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居胸臆
我最初編報紙副刊時,沒有什么經(jīng)驗。偶讀到孫犁寫過的關(guān)于編輯的心得,像得到了一次函授,明白了一些道理。我周圍的新老朋友中,喜歡孫犁的有很多,如姜德明、衛(wèi)建民,長年與先生通信,已經(jīng)成了文壇佳話。經(jīng)常給我們副刊寫文章的劉紹棠、從維熙就是得到孫犁的幫助而成長起來的。有時候,從他們的文字間,感受到孫犁的影子,關(guān)于這位老作家的故事,也知道了許多。
孫犁去世后,我曾到天津拜訪過他的兒子,希望將先生的藏書捐到魯迅博物館。我那時候已經(jīng)調(diào)到博物館,因為知道孫犁的書多是按照魯迅書賬目錄購買的,且還有《書衣文錄》在,是有很高的文物價值的。可惜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愿。后來我調(diào)入大學工作,此事就沒有再進行下去。也不知道先生的藏品目錄,現(xiàn)在整理出來了沒有。
這些年間,有不少人在梳理孫犁的史料,說明他的影響力日益擴大,被許多人所學習、研究。他的書和別人不太一樣,讀過幾句,心就會靜起來,像一片安寧的湖。這樣的時候,也想寫一點讀后感之類的文字,卻因為一手的文獻有限,許多題目不敢去碰。有的作家,讀其文已經(jīng)知道大半,沒有想去深入了解的欲望,孫犁卻不是這樣,讀其文,想見其人,有尋覓與文字相關(guān)的什物的沖動。我想,大凡喜讀其作品的人,多少也有類似的感覺。
孫犁生前,身邊有一些青年朋友,彼此的交往,都很純粹。看他們的通信,沒有什么套話,都是推心置腹之言。他的性格有點孤僻,在外人看來,接近起來并不容易。但讀到一些友人的回憶錄,發(fā)現(xiàn)他是一個很可親的老人,在世情面前,涇渭分明。有時候看似有點偏執(zhí),內(nèi)心其實有一盆火。不近情理的人有時最通情理的,格局雖然受到影響,而思想是深的。
最近一個時期,研究孫犁的書,許多是他生前的小友所著。段華的《孫犁年譜》,宋曙光主編的“我與孫犁”叢書,都是不可多得的出版物。當年的小友,多已經(jīng)進入老年,所憶所感,在斑斕的畫面外,不乏滄桑之感。這些人都與孫犁有筆墨之交,有的是同事,有的為讀者,有的則是他的作品的編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我與孫犁”叢書收有五位作者的書:謝大光《孫犁教我當編輯》、肖復興《清風犁破三千紙》、宋曙光《憶前輩孫犁》、冉淮舟《欣慰的回顧》、衛(wèi)建民《耕堂聞見集》,提供了認識先生的一手資料。一個作家離開世間二十多年,還有如此多的人懷之、念之,說明了有一種引力在,這引力穿過了時空,吸引了數(shù)代人。孫犁沒有汪曾祺那么悠然,也無張中行那樣哲思氣,但他的冷峻和憂郁里的悟性,成就了另一種風格的詩文,與同代人不同的是,保持了戰(zhàn)士的本色。這種獨特性,在當代文學中并不多見。
讀孫犁書信與他的一些小友的回憶文字,舊影歷歷在目,覺得先生是一面鏡子。對照它,便看出人性的深淺來。肖復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與孫犁通信,所涉時風、創(chuàng)作、學問諸事,都語帶真意,所言所感,頗有古風。肖復興說他與柳宗元有幾分相近,是有些道理的。柳宗元比韓愈的可愛,是能從細處體味生命,不必裝腔作勢,徒作空泛文章。而那時候的文壇,充塞浮躁之音,爭名于朝,漁利在市,如今思來,彼時顯赫的存在,多已經(jīng)灰飛煙滅,幾無蹤影。倒是在文壇邊上的孫犁的片言只語,還被人記著。我在他與衛(wèi)建民的通信里,也看到心緒的浩茫之狀,他談歷史,言讀書,都是冷視角,又不以導師自居,在什么地方令人想起魯迅與青年的交往的情形,真真是清風朗月一般。
我們說孫犁是一面鏡子,還因為對于工作的執(zhí)著。宋曙光回憶《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歷史,能夠感到他的用心和智慧。先生辦報,有一股文氣,但又非舊式京派副刊的紳士氣味,而是流動著泥土氣的。他熟讀魯迅,也由此接觸野史筆記,偶也瀏覽域外作品,便知道一個報人要輸送什么,拒絕什么。既聚焦時代,又回望歷史,于是版面上常有率性之文,博雅之音。五十年代,就扶植了一批新人,七十年代末,重辦文藝周刊時,策劃選題,介紹作者,都看出不尋常的眼光。他對于新潮的東西有時候不以為然,從謝大光、冉淮舟等人的文字里,知道在文壇風雨中,一個真人的風骨。在功利主義泛濫的時期,文藝周刊保持了一股安靜之氣,實屬難得。我覺得對于八十年代前后的報紙副刊,應做一點系統(tǒng)梳理,這期間,天津日報副刊的分量,是不可忽視的。
與孫犁一同從舊社會走來的一些作家,后來多只是定格在往歲的經(jīng)緯中,不再進步了,但他的精神卻一直在生長。因為厭倦于單一思維,便從前人那里受到啟示,在古今中外的詩文里尋找思想之光。于舊書中浸泡久了,落筆也染有蒼涼之氣,句子簡約,駁雜多趣,郁然有彩。辭章里的思想的維度增多,也知道身邊流行的東西,多為泡沫,不過是過眼煙云。他與小友們交流,坦言己身的感受,不以人愛之而愛之,弗因世苦之而苦之。笑看滄海,獨立灘頭,可謂是風雨難動的有定力的人。
由此,他也成了文壇少見的尋路者。但這尋路,不是追風,而是以退為進,生命哲學里有許多逆世的東西。比如辭章方面,同代人是以新為榮,而他則回到傳統(tǒng)的文脈里。六朝的短札,唐人的散論,宋人的筆記,都在筆端有所折射。得顏之推《顏氏家訓》之味,有白居易《與元九書》之音,陸龜蒙《野廟碑》式的小品和羅隱的《英雄之言》風格,也是有的。這些文體有別,指向不一,雖不及周氏兄弟通透,而靈思燦然。古人氣脈,在他那里漸成新調(diào),能寫意,多素描,善議論,詞語在流轉(zhuǎn)中百態(tài)頓顯。此類本領(lǐng),新文學家多已喪失。采擷古人異彩的時候,也剔去了士大夫氣,其短篇之作反而有了新鮮的味道。
《文心雕龍》說一個人的文章好,其中一個原因是“神居胸臆”。這“神”當包括神思、神理、神采吧。它們有時散在別處,在靜默中方可得之。西洋人有一種修煉叫“神操”,乃提升自我心靈功課。一般是在省察、默想、默觀中進行。中國人多沒有宗教觀,而像曹雪芹、魯迅等人的文字有幾分這類的神氣,他們勘破俗界,由明見暗,精神是高遠的。細想一下,孫犁亦略帶此風,他在喧鬧的世間,辟出一塊無聲的園地,讓飛動的思緒起舞著。文字仿佛冬夜的微火,引人到有光亮的地方去。這是一個常人不及的境界,大凡有此境界者,則物我兩忘,似乎是一箭遠逝,“離離如星辰之行”。我們追之而難及之,唯有體味、感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