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東城區(qū)豐盛胡同老舍故居（本文作者攝于2012年7月6日）

談到20世紀的北京文學，老舍是無論如何都不容錯過的。尤其在北京讀老舍，很容易產(chǎn)生代入感。老舍的作品里社會文化信息非常豐富，北京的歷史、地理、方言、民俗等幾乎無所不包。老舍生于斯、長于斯、歿于斯，北京城里許多地方都留下過老舍的生活印跡；反過來，北京城的許多胡同、寺廟、商號也都曾出現(xiàn)在他的筆下，而且這些地方大多真實可考。在老舍的世界里，北京城有著現(xiàn)實的和文學的兩重呈現(xiàn)。

尋訪老舍不妨從正陽門走起。正陽門始建于公元1419年，六百年來，這里一直是北京最為核心也是最為繁華的地段，如今是著名的旅游景點。時間顯然已經(jīng)沖淡了歷史的疼痛感，1900年的夏天，正陽門硝煙彌漫、土石飛濺。先是義和團縱火燒毀了大柵欄的老德記洋藥房，火勢蔓延，最終累及正陽門箭樓。不久，八國聯(lián)軍進攻北京城，侵略者架起大炮，轟倒了箭樓和城樓。北京城的正門淪為了刺目的國恥，而老舍的父親也正是在正陽門身負重傷最終以身殉國。不知道在老舍心目中，正陽門有什么特別的意味？在描寫北平淪陷的《四世同堂》里，老舍寫道：“前門，在大家的心目中，是個可怕的地方。”老實巴交的常二爺進城買藥，正是在前門，一把年紀了，不但被日本人左右開弓地打了兩個嘴巴，還被當眾罰跪。

老舍曾說他是像愛母親一樣地愛著北京，可不幸的是，他卻兩次生逢北京棄守。《四世同堂》正是一部描寫國土淪陷的“北平哀歌”。小說一開頭，當祁家老小紛紛登場亮相之后，老舍特意交代了祁家宅門的位置：“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護國寺附近的‘小羊圈’。”這個“小羊圈”既是虛構，也是寫實。在北京地鐵四號線平安里站東北口，迎面就能看到一幢大樓外墻上那藍底金字、明晃晃的“護國寺街”四個大字。順著新街口南大街一直往北，一不留神就會錯過小楊家胡同的西口。胡同的入口很窄，正如小說里所描寫的那樣，小楊家胡同“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樣直直的，或略微有一兩個彎兒，而是頗像一個葫蘆”，小楊家胡同不但是《四世同堂》里“小羊圈胡同”的原型，而且還正是老舍本人的出生地。

如果留心看老電影《茶館》的話，不難發(fā)現(xiàn)那家六十多年的老“裕泰”離著小楊家應該也不遠。作品里，大栓子要送康婆婆出城的時候說：“西直門關了，咱得繞德勝門呢。”這個不起眼的小胡同儼然成了老舍創(chuàng)造的那個“文學北京”的中心。事實上，小楊家胡同周圍的人文景觀可真不少。胡同的北邊就是大名鼎鼎的“百花深處”，沒有它恐怕也就沒有陳升的《北京一夜》和陳凱歌的“十分鐘年華老去”之《百花深處》了。周氏兄弟居住過的八道灣11號也在這附近，不過現(xiàn)在被劃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的校園里了。護國寺往東，可看的就更多了，溥杰故居、梅蘭芳故居、慶王府舊址、輔仁大學舊址、陳垣故居都在這條路上，再往東就插到了后海。現(xiàn)在，人們都熱衷于去后海、南鑼鼓巷，可護國寺的歷史文化含量和商業(yè)開發(fā)一點也不輸前兩者。

老舍入學的年紀，有的資料說是9歲，有的說是7歲，還有的說是6歲。這種混亂而又矛盾的情況似乎正是老舍貧寒幼年的寫照。老舍就讀的第一所學校是個改良的私塾，設在一座道士廟的大殿里，離小楊家胡同有半里多地。也有的資料說就是在小楊家胡同北邊的正覺寺里，所以胡同自明朝起就叫“正覺寺胡同”。1965年，北京街道地名整頓，胡同改名為“正覺胡同”。老舍曾回憶說廟里充滿了大煙味、糖精味、廁所味，大殿里又黑又冷，供桌上還擺著孔圣人的牌位。三年后，老舍先是轉入位于西直門內的京師公立第二兩等小學堂，后來因為學校改為第四女子小學，老舍又轉學到了位于南草廠街的京師第十三高等小學校，繼續(xù)讀完小學。在城市現(xiàn)代化開發(fā)、改造的過程中，“第二小”所在的崇壽寺早就拆得無影無蹤了，甚至連相關信息也很少。“第十三小”的所在地于20世紀80年代時曾改為西城區(qū)職工大學。“職大”的地址是南草廠街63號，那里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了北京市西城經(jīng)濟科學大學。

小學畢業(yè)后，老舍考入了位于原祖家街的京師公立第三中學。現(xiàn)在，富國街東口的北京市第三中學就是當年的京師三中，學校里還專門設立了老舍紀念室。京師三中的前身最早是清宗室覺羅八旗右翼宗學。學校占用的是當年降清明將祖大壽的故宅，主人去世后，宅院改為祠堂，門外的街道也因之而名為“祖家街”。相比較于叫了三百多年的“祖家街”，“富國街”這個名字的歷史并不長，它也是1965年北京市整頓街道地名時才改的。老舍在這里念書的時間不長，前后也就半年左右，主要是因為經(jīng)濟負擔太重。老舍瞞著母親，偷偷地考入“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的北京師范學校，這“才敢對母親說升學的話”。

北京師范學校當年所在的“端王府夾道”現(xiàn)在改名叫“育幼胡同”，它離北京市第三中學非常近，從富國街繞到平安里西大街上，過馬路往西不遠就是。育幼胡同往北通著老舍小時候念書的南草廠街，中段有個岔路口往東，走進去穿過金果胡同、育德胡同，出來正沖著護國寺路口的“柳泉居”，這就相當于又回到了小楊家胡同。老舍在師范學校讀了整整五年的書，由于學校負擔了老舍的衣、食、住、學，老舍一家的生活壓力無疑大大減輕了。當弱冠之年的老舍由師范學校畢業(yè)、可以自食其力的時候，不禁回憶說：“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當他對母親說：“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

在小說《微神》（1933）里，老舍曾寫道：“我畢業(yè)后便作了小學的校長。”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1918年，19歲的老舍從北京師范學校一畢業(yè)，就被委任為京師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校的校長。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時間里，如老舍自己所言，“我差不多老沒和教育事業(yè)斷緣”。

“第十七小”位于安定門內的方家胡同里，就在雍和宮同北新橋的中間，現(xiàn)在“因地制宜”改為方家胡同小學。學校的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906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一百多年了，老舍是這所學校的第三任校長。當年，老舍吃住都在學校里，前后有兩年左右的時間。幾年之后，在創(chuàng)作小說《趙子曰》（1927）時，老舍虛構了一條“張家胡同”，說它就在“北新橋往北走”，而“方家胡同”往南隔著三條胡同還真就是北新橋了，并且“張”“方”韻調一致，想來小說里這“張家胡同”的原型十有八九就是現(xiàn)實中的“方家胡同”吧。

青年老舍滿腔熱血，工作上盡心盡力。1920年秋，老舍升任郊外北區(qū)勸學員。離開“第十七小”后，老舍平日在德外大街的華嚴寺辦公，住在翊教寺胡同的一幢公寓里。這一時期，他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在《抬頭見喜》（1934）里，老舍還記載了生平第一次“非楊貴妃式”的醉酒。華嚴寺、翊教寺現(xiàn)在已經(jīng)找不到蹤影了，翊教寺胡同后來改名為“育教胡同”，但在道路拓寬改造的過程中，育教胡同大部分被拆，還有一部分并入了平安里西大街。當年胡同里的那些談笑，自然也都揮發(fā)在舊時光當中了。

雖然職務上不斷升遷，但是老舍在工作中還是遇到了困難，簡直像是個爛泥塘一樣讓他心煩、無奈，由此他也陷入了幻滅與彷徨之中，開始抽煙、酗酒、唱戲、玩牌。同時，一向侍母至孝的老舍還拒絕了母親為他包辦的婚事。生活的沉淪和內心的愧疚交織在一起，使得老舍大病一場。為了養(yǎng)病，老舍搬到了西山臥佛寺暫住。臥佛寺現(xiàn)在被整合到北京植物園里。老舍對于香山、八大處這一帶一定是非常熟悉的。在《駱駝祥子》的“西山抓丁”那一段，老舍仿佛在腦海中攤開了石景山地圖，從“磨石口”經(jīng)“金頂山”“禮王墳”“八大處”“杏子口”“南辛莊”“北辛莊”……一直到“靜宜園”“海甸”去的“逃生路線”，這些地點都是真實的。發(fā)表于1933年的《大悲寺外》和《微神》這兩部短篇小說，故事的背景正是西山一帶，前者提到的“大悲寺”正是八大處的第四處；后者則提到了香山碧云寺，“一看見香山，準知道碧云寺在哪兒藏著呢”。在更早的1917年，尚在師范學校讀書的老舍“赴西山觀察野戰(zhàn)地勢”，“定戰(zhàn)地于石景、金頂二山”，作了兩首古體詩，詩里不乏“出山小草有遠志，報國何必高權位”這樣的豪邁詩句。從“四年兩登此山矣”這句來看，老舍應該在1913年14歲的時候就來過石景山一帶了。如此說來，北京的文化地標里也不應該忽略石景山。

在西山休養(yǎng)了一陣，老舍痛定思痛，下山后便辭去了勸學員的工作，并且搬出翊教寺胡同的公寓，住進了西直門大街的京師兒童圖書館，幫助他打小崇敬的劉壽綿（1880—1939）做一些慈善工作，主要是料理圖書館和貧兒學校。當年正是劉壽綿掏錢幫助老舍開啟了求學之路，如果沒有劉壽綿，“說不定，我會一輩子也得不到讀書的機會”。而且據(jù)老舍的同學羅常培講，老舍的初戀對象就是劉壽綿的女兒，前面提到的那篇小說《微神》正是由這一段曲折而動蕩的情感改寫而來的。小說里曾寫“我畢業(yè)后便作了小學的校長”，同時還“兼任了一個平民學校的校長”，由此依稀可以看到老舍當年生活的影子。

在圖書館住了大半年之后，1922年夏，老舍應聘為西北城地方服務團附設銘賢高等小學及國民學校的教員。北京地方服務團是在蔡元培的帶動影響之下建立起來的，主要從事平民教育以及一些慈善活動。西北城地方服務團成立于1920年冬，附設小學設在北京基督教會缸瓦市堂。正式履新之后，老舍也就搬到了缸瓦市教堂內居住。在這里，他結識了日后的著名作家、學者許地山。在老舍精神成人的過程中，缸瓦市教堂是不得不提的一處。它離小楊家胡同不遠，順著西四大街往南過磚塔胡同再往前一點，路西便是。缸瓦市教堂于1863年由英國傳教士建立，1900年曾被義和團焚毀，此后幾經(jīng)改建、擴建。

1922年，老舍就是在缸瓦市教堂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并正式啟用了眾所周知的“舍予”這個字。但“舍予”并不只是把“舒”拆開那么簡單，而是包含了“舍棄自我”的思想在里邊。這種思想首先是受到了母親和劉壽綿對他的影響，也和他一直從事教育的個人經(jīng)歷有關。燃盡自己、照亮別人的“紅燭精神”正是教師這個職業(yè)的精神寫照。

1944年，老舍發(fā)表了一篇小短文《“住”的夢》，在文章里，老舍“夢想著抗戰(zhàn)勝利后我應去住的地方”。成年之后，老舍先是在英國待了快6年，回國后又去山東工作了7年，緊接著抗戰(zhàn)爆發(fā)，老舍又遷居武漢、重慶等地。除了短暫回家探親之外，大部分時間里老舍都是背井離鄉(xiāng)、在外闖蕩。“有家難回”，這對于安土重遷的中國人來說，何其令人唏噓？其實又何止一個老舍，多少亂離人做著相同的“懷鄉(xiāng)夢”呢？

縱觀老舍一生，除卻假期回家、出訪歸來以外，他曾經(jīng)三度離開北京，自然又三度歸來。

1922年9月至1923年2月，老舍曾短暫地到南開中學執(zhí)教，辭職返回北京之后在北京市教育會當文書，并在京師第一中學兼職任教。這是第一次歸來。如今北長街路西的昭顯廟就是當年北京市教育會的辦公地點，也是老舍的棲身之處，他在這里前后待了有一年半。

在加入教會的那段時期里，老舍經(jīng)常到缸瓦市教堂的英文夜校學習英語，并借此認識了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的英國人艾溫士。經(jīng)過艾溫士的舉薦，1924年9月老舍遠赴英國執(zhí)教，直到1930年5月才返回北平。這是第二次歸來。長期漂泊在外，此次返平，住在位于西城機織衛(wèi)淹通胡同的同學白滌洲家中。老舍在白家住了也就兩三個月，時間不算很長，隨后他便離開北平開始在山東的執(zhí)教生活，但是淹通胡同的白家對老舍倒是挺有紀念意義，因為正是在這里，老舍結識了胡絜青女士，并最終喜結連理。20世紀90年代，隨著金融街工程上馬，淹通胡同成為了歷史記憶。

七七事變之后，老舍在武漢、重慶等地領導“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堅持抗戰(zhàn)。國土光復后，老舍受到美國方面的邀請于1946年赴美交流，直到1949年年底才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xiāng)北京。這是第三次歸來。

1950年，老舍用自己的稿費在燈市口西街路北的豐富胡同買了一個小院，在外漂泊多年的老舍終于在北京安定下來，了卻了他“‘住’的夢”。小院位于豐富胡同的西側，并不是一個標準的四合院，整個院子像是個“只”字型。通常四合院的宅門應該開在院子的東南角上，或許是受到豐富胡同南北走向的限制，老舍家的大門開在東墻上，二道門以及正院的影壁也都偏離了中軸線，并且二道門的形制也顯得矮小、簡單了些。外院把著大門的是一間門房，門房往北是正院，往西算是外院。外院里搭著天棚，天棚的南邊分別為廁所和雜物間，廁所現(xiàn)在改為了書店，一頭通到故居院子里，一頭通到燈市口西街。正院布置得規(guī)規(guī)矩矩，院內正房三間，屋里打著淡綠色的中式木隔斷，東次間是胡絜青的畫室和起居室，明房和西次間為客廳。西耳房同正房連通，用作老舍的書房和臥室。為了在保護故居原貌的同時便于游客參觀，正房里加裝了玻璃護欄，同時西耳房破墻開窗，人們站在窗前正好可以看到老舍的書桌，書桌上的臺歷停留在1966年8月24日這一天。院子的后罩房是對外開放后才加蓋的，當作故居的辦公區(qū)域。東西廂房原為老舍兒女居住，現(xiàn)在也都改成了展廳。南房過去由舒乙居住著，后來房子的后墻和門窗作了調整，南房變成了北房，現(xiàn)在是后墻沖著正院，墻上掛了一塊大屏幕，演繹著老舍的文學人生。樹木、花草、魚缸分布在中庭四圍，讓這個普通的小院看起來整潔而又不失生機。正房前，老舍手植的兩棵柿子樹是整座院子里最為醒目的標志，胡絜青因其而把院子命名為“丹柿小院”。

老舍去世已經(jīng)有56年了，五十多年來，北京的變化實在太大了。老舍生活過的地方有的已經(jīng)隨著挖機和鏟車的轟鳴而湮滅難尋，老舍式的“京味兒”似乎已經(jīng)變成了全球化、一體化的一條古奧而又呆板的注腳。而也許正因為如此，五十年過去了，一百年過去了，老舍才顯得更加珍貴和難得，他和他的作品是名副其實的“北京文學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