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歐美同學會第二次年會在清華學校舉行（1919年4月）

合影局部（二排）：胡適（左1）、蔡元培（左3）、張伯苓（左4）

歐美同學會早期會徽

西德尼·D·甘博（1890.7-1968.3）

近代中國最早與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使者，是那些曾經負笈遠行，求學歐美的留學生。成立于1913年10月的歐美同學會（Western Returned Students'Club，WRSC），則是創(chuàng)建最早、規(guī)模最大，并延續(xù)至今的中國留學人員組織。歐美同學會成立近110年來，遵循“修學、游藝、敦誼、勵行”的宗旨，為中華民族振興，促進中外溝通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廣泛實踐，在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產生獨特影響，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中有其重要地位。

滄桑巨變，世事更迭，早期歐美同學會的許多重要史實都被淹沒在時代煙塵中，所幸還有一些身影被隱在攝影家的鏡頭里或私人藏家的相冊中，在后人悉心的歷史考證中不斷露出真容。

一、甘博照片中的一個懸念被破解

美國人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在20世紀上半葉旅居中國期間拍攝了大量珍貴照片，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影像資料。我在《近代中國教育剪影：甘博的清華視角》（刊于《北京晚報》3月10日“人文”版）一文中，集中考證了甘博所拍攝的清華題材照片，得出了若干結論，同時也對他未留下明確說明的一些照片提出了探討思路，其中，“一張明顯是在清華學堂西側大草坪上拍攝的合影”被我特別關注。

對于這張合影照片中的人物辨識，拍攝時間確定以及對活動背景的判斷，我當時是這樣寫的：“在第二排坐著的20個人中，可以辨認出居于C位的竟然是蔡元培（1868—1940）和張伯苓（1876—1951），還有年輕的胡適（1891—1962）。另外在這些人中還可以看到幾張西方人面孔，因此這次活動應該是一次跨校際的國際交流。至于拍攝時間，很有可能是在1919年5月之前蔡元培還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與此同時，我也希望這張合影能夠引起歷史愛好者的共同關注，“留個心眼，繼續(xù)考證”。

如我所愿，在文章刊出之后，引起不少讀者的興趣，并對甘博清華照片中的種種未解之謎進行了多方面求解。這當中屬趙錦鐸先生撰寫的《對西德尼·D·甘博拍攝合影的補充考察》最有見地，對這張照片的背景給出了明確的考察結論。

這篇文章中提供了1919年4月北京《晨報》、上海《申報》的新聞報道，并與蔡元培、胡適等名人的有關回憶相互印證，厘清了這次在清華園進行的“跨校際的國際交流”，其實是“華北歐美同學會1919年年會”（以下簡稱為“清華年會”）。這一新發(fā)現(xiàn)不僅拓寬了“甘博影集”的研究空間，而且對早期歐美同學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實依據(jù)。

二、歐美同學會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動

歐美同學會召開的這次清華年會，到底都有哪些主要內容呢？

從1919年4月1日北京《晨報》刊登的《歐美留學生開會預誌》中可以了解到，“除請芮公使及范君靜生蔡君孑民演說外，并有年會會讌、足球網球比賽及討論種種社會服務實行問題”。顯然，這次年會不只有“宴會、足球、網球”這樣通常的聯(lián)誼活動，還涉及了歸國留學生參與“種種社會服務實行”等政治與社會問題。

這里提到的三位人物，“芮公使”是指時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范君靜生”是指范源廉（1875－1927），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蔡君孑民”是指蔡元培（1868—1940），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在此三人當中，芮公使本人曾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范源廉、蔡元培分別具有歐美國家留學背景，由他們擔當“演講嘉賓”，自然給這次留學生年會增色不少。

這次活動由于是安排在郊外的清華園舉行，距離京城較遠，交通不甚方便，加之活動內容多樣，因此會期安排了一天半，“五日上午十二鐘開會，六日晚九鐘閉會”。由于4月5日、6日恰逢周末，清華學校正常教學和會議活動之間的相互干擾可以大大減少，此外“赴會者須自帶行李，在清華寄宿一宵，次晚則可乘京綏路特備之專車回京”，食宿行也很方便解決。這樣的安排顯然經過精心策劃，并得到清華學校的大力協(xié)助與支持。

關于此次“清華年會”的進行情況，北京《益世報》在1919年4月8日報道稱，“本月五六日，華北歐美歸國學生在清華園開第二次年會，到會者約百余人”，這印證活動按計劃如期舉行，而且出席人數(shù)也與合影照片上出鏡的76人基本吻合，表明了年會組織頗有效率，致使在京的歐美同學們踴躍參與。

清華年會顯然不是一次僅限于內部的聯(lián)誼活動，僅從當時的媒體反應就可以看出其社會政治動向。《益世報》在會后第三天的報道中說，“此次年會所為之事有兩件極為重要。第一是組織北京、天津各地社會服務團；第二是對于時局宣言書”。

而1919年4月9日的上海《申報》則對這次“清華年會”連發(fā)兩條消息，一條是披露了《歐美歸國留學生議決》的要點，另一條消息則稱“旅京留學歐美公團電陸使力爭發(fā)言權，勿為日人氣餒，此間同人愿為后盾”。這里的“陸使”指的是出席巴黎和會的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征祥（1871—1949），他同時也是歐美同學會會長。

這些要聞報道不僅使我們今天得以了解清華年會的梗概，也從媒體聲音中感知了輿論對此次活動的關切程度，以及活動產生的社會影響。

至于歐美同學會為什么要在1919年4月初召開這樣一次年會，又為何要針對時局發(fā)出《宣言書》呢？趙錦鐸先生在《補充考察》一文中有著簡明扼要的分析：“在清華學校召開的這次年會在時間節(jié)點上相當微妙。內政方面，國家仍然處于事實上的不統(tǒng)一狀態(tài)，此時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談時斷時續(xù)，國人看不到國家統(tǒng)一的曙光；外交方面，巴黎和會日本欲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xiàn)也牽動著國人的神經。這些情況對年會的議程和活動都有影響。”

并非巧合的是，就在清華年會召開后的一個月，在中國近代史上作為“覺醒年代”標志事件的“五四運動”爆發(fā)。歐美同學會的一次“偶然”發(fā)聲無疑也成為人民“必然”覺醒的一個前奏曲，在歷史的交響樂中永遠回蕩。

三、《宣言書》的歷史價值

針對時局發(fā)出的《宣言書》無疑成為一大亮點，1919年的清華年會也因其明確的政治態(tài)度成為歐美同學會發(fā)展史上的里程碑。1919年4月8日北京《益世報》如是評價《宣言書》：“宣言書尤為近今極可注意的事。因為西洋歸國學生對于國中政局向持被動的態(tài)度，沒有積極的主張。現(xiàn)今他們受了世界政局與國內政潮之影響，居然有一種正式宣言書出現(xiàn)，自然為各方面所注目了。”

這條信息說明，在當時民眾印象中，歐美留學生向來并不熱衷于國內時局，也沒有明確的積極主張。所以當他們主動發(fā)聲于《宣言書》時，自然引發(fā)媒體的高度關注。

為了幫助讀者充分了解，《益世報》做了進一步報道，“宣言書分兩種，一是主張大綱，一是施行細目。其細目已由會中委托十余人專門學者為之制定，不久可以發(fā)表。大綱則由前晚（六日）大會修正通過”。

今天的人們若要了解一百年前歸國留學生的政治主張，不妨也來一起讀讀《宣言書》的大綱原文：

我等歐美歸國學生，今覺有急須解決之問題，其中尤有格外緊急，格外重要之問題應結晶成一種正式之宣言。所以此次宣出之下列各條，為我等認為中國今日最要緊的根本建設，試分述之。

（一）中國應該統(tǒng)一。因為中國不統(tǒng)一，不但不能在巴黎和會得為強硬有力之主張，并且不能在國內有振作進步的希望。因為中國不統(tǒng)一，使全國的人都不能專心去做改良社會，振興實業(yè)的事。惟我等要做到真正的統(tǒng)一，須要除去許多阻礙統(tǒng)一之事物。因此主張：（甲）廢除軍閥政治（督軍制）；（乙）軍人不得干涉政治。

（二）我等深信民主的政治最適宜于中國，若要使民國基礎穩(wěn)固，則主張：（甲）實行普及的國民教育，使國人免去愚昧的危險，且不致受卑劣政客及權奸之愚弄；（乙）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凡不正當干涉自由言論者，認為違背民主政治的原則。

（三）我等主張政治上應從實效。一方面著意改良，財政管理須負責任，文官任用法須極力推行，預算案須慎重，預備既成之后須實力遵守。政府關于財政的收入、支出及與外人之交涉，均須公開，不當秘密。

（四）為謀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須促進幣制統(tǒng)一。

（五）主張要求各國廢除領事裁判制度。

（六）主張廢除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及利益范圍。

以上各條我們認為今日中國必須建設。至于各條件細目，已公推專門學者分別討論，籌劃實行的程序，俟脫稿即行發(fā)表也。

20世紀初葉的中國，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但幾千年封建制度形成的巨大歷史慣性，仍不可避免地繼續(xù)制約著社會發(fā)展；雖然已經開始接受來自外部世界的劇烈沖擊，但長期固步自封的社會和被禁錮已久的思想，卻無法使中國人迅速找到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徑。對于廣大民眾而言，直接面對的依然是國家分裂、孱弱、貧窮；對于知識階層來說，最感苦悶的當然是文明落差和理想落空。

終于，這些被視為“溝通中西文明先行者”的歸國留學生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節(jié)點，跳出自我，走到一起，關注起國事民生，探討起治世良策。“追求國家統(tǒng)一，廢除軍閥專權，推行民主制度，進行政治改良，廢除外國領事裁判制，廢除列強在華利益范圍”，《宣言書》中的這些關鍵概念，既表達出知識階層所主張的核心政治訴求，也契合了廣大民眾希望改變國情的普遍愿望。

雖然我們在《宣言書》的字里行間感受不到“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博大情懷，也未發(fā)現(xiàn)涉及目標實施的系統(tǒng)設想與行動安排，但能夠在軍閥獨裁當政，列強強權霸道的形勢下，勇敢地發(fā)出社會團體的呼聲，已經足以顯露“一介書生”們的社會責任、擔當和勇氣。聯(lián)想到“五四運動”中“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等著名口號，誰能說沒有受到《宣言書》的影響，而一代“覺醒先鋒”當年大力倡導的“民主”“科學”理念，又何嘗不是后人追求社會進步的永久目標呢？

四、清華年會的更多歷史看點

鎖定了這張合影照片的真實背景，就像拿到了一把破解歷史的鑰匙，探尋的思路被打開，目標卻更準確。于是，清華年會的更多看點隨之浮出水面。

蔡元培的回憶

蔡元培，字孑民，既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卓越教育家，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優(yōu)秀實踐者，一生曾在日本、德國、法國等幾個國家學習過。他成為早期歐美同學會的領導者之一是眾望所歸，1918年起連續(xù)三年都擔任同學會的主任干事。1919年4月時蔡元培51歲，已經在北大校長任上有兩年。從目前查證到的資料中得知，他公開提及這次清華年會是在將近四年后的1923年1月。當時他對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1878—1943）常常干涉司法，以“整飭學風”為名摧殘教育的行為極為不滿，毅然決定辭去北大校長一職，并公開發(fā)表《關于不合作宣言》，說明辭職的原委，其中提到：

（民國）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分會員提出對于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我那時就問他們：“我們提出來了，萬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怎么樣？我個人的意見，要是我們但為發(fā)表意見，同新聞記者的社論一樣，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

這段話不僅以親歷者的角度證實了清華年會的時間、地點，而且透露出會議的一些細節(jié)，內中提及一份“政治問題的意見”，應該指的是當時發(fā)表的《宣言書》。結合蔡元培引出這段回憶時的具體背景，可以看出他早就主張留學生對時局要有獨立的見解，以及知行合一的立場；倡導政治意見表達要注重實效，若是得不到當局的認同，就“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

歷史證明，他自己不但是這樣主張的，也是這樣做的。

胡適的佐證

1919年春天的胡適還只是回國應聘北大不到兩年的青年教授，他在清華年會合影中的形象非常清晰。他對這次活動的回憶也是在1923年1月，而且就是蔡元培辭職的第二天。作為時任北大教務長的胡適發(fā)表《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一文，對蔡元培的決絕行動加以聲援。他這樣寫道：

當民國八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安福部橫行無忌的時候，一般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的，都還想有所努力，所以大會中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地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如政府不采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么辦呢？”那時大家面面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的太不像樣了，一般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好拋棄各自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卻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tài)度。

文中的“安福部”特指北洋軍閥時期依附于皖系軍閥的官僚政客集團。胡適這段回憶中的個別細節(jié)雖然與清華年會的實際情況有些許差異，但絲毫不影響對蔡元培表述的佐證價值，而且還生動翔實地透露了更多信息，在后來讀者眼中仍然具有強烈畫面感。

甘博與歐美同學會

在早期歐美同學會的人員構成中，除了會員外，還有“會友”，曾在大學肄業(yè)的歐美旅華人士，經批準后可以成為外籍會友。甘博具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雙重學歷，他在1917年至1932年三次旅居中國期間，與歐美同學會必然產生聯(lián)系。事實上，在WRSC的外籍會友中，S.D.Gamble(甘博)也確實名列冊中。

不過，甘博應該只是清華年會的“志愿者”。從攝影家的興趣揣摩，除了為大會拍攝合影以外，能夠拍攝清華園景物和圓明園遺址才是最大的吸引力。

綜合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對甘博在這兩天的行動軌跡可以這樣推測：4月5日中午前后到達清華園，在下午會議的某個間隙，為張伯苓和芮恩施拍攝了合影。他又在鏡頭中訪問了清華園，這才有了今天我們所見的那幅清華學堂清晰照片，以及清華大禮堂、科學館和體育館等建筑的最初影像。至于甘博影集中為什么沒有出現(xiàn)更多的清華景物，則仍然是個謎團。

另外，甘博影集里遺存的圓明園遺址照片也極有可能是他此行一并拍攝的作品。作為社會學家和攝影家，為這座“萬園之園”留下殘缺之美想必是他早有的心愿。而利用造訪清華園之機會，同時拍攝“咫尺之距”的圓明園，這樣的效率對甘博來說一定是最理想的。

完全可以認為，甘博這一次清華年會之行收獲頗豐，留下的所有佳作都是軼聞珍影。特別是我們能夠考證出清華年會的許多史實，更是直接得益于甘博留下的這些照片。因為影像信息是關于這次活動最直觀、最有價值的證據(jù)，它必將能在歐美同學會歷史研究中繼續(xù)發(fā)揮獨特的作用。僅此一點，稱甘博為歐美同學會歷史上的“杰出外籍會友”就毫不過分。

五、元宇宙的遐想

進入2022年，“元宇宙”三個字頻繁出現(xiàn)在媒體上。帶著好奇心去“惡補”概念，好歹明白了“元宇宙”就是建立在互聯(lián)網通訊、數(shù)字技術基礎上的“魔幻世界”。于是我突發(fā)奇想，有一天利用VR/AR設備，也能在“元宇宙”中穿越時空，回到1919年春天，沉浸到“虛擬空間”中的清華園，與當年歐美同學會的精英們一起來到草坪上，向蔡元培鞠躬，求張伯苓簽名，和胡適聊天，甚至擠進76個人的隊伍里“蹭合影”。當然，我一定要走到甘博面前，向他表示來自21世紀的敬意，與他探討“甘博影集”中一個個未解之謎……啊！屬于歷史學的神奇“元宇宙”，快快來到吧！

2022.08.18 修訂于上海

參考文獻：

1.許睢寧：《民國時期北京的歐美同學會》，華文出版社，2014年2月版；

2.蔡元培：《蔡元培文集》第三卷；

3.趙錦鐸：《對西德尼·D·甘博拍攝合影的補充考察》；

4.馬建標、林曦：《跨界：芮恩施與中美關系的三種經歷》；

5.馬建標：《進步主義在中國：芮恩施與歐美同學會的共享經歷》；

6.1919年4月，北京《晨報》、北京《益世報》、上海《申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