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書信作為一種重要的史料，保存了特定時期文學生成的生動側(cè)面與鮮活記憶。研究者將其納入研究視野，有助于深入解讀作家復雜的心路歷程，探尋作品形成的過程。我在2021年得到珍藏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兩封路遙1980年代初致《當代》主編秦兆陽的書信研究授權(quán)。此前，這兩封書信未曾公開見諸任何報刊，收錄路遙書信最全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的《路遙全集》也未收錄，應當視為路遙的佚信。

路遙在創(chuàng)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稱：

“秦兆陽是中國當代的涅克拉索夫”。……“坦率地說，在中國當代老一輩作家中，我最敬愛的是兩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他們?yōu)槲业奈膶W‘教父’……而秦兆陽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導和幫助我走入文學的隊列。”[1]

路遙在創(chuàng)作突圍期的1980年代初致秦兆陽的這兩封書信彌足珍貴。由此為基點，可以深入探討秦兆陽“手把手地教導和幫助”路遙“走入文學的隊列”的來龍去脈。

一 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珍藏的路遙1980年代初致秦兆陽的兩封信

路遙給《當代》主編秦兆陽的第一封信，是1981年12月14日寫成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老秦同志：

您好。我來中青社改一部作品，現(xiàn)基本已完成工作。我很想來看看您，但又怕打擾您。另外，我老是這樣，對于自己最尊重的人，往往又怕又躲避，望您能原諒。

我想請求您一件事：上海《萌芽》叢書初步?jīng)Q定出我一本集子，包括十二個短篇和兩部中篇，約二十來萬字。他們這種書都要求有個老作家在前面寫個序，并且讓作者自己找人。我自己很想讓您給我寫幾句話，不知您能不能同意。如您覺不方便，我就不麻煩您了。兩部中篇都是您看過的，其它的短篇只有十來萬字。如您能同意，上海方面也最后審定出版，我就將另外的十來萬字短東西寄您看一看。當然，書現(xiàn)在還未最后定下出版，這封信有點早。主要是這次來京，想知道您的意見，到時我就不再寫信打擾您了。您如果忙，就不要給我寫信了。可將您的意見托劉茵同志寫信轉(zhuǎn)告我。

我在這里改完一部十三萬字的小說，中青社已決定出版，我深知道，我在學習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您起了關鍵的幫助作用，我自己在取得任何一點微小的進步時，都懷著一種深深的感激而想起您。

您身體怎樣？萬望保重！您給子龍的信及他的小說在社會引起重大反響和關注。尤其是您的文章，文學界反映很強烈，是這一段我們那里談論的主要話題。

祝您健康并且愉快。

（我20號左右就回了西安）

路遙14/12

第二封信，是路遙于1982年1月7日再度寫給秦兆陽的，嚴格意義上是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老秦同志：

您好。非常意外地收到您這么長一封信。上次在京期間托劉茵同志轉(zhuǎn)您信后，我已經(jīng)后悔不已。您現(xiàn)在用這么認真的態(tài)度和一個小孩子交談，我除過深深的敬意，更多的是因為打擾了您而感到內(nèi)疚。老秦同志，您在一切方面對年輕的同志具有一種吸引力，我們大家都愿仔細傾聽您的聲音。您使我想起偉大的涅克拉索夫和《現(xiàn)代人》雜志周圍那些巨大的人們。我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狀況不能令人滿意，除過其它復雜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缺乏一種真正美好的文學風尚。用一種簡單的、類似舊社會戲園子里捧“名伶”的態(tài)度，根本無益于文學的真正發(fā)展，只能帶來一些虛假的繁榮。科學和神圣的東西讓一些嘻皮笑臉的人操持怎么能讓人不寒心呢？在這樣一種情況中，一個嚴肅的、熱情的、不看門第而竭盡全力真正關懷文學事業(yè)發(fā)展的人，他所發(fā)出的聲音——站在山巔上發(fā)出的獨特的、深沉的、哲人和詩人的聲音，對文學公眾的吸引力是無可比擬的，因為這一切在我們的環(huán)境中是寶貴的。

您的信在這里已經(jīng)引起熱烈反應。陜西地區(qū)正在努力的青年作家很多。您的信——正確地說，是您的風度給了我們一個極強烈的印象。《延河》的幾位負責同志都傳看了信，很快決定在刊物上發(fā)表，諒您會同意的。當然，我很不安，也感到惶恐。我自己的水平和這件事很不相稱。我雖然很高興，但也很痛苦，您會相信這是我的真實心情。我想把此信作為我那本集子的代序，因為您的信實際上涉及了許多廣闊的問題。這件事我要和出版社商量，爭取他們的同意。

信已經(jīng)很長了，又耽擱了您的時間。我現(xiàn)仍在編輯部上班，下半年可能讓擇專業(yè)，我準備認真扎實地在生活和創(chuàng)作中摸索，以不負您的厚望。

致敬意！

路遙

元月七日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這兩封書信是秦兆陽逝世后，其子女捐贈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社會上還有無路遙致秦兆陽的散佚書信？我的推測應該還有一些，只是我們目前還沒有發(fā)現(xiàn)而已。

二 路遙中篇小說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由黃秋耘轉(zhuǎn)給秦兆陽

要研究路遙的這兩封佚信，必須梳理清楚路遙中篇小說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發(fā)表過程，不然無法說清楚其中的邏輯關系。

路遙1978年完成的中篇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其發(fā)表過程非常艱難，可以說“屢敗屢投”。路遙的這部中篇處女作，后來發(fā)表在時為季刊的《當代》雜志1980年第3期上。這部小說是路遙作品首次在大型文學刊物上的亮相，并于1981年榮獲全國首屆中篇小說獎。這部小說的發(fā)表，極大地提升了路遙的文學創(chuàng)作信心。隨后，他才有中篇小說《人生》以及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的創(chuàng)作。對此，2015年，我曾刊發(fā)論文進行過研究。[2]

路遙在創(chuàng)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稱：

記得1978年，我28歲，寫了我的中篇小說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兩年間接連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氣地退回。最后我將稿子寄給最后兩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給一個朋友的。結(jié)果，稿子仍然沒有通過，原因是老原因：和當時流行的觀點和潮流不合。[3]

那么，路遙又如何把《驚心動魄的一幕》投給《當代》呢？路遙回憶：

朋友寫信問我怎辦？我寫信讓他轉(zhuǎn)交最后一家大型雜志《當代》，并告訴他，如果《當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隨手一燒了事。[4]

路遙延川時代的朋友、《山花》創(chuàng)辦人之一的白軍民生前接受我采訪時，言之鑿鑿地認為這位“朋友”就是黃秋耘[5]，他聽路遙說過此事。黃秋耘是我國當代著名作家，1954年擔任過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藝學習》編委，1959年擔任《文藝報》編輯部副主任；“文革”時期，他被下放到廣東省出版社工作，擔任廣東人民出版社革委會副主任；1976年到1982年之間，他主持國家出版局委托廣東“牽頭”的《辭源》修訂工作。黃秋耘為何推薦路遙這部小說，原因不得而知。因為這是個“孤證”，我在撰寫《路遙傳》時無法采信。這些年，坊間也有關于此事的傳聞，但均無明確出處。

為了求證此事，我又輾轉(zhuǎn)聯(lián)系到路遙夫人林達女士，她短信回復：

黃伯伯是我母親幾十年的老戰(zhàn)友。也見過路遙，他認可了路遙的作品，推薦給他的朋友秦兆陽，后者認為修改后可發(fā)，于是招路遙進京。在文學作品的發(fā)表過程中，這個渠道是正常的。但最終還是作品為王，作品不行，人際關系再鐵也沒有用。路遙可能是聽我講過這件事后，才會對白軍民說的。當然在此事之前，路遙并不知道我父母的背景。[6]

循著這個思路，我又找到林達的弟弟、同在延川插隊的林彬。他的博客中有回憶母親的文章：母親袁惠慈是抗戰(zhàn)初期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批準的、中共東南特委派出的“香港學賑會青年回國服務團”第一批進入廣東茂名地區(qū)的成員。“1939年1月，服務團派出共產(chǎn)黨員黃秋耘、袁惠慈、進步青年馬勇前到電白縣抗日游擊守備區(qū)指揮部工作……3月，宣布成立電白縣中心支部，黃秋耘為書記，袁惠慈、麥逢德為委員，為抗戰(zhàn)游擊戰(zhàn)做好準備。”[7]也就是說，黃秋耘與袁惠慈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生死戰(zhàn)友。黃秋耘見過袁惠慈的女婿、青年作家路遙，讀懂了這部作品，也認可了這部作品。在此基礎上，他才推薦給了老朋友、《當代》主編秦兆陽。名作家推薦作品，是眾多青年作家文學起步的重要方式。問題的關鍵是，秦兆陽也欣賞這部作品。

根本沒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當代》主編秦兆陽的一封長信，對我的稿子作了熱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時他與我商量（在地位懸殊的人之間，這是一個罕見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發(fā)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動，可來北京。[8]

那么，這部曾“周游列國”的退稿為何得到黃秋耘的認可呢？這里有必要簡單梳理路遙新時期之初的創(chuàng)作情況。

新時期之初，擔任《延河》文學雜志編輯的青年作家路遙，一邊冷靜地審視著文壇動向，一邊認真思考與創(chuàng)作。1978年，就在“傷痕文學”鋪天蓋地之時，路遙以自己親身經(jīng)歷過的“文革”武斗為題材、以“文革”前夕擔任延川縣委書記的張史杰為原型，創(chuàng)作了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這篇作品所反映的內(nèi)容，都是我親身經(jīng)歷和體驗過的生活，其中的許多情節(jié)都是那時生活中真實發(fā)生的”[9]。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徹底否定，而路遙以“主題先行”的方式，進行“文革”反思，這不能不說具有前瞻性。文學編輯們能否完全領會路遙的創(chuàng)作意圖，這仍是個未知數(shù)。

事實上，《驚心動魄的一幕》寫成寄出后，路遙的心也就隨之懸了起來。這部中篇先是時任《延河》副主編的作家賀抒玉推薦至某大型文學刊物，不久被退了回來；又寄給一家刊物，二次被退回。[10]兩年間，接連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氣地退回。每次投稿后，路遙在等待發(fā)表的焦慮與煎熬中度日如年。而那時的陜西作家卻一路高歌，繼莫伸的《窗口》、賈平凹的《滿月兒》獲1978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后，陳忠實的《信任》和京夫的《手杖》又分獲1979年與1980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到1980年，陜西已先后有四位作者在全國獲獎，而路遙卻出師不順。

路遙的創(chuàng)作一直在中篇與短篇之間猶豫，他重新揀起短篇，先后發(fā)表了《在新生活面前》《夏》《青松與小紅花》《匆匆過客》《賣豬》等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僅僅是發(fā)表而已，并沒有引起任何實質(zhì)性的“轟動效應”。

當《驚心動魄的一幕》再次被退回時，路遙甚至有點絕望了，最后他將稿子通過朋友轉(zhuǎn)給最后兩家大刊物中的一家，結(jié)果稿子仍沒有通過，原因仍是與當時流行的觀點和潮流不合。這樣，才有岳母袁惠慈找到老戰(zhàn)友黃秋耘幫助推薦的事情。

林達在短信中稱：“在此事之前，路遙并不知道我父母的背景。”林達父親林彥群與母親袁惠慈早年在新加坡與香港等地長期從事地下黨工作，全國解放后在國家華僑事務委員會與中國新聞社工作。“文革”時期，他們均受到?jīng)_擊。1982年，林彥群擔任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社長，1984年10月離休；袁惠慈則于1953年后長期在中國新聞社工作，1985年在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離休。作為中共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知識分子，以及在“文革”中受到嚴重沖擊并下放到福建的歸僑干部，他們保持低調(diào)、內(nèi)斂的作風，自在情理之中。

黃秋耘下決心推薦這部小說，因為他深深懂得“熱情對待每一個青年作者的習作”意味著什么。黃秋耘在回憶錄《風雨年華》中曾詳細回憶1937年自己的處女作《礦穴》發(fā)表在上海《藝文線》的過程，以及該刊主編柯靈來信鼓勵的情況。他由此發(fā)出由衷的感慨：“因此，我想吁請全國報刊的主編和編輯們，要熱情對待每一個青年作者的習作，如同當年柯靈先生對待我一樣。須知道，幾句熱情鼓勵的話，有時也許可以作為動力，促使某一個青年作者在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里做出點成績來。可惜在三十年代還存在于編者和作者之間的那種親切的情誼，今天已經(jīng)不多見了。”[11]

黃秋耘晚年的這段話，可以視為他推薦路遙《驚心動魄的一幕》的有力注解。

三 路遙赴京完成《驚心動魄的一幕》的修改

正如路遙所言：“怎么不改呢！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趕到北京。”[12]這樣，才有了路遙與《當代》主編秦兆陽第一次見面。

據(jù)時任《延河》副主編的董墨回憶：1980年4月，《當代》編輯劉茵打電話到《延河》，明確地說：“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秦兆陽同志看過了，他有些意見，想請路遙到北京來改改，可不可以來？”董墨把電話內(nèi)容告訴路遙，路遙欣喜若狂，他終于要看到所期望的結(jié)果了。[13]《當代》是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學雜志的“四大名旦”之一，它以發(fā)表現(xiàn)實主義作品為主，整體大氣、厚重，能在《當代》上發(fā)表小說當然是每個作家所夢寐以求的事情。

1980年5月1日，路遙激動地給《當代》編輯劉茵寫了一封長信，誠懇而詳細地闡釋了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動因、思路乃至寫作中的苦惱。這封信件，是目前我們看到的路遙本人關于《驚心動魄的一幕》最系統(tǒng)的創(chuàng)作闡釋。他甚至明確地說：“我曾想過，這篇稿件到你們那里，將是進我國最高的‘文學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設想給你們投稿）。如這里也維持‘死刑原判’，我就準備把稿子一把火燒掉。我永遠感激您和編輯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輩秦兆陽同志對我的關懷，這使我第一次真正樹立起信心。”[14]在此信中，路遙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覽無余。

就在5月1日這天，路遙還給好友曹谷溪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當時的激動心情：

好長時間了，不知你近況如何。先談一下我的情況，我最近有些轉(zhuǎn)折性的事件。我的那個寫文化革命的中篇小說《當代》已決定用，五月初發(fā)稿，在《當代》第三期上。這部中篇《當代》編輯部給予很高評價，秦兆陽同志（《當代》主編）給予了熱情肯定……中篇小說將發(fā)在我國最高文學出版單位的刊物上（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是一個莫大的榮譽。另外，前輩非常有影響的作家秦兆陽同志給予這樣熱情的肯定，我的文學生活道路無疑是一個最重大的轉(zhuǎn)折……[15]

在此信中，路遙連續(xù)使用“我國最高文學出版單位”“莫大的榮譽”“一個最重大的轉(zhuǎn)折”這些極端性詞語來表達他的興奮心情。這說明路遙在文學突圍時期，文學前輩秦兆陽與《當代》編輯部的充分肯定，對他提升文學創(chuàng)作信心具有重要意義。

1980年5月初，路遙應邀到《當代》編輯部修改小說。他在責任編輯劉茵的帶領下，去北京市北池子秦兆陽簡陋的臨時住所，見到了這位德高望重的《當代》主編。[16]據(jù)劉茵后來回憶：“路遙見到秦兆陽后非常局促，雙手放在膝蓋上端坐著，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17]

路遙在秦兆陽的關懷下，在責任編輯劉茵與二審編輯孟偉哉的幫助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修改了二十來天小說，修改稿比原稿增加了一萬多字。1980年5月30日，路遙改稿后離京時，給負責二審的孟偉哉留了一封信，具體談了這部小說的修改內(nèi)容：

您和劉茵同志談過意見后，我又把稿件整理了一遍。我想了一下，覺得農(nóng)民場面結(jié)束后，是應該很快跳到禮堂門口的。您的意見是對的。因此我把以后的那兩節(jié)（現(xiàn)已合成一節(jié)）調(diào)整到農(nóng)民場面的前面去了；農(nóng)民場面一節(jié)重寫了一遍。現(xiàn)在已經(jīng)從農(nóng)民場面的結(jié)束直接過度到禮堂門口上。至于您提出刪去的那些內(nèi)容，我用這種方法保留了下來。主要考慮到：一、如果沒有這個內(nèi)容，馬延雄回城的理由、必要性以及他對這個行動的思想動機將給讀者交待不清楚，會留下一些漏洞（主要通過馬延雄和柳秉奎的談話說清楚這些）。二、這些都是馬延雄和柳秉奎兩個重要人物的細節(jié)描寫，尤其是馬延雄雨中掙扎一節(jié)。整個文章密度大一些，好不容易有這么個空子抒情性的描寫了一下。

現(xiàn)在這樣處理，您提出的意見解決了，也保留了那一節(jié)。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可能不對，請您再看，如不行，我再改。

您和劉茵同志提出的其它意見，我都盡力按您們說的解決了。我自己文字功夫很差，有些疏露（漏）和錯別字請編輯部的同志給予糾正。[18]

另據(jù)時任《當代》雜志編輯的何啟治回憶：

老孟說：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是秦兆陽把稿子交給我看的。讀稿的時候我動了感情，就把末尾改成像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那樣，營造了一種有震撼力的氛圍，充滿了莊嚴感，悲壯感。大約有一千多字吧。此作刊發(fā)在《當代》1980年第3期，榮獲“《當代》文學獎”和1977—1980年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此作一面世便引起轟動，說路遙寫了史詩式的題材。其實，當代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后面，往往也有編輯的勞動。[19]

這樣，《驚心動魄的一幕》就順利在《當代》雜志1980年第3期“中長篇小說欄目”頭題刊發(fā)，秦兆陽為此專門題寫了標題。

《驚心動魄的一幕》一連獲了三個榮譽極高的獎項：1979—1980年度《當代》文學榮譽獎、《文藝報》中篇小說獎、全國首屆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尤其是全國首屆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是新時期以來陜西作家的第一次獲獎。《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發(fā)表與獲獎，改變了路遙在陜西文學界坐冷板凳的狀況。在1981年的全國首屆優(yōu)秀中篇小說獲獎座談會上，擔任評委的中國青年出版社資深編輯王維玲鄭重向路遙約稿，才有路遙《人生》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表。[20]此后，“農(nóng)裔城籍”的路遙找到“城鄉(xiāng)交叉地帶”這個真正屬于自己獨特生命體驗的文學表達區(qū)位。

《驚心動魄的一幕》的最初推薦人、時任《延河》副主編的作家賀抒玉后來回憶：“這次成功對路遙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發(fā)展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猶如一個水手，在大海中游向彼岸過程中疲憊不堪的時候遇上了一艘快艇。此后，路遙的寫作便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21]。

四 秦兆陽為何賞識路遙的這部“新人新作”

許多人會思考，秦兆陽為何愿意幫助路遙？應該從兩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一方面，作為文學前輩的秦兆陽，對路遙的善意與扶持決不來自簡單的個人情感，而是其文學思想與人生方式的必然結(jié)果；另一方面，路遙所堅持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方法與作品打動了秦兆陽，具備讓秦兆陽用心用情扶持的基本水平與能力。

《當代》編輯朱盛昌1980年5月3日的“日記”這樣記錄：

陜西作者路遙給劉茵回信，講他寫中篇《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緣起，對《當代》擬發(fā)他這個作品很是感激。路遙這篇作品是別人轉(zhuǎn)來的，劉茵看后覺得不錯，秦兆陽拿了去看后很贊賞，認為這篇作品很獨特，迄今還沒有任何一篇作品像這樣去反映“文化大革命”，他決定發(fā)表。讓馬上通知作者，并詢問其創(chuàng)作緣由。路遙在給劉茵的回信中說，這篇東西是根據(jù)一件真實事件寫成的，投了好幾個刊物，都退了。最后他投給《當代》試一試，如果《當代》也說不能用，他就把稿子燒了，從此不再寫小說。我把信給兆陽同志看了。他跟我說，這個作者有生活，沒有生活是寫不出來的。別人不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他把小說的故事講給我聽后說，這個作品突出寫的是一個正面人物，只是把斗爭寫得殘酷了些。這沒有關系，因為作品的基調(diào)給人的感覺還是高昂的。我們應該發(fā)表這個作品，而且要把這個作者好好樹一樹。他說，我們就是要培養(yǎng)青年作者。

路遙表示愿再修改一次。秦怕到時又給了別人，叫我們請他來社里改。我讓劉茵給路遙打了電話。[22]

朱盛昌的日記中明確記錄，《當代》主編秦兆陽先生說：“我們應該發(fā)表這個作品，而且要把這個作者好好樹一樹。他說，我們就是要培養(yǎng)青年作者。”“這個作者”就是路遙。

據(jù)朱盛昌后來回憶：

兆陽同志關于“我們就是要培養(yǎng)青年作者”的思想，在《當代》編輯部中達成了共識。編輯部公開在刊物上宣布“每期必發(fā)新人新作”，每期發(fā)稿時我們都要檢查本期有幾篇新人新作，把這作為一項制度執(zhí)行，相應地每期還要發(fā)“本期新作者簡介”；又將新人新作作為考核編輯人員業(yè)績的重要內(nèi)容，對于從來稿中發(fā)現(xiàn)了有價值的新人新作的編輯給予及時表揚鼓勵；對于有基礎的新人新作，編輯部總是給以耐心細致的幫助，提出詳細意見幫助修改加工，爭取達到發(fā)表水平。這些措施的實行，大大鼓勵和吸引了廣大業(yè)余作者，他們紛紛來稿，甚至把被別的編輯部退回的稿件寄給《當代》，希望得到關注。[23]

這個回憶就很能說明問題。這充分說明《當代》刊發(fā)“新人新作”，是在秦兆陽推動下的一種制度性安排。

秦兆陽1938年奔赴延安，是陜北公學分校與延安魯迅藝術(shù)學院美術(shù)系學生，他的青春年華是在抗日戰(zhàn)爭與解放戰(zhàn)爭中度過的。全國解放后，他擔任過《文藝報》執(zhí)行編委、《人民文學》副主編。據(jù)一些文章介紹，“他在編輯部內(nèi)宣布，要將《人民文學》辦成俄國19世紀《祖國紀事》、《現(xiàn)代人》那樣有影響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論主張，要不斷推出新人新作”[24]。《人民文學》從1956年4月號起，相繼推出了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nèi)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耿簡的《爬在旗桿上的人》、耿龍祥的《明鏡臺》等一系列正視現(xiàn)實、直面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力作。1956年9月，秦兆陽以“何直”的筆名在《人民文學》發(fā)表理論文章《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主張文藝應“嚴格地忠于現(xiàn)實，藝術(shù)地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并反轉(zhuǎn)來影響現(xiàn)實”[25]。他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

秦兆陽1979年落實政策回京后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他創(chuàng)辦大型文學刊物《當代》雜志并擔任主編。直到1994年10月病逝，他在主編任上工作了15年。歷史選擇了秦兆陽，秦兆陽也以自己的思想底色點亮了《當代》。在秦兆陽的帶領下，《當代》形成了正大嚴肅的風格，成為當代文學的重鎮(zhèn)，刊發(fā)了《芙蓉鎮(zhèn)》《活動變?nèi)诵巍贰豆糯贰栋茁乖返纫幌盗鞋F(xiàn)實主義力作。正如評論家孟繁華所指出的那樣：“從創(chuàng)刊那天起，《當代》就以其鮮明的關注現(xiàn)實和批判精神，成為當代中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旗幟。”[26]

從另一個角度看，路遙的中篇小說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是路遙經(jīng)過深思熟慮后選擇的題材。它沒有迎合當時“傷痕文學”發(fā)泄情緒的路子，而是進行徹底的“文革”反思，塑造縣委書記馬延雄在“文革”中為制止兩派的武斗而進行飛蛾撲火式的自我犧牲。路遙有在“文革”武斗時的親身經(jīng)歷和生死體驗，寫起來得心應手。他對當時的文藝政策走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認為“傷痕文學”雖是逞一時之快發(fā)泄情緒，但文壇終究要有正面歌頌共產(chǎn)黨人的作品，而他這部作品的“著眼點就是想塑造一個非正常時期具有崇高獻身精神的人”[27]。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這部中篇深受雨果《九三年》的影響。《九三年》寫的是在光明與黑暗短兵相接時英雄主義的閃光。路遙在這部中篇中也想來個土崩瓦解的結(jié)果，在矛盾的最高潮結(jié)束。他下定決心創(chuàng)作這部與當時的文壇潮流有些不甚合拍的中篇，本身就是劍走偏鋒的一著險棋。

很多年后，時任《延河》詩歌編輯的曉雷回憶：

我看過去后的第一感覺是震驚，既震驚這部小說的真實感和我的朋友閃射出來的令我羨慕甚至嫉妒的才華，又震驚于這部小說主題和思想的超前。那時我的思想還深陷在“文化大革命”好的長期喧囂形成的藩籬中，而如今由我的朋友捧出一部討伐“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怎能不讓我感到驚恐呢？但我的真誠認可了這作品的真誠，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并表示我的支持。我們在共同商量這作品的題目，似乎叫作《犧牲》，意思是表面寫一位縣委書記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犧牲了，實際深意表明不僅這位縣委書記是“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而且所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樣是“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28]

不僅曉雷看到這部小說時叫好，時任《延河》副主編的董墨也有同感，路遙拿出這部小說的初稿讓他看后，他認為：

這個中篇小說與當時許多寫“文革”題材的作品，有很明顯的不同，這種不同是作家著眼點的不同。[29]

《驚心動魄的一幕》是秦兆陽擔任《當代》主編后不久發(fā)現(xiàn)的“新人新作”。秦兆陽認為當時文壇彌漫的“傷痕文學”調(diào)子過于低沉淺薄，而他更愿看見這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xiàn)撥亂反正的姿態(tài)，也就是說作家揭露矛盾時不能被消極的東西壓住，要用嚴肅和奮發(fā)的面貌表現(xiàn)正向的東西，讓人從困難中看到出路。秦兆陽認為《驚心動魄的一幕》中的縣委書記馬延雄舍生取義的崇高的心靈，正展示了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值得歌頌；文學藝術(shù)揭露丑惡的目的，就是要喚起人們追求美與崇高的力量。此外，《驚心動魄的一幕》的副題是“一九六七年紀事”。這種“紀事體”現(xiàn)實主義小說樣式，也是秦兆陽所欣賞的。對于這樣一部契合其文藝思想與編輯思想的好作品，秦兆陽怎能不由衷地賞識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路遙的確是幸運的。正是基于秦兆陽的賞識，《當代》1981年第2期刊出樊高林的評論文章《讀〈驚心動魄的一幕〉》；也正是基于秦兆陽的賞識，路遙在1981年又把第二部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里》投給《當代》。1981年6月10日，在給《當代》編輯劉茵的信中，路遙透露了此事：

我最近在考慮一個長篇的過程中：“掄”了一個中篇，屬平庸之作，猶豫了一下，已在前不久寄給秦兆陽同志看了，他已經(jīng)回信給我，說他的初步意見是可以在《當代》發(fā)表，并對稿件極準懇地提出了他的意見。老秦收到我的稿子就看了，并且很快就回了信，這種精神使人感慨不已。《當代》是我感激不盡的。您、老秦、老孟等同志的關懷我會永記不忘，今后仍需要您們的幫助與引導……[30]

《在困難的日子里》的副題是“1961年紀事”，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手法延續(xù)了《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紀事體”風格。這部小說也是在秦兆陽的關懷下、在責任編輯何啟治的具體幫助下，不斷修改完善后才發(fā)表在《當代》1982年第5期上的。[31]

五 秦兆陽在書信體評論中旗幟鮮明地為路遙撐腰鼓勁

路遙少年記事時才由清澗老家過繼給延川的伯父為子，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與求學經(jīng)歷，使他形成了過于自尊而敏感的性格。他筆下的人物如高加林、馬建強、孫少平等人身上均有他的性格影子。依路遙敏感而自尊的個性，在《當代》刊發(fā)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全國首屆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之后，他向《當代》主編秦兆陽寫信求序才有可能。

1981年12月，路遙應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輯王維玲之邀赴京修改中篇小說。他致秦兆陽的第一封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的。信中透露這樣幾個信息：一是他再次赴京修改13萬字的小說，這部小說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雖然他還沒有起好書名，但就是后來的《人生》。[32]二是上海的《萌芽》雜志擬出版的“萌芽叢書”中有一部路遙的中短篇小說集。這部小說集就是后來在重慶出版社出版的《當代紀事》。路遙想請秦兆陽為這部小說集作序，這才是這封信的重點。三是《驚心動魄的一幕》發(fā)表后，他又給秦兆陽投了一部中篇小說，也得到秦兆陽的肯定。在這封信里，路遙措辭十分謹慎，姿態(tài)十分謙卑，他這樣寫道：“我深知道，我在學習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您起了關鍵的幫助作用，我自己在取得任何一點微小的進步時，都懷著一種深深的感激而想起您。”

在路遙向秦兆陽寫出第一封信的半個多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1月7日（或者之前），他意外地收到秦兆陽的來信，也就是說第二封信是路遙的一封回信。路遙的第一封信是由《當代》編輯劉茵轉(zhuǎn)交給秦兆陽的，在1980年代初我國郵遞條件并不發(fā)達的情況下，秦兆陽能迅速給路遙回信，充分說明對于路遙的高度重視。

嚴格意義上，秦兆陽這封《要有一顆火熱的心——致路遙同志》的回信，是他長期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他不僅對《驚心動魄的一幕》作出高度評價，更在于他要澄清并回答文學界的一些問題，旗幟鮮明地給路遙撐腰鼓勁。

初讀原稿時，我只是驚喜：還沒有任何一篇作品這樣去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你的文字風格又是那么樸實。

這不是一篇“針砭時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實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寫悲歡離合、沉吟于個人命運的作品，也不是以憤怒之情直接控訴“四人幫”罪行的作品。它所著力描寫的，是一個對“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很高、卻又不愿意群眾因自己而掀起大規(guī)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犧牲的干部。

所以路遙同志，你被所熟悉的這件真事所感動，經(jīng)過加工把它寫出來，而且許多細節(jié)寫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樸素，毫無華而不實的意味，實在是難得。這說明你雖然年輕，思想感情卻能夠跟我們黨的優(yōu)良革命傳統(tǒng)相通相聯(lián)，說明你有一種感受生活中樸素而又深沉的美的氣質(zhì)。這，好得很！

在信中，秦兆陽也客觀地分析了這部中篇小說沒有被評論界關注的原因：

它甚至于跟許多人所經(jīng)歷、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以及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之情和對“四人幫”的憤慨之情，聯(lián)系不起來。因此，這篇作品發(fā)表以后，很長時間并未引起讀者和評論界足夠的注意，是可以理解的。

信末，秦兆陽在研讀文本的基礎上，從作家與編輯雙重身份出發(fā)，對小說提出中肯建議：

樸素自然，寫得很有真實感，能夠捕捉生活里感動人的事物，正是你的長處，有這種長處是很可貴的。但是，是否還應該在此基礎上達到更深沉、更宏大、更美妙呢？如果應該，我想你是能夠達到的！

路遙路遙，文學的道路的確是很遙遠的。我自己仍然在這條長路上艱難地顢頇移步。但愿今后與你共勉。[33]

應該說，這封書信體評論完全是路遙一份意外的驚喜。1981年12月14日，路遙在給秦兆陽寫求序信件時，他并沒有整理好自己的書稿，也沒有提供中短篇小說集中的任何內(nèi)容，完全是“信口一說”。秦兆陽能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就寫好這篇近三千字的書信體評論，說明他已經(jīng)醞釀很久，或者說早已寫就，盡管這封信的署名時間是1981年12月30日。

路遙1982年1月7日寫給秦兆陽的第二封書信，便是他給秦兆陽來信的回信。路遙在這封信中情不自禁地贊嘆：“您使我想起偉大的涅克拉索夫和《現(xiàn)代人》雜志周圍那些巨大的人們。”[34]

在這封回信中，路遙第一次把秦兆陽比作俄羅斯的涅克拉索夫。他還透露了兩個重要信息：一是這封信在陜西文學界引發(fā)極大反響，《延河》雜志決定刊發(fā)。二是路遙想把這封信作為那個準備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的“代序”，爭取獲得出版社的同意。這也進一步印證了我的判斷：這封信是秦兆陽對路遙創(chuàng)作長期認真思考的書信體評論，它絕不是一蹴而就的應景性書信。在回信中，路遙再次以懇摯恭敬的言辭對秦兆陽先生表達了“深深的敬意”，并表示自己將繼續(xù)“認真扎實地在生活與創(chuàng)作上摸索”，以不負厚望。事實上，在此后路遙就轉(zhuǎn)入長篇小說“《人生》下部”[35]（即《平凡的世界》）的創(chuàng)作階段。我在有關論文中進行過深入探討，在此不做展開。[36]

在路遙給秦兆陽回信的兩個月后，也就是1982年3月25日，《中國青年報》第四版“新老作家之間”欄目刊發(fā)了秦兆陽《要有一顆熱情的心——致路遙同志》書信體評論。1983年3月，由秦兆陽這封信“代序”的路遙中短篇小說集《當代紀事》由重慶出版社出版。不過，這部《當代紀事》只精心挑選了6個短篇小說、2個中篇小說，而非路遙當初給秦兆陽寫求序信時所稱的“包括十二個短篇和兩部中篇”。

據(jù)朱盛昌日記記載，1982年2月4日，也就是正月十一下午，秦兆陽專門給編輯部同志講了兩個多小時編輯理念，其中就談到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

回顧一下這兩年多以來受歡迎的作品，還是現(xiàn)實主義深入的，帶血帶肉的真實。也與藝術(shù)的完整性有關。《驚心動魄的一幕》出來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當時我也只覺得寫得新鮮，但沒有認識這個題材的更深的意義。他寫的人物，在“文革”中有沒有這樣的人？很少；但有沒有這樣的心理？不少。這個作品特別。我剛讀的時候，沒有認識到這個意義，因而沒有給他提出更好的修改意見。其實，這是一個長詩的題材。要帶出他過去與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也要寫出他死后群眾對他的懷念。敘事詩就應該選這樣的題材。[37]

《當代》編輯何啟治的一篇回憶秦兆陽的文章，也提及1983年新年座談會上，秦兆陽再次談到《驚心動魄的一幕》的情況。

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寫的就是史詩性的題材：革命老干部為了制止武斗在雨夜踏著泥濘去赴死。這題材氣魄大，強烈振動人心，是時代火花的爆發(fā)，應該并且可能寫成史詩式的作品。但作者做得不夠，還是沒有達到。這樣的干部為什么會為了群眾去赴死？他平時是怎么工作的？跟農(nóng)民有什么樣的交情？對“左”的錯誤有什么抵制和斗爭？可惜作者對這個反極“左”的典型寫得不夠充分。如果從極“左”思潮和黨的傳統(tǒng)的群眾路線的沖突這個角度把這個故事寫深了，寫好了，其歷史意義就更大了。[38]

1982年以后，路遙謹記秦兆陽的教導，他“認真扎實地在生活與創(chuàng)作上摸索”，用六年左右的時間，準備并撰寫了反映中國城鄉(xiāng)歷史性變遷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1988年5月25日，他給《平凡的世界》畫上了最后一個句號。

在此期間，路遙雖忙于創(chuàng)作，但一直惦記自己的恩人秦兆陽。1983年2月8日，路遙致何啟治的信結(jié)尾這樣寫道：“另：老秦最近身體怎樣？我怕打擾他，一直不敢給他寫信。您再給我寫信時，順便給我說一下他的情況。”[39]這里的“老秦”就是秦兆陽。路遙這位內(nèi)心極其敏感的奮斗者，面對一位“高山仰止”的文學前輩，“怕打擾他”自在情理之中。

1985年深秋，路遙封閉在銅川礦務局陳家山煤礦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平凡的世界》創(chuàng)作過程，如同艱苦卓絕的文學遠征，投入緊張創(chuàng)作中的路遙甚至經(jīng)常忘記吃飯。此時，當他知道秦兆陽偕夫人來到西安的消息后，決定回西安陪伴幾天，可是連綿陰雨使礦區(qū)通往外界的道路中斷了。他好不容易才坐上一輛帶有履帶的拖拉機，準備通過另一條簡易路出山，結(jié)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7小時不能越過，他只好含淚返回。他只有望著窗外紛紛揚揚的雨雪，在心中祈求秦老的原諒。《平凡的世界》創(chuàng)作完成后，路遙多次赴京，但都鼓不起勇氣看望這位尊敬的老人。

1992年春夏之際，路遙完成了創(chuàng)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這篇長達五六萬字的創(chuàng)作隨筆，是路遙在生命的后期留下一部真實反映《平凡的世界》創(chuàng)作心態(tài)、過程乃至文學理解的重要隨筆。在這篇隨筆中，路遙在多個地方談到對秦兆陽的感激，他激動地說：

“我心中對老秦的情感卻是獨特而不可替代的”、“秦兆陽面容清瘦，眼睛里滿含著蘊藉與智慧”、“秦兆陽是中國當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養(yǎng)與學識使他有可能居高臨下地選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靈和晚輩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靈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說，晚輩尊敬長輩，一種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種是心靈上的尊敬。秦兆陽得到的尊敬出自我們內(nèi)心”、“但我永遠記著：如果沒有他，我也許不會在文學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作品正是我給柳青和秦兆陽兩位導師交出的一份答卷”[40]。

1992年11月17日，路遙在42歲時英年早逝。路遙病逝后，文學前輩秦兆陽發(fā)了“痛悼路遙同志望親屬節(jié)哀請代獻花圈”[41]的唁電。1994年10月，被路遙反復念茲在茲的文學前輩秦兆陽也病逝了。想必在天堂見面后，路遙還會繼續(xù)聆聽秦兆陽的教誨，會在這位“中國當代的涅克拉索夫”的指導下，“認真扎實地在生活與創(chuàng)作上摸索”，創(chuàng)作出更多具有史詩性品格的作品。秦兆陽“手把手地教導和幫助”路遙“步入文學的隊列”的故事，成為我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注釋：

[1]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頁。

[2]梁向陽：《路遙〈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發(fā)表過程及其意義》，《文藝爭鳴》2015年第4期。

[3][4]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45、45頁。

[5]2013年6月25日，筆者采訪路遙小學老師、好友白軍民的記錄。

[6]見2022年2月12日林達給梁向陽的手機短信截圖。

[7]見《母親袁惠慈在抗日戰(zhàn)爭中》，“靈清2”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

[8]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45頁。

[9]路遙：《致劉茵》，《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570頁。此信是2012年12月2日“首都各界路遙逝世20周年紀念會”活動期間，劉茵提供給我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邀請我“特邀編輯”2013年版《路遙全集》時，我提供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并編入《路遙全集》。

[10]賀抒玉：《短暫輝煌的一生》，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頁。

[11]黃秋耘：《風雨年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頁。

[12]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46頁。

[13]董墨：《燦爛而短促的閃耀——痛悼路遙》，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第294頁。

[14]路遙：《致劉茵》，《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573~574頁。

[15]梁向陽：《新近發(fā)現(xiàn)的路遙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3期。

[16]據(jù)《當代》原編輯汪兆騫先生回憶，是劉茵與他一同領路遙見了秦兆陽。見汪兆騫《我們的8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文人》，現(xiàn)代出版社2020年版，第75頁。

[17]厚夫：《路遙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頁。

[18]此信的復印件珍藏在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劉茵提供。

[19]何啟治：《朝內(nèi)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頁。

[20]王維玲：《歲月傳真——我與當代作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頁。

[21]賀抒玉：《短暫輝煌的一生》，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第257頁。

[22]朱盛昌：《秦兆陽在〈當代〉》（日記摘錄），《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3期。

[23]朱盛昌：《秦兆陽編〈當代〉》，《文學名著誕生地：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2021》，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頁。

[24]王培元：《何直文章驚海內(nèi)——記秦兆陽先生》，秦晴、陳恭懷：《編輯大家秦兆陽》，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頁。

[25]秦兆陽：《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文學探路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頁。

[26]孟繁華：《〈當代〉：現(xiàn)實主義的旗幟》，《文學名著誕生地：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2021》，第160頁。

[27]路遙：《致劉茵》，《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572頁。

[28]曉雷：《故人長絕——路遙離去的時刻》，李建軍編：《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頁。

[29]董墨：《燦爛而短促的閃耀——痛悼路遙》，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第294頁。

[30]此信的復印件珍藏在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劉茵提供。

[31]路遙：《致何啟治之二》，《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197~208頁。

[32]厚夫：《路遙傳》，第153~155頁。

[33]馬一夫、厚夫主編：《路遙研究資料匯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頁。

[34]詳見路遙《致秦兆陽之二》，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珍藏。

[35]中國作家協(xié)會《作家通訊》編輯室編：《作家通訊》1982年第3期。

[36]梁向陽：《捕捉社會“大轉(zhuǎn)型時期”的歷史詩意——路遙〈平凡的世界〉創(chuàng)作動因考》，《南方文壇》2021年第1期。

[37]朱盛昌：《秦兆陽在〈當代〉》（日記摘錄續(xù)一），《新文學史料》2016年第1期。

[38]何啟治：《“休云編者癡，我識其中味！”——秦兆陽談文學編輯工作》，秦晴、陳恭懷：《編輯大家秦兆陽》，第45頁。

[39]路遙：《致何啟治之七》，《路遙文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頁。

[40]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44~46頁。

[41]鄭文華攝影集：《作家路遙》，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