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發(fā)展歷程中，不僅有波瀾壯闊的長河、星光燦爛的天空，更矗立著一部部引人注目的“高峰”作品。由中央戲劇學院承辦的“電影強國之‘高峰’電影作品的探究、追求和打造”論壇日前舉辦，依托2021年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戲劇影視‘高峰’作品創(chuàng)作建設研究”，邀請電影行業(yè)的導演、演員、編劇、學者，為推動中國電影誕生更多的“高峰”作品建言獻策。

何為“高峰”電影

中央戲劇學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戲劇與影視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2021年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戲劇影視‘高峰’作品創(chuàng)作建設研究”首席專家郝戎說，一部中國電影史就是中國電影人不懈努力，致力于打造優(yōu)秀影片的歷史。學界認為“高峰”電影應該具備4個基本屬性，即思想性、時代性、民族性、藝術性；而“高峰”電影要想經得起歷史檢驗，必須深深根植于人民，所以人民性是其根本屬性。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當代電影》雜志社長兼主編皇甫宜川認為，“高峰”電影的特質有3個方面：表現力、創(chuàng)新能力很強，對后來者有所啟迪和影響；能夠表達人類的共同情感和普通人的情感；能夠對歷史、對當代社會有深刻的認知，并有很好的表達。

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是文藝界公認的優(yōu)秀作品的標準。中國文聯(lián)電影藝術中心研究員、《電影藝術》主編譚政認為，能做到這些而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最后沉淀下來的就是“高峰”電影。

如何打造“高峰”電影

北京電影家協(xié)會主席，導演、監(jiān)制、編劇黃建新是第五代導演的代表，曾拍攝出《背靠背、臉對臉》《黑豹事件》等優(yōu)秀影片，近年來又以導演、監(jiān)制、編劇等身份參與了《建國大業(yè)》《我和我的祖國》《長津湖》等影片的創(chuàng)作。他認為，要想到達“高峰”必須先到達“高原”，電影的高質量須先有一定數量的積累，培養(yǎng)出一批優(yōu)秀從業(yè)者，包括演員、導演、編劇、攝影等。“到達相應高度后，再集合所有力量，一點一點往上攀爬，才能成功”。他指出，中國電影的基礎高度是可以通過努力達到的。比如新主流電影創(chuàng)作，從《智取威虎山》開始嘗試，通過《十月圍城》《湄公河行動》等不斷推進，到《長津湖》獲得很大成功。

上世紀90年代，香港電影人以激情和創(chuàng)造力拍攝了大量影片，雖然質量不一，但是后來出現了吳宇森、王家衛(wèi)等優(yōu)秀導演。北京電影家協(xié)會副主席，編劇、導演束煥認為，這種歷史經驗值得借鑒。“‘高峰’不是像蓋樓一樣一層層搭建出來的，而是‘堆’出來的。一噸沙子做自由落體運動，落下之后自然而然會形成圓錐形，最上面就是‘高峰’。”他表示，“我們也要靠大量電影人的忘我投入，最后能夠到達金字塔頂端的人會成為關注的焦點，但是不能忘記所有為電影事業(yè)奮斗的廣大從業(yè)者。唯有宏大的基礎才能支撐起‘高峰’。”

演員章子怡近年來也從事了導演、制片人和教學工作。她執(zhí)導了《我和我的父輩》中《詩》的篇章，并且飾演了一位投身國防事業(yè)的基層科學工作者，導演和表演都得到認可。她認為，“高峰”表演會讓觀眾念念不忘、感同身受，“演員心無旁騖、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情緒、思維、雜念都拋棄，才能達到一種最投入的狀態(tài)，造就‘高峰’表演。”

“高峰”電影需要年輕人

現代社會飛速發(fā)展，短視頻等百姓喜聞樂見的網絡視聽節(jié)目形式對電影產生了一定影響。束煥的作品很多是貼近生活、大眾喜聞樂見的喜劇創(chuàng)作，包括電影《人再囧途之泰囧》《港囧》等以及許多春晚小品。他認為，短視頻倒逼喜劇電影創(chuàng)作更加純粹，“無厘頭、純搞笑的內容其實拼貼不成一個作品，喜劇電影必然回歸到戲劇傳統(tǒng)，更關注人物，更講求劇情的完整性”。他指出，電影跟戲劇相比有一個明顯的短板，就是不便嘗試，“唯一的辦法是進行集體創(chuàng)作，團隊中盡量吸收更多的年輕人參與”。

黃建新說，電影一直是一種年輕人勇于加入、勇于推動的藝術形式。“年輕人永遠會對上一代的作品表達不滿，這是電影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我們當年也總想標新立異、與眾不同，這是年輕人的普遍心態(tài)”。

作為傳承鏈條中的年輕電影人，演員劉昊然說，青年人、青年演員具有求知欲、探索欲、好奇心，而且無所畏懼。他曾在一部影片中飾演粟裕將軍，“影片中的粟裕將軍19歲，他們挑戰(zhàn)那個時代的權威，去開創(chuàng)一個新的世界。當時我也是19歲，但我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想法，表演中只能無限放大自己”。他表示，自己曾經總想演和自己性格不同的人物，“希望大家看到演員不同的側面，希望有所突破。但這幾年更多地思考自己出演的影片、飾演的角色到底能給觀眾傳遞什么，這是我的成長和進步”。

章子怡從影以來，曾經與很多著名導演合作，如張藝謀、李安、王家衛(wèi)等，他們的影片不少堪稱“高峰”作品。章子怡表示，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其實自己19歲出演第一部作品《我的父親母親》時也沒有準備好，但是在實踐過程中一直沒有放棄從各方面加強積累。“年輕演員要努力做好自己，尊重這門藝術、尊重自己的選擇、尊重導演的選擇，把給你的任務完成好。”

“高峰”電影須與時俱進

皇甫宜川列舉了他心目中國產電影的優(yōu)秀作品：《小城之春》《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東流》《我這一輩子》《大鬧天宮》《黃土地》《紅高粱》以及近年來的《長津湖》《中國醫(yī)生》等。他表示，這些影片啟示我們，一方面要潛心進行創(chuàng)作，沉浸到作品里面，沉浸到人物角色中，沉浸到要表達的情感中，才能創(chuàng)作出好作品；另一方面，“高峰”作品不是孤立的，它們一定是被包含在大量同時代作品中的。“每一次創(chuàng)作高潮都會誕生一大批優(yōu)秀電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乃至于新世紀以來都是如此。”

導演鄭大圣認為，越高的山峰越得落在實地，“‘高峰’與否從來不是創(chuàng)作者自我命名的。創(chuàng)作者跟時代相互遭遇，相互選擇，電影要與時代偕行、與時俱進，還將經受時間的考驗。”編劇、作家蘭曉龍表示，創(chuàng)作者要潛心前行，其他的就留給時間去判斷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