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姐妹》是上世紀60年代謝晉執(zhí)導(dǎo)的一部經(jīng)典彩色故事影片。早在1956年，謝晉開始醞釀構(gòu)思《舞臺姐妹》。1958年，他寫出名為《越劇春秋》的“電影故事梗概”，后來改名《舞臺姐妹》，但直到1962年才被列入攝制計劃。當時謝晉向天馬廠方提出要求和王林谷、徐進合作編劇，并著手商討《舞臺姐妹》的提綱。1963年4月中旬，《舞臺姐妹》的“詳細提綱”寫出，謝晉寄給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和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夏衍和陳荒煤看了“詳細提綱”后，認為本子很好。7月5日，夏衍將經(jīng)他親自批注的“詳細提綱”寄還謝晉，并在信中對劇本提綱作了進一步的肯定。謝晉根據(jù)夏、陳意見，對提綱繼續(xù)充實和加工，寫出文學本初稿后立即寄給夏、陳。10月間，陳荒煤要謝晉再去北京，他和夏衍對文學本初稿提了具體意見。回來后，謝晉又趕出文學本二稿并定稿，寫好分鏡頭劇本。1964年1月10日，影片《舞臺姐妹》正式開拍。同年6月10日，《舞臺姐妹》全部樣片出來。由此可見，《舞臺姐妹》能攝制成功，離不開夏衍、陳荒煤的指導(dǎo)和支持。尤其是夏衍批注并附信的《舞臺姐妹》（詳細提綱），具有重要的電影文學史料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時至今日關(guān)于這份史料的所有公開版本都是節(jié)錄本，且文本之間不相一致。本文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夏衍批注《舞臺姐妹》（詳細提綱）的原件影印件，對《對〈舞臺姐妹〉（詳細提綱）的意見》的底本進行比對校勘，以查漏補缺、糾正錯誤。同時，對影片《舞臺姐妹》的后續(xù)命運予以必要的補充。

一、公開版本的比較和不足

導(dǎo)演謝晉曾在《當代電影》披露夏衍親筆修改過的《舞臺姐妹》劇本提綱失而復(fù)得的詳情：

《舞臺姐妹》劇本提綱出來后，我送了一本給夏衍同志，他看完以后，極激動。在提綱上批注了詳細的意見。還在扉頁上寫了一封信，談了他對整個劇本的拍攝意見。記得末尾也有一句：“僅供參考”。信中具體談到借調(diào)北影演員謝芳，同意調(diào)撥進口彩色膠片。這封信和批示增加了我拍好影片的決心。

上影廠的“文化大革命”是從《舞臺姐妹》開刀的。六六年夏天，工作組進駐上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交出夏衍對《舞臺姐妹》的批注和信件。第二天我交給工作組時還極天真地說：“你們用完了還給我。”當時我根本沒想到這是一場整整延續(xù)十年的大災(zāi)難。

“文革”后，這份經(jīng)夏衍同志批注過的劇本提綱已無法找到，最后還是從中央專案組檔案里把它找回來。現(xiàn)在節(jié)錄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舞臺姐妹〉從提綱到影片》一書中，它已成為一份寶貴的電影史料。

謝晉的憶述提供了很有價值的信息：首先，夏衍是直接在謝晉送他的《舞臺姐妹》（詳細提綱）上批注意見的，在扉頁上還寫了一封談劇本拍攝意見的信，信中提及借調(diào)北影演員謝芳、同意調(diào)撥進口彩色膠片等事；其次，原件一直在謝晉手里，“文革”開始，工作組剛進駐上影就要走了它，可見對方是有備而來；再者，“文革”結(jié)束后，謝晉從中央專案組檔案里找到原件，作為一份電影史料節(jié)錄進書里。

謝晉提到的那本書，全名是《〈舞臺姐妹〉——從提綱到影片》，1982年6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收錄有夏衍的《對〈舞臺姐妹〉（詳細提綱）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如謝晉所說，這個《意見》是節(jié)錄本，并沒有反映原件的全部內(nèi)容。

需要指出的是，此《意見》并非是最早披露原件內(nèi)容的版本，1980年第10期的《戲劇與電影》曾刊出夏衍談劇本拍攝意見的信的摘要、其中一頁的影印件，以及一張內(nèi)頁的批語及其影印件，但影印件里的字漫漶不清。經(jīng)比照，《戲劇與電影》版本和《意見》摘錄的信都是六點內(nèi)容，說明很可能是謝晉本人投稿給這個刊物的。但兩者內(nèi)容并不完全一致。第一、前者信中開頭的稱謂是“仁聲同志并轉(zhuǎn)謝晉同志”，后者卻只有“謝晉同志”。“仁聲”即楊仁聲，時任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第二、關(guān)于信中第三點意見的第三段，前者將夏衍論塑造反面人物的內(nèi)容刪去，后者則又補上。第三、前者信末還有一句：“我今年能否來上海，尚難預(yù)定也。”但后者將其刪去，且無省略號。

此外，前者的批語和后者也不盡相同。前者的眉批里說：“從四六年到四九年雖則只有四、五年，但全國變化很大，上海變化也很大，而這些變化，如內(nèi)戰(zhàn)、物價、金元券，一直到解放軍過江前后的上海人民的生活變化，思想變化，這些均有可能影響到這一批小姑娘們的思想的。”但在后者那里，卻變成了：“從四六年到四九年，雖則只有四、五年，但全國變化很大，而這些變化，如內(nèi)戰(zhàn)、物價、金元券，一直到解放軍過江前后的上海人民的生活變化、思想變化。這一切不可能影響到這一批小姑娘的思想的。”后面和前面不僅標點、用詞上有差別，而且脫落了“上海變化也很大”，更重要的是意思相反，從“可能影響”變成“不可能影響”。很明顯是后者抄錯了。

《〈舞臺姐妹〉——從提綱到影片》一書里的這篇《意見》后又作為底本，先后被收入《夏衍電影文集》（第一卷）和《夏衍全集·電影評論（上）》。后兩本書中的《意見》文本內(nèi)容，相互之間完全一致，但與底本又有所出入，事實上成為夏衍修改的《舞臺姐妹》劇本提綱的新版本。究其原因，除了更正前面提及的將“不可能影響”改為“不可能不影響”以外，主要還是編者在沒有見到原件的前提下，對底本進一步“加工”所造成的問題：底本的年月是中文小寫，新版本均換成阿拉伯數(shù)字；底本有省略號，表示此處很可能有刪減，新版本則將省略號略去；底本的左聯(lián)沒有引號，新版本卻打上了引號；底本里是“我們戲曲界做工作”，新版本變成“我們在戲曲界做工作”。如此“加工”看似讓新版本更加“完善”，實際上卻離文本的歷史真實相去漸遠。

可見，目前公開發(fā)表的有關(guān)夏衍批注《舞臺姐妹》（詳細提綱）的內(nèi)容，原始出處應(yīng)該都來自謝晉所提供的那份原件。其版本更迭情況，最早是《戲劇與電影》里的簡略版本，其后是《〈舞臺姐妹〉——從提綱到影片》一書的《對〈舞臺姐妹〉（詳細提綱）的意見》版本，該版本又作為底本，先后被收入《夏衍電影文集》（第一卷）和《夏衍全集·電影評論（上）》，又形成新版本。由于所有版本皆為節(jié)錄本，且文本之間不相一致，給今后的研究造成相當程度的妨礙。

二、原件影印件的發(fā)現(xiàn)及其與底本的比對校勘

現(xiàn)藏于上海市檔案館（簡稱“上檔”）的夏衍批注《舞臺姐妹》（詳細提綱）原件影印件的發(fā)現(xiàn)，可以彌補目前所見版本的不足之處。因為是原件影印件，故推論上檔所藏的有可能是原件，也有可能是原件的復(fù)制件，或者兩者皆有可能。

原件或原件的復(fù)制件為何會在上檔？結(jié)合其他材料考證，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1966年2月2日，文化部電影局曾給上海市天馬電影制片廠來電，稱文化部副部長趙辛初要求天馬廠提供有關(guān)《舞臺姐妹》的一些資料，其中就有“夏衍批的《舞臺姐妹》詳細提綱”。于是，天馬廠在準備匯報材料過程中，找到謝晉，照原樣復(fù)制，原件仍存謝晉處。第二種是謝晉說過“文革”一開始，工作組就有人找他要走了原件，后來一直沒有歸還，“文革”后他從中央專案組檔案里找到原件。另據(jù)《謝晉畫傳》記載的歷史細節(jié)是謝晉到中央專案組尋查被抄走的資料，一直追到西安檔案館的倉庫，才發(fā)現(xiàn)了這本夏衍親筆修改和批示的劇本。這都說明原件的去向和所謂的中央專案組有關(guān)系。恰巧上檔藏有一封涉及此事的信函：

中央專案組辦公室 轉(zhuǎn)

徐平羽專案組：

你處于今年八月（中專辦介第3355號介紹信）來我處查閱有關(guān)徐平羽在上海工作期間的擬件、講話、報告、文章、文書等檔案，當時查到部分你們已摘抄以外，尚有電影劇本《舞臺姐妹》（夏衍的修改稿）當時沒有查到，所以沒有及時為你們解決問題，十分抱歉。

最近我們在徹底清理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電影劇本《舞臺姐妹》的（詳細提綱），其中有夏衍對該劇本的九點意見和劇本中的具體修改。你們?nèi)缛孕枰摬牧系脑挘埶賮砦姨幊摹?/p>

此致

敬禮

上海市直屬機關(guān)五·七干校

七兵團三連

□□（疑為“接條”）地址：延安西路33號一號樓西部三樓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

這封信證明，謝晉上交的原件后歸入上海市直屬機關(guān)五·七干校的檔案，直到1969年8月中央專案組辦公室下設(shè)的徐平羽專案組來滬查檔，才引起干校有關(guān)人員的“重視”。不妨大膽推測，原件找到后，被徐平羽專案組直接借走，不知何故又去了西安檔案館，直至“文革”結(jié)束后謝晉查訪到它的下落。

現(xiàn)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夏衍批注《舞臺姐妹》（詳細提綱）的原件影印件，對《對〈舞臺姐妹〉（詳細提綱）的意見》的底本進行比對校勘，以查漏補缺、糾正錯誤。

由原件影印件可知，夏衍的信從封面寫起，足足寫了三大頁。在第一頁信也就是封面的上端，有楊仁聲寫給丁一的一句話：“原劇本并具體修改意見寄給你，我沒有原稿了，盼勿遺失。”信中開頭的稱謂也確如《戲劇與電影》版本說的是“仁聲同志并轉(zhuǎn)謝晉同志”，而非《意見》中只是“謝晉同志”。丁一是天馬廠的黨委書記，這句話說明經(jīng)夏衍修改的原劇本先到了楊仁聲那里，后又給丁一過目，再轉(zhuǎn)給謝晉。由上到下傳遞，這樣做是符合組織原則的。但在《意見》中，這些信息都被省去。

《意見》中信的開場白是：“這個劇本擱在我這里很久了，因為最近較忙，拖了很久，十分抱歉。……以下簡述一下我個人的意見。”前文提及，省略號表示此處很可能有刪減，但在《夏衍電影文集》（第一卷）和《夏衍全集·電影評論（上）》里，省略號都不見了。對照原件影印件，省略的內(nèi)容是“據(jù)制片處馬經(jīng)波同志說，陳局長已和你談過”。陳局長即陳荒煤。正是他和夏衍，推動了包括《舞臺姐妹》在內(nèi)的多部共和國經(jīng)典影片的誕生。

接下去，夏衍開始談個人具體意見。在《意見》中，第一點意見提到這個劇本“對藝術(shù)界進行‘憶苦思甜’教育是很好的”。原件影印件“藝術(shù)界”作“藝人”。更換名稱的原因，可能藝人是舊時的叫法。第三點意見主要談反面人物的塑造，《意見》中是“這也可以運用‘戰(zhàn)略上藐視他們，戰(zhàn)術(shù)上重視’這個原則”，影印件并沒有“他們”；《意見》中“他們還很厲害”，影印件作“他們還有利害”；《意見》中“而沒有‘糖衣’和‘外衣’”，影印件中“而”作“即”；《意見》中“沒有經(jīng)驗的人就會上當了”，影印件中上當特地加了引號；《意見》中“如整部戲是諷刺喜劇、喜劇則又當別論”，影印件中“諷刺喜劇”實為“諷刺劇”。第四點意見談時代氣氛、政治脈搏，《意見》中的“乃至自然的話中來透露一些”，影印件是“乃至自然的對話中來透露一些”。

《意見》中只有夏衍的六點意見，實際上有九點，這在上海市直屬機關(guān)五·七干校的信函中也提及過。《意見》里的第六點意見是這樣寫的：

（六）這部片子如寫到解放為止，則可以向港澳發(fā)行。為此，可考慮與香港合拍，拍彩色。戲曲舞臺場面多，拍彩色較好。……

如能在八月內(nèi)搞好分鏡頭劇本，三個月拍攝，十一月底停機器，則年內(nèi)就可以出片子，盼鼓足干勁，超計劃完成之。……

分鏡頭劇本寫好打印后，仍請寄我一閱。

比較原件影印件，原文如下：

（六）這部片子如寫到解放為止，則可以向港澳發(fā)行。為此，可考慮與香港合拍，拍彩色。戲曲舞臺場面多，拍彩色較好。如局、廠領(lǐng)導(dǎo)上同意與港合拍，拍彩色，則建議“迎接解放”這場戲可拍得短一些，而且要拍兩套。印兩個尾巴，國內(nèi)發(fā)行的拍得紅火一些，港澳及國外發(fā)行的拍得含蓄一些。此點請你們研究并向領(lǐng)導(dǎo)請示。

（七）借謝芳演春花我贊成。已告陳局長和北影商量。北影最近借了上官、高博、道臨拍“二月”，禮尚往來，我看應(yīng)該借。但除我們?nèi)ブv講外，最好局、廠也給汪、田去一封信。

（八）今年上半年，全國故事片生產(chǎn)情況不好，大部份又要擠到四季度去了。這個本子希望抓緊一下，根據(jù)“增產(chǎn)節(jié)約、五反”精神，希望做到“質(zhì)量上精益求精，成本上省益求省”，如能在八月內(nèi)搞好分鏡頭劇本，三個月內(nèi)拍攝，十一月底停機器，則年內(nèi)就可以出片子，盼鼓足干勁，超計劃完成之。瑪拉沁夫還等著您拍他的新作呢。

（九）分鏡頭劇本寫好打印后，仍請寄我一閱，我今年能否來上海，尚難預(yù)定也。

敬禮

夏衍 七·五

可見，《意見》中的第六點意見，實際上是摘錄了原件中的第六、八、九點意見，拼湊而成的。夏衍對《舞臺姐妹》非常重視，他希望這部影片能和香港合拍，“迎接解放”這場戲可拍得短些，在第二點意見中他就說過解放軍入城后的戲要處理得“完整干凈”些，“藝人們解放后的思想改造，應(yīng)該再寫一部戲，勉強帶一筆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為了能在港澳及國外發(fā)行，他建議要拍兩個尾巴，海外的要拍得“含蓄”。夏衍敏銳地察覺到這部電影富有民族藝術(shù)特色，很可能會得到海外觀眾的喜愛。但在1963年以后的國內(nèi)政治氣氛中，夏衍的這種提法不合時宜。改革開放后，《舞臺姐妹》在國外屢次獲獎，許多觀眾通過它對中國文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歷史證明夏衍的眼光是獨到超前的。

信中可知，很可能就是導(dǎo)演謝晉提出要借謝芳來當主角，夏衍對此明確表示支持，而且已經(jīng)和陳荒煤溝通過，因為北影新拍的電影《早春二月》（謝芳在該片飾演陶嵐），主演孫道臨、上官云珠、高博也是從上影借的，“禮尚往來”。汪、田分別指汪洋和田方。謝芳本人回憶說，《早春二月》拍攝接近尾聲時，陳懷皚把她找去，交給她《舞臺姐妹》的電影文學劇本，說是上影廠導(dǎo)演謝晉托他轉(zhuǎn)交的。謝芳一時難以定奪，還寫信給陳荒煤。陳很快回信，說《舞臺姐妹》屬部里抓的重點片，可以一試。臨去上海前，陳還找謝芳去他家，要她注意搞好和上影同行、合作者之間的關(guān)系。由于1963年上半年全國故事片生產(chǎn)情況不好，夏衍還希望《舞臺姐妹》能盡快出片。信中提及的瑪拉沁夫是知名的蒙古族作家，他的新作有可能是指1963年修改重印的《茫茫的草原》（上部）。這表明早在60年代初，夏衍和瑪拉沁夫曾有意讓謝晉將小說搬上大銀幕。但謝晉拍完《舞臺姐妹》后沒有機會與其合作。1977年，上影廠出品了瑪拉沁夫編劇的彩色故事片《祖國啊，母親》，影片情節(jié)和《茫茫的草原》（上部）內(nèi)容相似。雖然該片的導(dǎo)演是湯曉丹和張惠鈞，但據(jù)李希凡回憶，他1977年去上海開座談會，曾遇到瑪拉沁夫，對方告訴他“正在和謝晉同志合作，拍攝一部新影片《祖國，我的母親》”。此處的所謂“合作”，很有可能是瑪拉沁夫在滬時曾和謝晉討論過電影劇本，這也是合情合理的。

再看夏衍在劇本提綱里的批注，《意見》和原件影印件又有哪些出入？為方便理解和節(jié)省篇幅起見，若《意見》中某處與影印件有別，直接引用該句話或段落，在其后面加括號予以更正。具體如下：

1、按此順序為（為作較）好……

2、要處理得自然一些，勿讓人感到人為（人為加引號）。

3、發(fā)展得太快了一些，假如要這樣寫，那么前面還要有鋪墊（鋪墊作布置）：……水花臨于貧困（貧困作窮困）……

4、整個第二章是敵偽統(tǒng)治時期，要有點（點作些）政治氣氛。

5、從四六年到四九年，雖則只有四、五年，但全國變化很大，（原文后面還有一句：上海變化也很大）而這些變化……

6、能出來的（的作得）自然一些為好，如當時已有物價上漲等情，可借此寫一些氣氛（原文作：可借此寫一點當時氣氛）。

7、可用陳公博、諸（諸作褚）民誼之類的東西。

8、唐“竄”得太快了，可以考慮掛一張杜月笙稱他“同志”的照片，或者一張美國色情女明星的照片。（原文整段話如下：①“竄”得太快了。②如此一來，香港上映有麻煩。也可以考慮掛一張杜月笙稱他“同志”的照片，或者一張美國色情女明星照片。）

9、到哪里去？火車站、船碼頭上都有我們的人（原文作：到了火車站、船碼頭上都有我們的人）。

10、一般說來，我們地下工作人員，抗戰(zhàn)前左聯(lián)時代的作風和抗戰(zhàn)勝利后的作風有了很大的不同。林的做法是《聶耳》中進步分子的做法。四六年，即使從重慶來的人，也整過了風，不會這樣地對她們講抽象的話了。當時，我們戲劇界做工作……林大哥的做法，是四六年以前的做法。（這段話原文如下：一般說來，我們地下工作人員，抗戰(zhàn)前左聯(lián)時代的作風和抗戰(zhàn)勝利后的作風，有了很大的不同，林的做法，是《聶耳傳》中進步分子的做法，四六年，即使從重慶出來的人，也整過了風，不會這樣對她們講抽象的話了。當時我們對戲曲界做工作……這里的林大哥的做法，是十年前的做法。）

經(jīng)過比對校勘不難發(fā)現(xiàn)，在整理原件時，編者對夏衍的信和具體批注均有過幅度不一的刪減，同時公開發(fā)表的內(nèi)容在字、詞、句、標點上和原文也有許多出入，甚至出現(xiàn)訛誤。這些都勢必會影響后人對這份珍貴的電影文學史料的解讀。這說明，對于經(jīng)他人之手整理的文獻不可輕信，要抱有懷疑批判的審慎眼光，最好能找到原文加以對勘。

三、影片《舞臺姐妹》的后續(xù)命運

1964年下半年，文藝界“左”的那一套迅速抬頭，導(dǎo)致《舞臺姐妹》的出片屢受干擾，對其評價也出現(xiàn)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彎。很快，夏衍、陳荒煤靠邊站，包括《舞臺姐妹》在內(nèi)的一些優(yōu)秀影片被當作“毒草”，受到大規(guī)模的批判。

《舞臺姐妹》全部樣片出來后，上海市電影局和天馬廠送交上海市委宣傳部進行審查。楊永直看片后指出：“‘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戲’是個人奮斗的東西。春花局限在個人奮斗上，特別在解放后，仍停留在這‘遺言’上，就更不夠了，個人奮斗抽掉了階級內(nèi)容，嚴格地講是超階級的，是反動的。”7月10日，天馬廠根據(jù)市委宣傳部的意見向文化部作了匯報。7月17日，陳荒煤寄來書面意見，要求把“修改方案定下來”。8月19日，張春橋在一次報告（傳達北京京劇現(xiàn)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精神）中指出：《舞臺姐妹》存在著宣揚“合二為一”和階級調(diào)和論的錯誤。接著，形勢急轉(zhuǎn)直下。天馬廠組織全廠群眾討論和各部門代表座談，對影片進行嚴厲批判。12月31日，市委宣傳部工作組和天馬廠黨委負責領(lǐng)導(dǎo)對編、導(dǎo)提出準備再補拍二百多鏡頭、進行大量修改的問題作了研究。工作組負責人認為“《舞臺姐妹》的立足點早已擺‘死’，即使大改也改不好”。天馬廠黨委負責領(lǐng)導(dǎo)認為：“大改不可能改好，小改解決不了問題，不如不改。那就正視錯誤，拿出去放映、接受批評，提高認識、吸取教訓(xùn)，今后永遠拍好的戲。”謝晉當時認為：“說‘合二為一’，是一個新的問題，正在逐步認識。”他又覺得“大家意見最集中的是對‘清清白白做人’的問題，好在戲里所占篇幅不多，只有三、四個地方，如果把它剪掉后，整個影片的面目可以改觀”。1965年3月9日開始，天馬廠開展“四清”運動，在清思想的階段末期，謝晉對拍攝《舞臺姐妹》的問題作了一些檢查。4月5日，天馬廠黨委落實安排了《舞臺姐妹》的后期工作，要導(dǎo)演動動剪刀，小改一下，盡量保持原來面目。4月12日，修改竣工。市委社教工作隊、天馬廠黨委書記和廠長審看了樣片，接著正式進入后期。5月31日，完成片出來。可見，樣片出來后，《舞臺姐妹》的出片周期居然長達一年。接下去，這部“壞”影片又以公開放映的方式接受全國人民的“批判”。

早在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關(guān)于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作出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yīng)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于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于是，在公開放映和批判了《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以后，1965年又公開放映和批判了《林家鋪子》和《不夜城》。到1966年4月初，又挑選出《舞臺姐妹》《逆風千里》《兵臨城下》《兩家人》《桃花扇》《阿詩瑪》《球迷》等7部“壞”影片，準備陸續(xù)公開放映或重新放映，同時在報刊上組織批判。放映這些影片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出于收回成本的考慮，拍攝一部影片的成本一般要花40萬到50萬元。《舞臺姐妹》之前只在個別地區(qū)公映過，影片問題在于“突出地宣揚了資產(chǎn)階級個人奮斗的思想，宣揚了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這些影片采取一部一部陸續(xù)放映的方法，計劃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放映，然后在全國中等城市放映，主要安排機關(guān)、團體、工廠、部隊、學校等有組織的觀眾觀看，以便于組織討論和批判，也賣一部分零售票。這7部電影按照映出次序，分兩輪映出。第一輪先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陽、南京、哈爾濱、長春、西安、武漢、廣州、成都、重慶等12個城市放映，第二輪在濟南、南昌、長沙、杭州、福州、昆明、蘭州、銀川、西寧、呼和浩特、烏魯木齊、太原、合肥、鄭州、南寧、貴陽、拉薩等17個城市放映。除上述城市以外，其他中小城市的放映，由各地根據(jù)具體情況決定，放映拷貝不另增加。映出影院，北京、上海可排八到九家，其他映出的城市可排三至五家，究竟以多少為宜，也由各地根據(jù)具體情況決定。《舞臺姐妹》的映出順序是第二位，映出時間是第一輪城市在5月中旬起至5月底左右，第二輪城市在6月中旬起至6月底左右。

據(jù)莊智娟憶述：當時她在部隊，觀看這些電影前上級有指示，一律不許鼓掌，哪怕是銀幕上我軍發(fā)起總攻，戰(zhàn)場上全線取得勝利的熱烈場面。但是，掌可以不鼓，難的是還不準動感情。后來她去重慶出差，從聯(lián)系工作的工廠得到一張《舞臺姐妹》的電影票。據(jù)說那次是幾個工廠聯(lián)合包場，其中有許多紡織女工。女性本來感情豐富，再加上《舞臺姐妹》情節(jié)曲折感人，結(jié)果有幾位女觀眾感動甚至“哭得抽抽搭搭的”。電影散場往外走時，一位好像是工會干事之類的人在訓(xùn)斥：“讓你們來看批判電影，你們一個個哭得稀里嘩啦的，還怎么批判？下次不讓你們來看了……”旁邊有人悄悄回應(yīng)：“眼淚要流出來，有什么辦法？”對此反駁，周圍一陣竊笑表示贊同。這可以用來佐證這些“壞”電影在地方放映時對普通觀眾所產(chǎn)生的實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