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輩學者有兩種。一種是望之儼然的，讓晚輩心生敬畏；一種總是帶著老頑童氣息的，讓即便交往不多的后生也會有一種親切感。陳子善先生大致屬于后者。所以，我們年輕后生們都敢也都愿意口口聲聲地喊“子善先生”“子善老師”，甚至“子善”，小伙伴兒喊時還都顯得那么自然親切，毫無違和感。

后一種其實在前輩中并不多見，而子善先生有此魅力。

先說一點往事。我和陳子善老師真正面對面的接觸不多，只是通過一些其他的途徑（電話、短信、郵件，后來有了微信）偶爾聯(lián)系。第一次見到子善先生，那是2006年的初夏。那時候，我還是一個青澀的在讀碩士生。華東師范大學召開“黃裳散文與中國文化”學術(shù)研討會，主事者就是子善先生和李輝老師。作為碩士生的我，有機會來到麗娃河畔，和邵燕祥、黃宗江等先生一起開會，其間還見到其他一些前輩學者。當時我提交了一篇論黃裳書話的論文，子善先生并不在意我的碩士生身份，安排我大會發(fā)言。記得當時我左邊鄰座的就是邵燕祥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得見邵先生。會后幾份報紙的報道，都專門引用我的發(fā)言作為代表性觀點之一，另外提到的就是邵燕祥先生、黃宗江先生和張新穎教授。報紙在我的名字前加了一個詞——“學者”。說來慚愧，當時的我，很為這些報道而沾沾自喜，這可見那時候的我多么淺薄，甚至有些虛榮。但有時候，尤其是人在年輕時，就是要有那一點點虛榮。它可能會讓你改變決定，也許當時看似淺薄的滿足，會讓你受到莫大鼓勵，可能讓你“誤入”一種道路，也可能從此開始人生的一個方向。后來還有一次，我當時在讀博士，去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開會，會前子善老師帶我去金臺路寓所拜訪了姜德明先生。印象深刻的接觸，大致就是這兩次。

后來，新冠肺炎疫情更阻斷了很多線下面對面的聊天。雖然滬寧兩地相隔并不遠，但除了在2020年12月華東師大開會聚談、2021年4月汕頭洪深會議期間同游韓文公祠這兩次之外，我和子善先生就沒有見面了。疫情讓一切變得無法把握，某些巨變也倏然提前到來，而影響所及，社會停擺之后，生活按下暫停鍵。于是在這期間，很多師友的文章著作竟一下呈現(xiàn)井噴之狀。比如，陳子善先生，他一年間（從2019年8月至2020年10月）就連續(xù)推出三部著作《說徐志摩》（上海書店出版社）、《說郁達夫》（華文出版社）、《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這三種書，比較集中地推出，無意之間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頗有意味的框架：《說徐志摩》《說郁達夫》這兩部是作家的集中專論、發(fā)掘考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十講》一種是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理論的倡導。苦澀的疫情期間，能常讀到新作，能常有新書相伴，對我來說是可貴的慰藉。

二

《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十講》（以下簡稱《十講》）以典型的實踐奠基起文獻學的整體理論框架，也呈現(xiàn)出寶貴的研究實踐的具體路徑。這不僅具有重要的學科理論價值，同時又具備可操作、借鑒的方法論意義。史料學的命名，好像至今沒有完全定論。馬良春先生那篇有名的長文用的史料學（《關(guān)于建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1期）、朱金順先生的著作名為資料引論（《新文學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后增補本以《新文學史料學》為名由海燕出版社2018年出版）、謝泳先生用的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法（《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劉增杰先生用的也是史料學的名稱（《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中西書局2012年版），如此等等。而以“文獻學”來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最基礎(chǔ)也最重要的這個研究領(lǐng)域進行命名的著作，似乎只有子善先生的這部《十講》，以及此前徐鵬緒先生等著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一定意義上說，這里包含著文獻學理論和方法的自覺，以及學科意識的自覺。這是非常具有學科史意義的。我想，以后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或許應該會逐漸有一個統(tǒng)一命名的下屬學科方向，即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那么，將來梳理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史料學）的學術(shù)史，毫無疑問，這本《十講》以及前述幾位學者的著述都是無法繞開的。

如果說《十講》提供了文獻學研究框架，那么《說徐志摩》《說郁達夫》在提示著一種文風。與很多花哨、怪異或宏大的命名不同，子善先生的寫作，包括書名、文題，都顯得太質(zhì)樸，太不高級了。我們知道，伴隨著學術(shù)研究越來越精細化，時下的學術(shù)修辭術(shù)也日趨精致和機巧。很多著作文章，越來越追求一種繁復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命名與表述。正是在這樣的述學語境下，我倒是覺得，重新呼喚那種在目前很多人看來顯得過于迂闊和寥遠的述學特點——本色傳統(tǒng)——并非沒有意義。比如，這兩本《說徐志摩》《說郁達夫》。單看題目，似乎過于直白，太不“學術(shù)”。但仔細想想，子善先生是不懂那種學術(shù)修辭的技巧？想必不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有句話說得好，真佛只說家常話。

這其實是一種返璞歸真，一種本色傳統(tǒng)。

本色的表達，是述學語言的一種最基礎(chǔ)的底色。學者尤其是初學者理應從本色型語言練起，首先把話說清楚，把問題老老實實地表述明白。這里面包含著一種基本的學術(shù)功能——講道理。本色的表達，同時又是一種極高的語言層次。返璞歸真，而不是停留于花里胡哨的炫技的學術(shù)修辭術(shù)層面，是一種更高的進階。在一定意義上，敢于直接使用“說徐志摩”“說郁達夫”這樣的表述，其實正是學術(shù)自信的表現(xiàn)。我在《書窗內(nèi)外》的“后記”里曾說過這樣的話：“偶見梁漱溟先生語，能解決真問題的，才是真學問。此言得之。于是恍然大悟，寫出的東西，屬于學術(shù)之文也罷，還是隨性之筆也罷，不去管它，只要是出自自己點滴所思，只要是誠意而為，文中只要有我，哪怕是淺薄的我、支離零星的我，可也。”我還在另一篇隨筆中有過表述：“用空洞的抒情、疊加的排比，或用繁復的手法，夾纏的句式，來偽飾情感的淺薄，掩蓋思想的貧弱，這早已是很多人寫作的不二法門。一是‘濫情’，一是‘不講理’，這兩方面共同構(gòu)成了時代文風的某種傾向：理性精神的缺乏。面對這種偏向，我們不得不重提那個真實、簡明才好的文章底線和語言常識。”我要在此補充指出的是，對于述學語言來說，“真實、簡明”尤為重要。

三

仍說往事。受邀參加2020年12月26日華東師范大學舉辦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的新開展”學術(shù)研討會，要寫發(fā)言題目。本以為這是個神仙會，大家放松自由地聊聊文學史料研究。沒有想到還要題目，于是我當即填下：不“冷”不“熱”的子善先生。

冷寂、遺忘、塵封和被遮蔽的，是謂冷。子善先生好像一直對“冷”的東西很關(guān)心，更有興味。比如，20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方法論熱，理論熱，而史料不僅不熱，甚至還很冷寂。但他一頭扎進文獻故紙堆，不能自拔。他拭去歷史的灰塵，使其重放光芒。這些塵封的作家，在80年代被發(fā)現(xiàn)，多與陳子善先生的鉤沉倡導有關(guān)系，周作人、張愛玲、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孫大雨等，以及對海外華人作家、臺港文壇的關(guān)注引介。但陳子善先生似乎從來沒有被視作研究某某作家的專家。因為他總是不斷地變換著鉤沉對象，這其實也是一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胸懷。他是在通過一個一個的“點”的重啟，來實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文學版圖的擴展。

這樣的文獻史料工作太實在，對重理論的研究者而言，子善先生的這種工作則是實惠。因為，理論研究者需要這樣的學者默默地為學術(shù)鋪墊，因為他們可以在文獻學者研究實踐的基礎(chǔ)上，振臂一呼而指點江山了。然而，從歷史的發(fā)掘和重光上說，一個文獻專家所承擔的責任和所發(fā)揮的作用，恐怕一點也不比后來的治史者和理論家小。因為歷史的發(fā)掘和重光需要文獻專家的知識儲備、學識學養(yǎng)，更需要獨到的眼光，需要更長時段的歷史眼光，否則他們的第一次擇取就是失敗、無效的勞動。很多學者都認為文學史未來會越寫越薄，有學者也提出文學史寫作的減法思路。毫無疑問，這些意見是對的。因為文學史的經(jīng)典化功能本身就意味著篩選過程。經(jīng)典化其實就是篩選，但是，必須考量的是篩選的前提。篩選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即對文學發(fā)生過程中的史料的全面挖掘占有和整理，然后在此基礎(chǔ)上遴選、擇取，如此的篩選才有意義，才可能建立比較可信的經(jīng)典化序列。所以，一代代學者對史料爬梳整理構(gòu)成了經(jīng)典化的堅實基礎(chǔ)。也正是在這個角度上說，子善先生等一批文獻史料學專家之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貢獻得以凸顯。

一旦說到理論問題，容易跑遠，還是繼續(xù)回到“冷”與不“冷”的話題。

子善先生，對“冷”的對象，一點也不冷。對冷的對象的關(guān)注，正是源于子善先生的熱——古道熱腸的熱。為什么陳子善先生能發(fā)現(xiàn)那么多作家、出土那么多逸文，其中很多是極為重要的，而絕非只是什么“邊角料”之類。在張德強博士的訪談中，子善老師謙虛地說自己只是有好奇心而已。當然有這個原因，好奇心即童心、孩子氣，這也讓子善先生一直給人以輕松的老頑童的印象，不會有德隆望尊的壓迫感。

但是，我想說的是，能在看似不經(jīng)意中發(fā)掘、出土被塵封的作家逸文，并不能完全歸于好奇心，或者說，另有更重要更深層的原因。在他發(fā)掘的那么多作家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子善先生對（曾）被打入另冊的作家的興趣最大。周作人、張愛玲、徐志摩、梁實秋，放在某個時代中看，無不如此。他好像對呼風喚雨、容光煥發(fā)的作家“不來電”，“來電”的都是“灰頭土臉”者。比如，子善先生自己就說，在左翼作家中，他更感興趣的是潘漢年。也就是說，他對復雜的歷史旋渦中悲劇、悲情的人物更感興趣。這種興趣和選擇是一把鑰匙，循此鑰匙，再來看他對梁實秋的考證、對離散作家的研究，都與此相關(guān)。

進一步來說，我覺得這一學術(shù)理路的背后，是子善先生對邊緣、冷寂、沉默者的溫情和關(guān)注。這里面有著可貴的溫度。某種意義上說，陳子善先生對物理性的史料文獻的研究，實際是由對人的溫情和興趣自然衍生和延伸的，而不是相反。紙是固定的和冷卻的，而人是有溫度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陳子善的文獻學研究是熱的、有溫度的研究。所以，有了這個溫度，子善老師對冷的東西，從來不感到冷。可能很多人覺得陳老師搞的東西冷，但他依然故我，自己也不覺得冷。

四

前面說了子善先生的不“冷”，接下來再簡單提一下他的不“熱”。

子善先生對熱鬧的東西不熱，冷眼旁觀，不跟風。他并不追蹤熱點，但他可能會不期然地成為某種熱點形成的重要推手，當然不用擔心，隨后他這個推手就會很快被遮蔽了。比如，近些年好像資料整理大熱起來了。大型資料的重印重排，各種文獻整理項目，紛紛開展。“復古”時代的到來，史學即史料學的判斷在當下更具現(xiàn)實意義了。保存史料就是保存歷史，史料工作的意義自不必談。

大致上說，形勢比人強，由于種種外部原因以及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內(nèi)部的學術(shù)回應，于是原來“冷”的新文學史料研究就突然“熱”起來了。但是這種熱，也稍微有虛熱的趨勢。這種癥狀的產(chǎn)生，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學術(shù)評價體系和史料研究本身性質(zhì)的某種齟齬對沖而產(chǎn)生的內(nèi)、外失調(diào)癥候。

其實，發(fā)掘史料，本來是子善先生一輩子在做的事情。那時候，他沒有多少同好，現(xiàn)在有了很多同道來。當然，那些整理和子善老師的路子，還是不太一樣的。子善老師不去追那個熱鬧，依然故我地做自己的東西。對熱的東西，絲毫不熱，甚至是冷眼旁觀。這是陳子善的不“熱”。旁觀，是一種姿態(tài)、角度和立場。如何保持一種冷靜、客觀、中立的立場，對于一個文獻史料學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文獻研究者更應該首先用一雙冷眼，從旁觀者的角度去審視史料，然后才能做出更加客觀冷峻的判斷。作為學者，更應該始終秉持這一立場，用他者的眼光，來審視歷史文本。在這個角度上，就是要讓作家對自己留下的文字史料感覺到如芒在背的不安，這才是一個史料研究者存在的意義。

行文至此，應該打住了。這冷、熱，根本是外部學界的忽冷忽熱，但是子善先生一直沒變，他一直是他。只不過外部冷了，襯得他的熱；外部熱了，顯得他的冷。如此看來，“吾道一以貫之”，這句話用在陳子善先生身上，無疑是合適的。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百年中國書話重要文獻整理研究與數(shù)據(jù)庫建設”（19AZW01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