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分唐宋 詞亦分唐宋 ——文化轉(zhuǎn)型與詞體審美范式的演變
“詩分唐宋”,是南宋以降古典詩學批評中討論頗多的話題。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總結(jié)說:“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意在強調(diào)唐詩、宋詩是兩種各有所長的審美范式,雖與朝代有關,但可以超越朝代的時間限定,審美意義上的“唐詩”不一定出自唐人,“宋詩”也不一定出自宋人。
由“詩分唐宋”引出一個問題:唐宋兩朝的其他重要文體,比如與詩歌關系密切、被稱為“詩余”的詞,是否也可以作唐宋之分,具有審美意義上的“唐詞范式”與“宋詞范式”呢?從唐宋詞產(chǎn)生的文化土壤、創(chuàng)作實踐以及美學接受等方面來看,“詞分唐宋”不僅可能,而且是一種客觀存在。
“詞分唐宋”的文化土壤:中唐到北宋的漸進式文化轉(zhuǎn)型
文學審美形態(tài)的演變,與孕育它的文化土壤密切相關。在中國文化史上,唐宋兩朝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轉(zhuǎn)折期。以中唐為界,從魏晉到盛唐一直在政治體制中處于中心位置的門閥貴族日益衰落,而通過科舉躋身仕途的寒門庶族勢力則不斷增強,至宋代完全取代了門閥貴族,形成了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經(jīng)濟上,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diào)制,農(nóng)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減弱,以城市為中心的商業(yè)經(jīng)濟日趨繁榮。文化方面,思想領域由儒、釋、道三教并行走向以儒為主兼融釋、道的理學獨盛。印刷術(shù)的廣泛應用則使知識迅速擴散,社會的文化水平有了顯著提升。
今人通常將中唐之前上承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稱為“唐型文化”,中唐發(fā)端、成于宋代的文化稱為“宋型文化”。“以豐神情韻擅長”的唐詩與“以筋骨思理見勝”的宋詩,分別是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所開出的精神花朵。“詞分唐宋”的現(xiàn)象,也與唐宋文化轉(zhuǎn)型有關,但與詩歌相比,又有其特殊性。
詞作為一種文體,在盛唐以前處于萌芽狀態(tài),到中唐之后才有較多文人投入創(chuàng)作。其小令體式成熟于晚唐五代,而小令、長調(diào)并盛,風格多姿多彩的繁榮局面,到北宋后期才初步形成,至南宋始“極其工”“極其變”。可見,它的發(fā)展、成熟期是在“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轉(zhuǎn)變發(fā)生之后。
不過,文化轉(zhuǎn)型并非一蹴而就。中唐之后,“唐型文化”的某些因子依然長期存在。比如科舉考試,終唐之世不僅取士數(shù)量不多,而且多出自世家大族。六朝貴族的流風遺韻、“富貴氣象”,仍為士人們悠然神往、反復詠嘆。作為“宋型文化”思想內(nèi)核的儒學,雖從中唐的韓愈開始就呼吁復興,但到仁宗朝慶歷前后才真正實現(xiàn),理學的生成更要到北宋后期。
據(jù)此可知,唐宋文化轉(zhuǎn)型的發(fā)生,并不意味著“唐型文化”馬上就被“宋型文化”取代,只不過“宋型文化”諸要素在與“唐型文化”諸要素的相持中不斷成長壯大,最終占據(jù)了主流地位。這種漸進式的變革,為中唐以后“唐型”詞的產(chǎn)生及其向“宋型”詞的發(fā)展提供了相應的文化土壤。
“詞分唐宋”的創(chuàng)作實踐:“唐詞范式”與“宋詞范式”的生成與演變
從詞的創(chuàng)作史來看,唐五代、北宋總體上屬于“唐詞”的時代。晚唐五代的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等人是“唐詞范式”的奠基者。他們的基本創(chuàng)作方法是“以唐詩為詞”,即采用與唐人絕句、律詩相近的小令體式,將唐詩的藝術(shù)手法、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運用到詞中,營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含蓄委婉的韻味。其中,溫、韋所代表的花間詞風與馮、李所代表的南唐詞風又各為“唐詞范式”之一體。“花間體”純?yōu)閼瓒鳎a(chǎn)生與傳播于貴族宴飲娛樂的場合,多寫類型化的艷情閨思。“南唐體”雖也有應歌的目的和作用,卻常常融入憂生憂世之思。李煜亡國之后的詞作更是像詩歌一樣真率直接地言志述懷,抒寫國破身降的深悲巨痛。
北宋詞壇在神宗朝以前,基本處于“唐詞范式”的影響下。柳永雖以慢詞創(chuàng)作打破了小令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其“以賦為詞”的手法也開啟了宋詞新風,但因“俗”名而未獲主流認同。在北宋后期,隨著宋型文化的發(fā)展、成熟,“宋詞范式”也初步生成。
所謂“宋詞范式”,是指體現(xiàn)了宋型文化特色的詞體審美范式。這種宋型文化特色可概括為三個方面:科舉制激發(fā)了士人參政議政、關心社會的淑世情懷;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哲學思潮造就了敏于思辨的理性精神;知識普及化帶來的對前代文化集大成式的學習、整合與運用。以此來看北宋后期詞壇,則“宋詞范式”的構(gòu)建主要有兩條道路。
一是以蘇軾為領袖的革新派。他將“以唐詩為詞”變?yōu)椤耙运卧姙樵~”,把宋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作風引入詞中,不刻意追求含蓄深遠的意境。作詞是為了盡情抒寫士大夫的思想情感、人生際遇、哲理體悟。二是以周邦彥為代表的改良派。他的詞在內(nèi)容上保留了“唐詞”特點,形式上講究協(xié)律可歌,但在藝術(shù)表達上發(fā)展了柳永的“以賦為詞”,注重鋪敘、思力、典故運用,體現(xiàn)出宋代士人深厚的知識素養(yǎng)與以理節(jié)情的美學追求。
“宋詞范式”盡管在北宋后期已初步形成,但無論是革新派還是改良派,都未能取代“唐詞范式”的主流地位。蘇軾與周邦彥的詞作為經(jīng)典的審美范式被廣泛接受,是從南宋開始的。
南宋為宋型文化成熟之后的穩(wěn)固發(fā)展期。理學流行,復雅呼聲高漲,士大夫的心態(tài)日益內(nèi)斂。前期由于國勢劇變,士人多懷抗金恢復之志,因此蘇詞言志述懷、不拘音律的作風受到重視。辛棄疾接過革新派的大旗,將“以宋詩為詞”的作風發(fā)揮到極致,慷慨悲壯地書寫英雄之志、失路之嘆,完成了“宋詞范式”中“蘇辛體”的建構(gòu)。南宋中后期偏安之局已定,士大夫更加推崇文雅意趣,周邦彥注重技巧、音節(jié)和雅、用典豐富的詞風由此大受尊奉。姜夔在周邦彥的基礎上改良,以江西詩法入詞,用健筆寫柔情,矯秾麗為清空,開創(chuàng)了格高調(diào)雅的風雅詞派,形成了“宋詞范式”中的“周姜體”。“宋詞范式”成為南宋詞壇的主流。
“詞分唐宋”的美學接受:“宗唐”派與“宗宋”派的形成與融合
從唐宋詞的接受史來看,歷代不少人注意到了詞亦如詩,存在著“唐音”“宋調(diào)”的美學差異,并且形成了“宗唐”派與“宗宋”派。“詞分唐宋”的現(xiàn)象,也由此可證。
在宋金元時期的詞論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涉及詞體唐宋之辨的比較。如北宋后期李之儀推崇以《花間集》為代表的唐詞之“韻”,認為學詞當以《花間集》為主,以宋人為輔。李清照則從儒家詩教說的角度批評唐五代詞,并在堅持詞應保持協(xié)律可歌的體性的同時,提出了高雅、鋪敘、典重、故實等詞體審美標準,顯示出宋型文化的影響。
南宋詞壇創(chuàng)作以“宋詞范式”為主,理論上也與此相應,前期多崇蘇,后期多尊周。而“唐詞范式”中的“花間體”,則處于褒貶并存的境地。人們一方面肯定唐詞的藝術(shù),奉《花間集》為“倚聲填詞之祖”,另一方面又批評其不合政教,認為其靡麗的風格無補于世道人心。金元詞壇主要“宗宋”,但南北風氣不同,北方的元好問等人主尊蘇、辛,南方的張炎等人則力推周、姜。
明代詞學進入自覺期,人們對于唐宋詞的審美差異,有了明確的比較意識。李開先在《歇指調(diào)古今詞·序》中說:“唐、宋以詞專門名家,言簡意深者唐也,宋則語俊而意足。”明代中后期,由于心學影響下主情說的興盛以及文壇的擬古主義思潮,尊唐復古成為詞壇主調(diào)。徐渭在《南詞敘錄》中明言:“晚唐五代填詞最高,宋人不及。”至明末清初,更是出現(xiàn)了以云間派詞人陳子龍為首的“宗唐”派。他們學習花間、南唐詞風,專作小令,對詞之“宋調(diào)”置之不顧。
清代前期,王士禛、納蘭性德等著名詞人都有“宗唐”的傾向。不過,“宗宋”的勢力也在此時崛起,形成兩大派別:一是以陳維崧為首,發(fā)揚了蘇、辛詞風的陽羨詞派;一是以朱彝尊為宗,學習姜夔、張炎詞風的浙西詞派。浙西詞派因為符合官方“清真雅正”的審美觀念,逐漸占據(jù)主導地位。
清朝中期以后,社會亂象漸顯,于是以復古為口號又注重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常州詞派應運而生。該派的開創(chuàng)者張惠言尊尚“唐音”,奉溫庭筠詞為最高典范,在華美的辭藻、深婉的意境中寓有政教大義。這種對“唐音”藝術(shù)典范的重新闡釋,其實是融入了詞之“宋調(diào)”的政治品格、現(xiàn)實價值。該派理論家周濟主張學詞應從“有寄托”的南宋詞入,從“無寄托”的北宋詞出,也是融合唐宋之意。
也有詞學家運用新的理論體系去評價唐宋詞,其中王國維是突出代表。他融貫中西文藝理論,建立了以“境界”為核心的詞體審美標準。他贊美唐五代北宋詞有“境界”,批評辛棄疾之外的南宋詞無“境界”,尊“唐音”貶“宋調(diào)”之意非常明顯。但他后期對既具“宋調(diào)”新質(zhì)又保留了一定“唐音”特色的周邦彥詞評價頗高,說明其詞學觀中也有融合唐宋的一面。
總之,唐宋文化轉(zhuǎn)型是一場復雜而深刻的變革,由此產(chǎn)生的文學審美范式上的唐宋之分,不僅存在于詩中,也存在于詞中,還可能存在于其他文體中。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高峰,唐宋文學在這場頗有“文藝復興”意味的文化轉(zhuǎn)型中的表現(xiàn),還有不少話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作者:符繼成,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詞體的唐宋之辨研究”負責人、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