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主編的《中國現代舊體詩詞編年史》（下稱“《編年史》”）第一輯四卷本是中國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研究界所矚目的一件大事。從全書縱橫交錯的結構、不厭其詳的史料以及微言大義的述論中，不難看出編纂者已具備相當成熟的個人治學理念。

東漢王充在《論衡·正說》中，提出了“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的辭章之法，突出了作文賦采的重要性。《編年史》的一大特色是文辭靈動，注重“屬辭比事”（《禮記·經解》）的春秋學方法，有意為其論述做減法，從而突出微言大義的述史特色。正如書中《凡例》所示，全本“以征引文獻為主，輔以客觀陳述”，以兼容并包的眼光擇取及評述史料，對以往學界所冷落甚至忽略的保守派文人詩詞、民初各派政黨詩詞及其交往唱酬、以東亞為重心的域外詩詞史實、年久失收之現代舊體詩詞等，都有相當的關注與公允的論述，從中頗能體察出編者由文入史的治學路徑及其古今會通的學術視野。

作為中國文學的治史者，對于文獻史料的發(fā)掘與辨析乃是研究能力之體現。有關現代文學舊體詩詞的研究，長久為學界所忽視，這與該領域文獻史料缺乏全面系統的搜集、整理、考辨與分類有關，也使得與之相關的述史工作難以深入展開。作為學科基礎性建設的重要工作，《編年史》第一輯的面世，以四卷430余萬字的龐大體量，對來源多樣、儲量豐富且歷史跨度較長的現代舊體詩詞文本進行輯錄匯編，在文獻搜集與整理的具體方法上師法古典文獻學，講求“求全兼?zhèn)洌邼啥鴿O”，具有別開一格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在此基礎上，通過對相關文獻史料“事以時序，時以類次”的編年體敘錄，翔實地呈現出各時期舊體詩詞的自然發(fā)展情狀，由此可進一步探察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整體樣態(tài)，為日后相關研究的深化提供堅實基礎。

從《編年史》中可以看出編者義理求善、史識求新的學術志向。作為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鼐曾反復闡述文章“義理”的重要性，推崇“高韻逸氣，而議論考核，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于竭盡”（《述庵文鈔序》）的境界。李遇春對于現代舊體詩詞的搜集與整理也可作如是觀。這項工作的根本出發(fā)點，在于對舊體詩詞何以入史、怎樣入史進行深入思考與探索，而這又牽涉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概念內涵與外延的調整與重評。正如編者自述：“我們需要進一步厘清百年來的現當代舊體詩詞文獻資源，在此基礎上重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的新模式。”《編年史》以現代舊體詩詞文本為基礎，以新的現代性視角為切入，重新提出、定位并評估了民初革命者舊體詩詞、抗戰(zhàn)文人舊體詩詞、流寓作家舊體詩詞以及現代媒介傳播視角下的舊體詩詞等的意義。從具體而微的史論到整體史觀，《編年史》在打破既有的常規(guī)文學史論述的同時，進一步拓寬了學科視野，從而具有創(chuàng)新的大文學史觀特色。

清代章學誠有言：“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文史通義·史德》）任何文學史研究背后，都離不開著者深切厚重的人文關懷以及載道明理的治史信念。面對長期遭到冷遇、遮蔽甚至遺落、散佚的現當代舊體詩詞文獻史料，編者以“六經責我”的擔當，打破新舊文學壁壘，連通古今文學邊界，將胡以謹、吳昌碩、錢溯耆、劉炳照等舊體詩詞家與郁達夫、康白情、陳獨秀、郭沫若等新文學家一同納入研究視野，將《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與《新申報》《國故月刊》《公言報》等報刊同敘，體現了作者重新勘探中國現代文學史版圖的抱負。而書中編者所引用的“詞客有靈應識我”（溫庭筠《過陳琳墓》）一句，更是將其問學治史現代舊體詩詞的赤誠之心表露無遺。

《編年史》以古今會通的大文學史視野，拓寬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視域；以“壘土成山”的氣度，成文獻史料搜集之功，對推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