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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解放軍文藝》2022年第8期|朱向前:在文學里成長——首屆軍藝文學系憶略
    來源:《解放軍文藝》2022年第8期 | 朱向前  2022年08月15日08:23

    朱向前,祖籍江西萍鄉(xiāng),曾任原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副院長。已出版《詩史合一——毛澤東詩詞的另一種解讀》《莫言:諾獎的榮幸》《軍旅文學史論》《沉入生命》等專著、文論集,主編《中國軍旅文學史(1949-2019)》《中國軍旅文學經(jīng)典大系》等。《朱向前文學理論批評選》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

    一、一個電話幫我“撿了大漏”

    一九八四年暮春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原福州軍區(qū)文化部王炳根干事的電話,他先是不無神秘地透露,經(jīng)中央軍委批準,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決定創(chuàng)辦文學系,秋季開學,目前正在全軍物色學員……最后,他鄭重說道:“經(jīng)研究,我們軍區(qū)擬推薦你和xxx同志,請盡快準備兩部報考作品,并立即著手文化考試復(fù)習。如無意見,正式通知即日發(fā)出。”

    當時我嘴上哼哈卻心頭撞鹿,憑直覺感到與我人生重大相關(guān)的歷史機遇來到了,但又確實不了解文學系,既不易權(quán)衡,更難以深思,便脫口而出兩個反問:“學制?學歷?”

    王干事稍顯遲疑了:“好像是兩年學制,可能是大專學歷。”

    “啊?哦,這個,這個……”這下輪到我含糊了。因為我當時已讀了四年電大,聽課雖少,卻把中文本科課程和教材都拉了一遍,光古典文學就學過四個學期,還背過《詩經(jīng)》《離騷》和若干先秦散文,寫作考試多次名列福建省第一,并被評為全國優(yōu)秀電大學員。這眼看本科文憑和學士學位就要到手了,再退而求其次去讀“大專”,有必要嗎?

    那頭王干事顯然猜到了我的心思,不由也急得語無倫次起來:“朱向前,你不是渴望深造嗎?渴望名師指點嗎?學歷能說明什么?我不知道軍藝文學系有多么好,但我知道它肯定能解決學歷所解決不了的問題。我敢說你一旦錯失良機將后悔終生,一失足成千古恨……”

    結(jié)果當然是我奉命行事,欣然赴考,而且憑著四年電大的底子,以當年福州軍區(qū)干部考生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了,成了福州軍區(qū)唯一的幸運兒。入學報到后,我才發(fā)現(xiàn)這下真搞大了——所謂軍藝首屆文學系,實乃全軍作家班,總共招了三十五人。其中最著名的同學如一九八二年就以《高山下的花環(huán)》名動天下的李存葆,其他獲得過全國文學獎的如錢鋼、宋學武、李荃等還不在少數(shù),至于獲過軍隊或省部級獎的就稀松平常了。最權(quán)威的說法是三十三年后徐懷中老主任親口說出來的:

    圖片

    “當時是三總部和陸、海、空三軍十個大軍區(qū),我們定的招收學員名額是每個大單位有一兩個人,實際上不可能平均。比如濟南軍區(qū)創(chuàng)作室的人多,就多了幾個人,有李存葆、李荃、苗長水;像福州軍區(qū)就只有朱向前一個人,總參就是莫言。除了照顧各大軍區(qū)、各大單位入學的學員之外,還考慮到要把一些突出的人物招進來,比如我們招收了雷鋒連的副指導(dǎo)員劉英學,招收了在前線榮立二等功并且負傷的排長何繼青……這三十五名學員里還招收了八名女學員(前注:成平、王海鸰、王蘇紅、于勁、劉宏偉、劉再光、丁小琦、常青),占百分之二十三。”(見徐懷中 莫言 朱向前《不忘初心,期許可待》,載《人民文學》二〇一七年第八期)。顯然,只是因為各大單位分配名額,才讓我在福州軍區(qū)的矮子里面拔了將軍,用古玩行的一句話說,算是撿了大漏啦!

    開學伊始,著名老作家、原總政文化部老部長劉白羽先生就給我們作動員。他在系主任徐懷中先生陪同下走上南階梯教室講臺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白羽先生身材魁偉,腳穿布鞋看上去也足有一米八五,雖年近古稀卻鶴發(fā)童顏,面如朗月,腰板筆直,慈眉善目中透出一種威嚴,十足大將風度里又顯出九分儒雅。他的動作、語速略顯遲緩,但高瞻遠矚甚至有些居高臨下的思考與談吐,分明又顯示出一種扎實的文化底蘊、深厚的文學修養(yǎng)、很高的美學眼光和領(lǐng)袖群倫的風范,以及一種“居高聲自遠”的恢弘大氣。他從鄧小平在全國第四次作代會致辭中提出的“文藝的春天”到王蒙由衷地歡呼“文學的黃金時代”,講到軍事文學的異軍突起,既和“前十七年”遙相呼應(yīng)但又差距甚大。要深刻、持久、全面地表現(xiàn)這個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軍隊,目前軍隊的作家隊伍、文學陣地和體制機制都還遠不能適應(yīng)形勢需要。因此,我們下決心辦軍隊的作家搖籃文學系,辦自己的大型期刊《昆侖》,并分批組織作家深入南線戰(zhàn)地采訪……這是戰(zhàn)役行動,更是戰(zhàn)略決策;我們既要及時出擊,集團沖鋒,更要養(yǎng)精蓄銳、厚積薄發(fā)。同學們都風華正茂,來自軍隊第一線,有豐富的生活積累和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誤,大家缺的就是讀書修養(yǎng)與文化底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誤砍柴工啊!這就是把各位請來的初衷,就是要讓你們更快更好地加油、充電,聽課、讀書,反思提高。未來更大的舞臺等待著你們,全軍廣大官兵在注視著你們,軍事文學的未來屬于你們。好好努力吧,同學們!

    應(yīng)該說,此時此刻,我才真正認識到文學系的意義,她正是軍隊高層和劉白羽、徐懷中諸公深謀遠慮的戰(zhàn)略舉措。自己無意中站上了時代的潮頭,同時也就走進了歷史。聽著劉白羽先生的諄諄教誨,我一邊不時跳出來提醒和感嘆自己的幸運和幸福,一邊又漸漸將這種暗自慶幸升華為一種莊嚴神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朱向前啊朱向前,你一定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以優(yōu)異的成績回報前輩作家的厚望與厚愛。

    同時,我也深深感念王炳根先生的那個電話。

    二、莫言把我涮了

    話說我這個福州軍區(qū)的“矮子將軍”一下子走進長人如林的文學系,還真有點不適應(yīng),感覺誰都比我高,十分慶幸之余又不免三分自卑氣短。

    在去飯?zhí)玫穆飞希瑢W們要么是前呼后擁,呼朋引類,要么是三三兩兩,稱兄道弟。我卻是誰也不認識,然后很快就發(fā)現(xiàn)一個人,也是孑然一身。然后再仔細看這個頭像好像不太熟。因為當時發(fā)表作品多會附上一張照片,所以對有成就的作家頭像會比較熟悉,我一看這個頭像不太熟,起碼也不在二線,更不在一線了。再仔細看看,覺得顏值也不是特別高。然后我有點信心了,主動上前跟他搭訕,我說貴同學叫什么名字呀?他說叫管謨業(yè),我心說這個名字比較陌生呵。我說什么單位呀?總參。我說寫過什么?說什么也沒寫過。我心想這就奇怪了,他馬上補充,他說總參沒人,他是來頂替的。我馬上下意識地說,哎喲,不錯,不錯,不錯。這是客套話,也是敷衍,更是泄露了內(nèi)心的一種真實感受,不錯,真不錯,總算找著一個比我更差的,這其實就是我當時的心里話。

    然后那兩天我跟管同學有一點同病相憐,有意無意就接觸一下。但是,同病相憐的錯覺很快就被打破了。大概是第三天、第四天吧,正式開課前全系開了一個會,徐主任做了一個鄭重的講話,包括介紹文學系為什么要創(chuàng)辦,它的指導(dǎo)思想,它的戰(zhàn)略意圖等等,從宏觀講到微觀,就講到生源的問題。然后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一篇小說叫《民間音樂》寫得如何如何好,引用了孫犁的兩個評價,我記得很清楚。一是說主人公“小瞎子”寫得空靈飄渺。二是說有點藝術(shù)至上的味道。這兩個神評價頗有沖擊力,因為與當時主流的價值取向或者評價標準大異其趣,甚至讓我們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然而,主任的結(jié)論毫不含糊:當年全國評獎我是沒有遇到這部小說,如果遇見的話,我肯定要為它投一票。這句話一說,全場大驚,然后主任再說,說這個小說的作者署名叫莫言,他的真名叫管謨業(yè)。這個時候同學們都對不上號,但是我不敢與他對視,覺得這小子純粹是挖了個坑讓我掉進去了,我還跟他同病相憐呢,簡直是美麗誤會嘛。其實是他沒病,我有病。

    這就是最初的莫言亮相,但是我覺得非同小可。大家想想,徐懷中主任在當時的情況下,以他這樣一種穩(wěn)健、嚴謹、審慎的性格,在那樣的公開場合可以說是出語驚人。等于說《民間音樂》已經(jīng)達到了全國獲獎水平。莫言不僅是報名逾期被破格錄取,而且一下子被推到這個高峰。這肯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且以主任的地位和影響,絕對是一言九鼎,但又是一諾千金!就是不僅僅為文學系,為軍藝,為軍隊發(fā)現(xiàn)了人才,更為中國文壇發(fā)現(xiàn)了人才!事實上,不到半年,莫言就以《透明的紅蘿卜》為徐主任踐諾。可以想象,當時徐主任的幾句話對于激發(fā)莫言的藝術(shù)雄心發(fā)揮了多么巨大的作用。這是一種激賞,一份信任,更是一份厚望,它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我敢說,在徐主任一輩子的文學生涯中,這樣“冒叫”一聲——所謂“冒叫”,是我借用毛主席一句話,就是一個湖南方言,帶有貿(mào)然、冒失、冒險的意思。像這樣的經(jīng)歷,在徐懷中主任的文學生涯中不多見。但是就在那一瞬,中國文學史上一對偉大的伯樂與千里馬誕生了。

    從此,同學們都對管謨業(yè)刮目相看,但管謨業(yè)堅持沉默是金的信條,一般場合極少開口,真正開始像他的筆名一樣,只寫而“莫言”了。而一旦開言,就不得了。

    開學不久,徐懷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學的著名作品的討論會,不期然莫言跳出來放了一炮,對其作品語言大加撻伐,不留情面,語詞犀利得連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會。同學們說,莫言莫言,不言則已,一言驚人。也因此,莫言給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壓力:你說如此公認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寫一個好的給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絕境。那時文學系的寫作浪潮是一浪高過一浪,每個屋子四個人,一到晚上都點燈熬油地干。翌日早餐時就等于是作品發(fā)布會,說誰誰誰昨晚又寫了一個短篇,誰誰誰又寫完了一個中篇,然后又是《人民文學》《收獲》《昆侖》《解放軍文藝》哪里哪里要發(fā)頭條。直聽得我輩心驚肉跳。此間,莫言不動聲色,每晚悄悄溜進階梯教室里埋頭筆耕。待到年終,終于“爆料”:莫言寫出一個中篇小說,徐主任如獲至寶,親自將題目《金色的紅蘿卜》改為《透明的紅蘿卜》,并推薦給了《中國作家》主編馮牧先生,隨后就是這顆小小的“紅蘿卜”,輕輕地撼動了中國文壇。

    三、“密集型轟炸”的“天才式教育”

    一九八四年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風清氣爽,我整天陶醉在慶幸和驚喜之中,而天天都有新的驚喜接踵而至。說的就是課程設(shè)置和來給我們講課的老師,那真是個頂個的棒,一個更比一個牛。

    按說,當時文學系草創(chuàng)之初,只有系主任徐懷中帶一個老師,一個參謀和兩個干事,可算得是“白手起家”。可一張白紙,正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沒有師資,正好可以利用天時地利人和,廣招天下名士“入我彀中”,為我所用。

    系主任徐懷中時年五十有五,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在中國當代文壇深孚眾望,又深諳創(chuàng)作規(guī)律。可他經(jīng)常只帶一個參謀,上高爬低,登門造訪,坦誠相邀。這種誠實謙遜遇事端肅、親切平和又一絲不茍的為人,感動了所有的應(yīng)聘者。于是乎,丁玲、劉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瀾、王蒙、李國文、劉心武、張潔、李陀、張承志等著名作家來了;李澤厚、劉再復(fù)、張炯、吳元邁、劉夢溪、劉錫慶、陳駿濤、雷達、曾鎮(zhèn)南、何西來、劉納、趙園、汪暉、季紅真等著名學者們來了;吳組緗、吳小如、袁行霈、嚴家炎、謝星、葉朗、樂黛云、徐曉鐘、王富仁、童慶炳、孫紹振、洪子誠、錢理群、丁濤、趙德明等著名教授們來了……這都是當代中國一流的作家、學者和教授,其中如丁玲和吳組緗先生,都已多年不登臺演講授課了,但他們卻把畢生的最后一次演講留給了軍藝文學系。一時間,京西魏公村風云際會,名動海內(nèi)。各路神仙,十八般武藝,手揮五弦,目送飛鴻,耕云播雨、點石成金。直弄得我們天天如坐春風,如夢方醒,如醍醐灌頂,如浴火重生。徐懷中先生笑瞇瞇地看著這幫弟子們天天都在鳳凰涅槃般地進行自我揚棄與更新,欣喜之下非常得意。他將這種集授課者畢生研究之精華為一次講座的授課方式稱為“高信息強輸入”的“密集型知識轟炸”,稱為“就高不就低”的“天才式教育”。就在這種信息密集而系統(tǒng)松散之中,體現(xiàn)了徐懷中的匠心:沖擊學員們固有的文學觀念,讓他們迎著八面來風、山高水低隨形發(fā)展,保持個性,挖掘潛力,“各行其是”,最終培養(yǎng)出非標準化的“天才”。

    實踐證明,當年徐懷中先生所倡導(dǎo)的“講座式”教學是有先見之明的,今天早已在全社會廣為歡迎。當年苦心孤詣因課設(shè)人所網(wǎng)羅的那支院外名師陣容,此后也基本成為了文學系一直沿用的固定師資隊伍。如果說,那一批名師激活了莫言們怎么寫的話,那么,我倒是學了一點怎么講——僅就此一點而言,我倒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從學生到老師,我認為自己受益最多。當然,至今我也說不好,前述三路名師、三類講座,究竟誰家對我啟發(fā)最大,教益最深,影響最遠,應(yīng)該說是各有千秋,各擅勝場,各領(lǐng)風騷。但有一個角度可以比較,那就是一九八六年我畢業(yè)留系任教之后,有意識地觀摩學習各路大家的授課藝術(shù),自以為有了一點心得,不妨在此也略作披露。

    以我在文學系先學生后先生的雙重身份觀之,僅以授課效果或授課藝術(shù)論,一般說來,作家一路富于激情和經(jīng)驗,而弱于理性和概括,雖然生動風趣,最具可聽性,但不便記錄難以復(fù)述;學者一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邏輯嚴密,條分縷析,新見卓然,但容易流于刻板和枯燥,時間一長,學生們難免懨懨以致昏昏;比較之下,教授一路似有綜合前二者之長而避其短之意思,既有邏輯的架構(gòu),又有知識的重點,既有理性的歸納,又有感性的表達,課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對我這個初登講臺的青年老師而言,較具可模仿性。譬如,吳組緗先生的幽默談吐,袁行霈先生的聲情并茂抑揚頓挫,孫紹振先生的快人快語一劍封喉,錢理群先生的激情與尖銳,王富仁先生的深刻與沉重,丁濤先生華麗的措辭與炫技,曹文軒先生夾帶鄉(xiāng)音的朗誦,以及王扶漢先生用漂亮的板書大段大段地默寫先秦散文……都從不同層面和側(cè)面給我以影響,使我在較短時期內(nèi)潛心揣摩授課效果(包括練習書法以提高板書水平)而有較明顯提高,課堂上常在鴉雀無聲中爆出笑聲,課后也常被學生包圍和追問,很快就在軍藝脫穎而出,留校第三年便獲全軍優(yōu)秀教員稱號。

    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從學生到講師、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文學、戲劇兩系合并為“文學戲劇系”,文學方面只配備了副主任,實際上是以副代正),我前后在文學系待了十三年。十三年中,無論是當學生、老師還是領(lǐng)導(dǎo),凡有名師名家來講課,我都始終如一在講臺下洗耳恭聽。也許授課老師和內(nèi)容多有重復(fù),但我觀察學習的角度卻不重復(fù),從內(nèi)容到形式,從觀點到例子,從聲調(diào)到語氣,從手勢到眼神,從站姿到板書,總覺得有聽頭,有看頭,百聽不厭,常看常新。打那以后,我的授課經(jīng)驗也漸積漸多,授課范圍愈來愈廣。尤其是二〇〇五年以來,我的專題講座《詩史合一——毛澤東詩詞的另一種解讀》《詩史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澤東》等課題廣受歡迎和邀請,從國防大學、北大、清華、中國傳媒大學等名校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等學術(shù)機構(gòu),從中央國家機關(guān)工委“月末講座”到全國各地論壇,直至中央電視臺軍事頻道“周末開講”,講了三百多場,還頗有方興未艾之勢。雖說無心插柳、歪打正著、撞中了選題、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是主要方面,但我的演講風采也要對得起老人家吧。如果這也算一個緣的話,那就是在軍藝文學系十三年尤其是首屆文學系兩年聽課聽來的緣啊。

    四、三十三年后的教學“復(fù)盤”

    實踐證明,當年徐懷中先生所倡導(dǎo)的“講座式”教學是有先見之明的,今天早已為全社會廣為歡迎。而那時候,相比較系統(tǒng)的基礎(chǔ)課如“外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文藝理論”等等,他把這些講座叫做短線課。

    三十三年后——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徐懷中應(yīng)時任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院長彭麗媛之邀,率莫言和我重回文學系,在榮譽教室會講“新春第一課”。當著彭院長和院、部、系領(lǐng)導(dǎo)以及文學系師生的面,進行了當年的“教學復(fù)盤”或總結(jié)。經(jīng)驗是豐富的,啟示是深刻的,但對我觸動最大的是莫言和徐主任先后講到了如何“聽課”的往事,而且是從北京大學著名學者吳小如先生的課說開來的,他倆相互啟示與發(fā)明,講出了一篇大道理。我認為這是當天會講的一大亮點,既是對過往教學經(jīng)驗的提煉,更是給今天莘莘學子的點撥。為此,我不惜當一把“文抄公”,盡量最大限度地還原現(xiàn)場,希望與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收獲。

    徐主任從“短線課”切入,他深有感觸而又語重心長地說:

    這個所謂短線課,莫言是每一課都來聽,他非常重視。有的同學認為這種課程是可來可不來的,也有不到課的,他們著急地要寫出東西來。實際上這種課程是非常重要的。你想宗教研究所的所長(前注:任繼愈)集一生研究成果,他知道只有一堂課給他,他要集中給我們部隊學員講些什么,這些老人都是備了課來的。

    還請了中國交響樂團的指揮家李德倫先生來講交響樂。還請了中央美院的教授孫景波先生講《美術(shù)史簡論》等等。實際上這些課程在大學中文系里也都沒有,你也聽不到這些課……從長遠來看,這些教學效果就顯現(xiàn)出來了。跟同學們講一個很突出的例證,莫言在《美術(shù)史簡論》的課上,他看到了一個被夸張了胸部與臀部的女子陶俑,這是最古老的陶俑,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講莫言看了一個陶俑,就寫出了他幾十萬字的長篇《豐乳肥臀》。

    有一次吳小如來講課,學員到得太少……吳先生往臺上一坐說:“同學們,我不是沒有飯吃才來給你們講課。”這個話我一聽,覺得簡直無地自容。同學們,你們要聽課,不要著急,寫東西有的是時間。我們第一期的教學安排里邊,第四個學期就都是創(chuàng)作實習。但是有一些人總想少耽誤時間、少聽課,可是你少聽課受的損失之大,不定將來哪一天你會有所覺悟。莫言剛才說,當時要再認真一點聽多好。其實莫言他什么課都認真地聽……他因為聽課耽誤寫作了嗎?《紅高粱》等好幾個名篇就是在校期間寫出來的(見徐懷中莫言朱向前《不忘初心,期許可待》,載《人民文學》二〇一七年第八期)。

    回想當年,徐主任并沒有對我們?nèi)绱硕崦婷部赡苁歉吖懒舜蠹业奈蛐裕V行“師傅領(lǐng)進門,修行在各人”。今天看來,除莫言之外,我們大都不同程度地辜負了老主任。記得在畢業(yè)前夕,面對已經(jīng)橫空出世的莫言同學,大家經(jīng)常會開玩笑說:吃的是一鍋飯,點的是一燈油,聽的是一堂課,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獨特的人生,超人的稟賦……我們總是把它歸功于莫言的天才,其實也是在為自己的不夠努力而“甩鍋”。比如就在聽課這一件事上,我們有誰能像莫言這樣認真?難怪毛主席老人家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chǎn)黨就最講認真。莫言就是最講認真。當時在“新春第一課”上聽徐主任表揚莫言時,我也心有觸動,有點回憶卻依稀渺渺,有些悔意卻悔之晚矣。萬萬想不到的是,會講結(jié)束一周之后,我在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的《文匯報》上讀到了莫言的散文《馬的眼鏡》。莫言接著徐主任講吳小如先生的話題,回憶出了一篇大文章,對我頗有震撼。他寫道:

    今年三月初,文學系邀請懷中老師去講課,因老人家年近九旬,怕他太累,便讓我與朱向前學兄陪講。講座上,我憶起北京大學吳小如先生給我們講課的事,雖寥寥數(shù)語,但引發(fā)了懷中老師的很大感慨,于是,我就寫下這篇文章,回憶往事,以防遺忘。

    吳先生為我們講課,應(yīng)該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季,他穿著一件黑色呢大衣,戴一頂黑帽子,圍一條很長的醬紫色的圍巾。進教室后他脫下大衣解下圍巾摘下帽子,露出頭上凌亂的稀疏白發(fā),目光掃過來,有點鷹隼的感覺。他目光炯炯,有兩個明顯的眼袋,聲音洪亮,略有戲腔,一看就知道是講臺上的老將。(前注:這些動作、細節(jié)和場景的復(fù)述,歷歷在目,超人的記憶力固然重要,但莫言全身心的投入也足以讓人感同身受,否則何以觀察如此入微,記憶如此精確!)……只記得他第一節(jié)講杜甫的《兵車行》……講稿在桌,根本不動,豎行板書,行云流水(前注:此處我有共鳴,眼前可以腦補畫面)……他的課應(yīng)該是非常精彩的,但由于我們當時都發(fā)了瘋似的摽勁兒寫作,來聽他講課的人便日漸減少。最慘的一次,偌大一個教室,只有五個人(前注:慚愧!這一次我也逃課了,回憶至此斷片了)。

    這也太不像話了,好脾氣的懷中主任也有些不高興了。他召集開會,對我們提出了溫和的批評并進行了苦口婆心的勸說。下一次吳先生的課,三十五名學員來了二十多位,懷中主任帶著系里的參謀干事也坐在了臺下。吳先生一進教室,炯炯的目光似乎有點濕,他說:“同學們,我并不是因為吃不上飯才來給你們講課的!”這話說得很重,許多年后,徐懷中主任說:“聽了吳先生的話,我真是感到無地自容!”……那一課大家都聽得認真,老先生講得自然也是情緒飽滿,神采飛揚。記得在下課前他還特意說:我讀過你們的小說,發(fā)現(xiàn)你們都把“寒”毛寫成了“汗”毛,當然這不能說你們錯,但這樣寫不規(guī)范……最后他說,我講了這么多課,估計你們很快就忘了,但這個“寒”字請你們記住(前注:記憶精準到了一個字,證明確實深入骨髓了,此憶不虛也)。

    接下來,莫言認真總結(jié)梳理了他從吳先生課上的收獲:

    其實,我從吳先生的課堂里,還是受益多多的。他給我們講莊子的《秋水》和《馬蹄》,我心中頗多合鳴,聽著他繪聲繪色的講演,我的腦海中便浮現(xiàn)出故鄉(xiāng)一望無際的荒原上野馬奔馳的情景,還有河堤決口、秋水泛濫的情景。后來,我索性以《馬蹄》為題寫了一篇散文,以《秋水》為名寫了一篇小說。《馬蹄》發(fā)表在一九八五年的《解放軍文藝》上,《秋水》發(fā)表在同年的《莽原》上,這兩篇作品對我來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馬蹄》表達了我的散文觀,發(fā)表后頗受好評,還獲得了當年的“解放軍文藝”獎。《秋水》中,第一次出現(xiàn)了“高密東北鄉(xiāng)”這個文學地理名稱,從此,這個“高密東北鄉(xiāng)”就成了我的專屬文學領(lǐng)地……應(yīng)該說,《秋水》是“高密東北鄉(xiāng)”的創(chuàng)世紀篇章,其重要意義不言自明。

    吳先生講莊子《秋水》篇那一課,就是只來了五個人那一課……我們的階梯教室有一百多個座位,五個聽課人分散開,確實很不好看。我記得我不好意思看吳先生的臉……

    講完了課,先生給我們深深鞠了一躬,收拾好講稿,穿戴好衣帽,走了。隨著彈簧門“咣當”一聲巨響,我感到這老先生既可敬又可憐,而我自己,則是又可悲又可恥。

    讀至此處,我亦羞亦愧亦悔。但更多的是感嘆,是發(fā)現(xiàn):莫言確實是在文學的世界里沉入生命,全身心投入每一件事情,比如聽課。客觀地說,在文學系一年半(實習一個學期除外)的課堂學習上,莫言就是那個最優(yōu)秀的學生,沒有之一。

    五、“地道戰(zhàn)”與“借東風”

    徐懷中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寬松自由,與北大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堪可一比。譬如文學系的兩面大旗——主旋律大將李存葆和藝術(shù)前鋒莫言,徐懷中都厚愛有加。對李存葆這樣的“特殊學生”——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晚上,李存葆就應(yīng)邀到人民大會堂出席新中國成立三十五周年國宴。十月一日大閱兵之后,游行隊伍通過天安門廣場,代表文藝界的唯一彩車就是電影《高山下的花環(huán)》的造型,尤其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自費購買了兩千冊《高山下的花環(huán)》贈送老山前線將士,給了“文學黃金時代”以最好注腳。也因此,每天來自首都各高校團委、文學社的講座邀請;各劇種的編劇、導(dǎo)演來洽談“花環(huán)”的改編事宜;全國各大文學刊物的主編名編們來登門索稿者絡(luò)繹不絕,不僅嚴重影響了李存葆的正常學業(yè),我和他的室友李荃、苗長水,整天價籠罩在“花環(huán)”的陽光雨露里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啊——干脆,徐主任特殊情況特殊對待,開學不久,就準其請假,躲到外面去趕稿了。結(jié)果第一學期末就趕出了十萬字的大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在當年度的全國中篇小說評獎中又一次奪魁,使得新生不久的文學系聲威大振。

    而莫言這樣的“千里馬”,則是被徐懷中一眼相中,莫言也很快就以《透明的紅蘿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以及稍后的《紅高粱》等一批經(jīng)典作品回報了徐懷中,使文學系的育才功能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傳說”。而我從創(chuàng)作正式改弦更張做評論,應(yīng)該說當自莫言始,并借莫言之紅火也熱了熱身。正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得來全不費功夫”。

    徐懷中的胸襟決定了他的大家風范,即便在教學、文學以外,他也實事求是,不拘一格。譬如四人一間的宿舍本來寬敞明亮,忽一日就不知被誰革了新,用布簾將自個的小空間包裹起來與外“絕緣”,各自為戰(zhàn)。你熬你的夜,我睡我的覺,你面壁苦思冥想,我讀書忍俊不禁,互不干擾,相安無事。于是就有人“報老爺,大事不好!”不料想,徐主任一巡視竟默認了。我想原因一是給這些老大不小的學生一點寬松優(yōu)惠,二更主要的是尊重創(chuàng)作規(guī)律。當時我們的課程安排就是半天上課半天讀書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這事嘛,恰如莫言一個不雅的比喻——精神排泄。“排泄”過程,豈能示人? 你想,一會兒四人相對而視,一會兒外人推門探視,那誰還“創(chuàng)”得出“作”呢?于是乎,不出三日,全系都照此辦理,倒也整齊劃一了,只是進得任何宿舍,都是不見人影,只聞人聲,你只能順著布簾隔成的“地道”摸索前進,遂有“地道戰(zhàn)”之美譽在首都文學界不脛而走,廣為傳播。

    再比如服裝與跳舞。當年軍裝款式少數(shù)量亦少,交誼舞對我們而言則有如天方夜譚。但隨著文學系聲譽鵲起,社會各界的采訪、座談、對話、宴請、聯(lián)歡、舞會絡(luò)繹不絕。一時間弄得我們這幫基層來的土老帽們灰頭土臉,手足無措。徐主任就鼓勵我們先從“換裝”入手。然而審美眼光不是一朝一夕練成的,一不留神,某星期天就從文學系走出了很多“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

    于是乎,在系里第一個中秋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上,徐主任身著藏青色西服挽著夫人翩然入場。當大家目瞪口呆還沒回過神來,就見徐主任從容邁步舞臺中央站定,清清嗓子,自報曲目:“我先清唱一曲《借東風》,為大家助興。”然后就咿咿呀呀、有板有眼地一路唱將下去,嗓音蒼涼,韻味十足,風神飄逸,儼然馬派弟子。大家都傻得忘了喝彩和鼓掌。接著,徐夫人——總政歌舞團原資深舞蹈家、編導(dǎo)于增湘老師就笑瞇瞇地開始為大家講解和示范幾種主要交誼舞的基本動作要領(lǐng)。本來還要找一兩個男同學比劃比劃,可把大家嚇得不輕,差點就要抱頭鼠竄了。這時徐主任才寬容地放大家一馬,說,今天就這樣子吧。跳舞其實很簡單,毛主席跳舞就是散步嘛……關(guān)鍵是有機會多實踐,出去別讓人笑話咱軍隊作家哈……

    徐主任如此苦心孤詣、身體力行,我們還有什么可說的。第二天,我就直奔王府井,咬咬牙抱回了兩套西服,引來全系一番熱議和采購潮,一時間男女同學都紛紛邀我為服裝采購顧問,并戲稱我“領(lǐng)導(dǎo)文學系服裝新潮流”(此事已有諸多同學回憶文章為證,此處亦不贅)。

    特別是,當年徐懷中還有一個大手筆,因為幾乎無人提及,今天我必須在此記錄在案,以為備忘。教大家跳舞這還只是個小娛樂,真正為提高大家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審美眼光,系里是下了大功夫,花了大錢,出了血本的。為大家提供的“藝術(shù)大餐”稱為饕餮盛宴恰如其分——

    宿舍走廊東頭的小黑板上,動輒通知:明天早上八點登車,全體學員去中國美術(shù)館參觀意大利油畫展;明天下午五點登車,全體學員去首都劇場觀摩人藝話劇《茶館》……(前注:主要在此觀摩過《雷雨》《日出》《天下第一樓》等經(jīng)典劇目。還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觀摩過上海舞劇院的舞劇《小刀會》,在首都體育館觀摩過冰上芭蕾舞等等)。

    特別是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觀摩過“法國電影周”“德國電影周”“美國電影周”——所謂“電影周”就是連看一周,一天兩部甚至是四部該國的經(jīng)典大片,真是看得大飽眼福而又暈頭轉(zhuǎn)向……讓我們這些來自基層的土老帽們開了洋葷,開了眼界,開了腦洞;有了參照,有了標高,有了底氣。

    很長一個時期內(nèi),我一直有點納悶:當年的徐主任為何具有如此的胸襟與氣魄呢?事隔多年后,我無意中翻到一條資料: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九日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舉行。來自亞非五十三個國家和地區(qū)以及五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和觀察員共一百七十二人出席了大會……而三十七歲的徐懷中是大會秘書。

    徐懷中是真正具有國際眼光的人。

    六、徐懷中驚喜道:“朱向前跳出來了”

    值得在此一說并與我命運相關(guān)的另一件事,是徐主任特別看重的學術(shù)交流,也即他所比喻的“搓澡”。意即鼓勵同學們要像在澡堂子里一樣赤裸裸地坦誠相見,互相切磋,互相砥礪,互相幫助。然而,就在全系第一次“搓澡”會上,我“跳出來了”。那是入學第三天,徐主任召集全體座談,希望以不同的文學觀念和見解的碰撞和交流為契機,讓大家迅速地互相熟悉了解。為了重視,他還事先找我們幾個正副班長(前注:李存葆為一班班長,我為副班長;宋學武為二班班長;錢鋼為三班班長兼學員黨支部書記)開了準備會,交代一旦冷場要我們帶頭發(fā)言。果不其然,主任講完開場白后就冷場了。“搓澡”的愿望當然好,但三十五個“作家”,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互不熟悉,個性迥異,水平參差,觀念不同,要袒露自己走進“澡堂”,是何等不易啊!盡管徐主任事先有估計,但也沒想到水有這么深,足足有三分鐘沒人吭聲吧。終于,我斗著膽子跳出來了!這一跳真是石破天驚。它留給人們的看法、感覺十分不同,但印象的深刻是一樣的。

    事后,陳道闊同學清晰地回憶道——“徐懷中主任笑瞇瞇地宣布開會,說請大家座談藝術(shù)。那時,我們初來乍到,都惴惴地不知根底。大名鼎鼎的李存葆蹺著二郎腿,只顧抽煙,好像那煙是公家的;‘不敢為天下先’的宋學武盡往陰影里躲,似混進來的見不得天光;莫言那時候還叫管謨業(yè),整個兒小老幺一個,作一副憨厚態(tài),很謹慎的樣子……不知過了多久,沒有人說話。突然——生活中常常有這種突然,一聲小心的咳嗽,掀掉了那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的空寂。朱向前,發(fā)言了……我有些感激地望著他。”(見《他有兩把“刷子”》,載《作家生活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陳描寫當時的尷尬情形與我的孤注一擲狀,大抵是客觀真實的。

    十六年后,莫言同學還依然對此記憶猶新——“當此之際,這個朱向前自報家門之后,竟然滔滔不絕地做起了報告,從國際到國內(nèi),從西安到延安,從文學到藝術(shù),一通大侃,令我們暈頭轉(zhuǎn)向。事后,有一些同學對他的這種過分強烈的演講欲望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卻對他深感欽佩……這畢竟是我有生以來聽到的最流暢的演講之一,這畢竟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口若懸河的人。”(見《部長·教授·批評家》,載《中國文化報》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顯然,莫言有點調(diào)侃我的所謂“辯才無礙”。但不管調(diào)侃也罷,欣賞也罷,朱向前敢侃、能侃,恐怕就是我留給同學們的最初印象。

    然而,各人的立場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結(jié)論就大相徑庭。徐懷中主任就對此另有說法——“我曾與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文學系首屆三十五位同學一起學習過一段時間,我所能給予他們的太少太少了,倒是他們,常常在許多方面啟發(fā)了我,幫助了我。就說向前吧,他最初給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在第一次全系學員的討論會上——不知是由于新來乍到的生疏,還是作家的矜持,討論會一開始就冷場了,我作為主持人,心中不免暗暗發(fā)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幾個事先打過招呼的班長們身上。果然,朱向前跳出來了,侃侃而談,云山霧罩,居然一口氣就講了四五十分鐘,且大有欲罷不能之勢。使我驚喜的是,他不僅為討論會解了燃眉之急,還表現(xiàn)出了較好的理論素質(zhì)……從那以后,向前的理論熱情被點燃了,不斷地噴射出閃閃爍爍的火花。”(見《理性激情的開發(fā)》,載《文藝報》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當然,徐主任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因為他決定和改變了我的命運!其一,經(jīng)他鼓勵和推薦,我在那次發(fā)言的基礎(chǔ)上,寫出了平生第一篇論文《小說“寫意”初探》并很快就在理論批評的權(quán)威刊物《文學評論》上發(fā)表了。這對我此后走上評論之路的啟示與激勵作用不言而喻;其二,畢業(yè)前夕,在諸多高手競爭留校之際,在我與徐主任毫無個人交往的情況下,僅憑一封信就被主任決定留校了!如果我自詡為千里馬,那么徐主任相中我的第一眼就是因為那次發(fā)言。其實,如此大膽張揚的“演講”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為什么有這一次?我只能說是前定,在那一刻,命運之神向我招了招手,而我抓住了它,如此而已。我此生搞評論、做研究、當教授的道路,實際上在那一刻就已經(jīng)決定啦!

    七、畢業(yè)作品寫了小說《地牯的屋·樹·河》

    轉(zhuǎn)眼就到了一九八六年春節(jié)(二月九日,星期天)。在軍藝文學系學習的一年半,也是我此生中的黃金歲月——是知識上如饑似渴的一年半,也是創(chuàng)作上激情迸發(fā)的一年半;是時間上爭分奪秒的一年半,也是身心放松空前愉悅的一年半。好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眼看就要畢業(yè)了,第四個學期是畢業(yè)創(chuàng)作和實習,時間分配自己掌握。元宵節(jié)一過,春節(jié)也就過完了,二月也就過完了。滿打滿算,距六月一日返校還有三、四、五共三個月,除去五月實習,創(chuàng)作時間只剩兩個月了!好不緊張也!雖說畢業(yè)作品沒有規(guī)定寫什么體裁呀、篇幅多少呀,您隨便……只有一個要求,六月一日返校報到時把作品交給系里辦公室。這就是徐懷中的風格,舉重若輕,欲擒故縱,把壓力甩給大家。一年半下來,他心里明鏡似的,誰不想把這一年半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學以致用,來它一個總爆發(fā),露它一手,放它一炮——至于怎么露,怎么放,大家心里還沒數(shù)嗎?莫言在前面走著呢……

    我當時因搭上了莫言的快車道,儼然搖身一變?yōu)榍嗄昱u家,畢業(yè)作品寫一篇論文是必須的。但是寫小說的夢想就這樣放棄了?似乎心有不甘。于是從春節(jié)到三月份,整整用了一個半月,整出了一朵“奇葩”——贛西方言小說《地牯的屋·樹·河》。三十多年后,江西文學界進行回顧時,還中允公正地評價道:“朱向前受到新時期文學創(chuàng)新精神鼓舞,大膽嘗試、艱辛探索,用贛西方言寫出了小說《地牯的屋·樹·河》。作品在一九八七年《青年文學》四月號隆重推出,并同期配發(fā)了文學系首任主任徐懷中先生的評論《探索性的,又是深思熟慮的》,隨即又被《小說選刊》七月號轉(zhuǎn)載,并入圍一九八七年度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評選最后一輪。雖然最終鎩羽而歸,但是,該小說不僅首開用宜春方言介入新時期文學創(chuàng)新的先河,并以一朵絕對奇葩的風采挺立于八十年代文學尋根之潮頭。”

    再說論文。當時我心說,小說就算告別演出吧,咱看家的還得是評論呀,評論家的氣質(zhì)必須拿捏得妥妥的。四月份倒真是憋了一個大招——把一年多來深思熟慮的一個“理論發(fā)現(xiàn)”——軍門子弟與農(nóng)家子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創(chuàng)作之異同撰寫成文:《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參觀照》。該文由《文學評論》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隆重推出,成了我榮登此刊的第一篇正式論文(此前上過一篇筆讀和一個短論,都還不足為據(jù)),也成了此后一個階段內(nèi)我的軍旅文學批評和部分青年軍旅作家創(chuàng)作的重要參照。

    一九八六年五月,是我們外出實習的一個月。雖然報名新疆的人數(shù)由最初的一支小分隊最后變成了我一個人,但我仍然執(zhí)著堅定地決心孤身一人,勇闖天涯,遂演出了一路向西,向著帕米爾高原的“萬里走單騎”話劇,并且創(chuàng)下了我人生中的多項第一:

    第一次坐飛機(北京飛烏魯木齊三千公里);第一次見周濤就在周家大侃文學、大侃莫言且連侃三個整天;第一次坐三天到達的超長途汽車(烏魯木齊到喀什,一千五百公里):第一次登臨海拔五千米的紅其拉甫口岸(從喀什到塔吉克三百公里,從塔縣到紅其拉甫一百五十公里):第一個講座在喀什師專開講……一見如故,一觸即發(fā),艱苦備嘗,苦去甘來,跌宕起伏,柳暗花明,其間精彩難與君說——此處略去八千字……五月底,當我回到系里時,得知我被徐懷中主任留校了。

    留校以后的多年間,我會偶爾翻出珍藏的“留言布”來摩挲——“留言布”諧了留言簿的音,它就是一塊樸素而別致的五十厘米長,三十厘米寬的小白布,但卻充分體現(xiàn)了徐懷中的個人風格和匠心,體現(xiàn)了徐懷中對弟子們的深情和厚望。它是專為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誕節(jié)晚會設(shè)計的,全系師生和員工人手一塊,用于晚會上相互留言——考慮到第四個學期是實習,大家實際上把這個晚會當成了畢業(yè)晚會,把這個留言當成了臨別贈言。寫起來都非常認真,覺得一時措不好辭的,還留到第二天甚至下一周再寫。但徐主任顯然是深思熟慮,他在我的留言布上提起筆來就寫了一句:

    我一想到你,就記起你在文學系第一次討論會上的發(fā)言。

    徐懷中 一九八五年圣誕節(jié)

    (前注:第一次“搓澡會”上我跳出來了,第二次“搓澡會”上莫言跳出來了,然后,然后就沒有第三次了。徐主任的留言再次證明了我那個發(fā)言的確是決定命運的。)

    隨后,錢鋼馬上就跟了一句:你的成功在于選擇(前注:似乎在為徐主任留言作補充——朱向前因為那個發(fā)言,從此改寫了評論)。

    莫言倒是十分慎重,先寫了一句魯迅語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第二天又把布要去補了一句:足上又加聚嫂(前注:我愛人名聚寧)。

    這塊留言布上飽含師生情誼的金玉良言,伴隨我度過了漫長的軍藝歲月。

    此后的情況如所周知,我在文學系前后十三年,繼續(xù)和文學系一道成長。尤其結(jié)合自己的評論專業(yè),為以后的著名學員如閻連科、徐貴祥、麥家、柳建偉、石鐘山、趙琪、陳懷國、余飛等等的脫穎而出,推波助瀾,從推薦作品、撰寫評論到作序,無不竭盡綿薄之力。待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根據(jù)全軍文學干部生源萎縮的大勢,遂著手“轉(zhuǎn)型”,一是升格大本,面向社會招生;二是開辦軍事文學研究生教育,一九九六年獲準招生,一九九七年正式招收第一屆軍事文學研究生,也開啟了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研究生教育的先河。從此,軍藝文學系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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