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編報紙副刊時，沒有什么經(jīng)驗。偶讀到孫犁寫過的關(guān)于編輯的心得，像得到了一次函授，明白了一些道理。我周圍的新老朋友中，喜歡孫犁的有很多，如姜德明、衛(wèi)建民，長年與先生通信，已經(jīng)成了文壇佳話。經(jīng)常給我們副刊寫文章的劉紹棠、從維熙就是得到孫犁的幫助而成長起來的。有時候，從他們的文字間，感受到孫犁的影子，關(guān)于這位老作家的故事，也知道了許多。

孫犁去世后，我曾到天津拜訪過他的兒子，希望將先生的藏書捐到魯迅博物館。我那時候已經(jīng)調(diào)到博物館，因為知道孫犁的書多是按照魯迅書賬目錄購買的，且還有《書衣文錄》在，是有很高的文物價值的。可惜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愿。后來我調(diào)入大學工作，此事就沒有再進行下去。也不知道先生的藏品目錄，現(xiàn)在整理出來了沒有。

這些年間，有不少人在梳理孫犁的史料，說明他的影響力日益擴大，被許多人所學習、研究。他的書和別人不太一樣，讀過幾句，心就會靜起來，像一片安寧的湖。這樣的時候，也想寫一點讀后感之類的文字，卻因為一手的文獻有限，許多題目不敢去碰。有的作家，讀其文已經(jīng)知道大半，沒有想去深入了解的欲望，孫犁卻不是這樣，讀其文，想見其人，有尋覓與文字相關(guān)的什物的沖動。我想，大凡喜讀其作品的人，多少也有類似的感覺。

孫犁生前，身邊有一些青年朋友，彼此的交往，都很純粹。看他們的通信，沒有什么套話，都是推心置腹之言。他的性格有點孤僻，在外人看來，接近起來并不容易。但讀到一些友人的回憶錄，發(fā)現(xiàn)他是一個很可親的老人，在世情面前，涇渭分明。有時候看似有點偏執(zhí)，內(nèi)心其實有一盆火。不近情理的人有時最通情理的，格局雖然受到影響，而思想是深的。

最近一個時期，研究孫犁的書，許多是他生前的小友所著。段華的《孫犁年譜》，宋曙光主編的“我與孫犁”叢書，都是不可多得的出版物。當年的小友，多已經(jīng)進入老年，所憶所感，在斑斕的畫面外，不乏滄桑之感。這些人都與孫犁有筆墨之交，有的是同事，有的為讀者，有的則是他的作品的編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我與孫犁”叢書收有五位作者的書：謝大光《孫犁教我當編輯》、肖復興《清風犁破三千紙》、宋曙光《憶前輩孫犁》、冉淮舟《欣慰的回顧》、衛(wèi)建民《耕堂聞見集》，提供了認識先生的一手資料。一個作家離開世間二十多年，還有如此多的人懷之、念之，說明了有一種引力在，這引力穿過了時空，吸引了數(shù)代人。孫犁沒有汪曾祺那么悠然，也無張中行那樣哲思氣，但他的冷峻和憂郁里的悟性，成就了另一種風格的詩文，與同代人不同的是，保持了戰(zhàn)士的本色。這種獨特性，在當代文學中并不多見。

讀孫犁書信與他的一些小友的回憶文字，舊影歷歷在目，覺得先生是一面鏡子。對照它，便看出人性的深淺來。肖復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與孫犁通信，所涉時風、創(chuàng)作、學問諸事，都語帶真意，所言所感，頗有古風。肖復興說他與柳宗元有幾分相近，是有些道理的。柳宗元比韓愈的可愛，是能從細處體味生命，不必裝腔作勢，徒作空泛文章。而那時候的文壇，充塞浮躁之音，爭名于朝，漁利在市，如今思來，彼時顯赫的存在，多已經(jīng)灰飛煙滅，幾無蹤影。倒是在文壇邊上的孫犁的片言只語，還被人記著。我在他與衛(wèi)建民的通信里，也看到心緒的浩茫之狀，他談歷史，言讀書，都是冷視角，又不以導師自居，在什么地方令人想起魯迅與青年的交往的情形，真真是清風朗月一般。

我們說孫犁是一面鏡子，還因為對于工作的執(zhí)著。宋曙光回憶《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歷史，能夠感到他的用心和智慧。先生辦報，有一股文氣，但又非舊式京派副刊的紳士氣味，而是流動著泥土氣的。他熟讀魯迅，也由此接觸野史筆記，偶也瀏覽域外作品，便知道一個報人要輸送什么，拒絕什么。既聚焦時代，又回望歷史，于是版面上常有率性之文，博雅之音。五十年代，就扶植了一批新人，七十年代末，重辦文藝周刊時，策劃選題，介紹作者，都看出不尋常的眼光。他對于新潮的東西有時候不以為然，從謝大光、冉淮舟等人的文字里，知道在文壇風雨中，一個真人的風骨。在功利主義泛濫的時期，文藝周刊保持了一股安靜之氣，實屬難得。我覺得對于八十年代前后的報紙副刊，應做一點系統(tǒng)梳理，這期間，天津日報副刊的分量，是不可忽視的。

與孫犁一同從舊社會走來的一些作家，后來多只是定格在往歲的經(jīng)緯中，不再進步了，但他的精神卻一直在生長。因為厭倦于單一思維，便從前人那里受到啟示，在古今中外的詩文里尋找思想之光。于舊書中浸泡久了，落筆也染有蒼涼之氣，句子簡約，駁雜多趣，郁然有彩。辭章里的思想的維度增多，也知道身邊流行的東西，多為泡沫，不過是過眼煙云。他與小友們交流，坦言己身的感受，不以人愛之而愛之，弗因世苦之而苦之。笑看滄海，獨立灘頭，可謂是風雨難動的有定力的人。

由此，他也成了文壇少見的尋路者。但這尋路，不是追風，而是以退為進，生命哲學里有許多逆世的東西。比如辭章方面，同代人是以新為榮，而他則回到傳統(tǒng)的文脈里。六朝的短札，唐人的散論，宋人的筆記，都在筆端有所折射。得顏之推《顏氏家訓》之味，有白居易《與元九書》之音，陸龜蒙《野廟碑》式的小品和羅隱的《英雄之言》風格，也是有的。這些文體有別，指向不一，雖不及周氏兄弟通透，而靈思燦然。古人氣脈，在他那里漸成新調(diào)，能寫意，多素描，善議論，詞語在流轉(zhuǎn)中百態(tài)頓顯。此類本領(lǐng)，新文學家多已喪失。采擷古人異彩的時候，也剔去了士大夫氣，其短篇之作反而有了新鮮的味道。

《文心雕龍》說一個人的文章好，其中一個原因是“神居胸臆”。這“神”當包括神思、神理、神采吧。它們有時散在別處，在靜默中方可得之。西洋人有一種修煉叫“神操”，乃提升自我心靈功課。一般是在省察、默想、默觀中進行。中國人多沒有宗教觀，而像曹雪芹、魯迅等人的文字有幾分這類的神氣，他們勘破俗界，由明見暗，精神是高遠的。細想一下，孫犁亦略帶此風，他在喧鬧的世間，辟出一塊無聲的園地，讓飛動的思緒起舞著。文字仿佛冬夜的微火，引人到有光亮的地方去。這是一個常人不及的境界，大凡有此境界者，則物我兩忘，似乎是一箭遠逝，“離離如星辰之行”。我們追之而難及之，唯有體味、感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