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的趙柱家先生讀了拙著《憑窗憶語》，通過文匯出版社輾轉(zhuǎn)聯(lián)系到我，最近給我快遞來一本書。我拆開包裝，大開本，硬面精裝，趙樸初先生題寫的書名：《子愷遺墨》。

趙柱家先生主編的這本大著，收入了豐子愷先生抗戰(zhàn)時期在《宇宙風》插圖畫稿十三幅，豐先生論藝術的文章十六篇，以及豐先生師友及學者論豐子愷藝術的文章二十篇，其中有葉圣陶、朱自清、巴金、朱光潛、鄭振鐸、俞平伯、王朝聞、錢君匋等。

說起豐子愷，就要說到他的漫畫。

漫畫，原是一種鳥，就是我們通常叫作鷺鷥的。北宋晁以道《景迂生集》說到，“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嘴畫水求魚。”公元1771年，日本一個叫鈴木煥鄉(xiāng)的，出版了一本漢文木刻隨筆集《漫畫隨筆》，其行文風格模仿宋洪邁《容齋隨筆》，因為喜歡那叫漫畫的鳥，才用它作了書名。后“浮世繪”風俗畫家葛飾北齋，把他變形夸大、用筆隨意、表現(xiàn)城鄉(xiāng)生活的畫，稱做漫畫，并出版了一本《北齋漫畫》，開了漫畫創(chuàng)作的先河。

上海最早刊出有漫畫特征的繪畫，是1904年3月27日上海警鐘日報的“時事漫畫”。1925年12月，豐子愷先生的第一本畫集《子愷漫畫》問世，著力促成這本漫畫出版的是鄭振鐸先生，之前也是他設法要來豐先生的一幅畫，以漫畫之名作為插圖，在《文學周刊》發(fā)表。《子愷漫畫》的出版和它的社會影響，對漫畫這一畫種在中國的流布普及起著重要作用，其形式和題材隨著時代的前進和形勢的發(fā)展，也有很大拓展。

豐子愷先生一生創(chuàng)作漫畫近五千幅，《子愷遺墨》收入的十三幅畫作，是劫后遺珍，它經(jīng)歷兵燹戰(zhàn)火，和風霜雨雪的磨難，現(xiàn)在得以公之于眾，實屬難得。

子愷先生多才多藝，他是作家、畫家、翻譯家，他的散文隨筆，他的畫，都獨具特色，自成一家。他也精通音律，會作曲，復旦大學校歌，作詞劉大白，作曲就是豐先生。

我與豐先生，雖素昧平生，倒也有些往事，趁此機會，可以說一說。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各大商店的招牌琳瑯滿目，五花八門，其中很多用書畫名家的手寫體，記得有馬公愚、趙冷月、胡問遂、舒同、胡鐵生等。上海兒童用品商店用了豐子愷先生的手寫體。豐先生的字有自己的特色，很受歡迎。文匯報著名記者全一毛，寫字就喜歡仿豐先生，同事都說他的字屬豐體。

豐先生的字，自成一體，考其源流，可追溯到晉代書法家索靖。索靖，字幼安，是東漢著名書法家張芝姊之孫，以擅寫草書著名于世，尤精章草，有書論《草書狀》一篇傳世。據(jù)豐先生給幼子豐新枚信，“你以前模仿我的字。我是以《月儀》為基礎的，所以你必須練《月儀》。”《月儀》便是索靖寫的字帖，豐先生對它評價很高，認為“古今以來無有可類比者”。

豐一吟、豐新枚寫字便都是家傳的豐體。

豐先生大概怎么也不會想到，他的畫會上拍賣會。

那是1993年6月20日，上海朵云軒藝術品拍賣公司舉行書畫拍賣會，豐先生的一件作品《一輪紅日東方涌》被列為一號拍品。那幅作品以四萬到五萬元起拍,經(jīng)幾輪競價，最終以十一萬五千元，被手持一號競拍牌的香港張宗憲先生拍走。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藝術品拍賣會，對此留有深刻印象。

1990年的一天，筆會原主編徐開壘先生交給我兩篇豐先生的文稿，徐開壘先生雖然離職多年，但一直關心筆會。他給我的文稿：《寬蓋》《老汁鍋》。我即安排版面，以《散文兩篇》為題，于筆會頭條刊出。這兩篇文章一仍豐先生緣緣堂隨筆風格，娓娓而談，語言素樸清雅，風趣幽默。

《寬蓋》一文提到他老師李叔同出家的事，說那時自己二十來歲，跟隨老師去玉泉看一位程先生，以后他們二人先后在虎跑寺出家為僧，一人法號弘傘，一名為弘一，成了佛門師兄弟。之所以要豐先生隨行，是李叔同出家前后有些事要他幫助。

這位程先生，名中和，在二次革命時期當過師長，皈依佛門后，做了虎跑寺當家。抗戰(zhàn)勝利后，弘傘在上海收了一名徒弟，此人敵偽時期當過特務，有過血債，現(xiàn)在懺悔，決心放下手槍，出家為僧。弘傘也是拿過槍的，見他如此，便收他為徒，賜名寬蓋。寬蓋是見過世面的，辦事能干，豐先生倒是看他不順眼，覺得他“眼角倒豎，一臉橫肉，與底下的僧衣頗不相稱”。但弘傘對他十分信任，虎跑寺大權放手給他，連自己的圖章也交給了他。不想過了些時日，有一天，弘傘收到杭州法院的傳票，有人控告他擅自變賣寺產(chǎn)田地，賣契上蓋有弘傘圖章。原來寬蓋擅自做主，假師父之名，在寺后蓋了一所小洋房。弘傘這時才醒悟，但為時已晚，只能偷偷離開杭州，云游四方，遠走他鄉(xiāng)。待風頭過后，寬蓋從上海帶了一個女人，一起住在那個小洋房里。他還常常載了那個女人，開著機器腳踏車，在西湖邊上兜風。一次在樓外樓吃飯，恰與豐先生相遇，他滿不在乎打招呼，倒讓豐先生很覺尷尬。

《老汁鍋》寫豐先生家鄉(xiāng)一朱老先生，他家道富裕，而生活儉樸，每月只允家人初二、十六兩天吃葷。他自己常備一個老汁鍋，把吃剩下來的魚、肉、雞骨頭倒在里面，每日燒煮，經(jīng)日“享用”。他死后，他的后事辦得很體面，向城中紳士遍求挽詩，豐先生的岳父徐芮蓀也應邀寫挽詩一首：“寧使室人紛交謫，毋令吾口嗜肥鮮。而今公已騎鯨去，雞豚祭酒羅靈前。何如生作老饕者，飛觴醉月開瓊筵。”

豐先生說，朱家向他岳父征求挽詩，直是討罵。

豐先生岳父生性曠達，在家鄉(xiāng)當一名律師，一有收入，便攜老妻到處游玩，盡情享樂。他覺得老丈人“過分曠達，對子女養(yǎng)而不教”，以致兒子要靠父親獲得職業(yè)，世態(tài)炎涼，父親一死，兒子便失業(yè)，家境慘敗。“抗日戰(zhàn)爭期間，我?guī)Я嗽滥赶虼蠛蠓教与y，我的妻舅及其子女在淪陷區(qū)，都不免饑寒。”聯(lián)想到豐先生《作父親》一文，他對孩子的教育，是何等細致入微，就不難理解他對老岳丈過分曠達的做派，會有微詞。

豐先生的這些遺作，都是在“文革”后期尚審查期間寫的。徐開壘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說，子愷先生在審查期間，一方面應付“四人幫”批斗，另一方面寫下文學散文33篇，并加“緣緣堂續(xù)筆”，陸續(xù)寄給遠在外地的幼子新枚，囑妥為保存，以期一旦黑暗過去，他的新作得以問世。由此可見，一介書生的豐先生，平和率真、慈悲為懷，他的堅強和非凡的定力，以及他的遠見卓識，是超乎常人的，他堅信，黑暗是暫時的，未來必定向好！

這些本來都已忘卻，因為讀《子愷遺墨》，打開了記憶的門，讓我想起這點點滴滴。

（此文寫作時曾參考美術史論家黃可先生《漫話海派漫畫》一書，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