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南方赤火的《女商》完結，這部在“清穿”標簽下被討論的小說，也許以“清穿”為視點并不恰當，讀者或許會看到《女商》是如何地在“清穿”標簽下標新立異，“反套路”地將有關帝王將相的戀愛敘事調轉為升斗小民的底層世相，但其實在“清穿”乃至穿越類小說中并不乏此類文作，《女商》絕不是最具初創(chuàng)性和顛覆性的那一個。當我們撇開文學網站所使用的簡易標簽的干擾，解讀《女商》，會發(fā)現《女商》的格局遠不止于對“言情”與“權力”的反撥，而是落腳于人民史觀。

微觀視角下的歷史時刻

小說的開篇極易讓讀者聯想到魯迅的文章，正如南方赤火所述，魯迅只是一位最知名的為晚清世相作繪的畫手，晚清的景觀由真實存在著的民眾組成，從不同的視角中窺去，都能與魯迅犀利的目光互作映照。南方赤火以遒勁的筆力展現著歷史的洪流，洋行泛濫，華商窘困，頂戴花翎者不顧民生。而洪流不舍涓滴，“看客”麻木，鄉(xiāng)民“不知有國”，舊式才子報國無門，新派先生格格不入，正是一個個小人物的存在聚成了晚清的世相。正如不能以一個詞語涵蓋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映照千百種個體的神情，刻畫從舊到新的各類思想、做派，展示一個又一個群體殊途同歸的理想，才能將這萬花筒一般難以捉摸的社會面貌落在紙上。

《女商》著力于復原王朝覆滅和民族戰(zhàn)爭之下的世相，通過微觀細節(jié)營造“生活感”，在場景敘事中著墨于太平軍所占房屋墻壁上的十字架、女工面盆里散發(fā)出的頭油桂花香，將那些被宏大歷史所漏篩的“沙塵”，四萬萬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個體人生豎立在這片灼熱的土地上。以這一出發(fā)點為觀照，小說在歷史細節(jié)上的飽滿與廣度就得以解釋，在一只蟹的價格和茶棉的種植情況之外、還有衣襟的形制、睡衣的樣式，與晚清市井生活相關的一切都能在《女商》中找到。

為托載真實的晚清生活，小說在地域性上也下足了工夫，以扎實的地理人文知識為基礎，鋪展了極具煙火氣息的晚清地圖，從廣州十三行的珠江之畔到上海的黃浦江頭，從朔北的滿面塵沙到碼頭的飄香蛋撻，以地圖更換來吐納新鮮空氣的同時，也共同匯聚著華夏熱土之上各地的晚清生民。站在“王侯將相”的家譜之外，小人物與歷史進程的關系得以探討：時代的蒼穹由千萬個體撐起，也在個體頭上顯現出落沙如山的觀感。這一微觀角度的敘事思路與小說所要表達的人民史觀一脈相承。

蝴蝶與颶風

疏遠權力斗爭與宮廷秘事，將敘事重心放在生活與小人物身上的網絡文學作品并不少見，例如種田文與美食文，但是真正將小人物與歷史進程相聯系的作品卻數量寥寥。《女商》將故事背景放置于一個歷史的夾縫時刻——被稱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晚清”，將這一時刻架構為故事的穹廬極為考驗作者的筆力與思想方向。站在時代交匯的節(jié)點，在旗裝與旗袍之間，紛繁復雜的歷史矛盾，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勢力起伏，讓這片土地上生長著無數的可能性，如何處理人物體驗與歷史進程之間的關系也成為小說最為引人注目之處。

《女商》中的女主人公林玉嬋是一個剛剛高考結束的學生，穿越為1861年的“亂葬崗”伏尸，煙鬼父親賣女求財，人口制度和身契的存在讓她不得不從“逃奴”做起。尊卑制度之下，還有性別偏見與種族歧視，1861年的時代秩序沉重地罩在一個孤女頭上，她在底層一步步地艱難前行，在民族危機和時代浪潮中抓住機遇，掙扎求生。南方赤火將林玉嬋的“金手指”設置為“自學天賦”與“知識儲備”，展現了自學與應用的過程，而非省略過程后的效果。但即使林玉嬋通過經商成為匯豐銀行第一位開戶的女性客戶，她也從未登陸過權力中心，以“歷史書”為衡量，林玉嬋留下的幾乎是只字片語乃至是被抹去的零星墨跡。在歷史事件面前，“先知者”林玉嬋的身上常常顯現出一種無力感。投標江南制造局，自學機械知識，費盡心血卻未能參與其中，幾十頁的細致標書竹籃打水；覲見慈禧，卻做了兩方爭端之下的犧牲品，捐出義興船行的全部身家才換回一條命，在大人物眼中如不值一提的飄塵。女主人公從始至終都無法操縱歷史的車輪，在歷史的航向之下，她只是滟滟隨波千萬里的一道橫紋。她可以盡綿薄之力，改善身邊一個人乃至一個小群體的生活，但是面對歷史進程，她只能做身在局中的審時度勢之人。

“穿越者的蝴蝶翅膀扇不起颶風海嘯，歷史的方向盤仍舊牢牢地握在人民手中。”這也正是小說所要傳遞的“穿越史觀”——人民史觀，歷史不為少數人所把握，而由千千萬萬的小人物所塑造，沒有只手挽天傾的英雄，只有人民無聲的合力。人民史觀是近年的歷史文創(chuàng)作者所鼎力實踐的一種歷史觀念，七月新番曾被《貨殖列傳》所打動，因為“從這一篇里，我看到是蕓蕓眾生。”“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蒿里茫茫在《早安！三國打工人》中以微觀視角解讀亂世狼煙，被統計數字簡化，被“蒼生”概括的“百姓”，由此恢復姓名、長相、聲音、性格，鮮活起來，在公卿權謀的世道中得以發(fā)出一聲聲嗚咽。從“英雄史觀”到“人民史觀”，歷史主體的變動反映著時代有關“人民性”的思考。

正如《女商》在立意中所標明：“不畏艱險，逆流而上，挺直了脊梁，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奮斗。”在國族歷史面前，雖螳臂不可擋車，但聚沙能夠成塔，林玉嬋并不是一個旁觀的無為者，她置身歷史之中，作為蕓蕓眾生中的一員，也助推著歷史車輪的行進方向。忍饑挨餓也不以民族身份低頭，因為“氣節(jié)”二字而放棄一次又一次從中獲利的機會，關注排華與勞工問題，為了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踏入此“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固然令人迷茫，但林玉嬋始終懷揣著對于歷史前端的熱望，努力謀生，經商，雖被歷史轍跡所裹挾，依舊致力于在每一個歷史細節(jié)展露之時捍衛(wèi)國家利益與現代價值觀。比起商戰(zhàn)與貿易冒險，女主人公對于歷史進程的信心為《女商》帶來了更為沸騰的熱血感。

“清穿”標簽所提示的不僅是穿越至清未亡時的故事背景，而是有關這一文類擅長“穿越+戀愛”的刻板印象。《女商》置身于風雨飄搖的近代史中，繪制了顯微鏡與史書共在的“晚清”，以“清穿”標簽將其簡化，實在是未能精準描摹它所顯露的肅穆骨相，在底層史詩與微觀經濟學的世界里，人民史觀被有意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