中。此外他偏好頗為艷俗的方塊小報，熱衷追讀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水平不高卻嗜拉胡琴、結(jié)識京劇票友以過戲癮。凡此種種，將上海人對日常飲食的投入、上海灘小報文化的流行、現(xiàn)代武俠小說在上海的興起、上海作為京劇大碼頭的民眾基礎(chǔ)，在這樣一位類似理工科直男的中學教導(dǎo)主任身上加以綜合體現(xiàn)。

因為有把很好的鳳眼竹胡琴，沈裕藻通過同學李文鑫，認識了不少有名的票友。李文鑫雖不是中學職員，卻也是大夏大學畢業(yè)。畢業(yè)后并無正式職業(yè)，仰仗家里開旅館，在家當“小開”，大部分時間花在聽唱片，拉胡琴上，成為上海專拉程派的知名琴票。他還另辟蹊徑，將一個落魄在自家旅館里的流浪漢調(diào)教成彈月琴的搭檔。在李文鑫的刻意苦教之下，這名流浪漢悶頭苦練，居然成了上海灘票界數(shù)一數(shù)二的月琴師。李文鑫就養(yǎng)著他，帶著他到處“走票”，很受歡迎。李文鑫有時會帶幾名票友來看沈裕藻，大都是星期天，因為這所學校有一間會議室，正好吊嗓子清唱。在這里延伸出了并非學校教職員的支線人物李文鑫、流浪漢月琴師、包括古森柏和包華在內(nèi)的若干京劇票友。在對這些人物的敘述中，當時混跡于上海南市、十六鋪一帶老式旅館的各色人等，眾多中產(chǎn)階級人士以玩票來顯示身份與實力的上海灘京劇票友文化，都在小說中得以接近歷史真實地細節(jié)性再現(xiàn)。作者還給予了流浪漢月琴師頗多關(guān)注，寫他三九天苦練到手指發(fā)燙，泡過冰水后繼續(xù)苦練終得出道；另一方面這個流浪漢大字不識，挺個大腦袋見人，話都不會說，只會傻笑，甚至連個大名都沒有，可這些并不妨礙他憑借天賦與苦練彈得一手好月琴，因為機緣巧合而被李文鑫訓練提攜——偌大上海灘，五光十色、三教九流，這一方水土不那么看重出身；如有一技之長，能受得了苦，抓住時機，總還是有口飯吃。

第三位登場的是年輕的英文教員沈福根，本校畢業(yè)，畢業(yè)后賣了兩年“小黃魚”，同時在青年會補習英語，后來和趙校長講講就回來教英文了。至于水平如何，作者很是揶揄又留有余地地給了非常上海風格的三個字評價——不曉得。從對這樣一位次要人物寥寥數(shù)筆描寫中，仍可解讀出不少歷史信息。比如，英語課程在那個時期的上海中學教育中已不可或缺，青年會的英文補習則折射出西方教會及外文傳授對上海城市的影響，也為上海人選擇半工半讀奮斗不輟提供了可能。至于“賣小黃魚”是實指販賣海鮮，還是借代類似販夫走卒之小生意，甚至是暗指上海市井中的黃金生意，雖不能確定，卻因上海商業(yè)都市買賣交易對日常生活的廣泛滲透，而讓三種指向都有可能。

第四位亮相的史地教員史先生，首飾店店員出身，轉(zhuǎn)行做了中學歷史地理老師也算別有一功，還時時回味年輕時與疑似軍閥姨太太的女子有過“畢生難忘”之艷遇。這段艷遇，雖然言之不詳卻也迷離旖旎，很有上海灘傳奇的味道，也像是當時八卦小報香艷故事的翻版。對于不得不和這樣的人做同事，作者顯然有更多的不屑與無奈，以至于他寫下這樣的評論：“至于他怎么由一個首飾店的學徒變成了教史地的中學教員，那誰知道呢？上海的許多事情，都是蠻難講的。”

第五位體育教員謝霈，在學校沒有操場和體育設(shè)施的情況下，他上體育課另辟蹊徑，帶著學生就近在與霞飛路相交的幾條車輛行人稀少的橫馬路上跑一圈。青春期的學生自然愿意，何況回程時還能順路買些零食解饞：甜咸“支卜”、檀香橄欖、蜜餞嘉應(yīng)子、苔條小麻花。除了英文、史地，小小一所中學，還有體育課，上海教育注重綜合素質(zhì)由此見微知著，也可見上海對體育的重視，上海體育發(fā)展起步之早。如同沈裕藻的午餐四式：“支卜”、橄欖、嘉應(yīng)子、苔條麻花，這四種零食包含了江浙閩南多地口味，是上點年紀的上海人熟悉的老味道，也是海納百川移民城市的生活寫照。因為沒學歷，當過兵要過飯，謝霈認為“只有銅鈿是真的”！區(qū)別于對沈福根的揶揄，對史先生的不屑，對這樣一個粗人，作者投以較多觀察，尤其是細致描述了對自己吝嗇的謝霈愛看人下棋，為了在星期天能把上海灘兩位圍棋國手請到學校來下棋，他不惜血本，好茶好煙好酒好菜招待。或許在汪曾祺看來，粗俗而有癖好的謝霈，魯直鮮活，是上海這個商業(yè)都市里的異數(shù)，有其可愛坦蕩之處。與之對應(yīng)的兩位圍棋國手，從衣著裝扮到行為舉止，無不顯示著光鮮體面，透露著自我感覺良好；但在作者毫發(fā)畢現(xiàn)的筆觸之間，這種光鮮體面未見得比魯直鮮活高級，當然上海這座城市的妙處也在于讓相對高級的圍棋國手，能夠與處于低級位置的“武人”和諧共生。

第六位李維廉，高中畢業(yè)由北京來到上海，計劃在上海考大學。其叔父在復(fù)旦大學教書且是詩人，與介紹作者到致遠中學的文學戲劇前輩是老朋友，并同樣由這位前輩介紹，到此處教一年級算術(shù)，以解決食宿。李維廉是位比較內(nèi)向的年輕人，星期天不是去叔叔家，便是在自己宿舍里溫習功課。此處出現(xiàn)的文學戲劇前輩，原型是戲劇家李健吾，與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相交甚篤，而致遠中學的校長原型高宗靖是李健吾的學生。上海戲劇界與教育界頗多關(guān)聯(lián)，在復(fù)旦大學校史上，話劇社有著獨一無二的地位。中國現(xiàn)代話劇的興起與發(fā)展，也與上海的左翼戲劇運動及不斷涌現(xiàn)的進步劇目和進步戲劇人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汪曾祺近乎紀實性的小說，在瑣碎真實的生活細節(jié)里，點點滴滴地昭示出上海的文化引領(lǐng)。

隨后是兩位存在感很低的人物，一位是從事注冊收費收發(fā)等雜務(wù)的年輕女性胡鳳英；另一位是校工老左，被作者一筆兩筆帶過。

最后出場的是作者“我”，教三個班級的國文。課余或者看電影，或者到一位老作家的家里坐坐，或陪一個天才畫家逛霞飛路，抒發(fā)海闊天空才華迸發(fā)的情懷；吃完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再回學校簡陋鐵皮頂木棚批作文，寫小說，寂寂工作至深夜。如遇雨天可遙想往事，又因為一聲分明的“白糖蓮心粥——”而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上海。作為從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的青年作家，在上海以教初中國文為生，多少是有委屈的，水土不服、環(huán)境差異、時局動蕩讓作者內(nèi)心恓惶。但另一方面，上海卻無可爭議地提供了都市生活的不少便利，即便那是20世紀40年代末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我”課余能夠看看電影，與這個時期上海電影業(yè)發(fā)達、電影院眾多、電影放映便利必然有關(guān)。能去對方家里拜訪坐坐的老作家，應(yīng)當是巴金，巴金的愛人蕭珊是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作為比作者年長16歲的巴金，在當時的上海文壇已經(jīng)地位卓然，世事紛亂尚有適宜居所，還能接待文化界同仁。而與之一起逛霞飛路抒發(fā)情懷，吃加辣椒咖喱牛肉面的天才畫家是黃永玉，雖然囊中羞澀，上海依舊給了他們一定的庇護。這幾位之后成為中國文壇、畫壇、文藝界舉足輕重的人，在70多年前上海的風云際會中，沉潛起伏、小露崢嶸。交代了個人際遇，作者筆鋒回轉(zhuǎn)寫“我”在星期天，除去有約會，大都和趙宗浚、沈裕藻一起逛公園、游城隍廟，還有聽票友唱戲，看國手下棋，以及翻閱《辭海》，閱讀《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對后面這本書，“我”很有感情，因為它曾經(jīng)在喧囂忙碌的上海，陪伴他度過許多閑適安靜的辰光。

排隊一般地介紹了這所學校的甲乙丙丁，雖貌似人物檔案羅列，其實作者早就由“星期天”這個時間交集，把大部分的關(guān)聯(lián)人物，不露聲色地匯聚在了一起。

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圍繞著忽然興起的星期天學校舞會緩緩鋪陳。

緣起趙宗浚開始追求一位名叫王靜儀的女朋友，她性格文靜、儀態(tài)大方，學音樂出身，在一個教會學校教音樂課。家境清簡寒素，還要培養(yǎng)兩個妹妹上學，近30歲尚未嫁人。趙宗浚在一位老一輩導(dǎo)演家中結(jié)識王靜儀，很是傾心，各種示好，王靜儀客氣感謝卻未接受。舉辦舞會可以吸引她和她剛剛學會跳舞的兩位妹妹。對趙宗浚來說，舉辦舞會還因為他需要運動，并讓自己新從拍賣行買來的整套數(shù)十件雞尾酒酒具“派派用場”。當然，還因為，現(xiàn)有一個非常出色的跳舞老師——借住學校的電影演員郝連都。與“我”、李維廉一樣，郝連都是由同一位文學戲劇前輩介紹來到這個學校的。彼時，西方文化、教會機構(gòu)、西式音樂舞蹈，以及西式社交方式對上海的影響，在一個舞會的組織舉辦上都有所顯現(xiàn)。

借由介紹郝連都與謝霈、李維廉三人同住學校后樓底層的一個房間，作者一并說明了自己與另一位《大晚報》夜班江姓編輯合住在底樓的另一間，陰暗潮濕，離開時小鐵床墊席背面竟長了一寸多長的白毛。樓上二三層和隔壁人家樓上隨時會把用過的臟水從高空自天井潑下，嘩啦一聲，驚心動魄，“我”便將這兩間屋叫作“聽水齋”。上海市中心一所小小中學，如同汪洋中的小島，容納了作家、編輯、電影演員諸多文藝青年，條件固然簡陋，卻也給人以安身立命之所。所以，數(shù)十年后的1983年，汪曾祺在回望撰寫這一段上海往事時，極為自然地描繪出大都市小市民的世態(tài)冷暖，也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對人生的感嘆，在悵然中流露出對上海的感念。

郝連都，高大、挺拔、英俊，神秘而充滿激情。雖蝸居陋室，出門則西裝革履容光煥發(fā)，早出晚歸，或到一個白俄家學發(fā)聲，或到另一個白俄家學舞蹈，練拳擊學騎馬，或到劇專旁聽表演課。到處找電影看，除了大眾化的影片，還到光陸這樣的小電影院去看烏發(fā)公司的德國片。他星期天有時也在學校，聽票友唱戲，看國手下棋，與大家聊電影，聊內(nèi)戰(zhàn)，聊沈崇事件，聊美國兵開吉普車撞人，在馬路上酗酒胡鬧。他說話表情豐富，手勢有力，笑聲很有感染力。他跳舞亦佳，探戈跳得尤其好，甚至曾經(jīng)在跑狗場舉辦的探戈表演晚會上表演過。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多才多藝、極具人格魅力的人。也就在這些看似松散隨意的敘述中，流亡上海的俄羅斯貴族在音樂舞蹈方面的影響，西方體育健身競技在上海的發(fā)展，上海電影業(yè)的發(fā)達與專業(yè)，內(nèi)戰(zhàn)形勢在上海民間引起的焦灼，1946年12月北大女學生沈崇被美兵強暴引發(fā)社會大規(guī)模民眾抗議的余波，美國軍隊在中國境內(nèi)的為所欲為，等等，層層遞進，徐徐展開。

郝連都寄居于此，不任教職不交房錢。趙宗浚邀請他參加舞會，教大家跳舞，他欣然應(yīng)允，這是合理人情。于是星期天的晚上，學校成了可供下棋觀棋，唱戲聽戲，以及學舞跳舞的俱樂部。大教室木紋地板打磨上蠟，紅藍燈泡閃爍、電唱機電風扇轉(zhuǎn)動，玻璃酒具注入汽水、可樂，兌一點兒白酒，晶瑩剔透，音樂更是肖邦、黑人爵士樂、南美倫巴、李香蘭唱片、廣東《彩云追月》、上海流行歌曲交替登場。眾人齊跳《香檳酒氣滿場飛》，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而這是20世紀40年代末的上海。

參加舞會者，除了學校教員、王家三姐妹們，還有本校畢業(yè)工作的女生，以及胡鳳英約來的有些不著調(diào)的社會青年，但因為在學校參加舞會，他們還算收斂。有這些人的打底烘托，郝連都愈發(fā)成為舞會的靈魂人物。

故事的高潮定格在這一個星期天，華燈初上，舞樂輕揚。“大夏校友”之一的李文鑫晚上要拉一場戲，帶著彈月琴的下手先走了。票友們有的告辭，有的被沈裕藻留下來跳舞——京劇票友響應(yīng)西式舞會，也算是老上海做派。下棋的吃了老酒，喝著新泡的龍井，準備再戰(zhàn)。參加舞會的來賓陸續(xù)到來，主角郝連都卻遲遲未到。

眾人期盼中，學校鐵門外人聲喧嘩，大家趕到門口，只見一群人簇擁著郝連都到來。他頭發(fā)散亂，襯衫破碎，李維廉在他身旁，夾著他的上衣。借著簇擁而來的眾人致意和李維廉之口，郝連都與李維廉在霞飛路遭遇醉酒美國大兵侮辱中國女性，郝連都無所畏懼一個人痛打四個美國兵，而后圍觀百姓一擁而上掩護他離開現(xiàn)場的情景躍然紙上。

面對郝連都的再三致謝，上海底層民眾應(yīng)答之間的可親可敬，為這座紅色之城、英雄之城做出了注腳。

“嘸不啥，嘸不啥！（“沒啥，沒啥！”）大家全是中國人！”這應(yīng)該是江浙一帶人的說法。

“儂為中國人吐出一口氣，應(yīng)該謝謝儂！”這更接近上海土著表述方式。

在上海本地民眾之外，一個在公園里教人打拳的滄州老人說：“兄弟，你是好樣的！”拳拳愛國之心不分南北，或也說明上海城市的融合度之高。

“郝先生！你今天干的這樁事，真是叫人佩服！晏一歇（等一會兒）請到小攤子上吃一碗牛肉面消夜，我也好表表我的心！”說這話的是對面弄堂賣咖喱牛肉面的江北人。汪曾祺籍貫高郵，可以統(tǒng)算作江北人。在上海，“江北人”之稱多少帶有蔑視，有學者認為汪曾祺在上海時期因為籍貫江北頗受冷落。而在這里，這個賣咖喱牛肉面的小人物，不僅毫不忌諱與郝連都的熟稔，也拿出自己力所能及的熱忱，要請客吃一碗面以表敬意。江北人的吃得起苦和樸實爽直，讓作者情不自禁給了他說出三個驚嘆句的機會，也賦予其淳樸真誠的光彩。

很有意思的是，北京來上海備考大學的李維廉，這個原先作者用“很靦腆，不愛說話，神情有點憂郁”來形容的年輕人，一鳴驚人地用了極為生動、情感飽滿的語言，向大家講述了郝連都見義勇為的事跡。十個短句，表達清晰，形象生動，妙語不斷，最后給了美國大兵一句“真不是玩意！”的京式定論以作結(jié)尾。足見這樣大快人心的舉動，讓他備受沖擊熱血沸騰。

上海灘的眾生相隨后進一步展現(xiàn)。大家議論紛紛都很激動，而國手之一慢條斯理提醒是不是把鐵門關(guān)上以免美國兵來尋事，國手二附議：美國人惹不得。雖然讓人覺得齒冷，卻又不得不承認是一種理性的判斷。沈福根年紀輕，腦子活反應(yīng)快，主動出去偵察，煞有架勢、躡手躡腳到霞飛路逡巡一番，而后回來報告平安無事，霞飛路上人來人往，美國赤佬無影無蹤哉！

于是下棋的下棋，跳舞的跳舞。

郝連都換了一身白法蘭絨西服出場，作者雖惜墨如金只用了“顯得格外精神”六個字，已足以讓這位明星英雄在這場特別熱鬧的星期天舞會上熠熠生輝。

郝連都幾乎每支曲子都跳了，做了一件令人敬仰的大事后，他不驕不躁，盡可能不讓所有人失望。舞伴從王靜儀的兩個妹妹王婉儀和王淑儀，再到胡鳳英請來的不太著調(diào)的“吉普女郎”，舞曲從快三步到慢四步、狐步舞甚至倫巴。

王靜儀不大跳，和趙宗浚跳一支慢四，當屬禮節(jié)性答謝，拉了李維廉跳一支慢三步圓舞曲，多少是對他激賞維護郝連都的隱約贊許。隨后她就一直在邊上坐著，直至舞會快要結(jié)束，她起身在唱片里挑了一張《Lapaloma》，并主動邀請郝連都共舞此曲。

西班牙舞曲《鴿子》響了，飄逸的探戈舞跳起來了，這一對璧人跳得優(yōu)美而默契，貼近拉遠、進退起伏，如行云流水。尤其是王靜儀，抬臂側(cè)肩，俯仰回旋，又輕盈又奔放。她眼睛發(fā)亮，白紗裙飄動，如同綻開的一朵大百合花。

趙宗浚第一次認識了王靜儀，或者說是認識了真正的王靜儀。“他發(fā)現(xiàn)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負擔下仍然有完好的抒情氣質(zhì)，端莊的儀表下面隱藏著的對詩意的、浪漫主義的幸福的熱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他因此明智地判斷自己的追求是無望的，并反省自己庸俗且難以改變，他覺得異常疲乏，也意味著他選擇尊重王靜儀的意愿。

在趙宗浚的身上，時時可見上海人處世的精明與圓熟，他不是完美理想的男主角，但他最終的明智、反省與氣度，體現(xiàn)了上海人的心胸格局。作者并不欣賞他，卻依舊認為他有可圈可點之處，正如有學者認為《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是汪曾祺多年后自購并極為喜歡的一本書，而在這篇小說中，他把這本心愛之書“奉獻”給了趙宗浚，也讓這個在上海20世紀40年代喧囂紅塵中的俗人保有一份清醒自知。

而郝連都，一度激發(fā)我探究其是否有原型。40年代的上海男演員眾星閃爍，金焰、趙丹、石揮都是出色的男明星，但又都有著與郝連都明顯不對應(yīng)之處。反復(fù)比對后，可以發(fā)現(xiàn)1925年出生于南京城市貧民家庭的中叔皇，在人生經(jīng)歷、性格技能上與郝連都有多處重合。因父親早逝，中叔皇初中尚未畢業(yè)，就輟學來上海謀生。他在親友資助下一度進入新聞專科學校學習，并立志成為記者，后轉(zhuǎn)向戲劇舞臺。1946年10月，地下黨領(lǐng)導(dǎo)的昆侖影業(yè)公司于上海成立，中叔皇從眾多應(yīng)試者中脫穎而出，以優(yōu)異成績被錄用。昆侖影業(yè)拍攝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進步電影，在廣大觀眾中引起強烈共鳴，也讓中叔皇由衷感到自己選的路沒有走錯。從進入昆侖影業(yè)到1949年，在進步人士的啟蒙下，中叔皇對藝術(shù)應(yīng)該有益于人民和社會有了明確的認識。1949年前后，他滿腔熱情參加“昆侖”文工隊，到學校工廠演出，迎接和慶祝新中國的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叔皇在多部影片中扮演革命軍人、地下黨員。從相關(guān)資料中可見他還是位身材奇?zhèn)ァL度翩翩的大個子演員，身世經(jīng)歷、外形體格、性格信念，都與郝連都刻苦學習、體魄強健、技藝高強、一身正氣、拳擊美國兵互相印證。當然，郝連都的原型究竟是不是中叔皇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上海能夠孕育出這樣的風云人物！

在小說的尾聲，舞會散了，圍棋也結(jié)束了。國手之一意味深長地對國手之二說：

“這位郝連都先生，他會不會是共產(chǎn)黨？”

國手之二的回答有著上海式的玄妙：“難講的。”

一切盡在不言中，汪曾祺水到渠成地最終寫下：“失眠的霓虹燈在上海的夜空，這里那里，靜靜地燃燒著。”以成就他對曾經(jīng)身處過的上海的遠眺。

隔了35年的光陰，汪曾祺用他獨有的筆觸，刻畫描摹出大約在1947年、1948年的上海世相，不是漫漫長卷，卻勝在舉重若輕間絲絲入扣。年輕時他曾向恩師沈從文哭訴在上海的生存艱難；而回望時，他卻賦予上海和上海人更多的理解欣賞與寬和溫暖。在1983年這篇小說面世將近40年時，我穿梭漫步其間，一起描摹我眷戀的上海曾經(jīng)的浮世繪，以及那一段浮華中上海人的善與真，上海城市的艱難與堅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