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溫州以經濟改革的探索成為先鋒，形成了蜚聲中外的“溫州模式”。溫州人更以商行天下，被稱為“東方猶太人”。而在引人注目的“商名”的掩蓋下，溫州同時涌現(xiàn)出了一批活躍于中國文壇的中青年作家，包括王手、哲貴、東君、馬敘以及從溫州走出去的張翎、陳河、吳玄、鐘求是等等。新世紀以來，他們的作品在《人民文學》《收獲》《當代》《作家》等國內著名刊物上頻頻發(fā)表,并屢屢獲獎，引起了國內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從《江南》《人民文學》等重要文學雜志的高度關注，再到當代文學批評重鎮(zhèn)復旦大學舉辦評論家與小說家的對話式研討[1]，獨特的文學的“溫州現(xiàn)象”議題的內涵不斷地得以生發(fā)和豐富。文學與批評界的熱切關注背后無疑指向的是對“現(xiàn)代中國”和“文學中國”的想象。1980年代的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的經濟開始蓬勃發(fā)展，商業(yè)文明和倫理正在悄然地改換。跨國性的流動背后則是文化的雙向互動，形成了內與外、古與今交錯的現(xiàn)象。溫州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儼然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縮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為“地方”的溫州文學書寫亦是“現(xiàn)代中國”的書寫，由“地方”而“世界”，不斷生長的“文學的溫州”亦表征了全球化時代“文學中國”書寫的可能性。

“輕盈”的自我寫作姿態(tài)

事實上，溫州的文學現(xiàn)象一開始引起批評家的注意與溫州的商業(yè)發(fā)達、經濟繁榮不無關系。在2010年北京舉辦的文學的“溫州現(xiàn)象”專題研討會上，除了對溫州五位作家的作品進行研討之外，批評家們更多關注的是“文學的‘溫州現(xiàn)象’與溫州經濟的關系”，議題的背后指向的則是商業(yè)發(fā)達造成對物質的高度追求是否必然導致對精神創(chuàng)造忽視的疑問。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文學的繁榮往往與經濟發(fā)達成反比，正如評論家白燁所說的：“過去我們說到的作家群大半產生在中西部，比如說寧夏、河南的南陽、四川的達縣，給人們的印象似乎是經濟越發(fā)達，文學、文化越容易被遮蔽。”[2]更深一層則是對商業(yè)時代中寫作者主體創(chuàng)作精神品格的猶疑。揆諸文學理論批評史，從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說到南朝梁劉勰的“蚌病成珠”，再到唐宋李白的“哀怨起騷人”（《古風》其一）、韓愈的“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和歐陽修的“詩窮而后工”（《梅圣俞詩集序》）[3] ，以及現(xiàn)代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乃是“苦悶的象征”，種種言說無不指向文學創(chuàng)作成功與作家主體的悲苦遭遇休戚相關。而以群體性出現(xiàn)的溫州作家儼然打破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這一規(guī)律，似展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經濟、商業(yè)很發(fā)達，文學照樣有自己的特點和力量”[4]。

事實上，與諸多以文學安身立命的作家不同，溫州的這一批作家更重視自我聲音的表達。在“全民經商”氛圍中，溫州作家或全職下海，或投資房產，或在正式工作之外另有營生。經濟上的寬裕，使他們的寫作不再為“稻粱謀”，更多的是為了精神的滿足和情緒的宣泄，“他們通過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來表達他們對創(chuàng)作個性的尊重和對內心自由的服膺，這樣的寫作已經脫離了功利性，而直抵精神的層面，因此，他們的文學追求也就變得更加純粹、更加自覺”[5]。溫州作家東君曾自道：“在我們這些寫東西的人看來，寫作并沒有比吃喝玩樂更高尚，所以我們的寫作更多的是帶有游戲的成分，幾乎沒有什么功利性。越是如此，我們的作品也就越純粹。我們沒有為生存而寫作。我們從來沒有把‘奮斗’這個詞運用到寫作層面上。”[6]這種更加純粹的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姿態(tài)，使得他們關注自我個性的表達，從而逐漸形成個人化的風格。

民間的地方性書寫

韋勒克曾指出：“偉大的小說家們都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人們可以從中看出這個世界和經驗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從它的自我連貫的可理解性來說它又是一個與經驗世界不同的獨特的世界。”[7]作為生長在溫州的當代作家，他們有著一個區(qū)別于其他區(qū)域作家的獨特經驗世界——有關溫州（人）的世界。古稱甌越的溫州，偏居東南一隅遠離中原，山水阻隔，這是溫州的地理特征。在作家王安憶看來，地理的不方便恰是溫州文學獨特的原因之一：“他們在自己的‘山縫’里生長，自成一體，語言也在自我封閉中成熟，溫州作家的語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作家也就有了不同。”[8]邊緣，被忽視的同時也意味著民間原始生命力的蓬勃。新時期以來，溫州經濟迅速崛起，這也無疑給生長在這片熱土的作家提供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絕佳素材。正如李敬澤指出的：“溫州在中國具有廣為人知的特殊性，經濟學中有溫州模式，而近年來在公眾的一般想象中，溫州意味著流動逐利令人不安的如潮金錢。但溫州的另一重特殊性卻較少被注意到：這個在前現(xiàn)代地理中偏僻、閉塞的地方，有著極具韌性的、雖然也是發(fā)育不全的民間社會，這個社會有強烈的重商主義傾向，并頑強維持著相應的價值生活和倫理生活。”[9]這種巨大的差異無疑成就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沃土，也形成了溫州作家筆下別樣的地方性書寫。

在王手的筆下，市井平民的草根生活成為他書寫的重心，其小說題材涉及生意、江湖、社會、生死、情愛。如小說《獅身人面》《一段心靈史》《柯伊娜一個人》將空間放置在1980年代的工廠，描寫底層生活；《少年少年》中重點關注家庭制鞋作坊的生活；《到溫州去到溫州去》則深入刻畫外來打工者的悲欣；《火藥槍》中對江湖氣息的俠義與對暴力的恐懼等等，小說中夾雜著男性的成長、欲望和江湖情感，呈現(xiàn)了一個真實的世俗男性世界。鐘求是則以委婉細膩的筆觸著力挖掘和描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人性隱秘的部分。在他的筆下，這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正遭遇現(xiàn)代生活中的“不儒雅”及其情感上的掙扎，如小說《練夜》中的失明的團順，《街上的耳朵》中因打架丟了耳朵的式其，《星期二咖啡館》喪子的夫妻。《第二種訴說》中“我”的愛情不順利，只能向一個聾啞姑娘訴說，并不經意間給聾啞姑娘帶來情感傷害。《送話》里的法警王琪出于職責處死了憂傷的葉棗，自身也遭遇一種難以名狀的心理創(chuàng)傷等等，揭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情感世界所遭遇的傷痛。再如吳玄的《西地》《發(fā)廊》聚焦普通人的生存哲學。馬敘的小說中也不乏對小人物平庸生活的書寫。

作為以商名世的溫州，溫州作家自然對商人和商業(yè)文明情有獨鐘。如哲貴的“信河街”系列小說，關注一群富起來的商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商場中的人情物理。《住酒店的人》中朱麥克下海經商后收獲頗豐卻情感缺失；《陳列室》中做情侶性保健用品的魏松在十年中攫取了大量的財富，小說別有意味的是產品陳列室中的模樣像極了林小葉的樣品，揭示了其無意識中的情思；《雕塑》中富起來的女商人董麗娜不停“整形”，其背后是她對曾經“造假”經歷的精神性恐懼；《空心》中的南雨作為富二代卻陷入一種空心狀態(tài)；《施耐得的一日三餐》和《討債》則聚焦了商人世界中的人情物理；《猛虎圖》中寓言式地展現(xiàn)了陳震東的商業(yè)欲望。王手的小說《溫州小店生意經》則聚焦溫州小店，貼心貼肺地講述小店生意經的背后是世道人心。《討債記》中通過對“我”的妻子許愛做生意和討債的細致描寫，在展現(xiàn)商業(yè)規(guī)則的同時，也展演了潛規(guī)則。相比哲貴和王手小說對商人的理解，鐘求是則對商業(yè)帶來的“異化”抱有警惕。在他的小說《零年代》中，當云琴面臨著16萬元的代孕費的誘惑，讓趙伏文計算這筆錢的用途時，他們的生活成了一道計算題。在清晰的數(shù)字面前，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的生活面臨著陌化的危險。

相比諸多溫州作家關注溫州當下的生活，東君的寫作別具特色。在他書寫人與人之間的荒誕的、帶有先鋒色彩的作品之外，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其借鑒古典筆記體的形式，以沖淡的筆調發(fā)掘了一個“古典鄉(xiāng)野”溫州。在《聽洪素手彈琴》與《子虛先生在烏有鄉(xiāng)》中，小說在物質世界中發(fā)掘了另外一種堅守清淡、平和的人生境界。小說集《東甌小史》中通過講述東甌城的眾生相，重構了一個民間俠義、仁德的精神性的世界。

美國小說家赫姆林·加蘭曾指出：“顯然，藝術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學一向獨具的特點。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個人無窮的、不斷涌現(xiàn)出來的魅力。”[10]溫州作家的寫作植根于溫州地方風土，“溫州作家屬于游離于文學主潮之外卻能自由生長的一個群體，搖曳多姿的溫州民間生活及其背后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豐富了作家們的寫作元素，他們以各自的人生體驗和寫作形式與之對接”[11]。這也形成了溫州民間書寫的多樣性。

“世界中”的溫州文學

在地理上的邊緣和交通不便造成的“保守”的另一面，則是溫州務實開放的文化性格，“溫州瀕臨大海的空間位置又賦予此間人們開闊的視界和開放的心態(tài)，為了緩解該地區(qū)的資源匱乏造成的生存壓力，溫州人形成了不斷向外部空間拓展、尋找外部機會的文化傳統(tǒng)”[12]。與相對隔絕的地理形成鮮明差別的是世界各處都有溫州人。事實上，溫州外向流動的基因也在溫州作家身上展現(xiàn)，不少溫州作家遠走他鄉(xiāng)，如移居加拿大的張翎和陳河，定居杭州的鐘求是、吳玄和哲貴。出走讓作家不得不面對故鄉(xiāng)故土以外的世界，與之交匯或交鋒，使得他們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王德威所說的“世界中”的特質：“世界中”是世界的一個復雜的、涌現(xiàn)的過程，持續(xù)更新、感知和觀念，借此來實現(xiàn)“開放”的狀態(tài)。[13]這也形成了溫州作家的寫作在自覺回望故土、注重歷史脈絡和傳統(tǒng)的同時，呈現(xiàn)出“充滿不確定性和廣闊的開放性，風格更為多樣”[14]的另一面。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同文化、文明的交錯互動成為常態(tài)，溫州作家的寫作正以更加開放的風格呈現(xiàn)出厚重感。如張翎的小說創(chuàng)作，溫州記憶成為她創(chuàng)作的重要資源。《雁過藻溪》書寫的是女孩末雁從溫州出走尋找夢想的故事。《郵購新娘》中采用偵探小說的敘述方式，展現(xiàn)了黃蕙寧從溫州到多倫多再回故土的悲欣交集人生。《交錯的彼岸》中，張翎通過游走在溫州飛云江畔和加拿大安大略湖，講述了幾代人的愛恨情仇。小說《陣痛》描述了祖孫三代女人在不同的亂世中獨自生孩子的命運與巧合。小說中小桃與泰國人黃文燦、武生與法國人杜克的戀愛，寄予了作家在文化的交錯中對愛情這一古老命題的重新審視。《流年物語》中以河流、瓶子、手表等為敘述者，以一個南方小城為中心，輻射到巴黎、長島、上海。在其最新的長篇小說《勞燕》中，則將目光放置在溫州文城玉壺，講述少女阿燕與英國傳教士比利、美國軍官伊恩·弗格森和中國軍人劉兆虎的故事。三位男性作為宗教文化、美國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符號代表，而歷經坎坷、受盡侮辱阿燕的反抗和成長，寓言式表達了“溫州乃至中國”在世界文化影響下倔強的生長。另一位移居加拿大的作家陳河也自覺創(chuàng)作了諸多與溫州背景相關的小說。如小說《布偶》書寫的是南方小城——溫州，關注特殊時代下僑眷的生存問題；《去斯可比之路》展現(xiàn)了僑鄉(xiāng)人漂泊與冒險的內在精神；《致命的遠行》則展現(xiàn)了鮮為人知的高干子弟的海外生活以及江浙一帶草根華人傳奇的異邦蛇頭經歷。小說結合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時代背景，將上一代的命運與遭際和當代海外移民相結合，展現(xiàn)了一批遠行的華人在紅、白、黑三道的命運糾葛。相比書寫海外移民的故事，陳河對國際性的題材書寫更為傾心。如小說《沙撈越戰(zhàn)事》通過周天化這一華裔在沙撈越的抗戰(zhàn)，重現(xiàn)了華裔參加二戰(zhàn)的歷史，深入思考了族裔的身份政治問題；《米羅山營地》則聚焦東南亞華人一段波瀾壯闊的抗戰(zhàn)秘史。在小說《甲骨時光》中，陳河則展現(xiàn)出更大的雄心：小說圍繞民國時期楊鳴條與日本人、加拿大人對殷墟卜辭的考古挖掘的爭奪展開，陳河不僅僅寫亂世中的世間人情，也試圖以文學的方式觸摸殷墟巨大的物質實體，書寫人心與天道、人世與宇宙通而為一的東方思維和中國經驗。而在其201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外蘇河之戰(zhàn)》中，小說通過“我”對“舅舅趙淮生”援越抗美經歷的追尋，用回溯性的方式，對20世紀60年代“援越抗美”的戰(zhàn)爭政治圖景進行了深描，展演了“舅舅”在特殊時代中與戰(zhàn)爭、革命政治和情感糾纏的一生，對“世界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背景下人的政治化形態(tài)及其傷害進行了反思，叩問了“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意義。

相比張翎和陳河，鐘求是近年來的創(chuàng)作在堅持其對邊緣生活關注的同時，對時代的思考變得闊大和深邃。在其2020年出版的最新長篇小說《等待呼吸》中，鐘求是輾轉莫斯科、北京和杭州三大時空，橫跨1990年代，通過一對中國留學生情侶的愛戀、死亡以及一系列遭遇，隱喻性地書寫了蘇聯(lián)解體之后，經濟與政治的改換帶來世俗性生活的變革。諸如此類，正是異鄉(xiāng)/國與故土之間的游走，溫州籍作家的創(chuàng)作讓“文學”的溫州從被商名遮蔽的角落里走向外部世界，以更開闊的視野、更豐富的想象和更深邃的哲思書寫溫州/中國。

注釋：

[1]2006年11月，浙江省省級純文學雜志《江南》第六期以“溫州文學現(xiàn)象專號”的形式，整體推出一批溫州作家的作品。2007年1月，溫州市委宣傳部、市文聯(lián)和《江南》雜志社聯(lián)合舉辦“溫州文學現(xiàn)象”研討會，南帆、李敬澤、賀紹俊等國內一批知名文學批評家齊聚溫州，把脈溫州文學創(chuàng)作。2010年3月，《人民文學》雜志社在北京舉行溫州作家群研討會，聚焦王手、哲貴、程紹國、馬敘、東君等五人的創(chuàng)作，“文學的溫州現(xiàn)象”正式被提出。2016年，復旦大學舉辦了“永嘉文脈與當代小說”研討會，邀請張翎、陳河、鐘求是、吳玄、馬敘、王手、東君、哲貴、程紹國等九位溫籍作家，從獨特的地理人文環(huán)境、歷史傳統(tǒng)和跨文化角度探討溫州當代文學的獨特氣韻。

[2]孫鵬程、孫良好：《文學的“溫州現(xiàn)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3月21日。

[3]王先霈、王又平等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4—126頁。

[4]孫鵬程、孫良好：《文學的“溫州現(xiàn)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3月21日。

[5]鄭曉林：《經濟自立與文學的自覺——溫州作家群小議》，中國作家網(wǎng)2007年2月15日。

[6]東君：《生活比小說更荒誕》，《浙江作家》2009年第5期。

[7][美]雷·韋勒克、奧·沃倫著：《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第238頁。

[8]何晶：《“永嘉文脈與當代小說學術研討會”探討——自在成長的溫州文學》，《文學報》2016年11月14日。

[9]李敬澤：《限度中的力量》，《文學界》（專輯版）2011年第5期。

[10][美]赫姆林·加蘭：《破碎的偶像》，劉保端譯，《美國作家論文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第84頁。轉引自梁適編：《中外名言分類大辭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05頁。

[11]何晶：《“永嘉文脈與當代小說學術研討會”探討——自在成長的溫州文學》，中國作家網(wǎng)2016年11月14日。

[12]陳力君：《蠻荒與先潮——林斤瀾筆下當代溫州形象》，《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2期。

[13]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王曉偉譯，《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14]孫良好：《樹立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溫州人》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