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中華文明具有獨特文化基因和自身發(fā)展歷程，植根于中華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與時代共進步，有著旺盛生命力。考古學者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fā)掘出土，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

——習近平總書記

我看到了古曲沃的城墻。

從空中俯瞰，古城墻與黃土高原上任何地方的黃土沒有兩樣，土質發(fā)褐，扔在荒涼的原野間，尋常人不能把它認出來。或許某一天，它就會被人們推倒鏟平，種了谷禾。土壤不肥沃的話，還會被農(nóng)人拋棄，任野草長成荒原，這是黃土的宿命。我是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家的話。考古學家把它們從黃土中撈出來，它們的身份瞬間高貴起來，蒙塵的臉上有著如釋重負的微笑。

如果你對古曲沃有三分惦念，即使費點兒周折，也能找到它。

可以從兩個地方來。西邊，農(nóng)人與羊同行，走出了一條小道，與城墻同色，已被無數(shù)年中的無數(shù)人踩硬，再路過一座明代的古堡，就能看到它。東邊，卻是從河谷底往上走，一條小小的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土路，可以與它貼身而過。真是邪門，這里的東西方向也只是我自己感知上的東西，而不是真正的東西，在這里，方向迷失了一貫的堅定，非常任性地挪移，想糾正它，除非你身上帶著羅盤。可是，我們不是陰陽先生，不是考古學家，也不是盜墓賊，怎么會隨身攜帶羅盤呢？所以，這個東西方向也或者就是東南西北或東北西南，管它呢，看見了城墻，誰還計較方向。與城墻貼身時，土墻的凹凸和荒涼，就成了歷史老人滿臉的丘壑，似是欲訴還休吧，藏起了一些哀怨和疲憊，城墻縫隙里擠出的點點野草，帶著風的禪意，是在驕傲著與蒼古同在？

不瞞你說，看見這城墻，我覺得它和明代的土長城、唐宋的一些遺址，甚至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并無二致，可是當我手搭涼棚，望著遠處的青山時，歷史卻踏著車輪輾過來了，輾過我的胸和腦，我的記憶如驚蟄的生物在一一復蘇。

這城墻兩千多年了，雖然只有二十幾米，可它古老呀。兩千多年前，古曲沃城里的人，辛勤勞作，在這旁邊的涑水河里打水，在這土塬上挖土，土與水混合，再在上面提起重石錘反復擊打，直到堅硬無比，就成了一層層的夯土。自從商朝傅說發(fā)明了版筑之術，這樣的夯土技術就不是秘密了，修屋壘墻，都是它，安全系數(shù)和溫度調(diào)節(jié)都在于它。許多許多的人需要忙碌許久才可以圍起一座城，就是這樣的城墻圍起的城，成為國人和野人的分野，哪怕野人也曾在這里擊打夯土，也只能住在城外，好在，城外青山隱隱，河水淙淙，彼粟離離。

從城墻深處走出來時，遠處蹣跚著走過一個身影，他往縱深而去，越過這荒野，越過塵世的藩籬，越過獨釣寒江雪的清寂，去往兩千多年前的曲沃。

“等等我”，我出聲喊他。

他停下來，抬目看我。

我便正視他，正視這個也許可以稱之為考古學家的人。表面上，我并不認識他，但精神上，我早已在一些帶有古國之魅的文字里認識過他。他也在正視我，帶有幾分不染世故的天真，帶有幾分遠古氣息容鑄而成的睿智和淡定。

繼爾，我們笑了。

我們有共同的去處，那便是古曲沃。

你會問，我怎么知道他去哪。當然，他要去哪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信息是公開的呀，稍微注意一下就能看到。你還會問，我在哪里認識他。我曾見過一段文字：如果說過去的你，能夠遠望一個大國的背影，那么現(xiàn)在，你就能夠說得出這個大國是如此的強盛，因為你來到這個大國的心臟……那是他寫的。我是帶著對考古的好奇而來的，我來尋找，尋找消失了的時間，尋找他說的那個存在于我年輕時候記憶里的大國。當然，我們會心一笑時，是因為文字，他曾見過我橫沖直撞的文思。

如此，那便同行吧。

他當然認識古城墻，那是他的成果，時間久了，城墻也成為他的江湖兄弟。他走得慢，這個節(jié)奏正適合我東張西望和思考。他的面孔黢黑黢黑的，我覺得那是歷史的顏色。

“古曲沃的城墻已被我們勘探出來，你路過的那段城墻是古城的西北角，北墻南墻東墻已明確，西墻或已被涑水河沖毀。這個古城面積在40萬平方米以上，是春秋時晉國的宗廟所在地。這里埋著國君和公卿……”他的語速也慢，一句話有時候會在唇齒間兜轉一個來回，這也是歷史的步履吧，像狼攆似的快節(jié)奏，是工業(yè)社會帶來的副產(chǎn)品。

站在一個工地前，他停下了腳步，象孩童一樣地笑。

這是他的工地，我是這樣認為的。這個工地，不是朝向那些現(xiàn)代的明亮又冰冷的廢墟，而是逆向而行，去往兩千多年前，去尋找歷史的痕跡，去尋找先人的證物，去為史話作證或糾偏，或者說，這個考古工地的最終結果將驗證他的猜想。

這就是城墻圍起來的古曲沃啊，工地上的人一把小鏟子、一個小鋤頭，悄沒聲息地伸向我們古老的過去。鏟子在陽光下泛出冷光，這冷光和土地形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這冷光可以剖開黑暗，挖開混沌，解救被時光捆綁的“人質”。

陶片、蚌殼、陶范……一件件物事被挖出來，先人的生活場景一點點揭開，古老的人物不肯輕易就范，先拋出一些簡單的物事來迷惑世人。他就站在工地的背陰處，用手托起這些帶有土腥味的物事，又一一指證它們的身份和來路，沒有一個東西可以躲避他的眼睛，那一眼可證千年。每見到一個新的物事，他都會非常惜言地吐出一個“好”字，一字千鈞。陽光在他身后形成一層層光暈，就象佛的背光。

那光線是可以穿越時光和地層的。

可以關閉你迷茫的神情，我會講述到過去的。

兩千七百多年前，準確地說，是公元前745年，姬成師被晉昭侯分封到曲沃，世稱曲沃桓叔。桓叔是個能干的人，但又奈何生在周朝，王朝的禮儀束縛了一個人的雄心。不能說周王朝的禮儀制度就是錯的，太陽要在太陽的軌道上奔跑，月亮要在自己的領地里制造潮汐，星星要在星空里拱衛(wèi)銀河，周人貌似窺得天機，便制定出一套禮儀來，希望可以長久地照此運行，以便各自安好。只要互不侵犯，各自安好，不就天下太平了嗎？

桓叔的悲劇在于是庶出，在周朝，庶出的身份注定了只能是天子的扈從，不能為君，盡管桓叔與自己的哥哥仇，同是晉穆侯和齊姜的兒子。

一個能干的人，總是不甘于屈居人下的，這是人性，也是歷史規(guī)律。

要變天了。

在陳舊的歷史長廊里，我忽然發(fā)現(xiàn)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中國審美的一個元素，千百年來的一切，包括古建，包括思維定勢，都受它影響，那就是對稱。這是物理定義，也是哲學范疇，可不妨礙我把它當作我的股掌之鳴。對稱生成于近代，卻早已在古代到處游蕩。

若在晉國畫一條軸線，桓叔封于曲沃便是這條線，以此線作分界，晉國分成截然不同但容量對稱的兩部分。

在此之前，晉國只是周王朝的藩屏之地，唐國作亂，周公派兵滅了唐國，周成王把唐國之地封給自己的弟弟叔虞。我不想重復史書上的話，“桐葉封弟”從來就不是真的，盡管創(chuàng)造了“君無戲言”的成語。叔虞帶著周成王的信任，帶著叔叔周公的厚望，也許還帶著大臣和工匠，車馬勞頓，從鎬京來到了“河（黃河）汾（汾河）之東，方百里”的唐地。

叔虞知肩上重任，對百姓施于仁，又常親駕戰(zhàn)車馳騁于唐地周圍，手握著周王書寫好的“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絹帛，收服一些小國家和人心，也給王朝獻嘉禾。天下承平。

叔虞之后，燮父繼任，遷都于晉，從此這個國家棄唐就晉，改朝換代，開辟了一個大諸侯國的六百年輝煌，也成就了大山西波瀾壯闊的過去。

燮父去后，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晉侯鳥尊”，這鳥尊成就了山西博物院的尊崇地位。也許還留了很多東西的，可惜被那些不爭氣的后人們偷了盜了賣了，以至于缺失了不可追溯的歷史細節(jié)。

在晉地，晉國自燮父后，傳武侯、成侯、厲侯、靖侯、僖侯、獻侯到穆侯。

作為穆侯與條戎作戰(zhàn)兵敗后生的兒子，穆侯命之為仇，即晉文侯，作為穆侯與北戎作戰(zhàn)大勝后生的兒子，穆侯取名成師，就是桓叔。也許穆侯未能得到天意，也許就是天意，誰知道呢。這一勝一敗兩場戰(zhàn)爭，又用戰(zhàn)爭結果為兒子取名，竟然暗含著之后的王國命運。盡管文侯也是一位杰出的君主，曾輔佐周平王東遷洛邑，對周王朝有定鼎作用，也擋不住身后事。

在這條軸線之后，桓叔這一支奪得晉國政權，歷經(jīng)晉獻公南征北戰(zhàn)和晉文公春秋爭霸，到最后三家分晉，光耀東周政權幾百年。

而這條軸線之上，附著67年的戰(zhàn)爭。

桓叔的封邑比晉國國都翼城還要大，歷史上稱作“曲沃大于翼”，也許桓叔的侄子昭侯當時也忌憚于桓叔的能干和威望，才把桓叔打發(fā)到剛打下的很遠的曲沃去，性質相當于后來的流放。本來曲沃就不小，又經(jīng)過桓叔的經(jīng)營，曲沃越來越大，一只長大的老虎咋會怕一只兔子？野心在每一個暗夜里如吸飽水的地皮菜一樣膨脹，于是揮戈東去，劍指翼城，可惜用了十幾年，桓叔都未能把翼城攻克。桓叔死后，曲沃莊伯繼續(xù)攻打，殺五君逐一君，翼城國君丟盔棄甲，政權衰落。一直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終于消滅了晉國公室，得到了周天子的認可，晉國以新的面貌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

67年，半個多世紀，曲沃桓叔三代人，子繼父命，實現(xiàn)了小宗代大宗的夢想，盡管是以青銅戈矛與親人相向。67年，桓叔他們夜以繼日，把周朝禮儀之制踏如塵土，成為“禮崩樂壞”的歷史之靶。

曲沃，自此以武公立祀，成為后來晉國的宗廟之地，晉文公來過，晉平公來過，國君和公卿都來過。站在東周的史冊中，曲沃，凜凜生風。

引領我到此地的那個考古學家，名叫田建文，他是村人的厚望，冀望他成為一個新的“孟嘗君”。他也不孚眾望。他一手握考古鏟，一手擎史書，精心鉆研文獻，小心地求證，與曲沃做著精神上的交流，他與晉國的氣息融為一體，彼此達到了精神上的溝通。

若人生也有對稱，1997年是他的人生軸線。

在那之前，他是15歲考入北大的才子，身受蘇秉琦和張忠培兩代考古人的器重，意氣風發(fā)徜徉在故土。他發(fā)現(xiàn)了棗園文化，寫出山西新石器時代的傳奇。他提出了“新田模式”，實現(xiàn)學術上的深耕。站在晉國后期都城新田（即今侯馬）的宮城上，他以寂寞之身心仰望蒼穹。

在那之后，他做金墓研究，跟進霸國發(fā)掘，心念著田野考古，直到站在古曲沃的藍圖上，揮斥方遒。

一樣是不同但對稱的兩種人生。

可在那條軸線之上，一次車禍帶走了他的書生意氣，帶走了他利索的手腳，但為他留下了敏捷的思維、不絕的才情和強大的腦容量，這對于他，就夠了呀，他以驚人的意志繼續(xù)在晉國行走。

“走吧，帶你去看九原”他輕描淡寫地說。

春雨，以無聲潤物的姿態(tài)降臨。他戴蓑苙，著蓑衣，在雨中前行。面對他農(nóng)人似的裝束，我心頭的不解很快散去，也對啊，他最親近的一直就是土地。我還是打了傘，跟上他的腳步。

站在九原上，蒼茫的煙雨籠罩著這片古老的土地，他指著青青的麥苗，對我說：看這新綠，好吧？

九原。

原，這個始自于西周銘文的字，本就有高地和河流起始處之意。這里有九個原，也許更多。九，在我們的傳統(tǒng)語系里就是大的意思。原上不僅山河錦繡，更有青銅器不斷流出。他曾給我講過一段“九原對話”：大夫叔向和趙武同游九原，他們對談，這里是晉國卿大夫的墓地，咱們死了和誰在一起呢？他們就說到了三個人，陽處父、子犯和隨會。陽處父是晉襄公的大臣，以身殉難，沒有智慧；子犯是晉文公的舅舅，有勇有謀，可惜唯利是圖不仁慈；隨會是多朝老臣有才能，又能進退自如。他們決定追隨隨會。之后，晉平公過九原，問叔向，地下埋有眾多公卿，若要一人復活，該是誰呀，叔向回說趙武，趙武才是賢臣。

就在這九原之上，聽著九原的故事，心底波瀾超過了春雨的澆注。我追蹤了趙武很久，踏著《趙氏孤兒》的足跡，邁過了千年的時光，就在這九原之上，我可以為之做一個腳注了嗎？

又恍然大悟，在這新綠之下，埋藏著一個盛大的世界，有國君，有公卿，有大臣，有百姓，那是一個叱咤風云的時代。考古學家那一句“好吧”，他心頭的好在地下，在他們眼里，這晉地深處的斑斕，遠勝于地上的生機盎然，那里沉重，那里宏闊，那里厚實，那里有謎團，那里有遠古的微笑和靈魂交流。世界在地下繁榮和凋零。

那點春雨算什么呢？小鏟手中握，從此寄余生，哪怕野渡無人，原可舟自橫。

田建文指著遠處的青山，在四周劃出一個大圈，豪情飛上眉頭：我就在這里，再干他五年，直到退休。

我也瞬間新綠滿眼，這古曲沃就是他的無字地書，也是他的青綠山水，是考古人的繁華舊夢，是考古人寫給世界的判詞。

大晉國六百年風雨滄桑，是西周東周兩個時代的歷史縮影，履行了最初拱衛(wèi)王都的使命，延長了周王朝的國祚，同時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的青銅時代。它是華夏文明的一段路標，在這喜悅又痛苦的大地上，它是古老而簇新的曙光。黃河與汾河之水生生不息呼喚的波濤，是我們最初的麥粟之思和永不枯竭的文化之源，不論是歷史、文化、藝術，還是考古，都是繞不過去的都與國，是一場言不盡的宏大敘事。

藉此，我們后世可以用文化美容。

今天的我，做足了精神和文化儲備，半城車馬為君來，我想做一個大晉國的解說員，說說晉國的蹣跚背影，也說說田建文那滄桑、溫和又堅定的從容。

我看到的那段古城墻，是浮世的時光倒影，凝聚了跟我們流著共同血脈的人的歷史，收藏了古往今來的斑駁故事，落滿了歲月飛揚的塵埃。盡管某一天會西風吹盡，了無塵跡，但我們記錄過，那黃土就是華夏文明的底色。

王芳，作家，評論家，《黃河》雜志編輯，《映像》雜志副主編。天津文學院簽約作家。著有人物傳記《聽一出戲》、長篇紀實《天地間一場大戲》以及散文集《沉吟》《關城懷古》《拈花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