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后殖民成長小說，奇瑪曼達·阿迪契的 《半輪黃日》 實現了個人成長和國族建構的雙重使命。該作品不但深刻反思了經歷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非洲青少年的個人成長之路和新興非洲國家的國族重構之路，而且在更為宏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審視了誰擁有書寫非洲故事的權力等問題。同時阿迪契也在很大程度上既繼承了經典成長小說的核心特點，又在非洲后殖民的語境下改寫了成長小說，并賦予了這種傳統的西方文化產物在非洲語境下新的生命。

關鍵詞：奇瑪曼達·阿迪契；《半輪黃日》；成長書寫；個人成長； 國族重構

《半輪黃日》 是尼日利亞第三代作家的杰出代表奇瑪曼達·阿迪契 (Chimamanda N. Adichie, 1977— ) 的第二部重要小說作品。該小說一經問世便好評如潮 (石平萍 479)，并引起評論界的持續(xù)關注。對該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戰(zhàn)爭書寫、歷史書寫、創(chuàng)傷書寫、身份書寫等層面。以上研究關注的焦點大多集中于女主人公——雙胞胎兩姐妹奧蘭娜 (Olanna) 和凱內內 (Kainene) 或男主人公——民族主義斗士奧登尼博 (Odenigbo)。然而事實上，這部小說貫穿始終的靈魂人物卻是作為小說 “全知敘述意識” 的少年烏古 (Ugwu; Uwakweh 86)。之所以說少年烏古是 《半輪黃日》 的靈魂人物，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一) 少年烏古幾乎是小說中所有重要事件的見證者和親歷者：他不但以旁觀者的身份見證了包括他自己的家庭和奧登尼博的家庭在內的多個尼日利亞家庭、多個人物在戰(zhàn)爭中的命運和悲歡離合，而且作為士兵親歷了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 (Nigeria-Biafra War，也稱為尼日利亞內戰(zhàn)) 的殘酷和暴力。也正基于此，烏古是阿迪契情感認同最深的人物。阿迪契本人的話印證了這一點。她曾說烏古是她最認同的形象并想讓他成為小說的靈魂：“一個將所有角色聚合在一起的人物” (“Memory” 37)。(二) 烏古是小說中唯——個經歷了 “轉變” 和成長的人物 (張勇 83)。他不僅經歷了戰(zhàn)爭的洗禮，還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自我認知和轉化的過程：從自我懷疑、自我否定到自我認知、自我肯定，再到部分地與自我和世界達成和解，最后從懵懂的鄉(xiāng)村少年成長為立志書寫非洲歷史的作家。

這兩點已經有多位學者關注。不過少年烏古這個人物的重要性其實不止于此。在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亞特殊的后殖民歷史背景下，少年烏古的個人成長和民族獨立、國族重構之間形成的巧妙的媾和關系恐怕才是阿迪契精心塑造少年烏古的原因所在。同時少年烏古的塑造使得 《半輪黃日》 融入了非洲成長小說的偉大傳統之中 ①，而探究阿迪契對這一類型小說選擇的初衷以及創(chuàng)作理念對于重新審視這部作品意義重大。唐納利 (Michael A. Donnelly) 甚至說，阿迪契選擇成長小說這種類型使得她在 《半輪黃日》 中 “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245-66)，但作為類型的成長小說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 《半輪黃日》 所講述的故事，唐納利卻語焉不詳。事實上，《半輪黃日》 以少年烏古的成長故事思考的是經歷了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非洲青少年的成長之路、新興非洲國家的國族建構之路以及誰擁有書寫非洲故事的權力等更為深層的問題。

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與非洲青少年的成長

埃科 (Ebele Eko) 認為成長經歷是第三代尼日利亞小說家的共同關注：“他們事實上描寫的是周圍的世界，他們成長歲月的事件”（45)。的確如此。第三代尼日利亞作家的大部分小說都涉及到主人公的成長和 “青春主題”（Okuyade，“Weaving Memories” 141)，而阿迪契本人更是對成長小說情有獨鐘。她的第一部小說 《紫木槿》(Purple Hibiscus, 2003) 就是一部經典的非洲女性成長小說。這部小說描寫了伊博族少女卡姆比麗 (Kambili) 努力打破父權制社會為非洲女性成長設置的種種障礙、尋求自由和個人發(fā)展的故事。阿迪契2013年的小說 《美國佬》(Americanah) 講述的是跨文化語境下尼日利亞中學生伊菲米魯 (Ifemelu) 的成長故事 (張燕、杜志卿 112)。另外阿迪契的短篇小說集 《繞頸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 2009) 中也有多篇故事涉及成長主題。

成長敘事在非洲，尤其是在尼日利亞的興起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大問題，其意義遠超文學本身。綜合考量，成長敘事在尼日利亞的勃發(fā)有以下幾點原因。首先，青少年成長題材受到尼日利亞文學界的重視與尼日利亞戰(zhàn)亂不斷的國情不無關系，尤其是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據統計，從1967年7月6日戰(zhàn)爭爆發(fā)到1970年1月戰(zhàn)爭結束，這場慘烈的內戰(zhàn)造成的死亡人數多達三百余萬 (David 27-47)。這造成了尼日利亞國家人口中18歲以下青少年人口的比例一直很高 (約50%；張燕、杜志卿 112)。在社會生活中占據眾多人數的青少年群體成為書寫對象也就成為最自然的事情。其次，和其他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不久的國家一樣，尼日利亞也是年輕的國家。①同時，作為擁有最多族群的非洲國家之一②，尼日利亞由 “那些在歷史上并沒有統一的民族觀念、緊密的經濟聯系、長期的共同文化紐帶的兩百多個部族” 組成，明顯缺乏一種 “國家認同情感” (劉鴻武 164)。正如阿迪契在《半輪黃日》中比喻的那樣，“一九六〇年宣布獨立時，尼日利亞是用易碎的鉤環(huán)串在一起的碎片” (171)。和成長小說中經歷從幼稚到成熟的轉變的年輕主人公一樣，年輕的尼日利亞也處于永恒的轉化狀態(tài)。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和成長敘事本身的特點有關。巴赫金 (M. M. Bakhtin) 認為，個人成長和歷史發(fā)展之間強有力的聯系紐帶是成長小說的主要特征 (215)，換言之，個人的發(fā)展常常以一種寓言的方式和民族發(fā)展并行 (Courtois 4)。就像斯勞特 (Joseph R. Slaughter) 所言：“經典成長小說中的理想化的個體是依社會和敘事的情況而定的——一個不完整的形象 （就像威廉·邁斯特），其不確定的個人獨立自主取決于社會賦予其個人主義的影響和意義” (116)。正是由于成長小說在個人成長和民族身份認同、國家建構之間日益明顯的同構關系，才使得這一類型小說在后殖民非洲迅速崛起，成為一種 “與時俱進的小說樣式” (孫勝忠7)。而阿迪契也正是看到了成長小說的這些特點，將少年烏古的個人成長設置在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了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中尼日利亞青少年的成長問題和新興非洲國家的國族建構問題。

對于在后殖民語境中成長的非洲青少年來說，成長意味著在一個 “現代化進程的” 世界中，經歷一個 “形成期的青春” (Austen 215)。來自鄉(xiāng)村的少年烏古在小說中正是經歷了這樣的成長過程，而他的教育成長構成了 《半輪黃日》 中的 “統一的線索” (Donnelly 258)。事實上，這也是后殖民時代尼日利亞文學中的一個偉大傳統。被稱為 “現代非洲文學之父” 的阿契貝 (Chinua Achebe) 就認為，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應該是教育家，并為此專門撰文《作為教師的小說家》(“The Novelist as Teacher”)。可見，“在一些嚴肅作家眼中，‘教育’ 已儼然成為維護民族統一、實現國家富強的意識形態(tài)” (朱振武 122)。當然烏古的教育更多來自于沒有圍墻的學校，而這也恰恰是以成長小說研究專家巴克利 (Jerome Buckley) 為代表的學者們最為推崇的主人公的教育方式 (232)。

烏古的教育成長首先來自于他的引路人，非洲民族主義者、大學教授奧登尼博。正如約翰·馬克思 (John Marx) 所言，烏古的教育不僅是 “情感的”，而且 “根植于一種引導模式 (mentoring model)” (72)。從這一意義上說，阿迪契遵循了經典成長小說人物成長的基本模式 (孫勝忠123-37)。作為一名大學教授家中的男仆和 “學徒”，13歲的烏古的夢想就是成為像他的主人一樣在精英朋友圈中備受尊重的人。他仰慕主人的圖書館，認為閱讀是他進入到世界的各種可能性的鑰匙。烏古對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很看重，而作為對他盡心服務的回報，主人奧登尼博主動出錢供他上學。更為重要的是，烏古在主人身邊耳濡目染，不僅學到了知識，更學到了新的性別化的 “男子漢氣概的準則” (Uwakweh 93)，以及傳統意義上作為家庭的未來支柱的各種責任。

然而，對阿迪契來說，少年烏古成長的意義并不局限于個人修養(yǎng)的提升，而是他從鄉(xiāng)村少年轉變?yōu)橛斜ж摰囊敛┳逯挟a階級，成為代表新興國家比亞法拉的成長和國族建構的聲音。烏古的這種與新興非洲國家獨立和發(fā)展同構的 “轉化” 貫穿小說始終。事實上，阿迪契為少年烏古定位的中產階級精英知識分子身份的“轉化”也恰恰是比亞法拉共和國領袖們對未來國民塑造和國家治理的理想。比亞法拉共和國的領導人、東區(qū)軍事長官奧朱古 (O. Ojukwu) 在治理比亞法拉時，盡管治國之策缺乏新意，面對饑荒也顯得束手無策，但在塑造理想公民的特質上卻很有遠見。盡管唐納利等人曾經揶揄說，奧朱古等比亞法拉共和國領袖們把焦點從國家治理轉移到國家公民素質培養(yǎng)，是一個 “修辭的把戲”（rhetorical trick; 252)，但不可否認，在奧朱古等人的表述中，這一新興國家的精英階層代表著一個民主國家光明的未來：“他[比亞法拉革命的領袖]應該在需要他的時候，隨時為了追求理想而放棄生命。他應該有力量的和道德的勇氣，一定能啟迪人們，不要悲觀失望……好好為人們服務的領袖會被他們牢記心中。這是他在一生中能獲得的唯一回報。對人民來說，他將成為優(yōu)秀的代表，革命的精髓。他將成為比亞法拉人”（386)。然而內戰(zhàn)的爆發(fā)從根本上改變了少年烏古的成長軌跡，也改變了所有比亞法拉人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決定少年烏古成長歷程的正是這場深刻地影響了整個尼日利亞人命運的內戰(zhàn)。尼日利亞內戰(zhàn)不僅對尼日利亞這個國家來說是一個分水嶺（Quayson 128)，對尼日利亞后殖民文學來說也是如此（Amuta 90-92)，而正是那些內戰(zhàn)中和內戰(zhàn)后的 “大膽的虛構化的姿態(tài)”（Coundouriotis 104)，才使得這場戰(zhàn)爭不斷地被從記憶深處挖掘出來，免于被遺忘、被遮蔽的命運。

戰(zhàn)爭的爆發(fā)暴力地打斷了烏古的夢想，也讓少年烏古的成長停滯了。戰(zhàn)爭爆發(fā)后，烏古渴望參戰(zhàn)，因為他認為戰(zhàn)場才是他展現自己的男子漢氣概之所（王卓19)。然而一旦入伍，烏古的戰(zhàn)爭經歷卻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和他的身份轉化的轉折點。在戰(zhàn)爭中，他在同伴的慫恿下，參與到了 “戰(zhàn)爭的暴力倫理” 之中（Uwakweh 94)，不僅參與到戰(zhàn)場上的殺戮，更參與到對無辜百姓的屠戮和強奸。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成長小說中作為成長標志的男子漢氣概，在這部小說中卻成為被同伴激發(fā)出來、強暴無辜女孩的前提。這一點在備受爭議的烏古參與的戰(zhàn)爭強奸橋段中充分體現出來。在強暴酒吧女招待時，烏古的同伴用伊博語問他，“Ibu kwa nwoke?”（你是個男人嗎？)，挑戰(zhàn)他 “像個男人” 一樣施暴（458)。而少年烏古選擇了維護自己的所謂男子氣概，參與到強暴之中。然而這一行為也粉碎了他的社會化道德倫理，成為阻礙他成長的記憶夢魘。在戰(zhàn)爭這個特殊的環(huán)境中，烏古這個曾經對著主人的妻子大喊不要殺死墻上的壁虎的男孩，墮落成為一個殺人者和強奸犯。通過這樣的人物塑造，阿迪契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參與戰(zhàn)爭的年輕人顛覆了他們的社會化身份。例如男子漢氣概本應和保護弱者相連，但在戰(zhàn)爭中淪為對應該保護的平民的暴力行為。烏古的戰(zhàn)爭經歷問詰的是戰(zhàn)爭中青年人的權力以及導致身份轉換和矛盾的外在和內在的力量。烏古的戰(zhàn)爭經歷在后殖民時期的非洲具有極強的象征性和代表性。由于西方殖民主義對非洲長期的侵略和掠奪，殖民地時期形成的非洲國家邊界劃分不清，資源分配不均，族群被迫分離等原因（陸庭恩50-52)，戰(zhàn)爭一直是非洲后殖民時期最鮮明的特征。正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政治學和國際問題教授斯特勞斯（Scott Straus）所言，大規(guī)模政治暴力是非洲國家獨立后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98-113)。兒童和青年也成為戰(zhàn)爭的新機器（Uwakweh 82)，非洲各個國家的青少年被迫入伍參軍的情況比比皆是。對此，鄧森（Donald Dunson）說，“在我們的星球上，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兒童成為戰(zhàn)爭的新面孔。把兒童武裝起來成為現代世界最邪惡的事情之一；兒童士兵的存在代表了人性的徹底失敗”（6)。戰(zhàn)爭中兒童身份變得異常復雜，他們既是戰(zhàn)爭的犧牲品，同時也是施暴者。

從成長的角度來看，少年烏古的成長隨著他在戰(zhàn)爭中的強暴行為停滯了。鄧森在 《兒童、犧牲者和士兵》 中說，戰(zhàn)爭通過暴力阻礙了青少年的社會化（xi)。對于此種現象，埃斯蒂（Jed Esty）用了 “受阻的成長”（arrested development; 6)，而哈里森（Sarah K.Harrison）則用了 “擱置狀態(tài)”（suspended state）來定位和描述此種成長現象（95)。而這種 “停滯” 的成長或者稱為 “反成長” 經歷是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帶來的難以治愈的青春之痛。

成長隱喻與國族重構

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尼日利亞新一代作家的成長敘事與獨立后尼日利亞民族身份的建構密切相關，他們的作品對于尼日利亞在全球化語境下新的自我定位具有重要意義（Hron 30)。批評家一直以來都把成長小說視為一種享有特權的類型小說，因為人們認為它提升了思考社群和歸屬，尤其是民族和人權的方式（Slaughter 29)。成長小說在傳統意義上一直充當著民主國家自主權和人權主體性的 “文化替代品”（29)，因此個人的成長敘事往往是家國命運的 “敘事隱喻”（Donnelly 246)。正如巴赫金所定義的那樣，“在這類小說中，人的成長與歷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232)。

烏瓦克維（Pauline Uwakweh）等學者認為，阿迪契 “對青少年的視角強烈地融入到她對國家的投入”（86)。通過把少年烏古的成長和只有短短三年歷史的比亞法拉共和國（Biafran Nation）并置在一起，小說深入探討的是情節(jié)和文本背后的比亞法拉的民族認同和國家建構等問題（Donnelly 247)。甚至有評論認為，阿迪契有 “強烈的比亞法拉情結”（石平萍 479)。這一說法不無道理。阿迪契是伊博人，因此她對由伊博族大屠殺引發(fā)的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她的劇作 《因為熱愛比亞法拉》（For Love of Biafra, 1998）、短篇小說 《鬼魂》（“Ghost”, 2004）等均以這場慘烈的內戰(zhàn)為背景。而 《半輪黃日》 不僅以該內戰(zhàn)為背景，更以比亞法拉的國旗 “半輪黃日” 來命名。

然而阿迪契拒絕講 “單一的故事”，因為她深知單一故事是 “危險的”（“Danger of a Single Story”)，換言之，她要講的是故事的多個層面。對于戰(zhàn)爭而言，單一的故事更難以呈現真實的樣貌，對于極為復雜的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更是如此。貝洛（Taiwo O.Bello）在談到這場戰(zhàn)爭書寫時就說，很多書寫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的非洲作家都深知，單一的敘事會對讀者理解圍繞著這場戰(zhàn)爭的各項復雜問題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325)。

講述這個多維的戰(zhàn)爭故事是需要勇氣的。這個以成長為隱喻的國族故事和尼日利亞官方講述自然不同，而且與短命的比亞法拉共和國的官方講述也全然不同。長期以來，比亞法拉共和國在內戰(zhàn)中的身份一直處于要么是恐怖主義者要么是自由戰(zhàn)士的二元對立的定位中（Osisanwo 631-47)。為了在國際上獲得更多的人道主義援助并對抗尼日利亞政府的官方宣傳，比亞法拉政府于1968年成立了國家指導委員會（National Guidance Committee)，其中包括很多比亞法拉的著名知識分子，如阿契貝不僅擔任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擔任比亞法拉政府的外交使臣（杜志卿 147)。國家指導委員會是按照奧朱古政府的要求組建的，功能包括代表政府起草宣言，并闡釋該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核心原則和價值以及未來走向等 (Ezenwa-Ohaeto 140)。比亞法拉的宣傳中都隱約反映出一種 “集體受害”(collective victimization) 意識 (Ibeanu et al.3)，而這也是以該內戰(zhàn)為背景的文學作品面對的兩難選擇和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趨向。事實上，伊博族作家往往是書寫這場戰(zhàn)爭的主力，并形成了一種比較明確的文學傳統，而阿契貝、努瓦帕 (Flora Nwapa)、愛梅切塔 (Buchi Emecheta)、艾克 (Chukwuemeka Ike)、麥祖 (Sebastian Okechukwu Mezu) 等都是這一文學傳統中的重要作家。格里斯沃爾德 (Wendy Griswold) 因此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尼日利亞內戰(zhàn)的故事是由失敗者來講述的” (235)。此言不虛。《半輪黃日》正是延續(xù)了這一傳統。

不過阿迪契絕不會陷入 “沒有態(tài)度的感傷主義”（uncritical sentimentalism; Donnelly 253)，也不會站在比亞法拉一方哀嘆受害者的命運。就像阿迪契在2013年的一次訪談中所言，“不是只有比亞法拉人遭受了” “苦難”（qtd. in Donnelly 263)。《半輪黃日》不僅記錄下了比亞法拉民族主義者的理想和訴求，也深刻反思了先天不足的非洲民族主義者的問題以及比亞法拉共和國命運多舛的原因（Okuyade 141)。少年烏古的成長寓言的正是命運多舛的國族發(fā)展歷程（Donnelly 253)。對此唐納利有過這樣的闡釋：“她努力讓烏古的一波三折的成長作為比亞法拉民族身份的一個代表，這使得比亞法拉的獨立自主容易理解，但并非不容置疑”（247)。前文談到，戰(zhàn)爭干擾了社會化結構，因此對兒童的心理、身體、心智和道德都產生了影響（Dupuy and Peters 19-53)。而青少年參與戰(zhàn)爭更是把他們轉化為暴力的代言人和戰(zhàn)爭的犧牲品。少年烏古在戰(zhàn)爭中的經歷就是典型。約翰·馬克思曾說，“烏古的成長把戰(zhàn)爭經歷放在了小說的跨學科日程表之上”（72)。馬克思的言外之意就是，烏古在戰(zhàn)爭中的成長是一個異常復雜的轉化過程，涉及到政治、心理、歷史、法律等多個層面，因此需要從多個角度來審慎考量。通過烏古在戰(zhàn)爭中強暴無辜女孩的行為，阿迪契不斷干擾烏古的成長故事，從而和比亞法拉共和國極為短命的獨立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呼應關系（Donnelly 253)。而這種呼應的意義重大。如果烏古的成長的確是民族的象征的話，那么他在戰(zhàn)爭中參與強暴的犯罪行為，違犯人權的行為就會不斷喚起讀者對比亞法拉作為獨立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對該國的領導人自我標榜的人權和民主等問題重新思考和深刻反思。少年烏古復雜而矛盾重重的成長就是阿迪契以小說表現國家建構的復雜性的有效方式。

這里有必要重點審視一下少年烏古在戰(zhàn)爭中的強奸行為，因為上文提到的成長和國家建構之間的呼應關系的前提是烏古的強奸行為是戰(zhàn)爭的產物。在2016年的一次訪談中，阿迪契承認把強暴轉化為戰(zhàn)爭行為的一種象征有避重就輕的危險，但她又補充說，“我感覺值得為此冒險一次”（“Interview with David Pilling”)。對阿迪契來說，強奸行為不僅是烏古的人生轉折點，而且是對他所象征的比亞法拉的轉折點。《半輪黃日》中的內戰(zhàn)的再現不是簡單地譴責某一方，而是探索比亞法拉的受難境遇時常與其暴力行為雜合在一起的方式（Donnelly 248)。基于此，烏古的強奸行為不僅干擾了讀者與他求得情感和身份認同（Tembo 181-82)，而且也消解了阿迪契對比亞法拉一方濫用同情的危險。也許阿迪契深知，后殖民非洲的內戰(zhàn)其實沒有 “贏家”，戰(zhàn)爭的結束意味著人們可以慢慢舔舐流血的瘡口，而對于國家來說，則意味著一個 “建構新國家的機會”（Tunca 96)。

書寫成長和講故事的權力

《半輪黃日》之所以穿過歷史塵埃，重返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是因為對阿迪契來說，這場戰(zhàn)爭 “依舊被一種官方的沉默包裹著”，處于 “神秘” 狀態(tài)，不但很少被談及，更沒有官方記錄（“Hiding from”)。尼克森（Rob Nixon）認為，《半輪黃日》“致敬了基本上在尼日利亞之外已經被遺忘的戰(zhàn)爭記憶”。盡管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被稱為 “非洲第一次被電視播報的種族滅絕的戰(zhàn)爭，而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后殖民非洲第一次黑人對黑人的種族滅絕的大屠殺，這場戰(zhàn)爭因此吸引了極大的公眾關注”（Onuoha 391)。但戰(zhàn)后的尼日利亞公共政治空間中，人們?yōu)榱私⑿屡d國家，不得不放棄了對族群正義的追求，因此很少有人真正關注誰是受害者、誰又應該被懲罰等深層次的問題。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比亞法拉的故事一直是 “不完整的”，并且充滿矛盾和爭議（392)。基于此，奧諾哈（Godwin Onuoha）等評論家才呼吁要對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文學進行批判分析。同時，尤左克威（A. O. Uzokwe）等人對這種批判分析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內戰(zhàn)期間所發(fā)生的一切以及所有參戰(zhàn)者所扮演的角色都應得到客觀全面的評判，而評判的結果應作為國家未來建設的重要參照（xix）。

而事實上，阿迪契不僅通過少年烏古的成長歷程審慎客觀地觀照了比亞法拉—尼日利亞戰(zhàn)爭的本質，更通過他在戰(zhàn)爭中的創(chuàng)傷成長思考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那就是誰有權力來講述這場戰(zhàn)爭。講述和權力的關系問題一直是阿迪契十分關注的問題。2019年她在中國上海的演講中對此有過明確闡釋：“誰講述它們，如何講述它們，何時講述它們，有多少故事被講述，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權力。權力不僅是講述別人的故事的能力，它還能讓它變成關于這個人的最權威的故事”（“Power of the Story”）。而誰有權力講述非洲的故事，對阿迪契來說，不僅是一個藝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是她的政治觀的表達（Stories of Africa 6)。在《半輪黃日》中，誰有權力來書寫這場戰(zhàn)爭的問題是隨著烏古的成長、在他和白人理查德的書寫權之爭中藝術化地呈現的。

英國人理查德出于對非洲藝術的好奇和興趣，選擇定居在尼日利亞。在2006年的一次訪談中，當談到理查德這個人物時，阿迪契解釋了這個人物的靈感來自福賽斯（Frederick Forsyth)，一位在戰(zhàn)爭中生活在比亞法拉的英國記者，他創(chuàng)作了頗有影響的《比亞法拉故事》（The Biafra Story, 1969)。然而她又補充說，“理查德當然一點也不像他，但那種一個英國人比比亞法拉人更像比亞法拉人的感覺，卻的確是一個來自他的想法”（“Interview with Robert Birnbaum”)。這位 “比亞法拉人更像比亞法拉人” 的英國人能書寫并浪漫化比亞法拉人，卻不用擔心后果，因為作為白人，作為英國人，他在后殖民的非洲依舊擁有特權。他對比亞法拉全情投入，但其目的卻是試圖尋找一種 “歸屬感”，他相信因為他見證了比亞法拉的誕生，他就可以以一種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方式找到其歸屬感。

理查德 “想寫一本關于尼日利亞的書”（58)，并在他到達尼日利亞后不久就開始實施了自己的寫作計劃。然而，隨著戰(zhàn)爭的爆發(fā)，理查德放棄了這一寫作計劃，因為他意識到，這不是他的戰(zhàn)爭。而烏古卻悄悄開始在紙片上寫作，要寫一本關于非洲的 “大書”（462)。事實上，烏古從一開始就對理查德書寫非洲故事的行為頗不以為然：

“您還在寫您的書嗎，先生？”“沒有。”

“‘我們死去時世界沉默不語。’題目真好。”

“是的，你說得對。取自馬杜上校說過的一句話。”理查德頓了一下。“這場戰(zhàn)爭不是我的故事，不該我講，真的。”

烏古點點頭。他從來未認為這場戰(zhàn)爭的故事該由理查德先生來講述。（463）

理查德和烏古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這場戰(zhàn)爭的旁觀者，盡管他也盡最大努力在參與，而后者卻是被裹挾其中、帶著所有道德妥協的參與者。烏古以一種理查德只能想象或者在書本上閱讀的方式參與到戰(zhàn)爭中。烏古在戰(zhàn)爭中獲得的經歷不是從書本中學習的，而更多的是關于青春歲月的不堪回首的錯誤和煉獄中的成長（Donnelly 260)。

有研究者認為，烏古在戰(zhàn)后的書寫是 “徒勞地補償他的戰(zhàn)爭行為”（260)。此種觀點確有其道理。就像約翰·馬克思所言，“強奸的記憶把烏古變成了一個作家”（75)。阿迪契為烏古設計了驚心動魄的戰(zhàn)爭經歷，尤其是他在戰(zhàn)爭中參與了輪奸、強暴女服務員的罪行，而不是直接 “為烏古想象一個更為安全的，由他作為作家的角色認可的空間” (Coundouriotis 234)。其原因還和烏古在戰(zhàn)爭中經歷的創(chuàng)傷成長以及他所象征的國族建構有直接關系。從戰(zhàn)場歸來的烏古的生活中最為重要的行為就是寫作。他把所聽、所見、所想一一記錄下來，利用一切間隙在小本子上書寫。書寫成為少年烏古拯救自己停滯的成長的方式，也是他治愈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方式。當烏古從戰(zhàn)場歸來，他感覺自己變得很“骯臟”，戰(zhàn)爭經歷更是不堪回首。這也是成長小說主人公通常會遇到的成長問題，而使得成長小說的主人公脫穎而出的是 “自我的最終發(fā)現”（Okuyade，“Negotiating Growth” 133)。成長小說研究專家巴克利（Jerome Hamilton Buckley）認為，成長小說主人公的首要任務是與自我達成和解（9)。因此烏古的書寫首先是一種自我療傷的行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消除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象征性療傷行為：他越寫，和戰(zhàn)爭相關的夢魘越少。通過賦予烏古書寫的任務，阿迪契勾描了為后代保留戰(zhàn)爭故事的意義，也肯定了故事講述是故事擁有者自己的責任和權力。

事實上，阿迪契在小說中采用了一種 “比亞法拉編年史的元小說敘事” 方式（Chaplow 170)。在《半輪黃日》中有八個 “元文本片段” 穿插在小說的敘事之中（175)，“為小說提供了大體的歷史輪廓”（張勇 83)。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八個片段提供了小說發(fā)生的全部歷史背景、過程和結果，堪稱一部縮略版的尼日利亞內戰(zhàn)史。而這部由烏古創(chuàng)作的書的題目《當我們死去時世界沉默不語》（The World Was Silent When We Died）也頗有深意。首先，該標題顯然挪用了阿契貝的重要作品《分崩離析》（Things Fall apart）中的表述：“世界是沉默的，除了昆蟲的鳴叫，這是夜之魅”（67)。這種巧思把阿契貝的文本放置在小說的副文本之中，兩代尼日利亞小說家隔空對話，唱和有聲，從而再次強化了尼日利亞文學的偉大傳統。其次，烏古從理查德那里挪用了該書的名字和內容，寓意明顯，那就是重新擁有講述非洲人自己的故事的權力。而這也恰恰是阿迪契最為珍視的權力。事實上，從理查德到烏古書寫權力的交接預示著伊博人在歷史語境中重新擁有了敘事行為、能力和權力（Egbunike 1)，因此關于這場戰(zhàn)爭的故事以及戰(zhàn)爭中的成長故事也將繼續(xù)。

盡管阿迪契沒有親身經歷過比亞法拉—尼日利亞內戰(zhàn)，“但這場戰(zhàn)爭是她的遺產，而講述它毫無疑問是她的責任”（Hawley 21)。阿迪契賦予了這場戰(zhàn)爭以形式和內容，但卻沒有屈從于任何政治宣傳的目的。她顛覆了一種把比亞法拉簡單地解讀為政治犧牲品的模式。恰恰相反，她的書寫傳遞的是一種頗為辯證的觀點：比亞法拉人是人權的合理要求者，有時候，也是人權的濫用者（Donnelly 263）。作為后殖民成長小說，《半輪黃日》實現了個人成長和國族建構的雙重使命（Chaplow 168)。同時阿迪契也在很大程度上既繼承了經典成長小說的核心特點，也在非洲后殖民的語境下改寫了成長小說，并賦予了這種傳統的西方文化產物在非洲語境下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