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偵探小說都離不開謎團(tuán)，讀者跟隨偵探一路來到最終的解謎章節(jié)，屏息靜待真相的揭露。然而，偵探小說作者不僅僅喜歡在小說里設(shè)置謎團(tuán)，同時也熱衷于在現(xiàn)實中與讀者玩游戲。許多偵探小說作家會化用筆名來發(fā)表小說，而這些筆名就像書中的謎團(tuán)一樣引出了各種結(jié)局。有的筆名在百年之后仍然未能找到背后的作者；有的作者為了通過不同出版社發(fā)行更多作品賺錢而設(shè)置了多個筆名，結(jié)果因為筆名過于相似，陷入了出版社之間的糾紛，煩惱不已；更不用說那些在公眾中引起廣泛猜測的筆名，例如埃勒里·奎因和巴納比·羅斯這兩個筆名背后的表兄弟戴著面具在大庭廣眾之下辯論的佳話。此外，有些筆名的設(shè)計頗為大膽，其中翹楚肯定有安東尼·伯克萊和他的《萊登庭神秘事件》。

安東尼·伯克萊·考克斯（Anthony Berkeley Cox）是英國的著名偵探小說作家，活躍于上世紀(jì)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他曾與多蘿西·塞耶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共同創(chuàng)立偵探作家俱樂部（The Detection Club），成為了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重要推手，時至今日幾乎所有著名的英國偵探小說作家都是該俱樂部的成員。在創(chuàng)立偵探作家俱樂部之前，伯克萊在偵探小說創(chuàng)作上已有所建樹。他于1925年寫出了首作《萊登庭神秘事件》，相較于他之前的幽默諷刺小說，這本書的銷量高出了20倍。此書的故事與諸多偵探小說的古典名作類似——一群人被邀請到萊登庭大宅中聚會，宅邸主人次日被發(fā)現(xiàn)死在書房中，手中握有一把手槍。房間門窗緊鎖，形同密室，是自殺還是他殺成為偵探亟需查明的問題。與會者中的羅杰·薛靈漢自告奮勇地扮演起了偵探角色，他與伯克萊本人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醫(yī)生的兒子，參軍前曾在牛津大學(xué)受過教育，同是作者身份……書中那一次次驚人逆轉(zhuǎn)，對薛靈漢一系列行為的幽默反諷，都像是伯克萊與讀者之間的游戲。但他似乎并不滿足于此，在本書出版之前，他就下定決心為讀者設(shè)置書外的謎團(tuán)。

這本書的英國初版由赫伯特-詹金斯公司于1925年發(fā)行，封面描繪的是眾人努力推開書房門的場景，而圖上的作者名一欄為“？”。事實上，在伯克萊自藏的校樣中，作者名原為“安東尼·伯克萊”，姓名的字母被黑色方框所覆蓋，顯然他打算以匿名的形式出版此書。但在正式出版時，這些黑色方框被換成了符號“？”。這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本作者名用符號表示的偵探小說。伯克萊的這個筆名游戲并沒有就此停止，在次年出版的《維奇富德毒殺案》中，同樣也是匿名出版，作者身份一欄標(biāo)注為“《萊登庭神秘事件》的作者”。其實，不止作者名，在《萊登庭神秘事件》書中的印刷獻(xiàn)詞里，伯克萊也挑明了這本書是一場與讀者之間的游戲。獻(xiàn)詞大意如下，

親愛的父親，

我知道沒有人比你更喜歡偵探小說，但我可能是個例外。所以我寫了這本書，請你讀讀看，至少我們應(yīng)該能夠借此自娛自樂。

我希望你會注意到，我試圖讓最終解開謎團(tuán)的紳士盡可能地表現(xiàn)出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可能的所作所為。也就是說，他遠(yuǎn)非神秘莫測，偶爾也會犯錯。我從來都不太相信那些目光銳利、守口如瓶的紳士，他們以沉默而無情的方式直抵事物的核心，即使在錯誤的目標(biāo)面前也不會踉蹌或轉(zhuǎn)身。我不明白為什么偵探小說就不能和其他輕松的小說一樣，以創(chuàng)造一種自然氛圍為目的。

同樣，我希望你也會注意到，我已經(jīng)很清晰地記下了每一個被揭示的證據(jù)，因此讀者與偵探所掌握的信息是相同的。在我看來，這是唯一公平的行事方式。把一些重要的證據(jù)留到終章（順帶一提，這些證據(jù)通常使解謎變得非常簡單），或是為了達(dá)到驚人的效果，偵探向讀者完全隱瞞了逮捕兇手所依據(jù)的證據(jù)，這些對我來說顯然都不是在玩游戲。

通過這番簡短的說教，我把這本書交到你手中，以此作為你為我所做的一切的小小回報。

筆者收藏的這本《萊登庭神秘事件》，恰恰就是送給本書的獻(xiàn)詞對象——作者的醫(yī)生父親阿爾弗雷德·愛德華·考克斯（Alfred Edward Cox）的那一本。在書前的環(huán)襯上有兩行伯克萊的親筆題簽，“A.E.C，來自A.B.C.1925年2月20日”。由于書中印刷的獻(xiàn)詞對象與這段題簽的上款相同，這本書顯然就是簽名本收藏中十分罕見的題獻(xiàn)本。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兼收藏家埃勒里·奎因在《再談作者敬贈》一文中就此打過比方：如果一本書的簽名本有24本，那上款對象與作者并無實際關(guān)系的題簽本可能有12本，上款與作者有聯(lián)系的關(guān)聯(lián)本可能僅有6本，而題獻(xiàn)本可能只存在1本。當(dāng)然，關(guān)于題獻(xiàn)本的論斷并不絕對，有些書的獻(xiàn)詞對象可能是兩三人甚至更多，那題獻(xiàn)本自然可能有2本以上；而有些書沒有獻(xiàn)詞部分，那自然不存在題獻(xiàn)本。馬丁·愛德華茲在《“謀殺”的黃金時代》中提到，“伯克萊臉皮很薄，容易受到冒犯，他雖然是個有錢人，卻有著吝嗇的名聲。有傳言說，伯克萊的簽名本之所以罕見，是因為讓他簽名是要收費的。”雖然傳言無法證實，但大部分伯克萊的簽名本確實都來自他本人的藏書，而非簽贈他人。除了這本《萊登庭神秘事件》，在他本人的藏書中還有另一本題獻(xiàn)本《絲襪殺人事件》。這本書的題簽是“致A.B.考克斯，來自作者”，而印刷獻(xiàn)詞部分則是“致A.B.考克斯，非常感謝他在閑暇時為我寫了這本書”——作者送給自己的題獻(xiàn)本！

在筆者收藏的這本《萊登庭神秘事件》中，阿爾弗雷德并沒有留下評注或筆跡。我們無法得知他對兒子這本偵探小說處女作有何感想。他于1936年過世，并沒有機(jī)會讀完兒子發(fā)表的所有偵探小說，見證伯克萊從“自娛自樂”到“一代大師”的過程。

在“安東尼·伯克萊”這個名字被讀者熟知之后，伯克萊的游戲又換了套路，他的另一筆名弗朗西斯·艾爾斯（Francis Iles）足足讓公眾猜測了兩年才真相大白，出版社甚至在書衣上印上了“誰是艾爾斯？”這句話，還列出了20位“公共出版界”的候選人，包括了阿道司·赫胥黎、埃德加·華萊士、H.G.威爾斯……伯克萊依然我行我素，當(dāng)出版商希望他提供一張本人照片以供書籍宣傳時，伯克萊坦言自己從年輕時起就不再拍照，也沒有提供過照片用于公開宣傳——“當(dāng)我看到太多書籍背面那些令人厭惡的作家照片時，我就不想讀它們了！所以，我必須避免自己犯同樣的錯誤。”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為讀者留下十幾本偵探小說作品，其中不少都以實驗性著稱，開風(fēng)氣之先，有如今在新本格中十分流行的多重解答模式的開端《毒巧克力命案》，比《無人生還》中的孤島模式早了5年的《恐怖聚會》……這些作品不斷再版，吸引著一代代讀者。

偵探作家俱樂部現(xiàn)任主席馬丁·愛德華茲曾說：“在伯克萊身上，智慧、魅力、天賦與惡魔天人交戰(zhàn)。”他那些迷人的偵探小說故事又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