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輯詩話的類型與原則
無論是從目錄著錄看,還是就研究價值說,詩話一直是備受關(guān)注的書籍類型。古籍編輯和出版的詩話,如果是原有其書,經(jīng)過今人校點箋釋而出版,這是一般意義上的古籍整理;如果是原無其書,經(jīng)過今人輯錄成書而出版,這就是新輯詩話。新輯詩話,古有其例,于今尤盛。新輯詩話實際上是在編纂新的古籍,其間存在一些需要討論的編輯問題。
新輯詩話的類型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提出批評史資料搜集的五種工作計劃。其中第四種是輯錄《詩話新編》,如由《容齋隨筆》中輯出《容齋詩話》;第五種是輯錄專家詩話,如由各家詩話、筆記輯成《陶淵明詩話》。這兩種工作都屬于新輯詩話。
郭紹虞的第四種工作計劃似未實際進(jìn)行。后來程毅中主編《宋人詩話外編》(1996),從宋人筆記中輯出論詩材料,可以說是郭紹虞計劃的實現(xiàn)。從筆記中輯錄詩話,是順理成章的做法。筆記既與詩話同為說部的文體,筆記著作又經(jīng)常包含幾卷詩話。將筆記里成卷的詩話摘出單行,古來有之,如《學(xué)海類編》本的《余冬詩話》三卷,是從何孟春《余冬序錄》中摘出;至今仍盛行,如《明人詩話要籍匯編》(2017)收錄的何良俊《四友齋詩說》三卷,即其《四友齋叢說》卷二十四至二十六“詩說”。文集里包含幾卷詩話也是常事,摘出單行自然也合乎情理,如《明人詩話要籍匯編》收錄的陸深《儼山詩話》一卷,即其《儼山文集》卷二十五“詩話”。
如果擴大材料的來源,不限于筆記、文集里的單獨成卷,而是將一人著述中的論詩文字,不拘體裁長短,全部摘錄為一書,這樣新輯詩話的工作需要更多的編輯工夫。僅就規(guī)模而言,吳文治主編《中國歷代詩話全編》可為典型。這項宏大的出版計劃,最終問世的是《宋詩話全編》(1998)、《明詩話全編》(1997)。前者收錄近四百家新輯詩話,后者收錄近六百家新輯詩話。這些原無其書的詩話,是從詩文集、筆記、史書、類書等典籍中輯出,以人立目,無論材料多寡,都算一家詩話。
這樣的纂輯思路,不再考慮詩話作為一種批評文類的基本特征,只能勉強歸為廣義的詩話。新輯詩話從郭紹虞的“新編”、程毅中的“外編”,再到吳文治的“全編”,可以說漸行漸遠(yuǎn)。這兩種詩話全編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書籍的概念,纂輯詩話既不重視作者的意圖,又沒有一定的體例,最終只成其為資料雜鈔。
郭紹虞的第五種工作計劃,自序稱:“現(xiàn)在所輯成者,僅《陶淵明詩話》一種粗具規(guī)模而已。”(《宋詩話輯佚》)此書似未問世。不過,民國就有不止一種《陶淵明詩話》。這類專家詩話,實際是作家的評論資料匯集。這樣的資料纂輯形式,更常見的名稱是“匯評”“集評”,如《陶淵明詩文匯評》(1961);再稍加擴展取材范圍,就成為“資料匯編”,如《陶淵明資料匯編》(1962)。
專家詩話是以一人為范圍,推擴開去,可有以一朝或一個時期為范圍而纂輯的詩話。古代就有《全唐詩話》《全宋詩話》等;現(xiàn)代則有蕭華榮《魏晉南北朝詩話》(1986)等。這類新輯詩話的體例通常是以一朝為斷限,以人立目,先后為序。古代又有以一地為范圍而纂輯的詩話,如《全閩詩話》《全浙詩話》等。這樣的郡邑詩話現(xiàn)在似乎已不再流行。
綜上,新輯詩話的類型,從文獻(xiàn)來源說,可從筆記、文集中別裁而成為單行本,如郭紹虞的“新編”、程毅中的“外編”,也可由各種文獻(xiàn)資料輯錄成書,如吳文治的“全編”;從收錄范圍說,有以一人為范圍的輯錄,如有關(guān)陶淵明的“專家詩話”,也有以一朝為范圍的纂輯,如以上幾種斷代詩話。各種類型的新輯詩話都古來有之,有例可循,并非今人的杜撰,但如何避免淪為資料雜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詩話,這就需要考慮編輯原則的問題。
新輯詩話的原則
陳慶元《新輯詩話摭議》(2015)一文,批評吳文治主編的兩種詩話全編在作者小傳撰寫、內(nèi)容采摭、文獻(xiàn)來源和纂輯眼光等方面存在不足。這些方面確實是新輯詩話的編者應(yīng)該重視的問題,不過,在這些考證問題之外,更需要重視的應(yīng)該是詩話的編輯原則。
四部書籍,集部最雜,而詩話又是集部中最為繁雜的一類。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自序指出詩話的性質(zhì)并不嚴(yán)肅,體制又極富于彈性,因此既盛行又猥濫。新輯詩話同樣如此,由于缺乏明確的體制和嚴(yán)肅的性質(zhì),經(jīng)常陷于雜湊混亂,成為資料的叢抄雜纂。如果要避免這種問題,新輯詩話的編輯原則至少應(yīng)該包含兩點,一是尊重作者的意圖,二是制定嚴(yán)謹(jǐn)?shù)捏w例。
目前的新輯詩話未必都不符合這兩點編輯原則,不過堪稱典范的著作并不多見。以下考察清人張宗柟纂輯《帶經(jīng)堂詩話》,或許可作為新輯詩話的典范。
清初王士禛自撰《漁洋詩話》僅三卷,篇幅不大,而其論詩之語散見于文集、筆記、選本等著述中,凡二千余條。張宗柟平生沉潛漁洋詩學(xué),將這些散見各書的論詩之語摘出,乾隆間纂成《帶經(jīng)堂詩話》三十一卷。此書卷首有張宗柟自述纂輯始末的《序》,從幼年始讀漁洋詩集,弱冠購讀《漁洋詩話》,受館師許昂霄鼓勵而開始屬稿,至晚年才輟簡付梓,可見張宗柟寢味漁洋詩學(xué)之深。卷首又有《纂例》一篇,制定十六條纂輯條例,如纂輯的宗旨、繁簡詳略的原則、重出互見的處理辦法,以及各門類的旨意,可見張宗柟纂輯體例之嚴(yán)。其后又有《匯纂書目》,開列采摭文獻(xiàn)十八種,可見張宗柟搜羅漁洋文獻(xiàn)之廣。另外,還在一些條目后加上編者的“附識”“某案”,可見張宗柟纂輯工夫之勤。最終成書的《帶經(jīng)堂詩話》,分為綜論門、懸解門、總集門等八門,其下又細(xì)分為源流類、佇興類、標(biāo)舉類等六十四類,分門別類,類經(jīng)年緯,極有條理,形成精心編次的結(jié)構(gòu)和層次。
張宗柟纂輯《帶經(jīng)堂詩話》在遵循嚴(yán)謹(jǐn)體例和尊重作者意圖兩方面,都堪稱范例。這也是新輯詩話應(yīng)當(dāng)秉持的編輯原則。依此檢視目前已出版的新輯詩話,大多缺乏謹(jǐn)嚴(yán)的體例,通常沒能考慮原來作者的撰述宗旨。《宋詩話全編》《明詩話全編》中的近千家新輯詩話,寥寥數(shù)條的是濫竽充數(shù),稍具篇幅的是資料雜湊。幾種以一人為范圍的新輯詩話,如章原輯《放翁詩話》,王文龍輯《東坡詩話全編箋評》,陸林、王卓華輯《慎墨堂詩話》,在編次體例和文獻(xiàn)采摭上,大多失之率易,也未必盡合作者的旨趣。
新輯詩話是古代原無其書而將若干舊有文獻(xiàn)纂輯成書,實際上是在編纂新的古籍。編纂新古籍是否合適,當(dāng)然可再討論。不過,新輯詩話等類型的新古籍,在如今的古籍整理中日益增多,卻是事實。編纂新古籍應(yīng)該遵循什么樣的原則,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作者:顏慶余,系江南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