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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紀實版)2022年第9期|王芳:晉地深處
    來源:《中國作家》(紀實版)2022年第9期 | 王芳  2022年09月06日08:45

    縱觀歷史,中華文明具有獨特文化基因和自身發(fā)展歷程,植根于中華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與時代共進步,有著旺盛生命力。考古學者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fā)掘出土,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

    ——習近平總書記

    我看到了古曲沃的城墻。

    從空中俯瞰,古城墻與黃土高原上任何地方的黃土沒有兩樣,土質發(fā)褐,扔在荒涼的原野間,尋常人不能把它認出來。或許某一天,它就會被人們推倒鏟平,種了谷禾。土壤不肥沃的話,還會被農(nóng)人拋棄,任野草長成荒原,這是黃土的宿命。我是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家的話。考古學家把它們從黃土中撈出來,它們的身份瞬間高貴起來,蒙塵的臉上有著如釋重負的微笑。

    如果你對古曲沃有三分惦念,即使費點兒周折,也能找到它。

    可以從兩個地方來。西邊,農(nóng)人與羊同行,走出了一條小道,與城墻同色,已被無數(shù)年中的無數(shù)人踩硬,再路過一座明代的古堡,就能看到它。東邊,卻是從河谷底往上走,一條小小的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土路,可以與它貼身而過。真是邪門,這里的東西方向也只是我自己感知上的東西,而不是真正的東西,在這里,方向迷失了一貫的堅定,非常任性地挪移,想糾正它,除非你身上帶著羅盤。可是,我們不是陰陽先生,不是考古學家,也不是盜墓賊,怎么會隨身攜帶羅盤呢?所以,這個東西方向也或者就是東南西北或東北西南,管它呢,看見了城墻,誰還計較方向。與城墻貼身時,土墻的凹凸和荒涼,就成了歷史老人滿臉的丘壑,似是欲訴還休吧,藏起了一些哀怨和疲憊,城墻縫隙里擠出的點點野草,帶著風的禪意,是在驕傲著與蒼古同在?

    不瞞你說,看見這城墻,我覺得它和明代的土長城、唐宋的一些遺址,甚至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并無二致,可是當我手搭涼棚,望著遠處的青山時,歷史卻踏著車輪輾過來了,輾過我的胸和腦,我的記憶如驚蟄的生物在一一復蘇。

    這城墻兩千多年了,雖然只有二十幾米,可它古老呀。兩千多年前,古曲沃城里的人,辛勤勞作,在這旁邊的涑水河里打水,在這土塬上挖土,土與水混合,再在上面提起重石錘反復擊打,直到堅硬無比,就成了一層層的夯土。自從商朝傅說發(fā)明了版筑之術,這樣的夯土技術就不是秘密了,修屋壘墻,都是它,安全系數(shù)和溫度調(diào)節(jié)都在于它。許多許多的人需要忙碌許久才可以圍起一座城,就是這樣的城墻圍起的城,成為國人和野人的分野,哪怕野人也曾在這里擊打夯土,也只能住在城外,好在,城外青山隱隱,河水淙淙,彼粟離離。

    從城墻深處走出來時,遠處蹣跚著走過一個身影,他往縱深而去,越過這荒野,越過塵世的藩籬,越過獨釣寒江雪的清寂,去往兩千多年前的曲沃。

    “等等我”,我出聲喊他。

    他停下來,抬目看我。

    我便正視他,正視這個也許可以稱之為考古學家的人。表面上,我并不認識他,但精神上,我早已在一些帶有古國之魅的文字里認識過他。他也在正視我,帶有幾分不染世故的天真,帶有幾分遠古氣息容鑄而成的睿智和淡定。

    繼爾,我們笑了。

    我們有共同的去處,那便是古曲沃。

    你會問,我怎么知道他去哪。當然,他要去哪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信息是公開的呀,稍微注意一下就能看到。你還會問,我在哪里認識他。我曾見過一段文字:如果說過去的你,能夠遠望一個大國的背影,那么現(xiàn)在,你就能夠說得出這個大國是如此的強盛,因為你來到這個大國的心臟……那是他寫的。我是帶著對考古的好奇而來的,我來尋找,尋找消失了的時間,尋找他說的那個存在于我年輕時候記憶里的大國。當然,我們會心一笑時,是因為文字,他曾見過我橫沖直撞的文思。

    如此,那便同行吧。

    他當然認識古城墻,那是他的成果,時間久了,城墻也成為他的江湖兄弟。他走得慢,這個節(jié)奏正適合我東張西望和思考。他的面孔黢黑黢黑的,我覺得那是歷史的顏色。

    “古曲沃的城墻已被我們勘探出來,你路過的那段城墻是古城的西北角,北墻南墻東墻已明確,西墻或已被涑水河沖毀。這個古城面積在40萬平方米以上,是春秋時晉國的宗廟所在地。這里埋著國君和公卿……”他的語速也慢,一句話有時候會在唇齒間兜轉一個來回,這也是歷史的步履吧,像狼攆似的快節(jié)奏,是工業(yè)社會帶來的副產(chǎn)品。

    站在一個工地前,他停下了腳步,象孩童一樣地笑。

    這是他的工地,我是這樣認為的。這個工地,不是朝向那些現(xiàn)代的明亮又冰冷的廢墟,而是逆向而行,去往兩千多年前,去尋找歷史的痕跡,去尋找先人的證物,去為史話作證或糾偏,或者說,這個考古工地的最終結果將驗證他的猜想。

    這就是城墻圍起來的古曲沃啊,工地上的人一把小鏟子、一個小鋤頭,悄沒聲息地伸向我們古老的過去。鏟子在陽光下泛出冷光,這冷光和土地形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這冷光可以剖開黑暗,挖開混沌,解救被時光捆綁的“人質”。

    陶片、蚌殼、陶范……一件件物事被挖出來,先人的生活場景一點點揭開,古老的人物不肯輕易就范,先拋出一些簡單的物事來迷惑世人。他就站在工地的背陰處,用手托起這些帶有土腥味的物事,又一一指證它們的身份和來路,沒有一個東西可以躲避他的眼睛,那一眼可證千年。每見到一個新的物事,他都會非常惜言地吐出一個“好”字,一字千鈞。陽光在他身后形成一層層光暈,就象佛的背光。

    那光線是可以穿越時光和地層的。

    可以關閉你迷茫的神情,我會講述到過去的。

    兩千七百多年前,準確地說,是公元前745年,姬成師被晉昭侯分封到曲沃,世稱曲沃桓叔。桓叔是個能干的人,但又奈何生在周朝,王朝的禮儀束縛了一個人的雄心。不能說周王朝的禮儀制度就是錯的,太陽要在太陽的軌道上奔跑,月亮要在自己的領地里制造潮汐,星星要在星空里拱衛(wèi)銀河,周人貌似窺得天機,便制定出一套禮儀來,希望可以長久地照此運行,以便各自安好。只要互不侵犯,各自安好,不就天下太平了嗎?

    桓叔的悲劇在于是庶出,在周朝,庶出的身份注定了只能是天子的扈從,不能為君,盡管桓叔與自己的哥哥仇,同是晉穆侯和齊姜的兒子。

    一個能干的人,總是不甘于屈居人下的,這是人性,也是歷史規(guī)律。

    要變天了。

    在陳舊的歷史長廊里,我忽然發(fā)現(xiàn)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中國審美的一個元素,千百年來的一切,包括古建,包括思維定勢,都受它影響,那就是對稱。這是物理定義,也是哲學范疇,可不妨礙我把它當作我的股掌之鳴。對稱生成于近代,卻早已在古代到處游蕩。

    若在晉國畫一條軸線,桓叔封于曲沃便是這條線,以此線作分界,晉國分成截然不同但容量對稱的兩部分。

    在此之前,晉國只是周王朝的藩屏之地,唐國作亂,周公派兵滅了唐國,周成王把唐國之地封給自己的弟弟叔虞。我不想重復史書上的話,“桐葉封弟”從來就不是真的,盡管創(chuàng)造了“君無戲言”的成語。叔虞帶著周成王的信任,帶著叔叔周公的厚望,也許還帶著大臣和工匠,車馬勞頓,從鎬京來到了“河(黃河)汾(汾河)之東,方百里”的唐地。

    叔虞知肩上重任,對百姓施于仁,又常親駕戰(zhàn)車馳騁于唐地周圍,手握著周王書寫好的“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絹帛,收服一些小國家和人心,也給王朝獻嘉禾。天下承平。

    叔虞之后,燮父繼任,遷都于晉,從此這個國家棄唐就晉,改朝換代,開辟了一個大諸侯國的六百年輝煌,也成就了大山西波瀾壯闊的過去。

    燮父去后,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晉侯鳥尊”,這鳥尊成就了山西博物院的尊崇地位。也許還留了很多東西的,可惜被那些不爭氣的后人們偷了盜了賣了,以至于缺失了不可追溯的歷史細節(jié)。

    在晉地,晉國自燮父后,傳武侯、成侯、厲侯、靖侯、僖侯、獻侯到穆侯。

    作為穆侯與條戎作戰(zhàn)兵敗后生的兒子,穆侯命之為仇,即晉文侯,作為穆侯與北戎作戰(zhàn)大勝后生的兒子,穆侯取名成師,就是桓叔。也許穆侯未能得到天意,也許就是天意,誰知道呢。這一勝一敗兩場戰(zhàn)爭,又用戰(zhàn)爭結果為兒子取名,竟然暗含著之后的王國命運。盡管文侯也是一位杰出的君主,曾輔佐周平王東遷洛邑,對周王朝有定鼎作用,也擋不住身后事。

    在這條軸線之后,桓叔這一支奪得晉國政權,歷經(jīng)晉獻公南征北戰(zhàn)和晉文公春秋爭霸,到最后三家分晉,光耀東周政權幾百年。

    而這條軸線之上,附著67年的戰(zhàn)爭。

    桓叔的封邑比晉國國都翼城還要大,歷史上稱作“曲沃大于翼”,也許桓叔的侄子昭侯當時也忌憚于桓叔的能干和威望,才把桓叔打發(fā)到剛打下的很遠的曲沃去,性質相當于后來的流放。本來曲沃就不小,又經(jīng)過桓叔的經(jīng)營,曲沃越來越大,一只長大的老虎咋會怕一只兔子?野心在每一個暗夜里如吸飽水的地皮菜一樣膨脹,于是揮戈東去,劍指翼城,可惜用了十幾年,桓叔都未能把翼城攻克。桓叔死后,曲沃莊伯繼續(xù)攻打,殺五君逐一君,翼城國君丟盔棄甲,政權衰落。一直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終于消滅了晉國公室,得到了周天子的認可,晉國以新的面貌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

    67年,半個多世紀,曲沃桓叔三代人,子繼父命,實現(xiàn)了小宗代大宗的夢想,盡管是以青銅戈矛與親人相向。67年,桓叔他們夜以繼日,把周朝禮儀之制踏如塵土,成為“禮崩樂壞”的歷史之靶。

    曲沃,自此以武公立祀,成為后來晉國的宗廟之地,晉文公來過,晉平公來過,國君和公卿都來過。站在東周的史冊中,曲沃,凜凜生風。

    引領我到此地的那個考古學家,名叫田建文,他是村人的厚望,冀望他成為一個新的“孟嘗君”。他也不孚眾望。他一手握考古鏟,一手擎史書,精心鉆研文獻,小心地求證,與曲沃做著精神上的交流,他與晉國的氣息融為一體,彼此達到了精神上的溝通。

    若人生也有對稱,1997年是他的人生軸線。

    在那之前,他是15歲考入北大的才子,身受蘇秉琦和張忠培兩代考古人的器重,意氣風發(fā)徜徉在故土。他發(fā)現(xiàn)了棗園文化,寫出山西新石器時代的傳奇。他提出了“新田模式”,實現(xiàn)學術上的深耕。站在晉國后期都城新田(即今侯馬)的宮城上,他以寂寞之身心仰望蒼穹。

    在那之后,他做金墓研究,跟進霸國發(fā)掘,心念著田野考古,直到站在古曲沃的藍圖上,揮斥方遒。

    一樣是不同但對稱的兩種人生。

    可在那條軸線之上,一次車禍帶走了他的書生意氣,帶走了他利索的手腳,但為他留下了敏捷的思維、不絕的才情和強大的腦容量,這對于他,就夠了呀,他以驚人的意志繼續(xù)在晉國行走。

    “走吧,帶你去看九原”他輕描淡寫地說。

    春雨,以無聲潤物的姿態(tài)降臨。他戴蓑苙,著蓑衣,在雨中前行。面對他農(nóng)人似的裝束,我心頭的不解很快散去,也對啊,他最親近的一直就是土地。我還是打了傘,跟上他的腳步。

    站在九原上,蒼茫的煙雨籠罩著這片古老的土地,他指著青青的麥苗,對我說:看這新綠,好吧?

    九原。

    原,這個始自于西周銘文的字,本就有高地和河流起始處之意。這里有九個原,也許更多。九,在我們的傳統(tǒng)語系里就是大的意思。原上不僅山河錦繡,更有青銅器不斷流出。他曾給我講過一段“九原對話”:大夫叔向和趙武同游九原,他們對談,這里是晉國卿大夫的墓地,咱們死了和誰在一起呢?他們就說到了三個人,陽處父、子犯和隨會。陽處父是晉襄公的大臣,以身殉難,沒有智慧;子犯是晉文公的舅舅,有勇有謀,可惜唯利是圖不仁慈;隨會是多朝老臣有才能,又能進退自如。他們決定追隨隨會。之后,晉平公過九原,問叔向,地下埋有眾多公卿,若要一人復活,該是誰呀,叔向回說趙武,趙武才是賢臣。

    就在這九原之上,聽著九原的故事,心底波瀾超過了春雨的澆注。我追蹤了趙武很久,踏著《趙氏孤兒》的足跡,邁過了千年的時光,就在這九原之上,我可以為之做一個腳注了嗎?

    又恍然大悟,在這新綠之下,埋藏著一個盛大的世界,有國君,有公卿,有大臣,有百姓,那是一個叱咤風云的時代。考古學家那一句“好吧”,他心頭的好在地下,在他們眼里,這晉地深處的斑斕,遠勝于地上的生機盎然,那里沉重,那里宏闊,那里厚實,那里有謎團,那里有遠古的微笑和靈魂交流。世界在地下繁榮和凋零。

    那點春雨算什么呢?小鏟手中握,從此寄余生,哪怕野渡無人,原可舟自橫。

    田建文指著遠處的青山,在四周劃出一個大圈,豪情飛上眉頭:我就在這里,再干他五年,直到退休。

    我也瞬間新綠滿眼,這古曲沃就是他的無字地書,也是他的青綠山水,是考古人的繁華舊夢,是考古人寫給世界的判詞。

    大晉國六百年風雨滄桑,是西周東周兩個時代的歷史縮影,履行了最初拱衛(wèi)王都的使命,延長了周王朝的國祚,同時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的青銅時代。它是華夏文明的一段路標,在這喜悅又痛苦的大地上,它是古老而簇新的曙光。黃河與汾河之水生生不息呼喚的波濤,是我們最初的麥粟之思和永不枯竭的文化之源,不論是歷史、文化、藝術,還是考古,都是繞不過去的都與國,是一場言不盡的宏大敘事。

    藉此,我們后世可以用文化美容。

    今天的我,做足了精神和文化儲備,半城車馬為君來,我想做一個大晉國的解說員,說說晉國的蹣跚背影,也說說田建文那滄桑、溫和又堅定的從容。

    我看到的那段古城墻,是浮世的時光倒影,凝聚了跟我們流著共同血脈的人的歷史,收藏了古往今來的斑駁故事,落滿了歲月飛揚的塵埃。盡管某一天會西風吹盡,了無塵跡,但我們記錄過,那黃土就是華夏文明的底色。

    王芳,作家,評論家,《黃河》雜志編輯,《映像》雜志副主編。天津文學院簽約作家。著有人物傳記《聽一出戲》、長篇紀實《天地間一場大戲》以及散文集《沉吟》《關城懷古》《拈花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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