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歷史學家、教育學家、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常燕生，在《國論》第1卷第10期，發(fā)表了歷史題材短篇小說《老聃的逃亡》，“作者附志”稱：“現(xiàn)在所發(fā)表的乃是自己所認為去滿意尚遠的一篇初稿，這是對文藝讀者所最抱歉的，雖然比時下一般大名家如魯迅、郭沫若之流所發(fā)表的歷史小說也未見得不如。”作者所說的魯、郭歷史小說，指的是郭沫若在1923年第15號《創(chuàng)造周報》發(fā)表的《函谷關》，后收入集子時改題為《柱下史入關》；魯迅在1936年第1期《海燕》發(fā)表的《出關》。三個短篇小說寫的都是歷史人物老子以及其與孔子的歷史性會見，是為同題小說。創(chuàng)作時間相隔十幾年，寫的又是同一位歷史人物，三位作家又肯定沒有相互約定，可謂新文學史上的“奇跡”。作為最后一篇作品的作者常燕生，無疑是讀過前兩篇作品的。他稱前輩作家魯迅、郭沫若為“之流”，顯得頗有點不恭、太自信，其實內(nèi)里隱藏著他與魯迅的一段交往與糾葛，以及他對魯迅創(chuàng)作的一種偏見。他自信自己這篇小說，雖未達到滿意的高度，但并不在魯迅、郭沫若的小說之下。作為一位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又有厚實的文學素養(yǎng)，他的判斷不算過分，他也有這個實力和資格。

歷史題材小說，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文學中的一股重要潮流。魯迅與郭沫若的歷史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在當時頗有影響，包括《出關》和《函谷關》，在當時以及后來，都有許多深入的研究，一直延續(xù)到今天。而常燕生首先是歷史學家、教育學家，他在這些領域的建樹，遮蔽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因此《老聃的逃亡》在文壇和讀者中似乎沒有什么影響。有學者稱：“亦復譽滿人口”，大約只是圈子里的反應。這是令人遺憾的。把三篇描述老子的同題小說，進行比較、辨析、研究，是一個頗有意思的話題。它可以使今天的人們，窺見那個時代以及作家是如何看待道家和儒家的，其中蘊含了這些杰出作家什么樣的情感與思想，老子和孔子是一種什么樣的形象。

（明）張路《老子出關圖》

老子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也是一個神秘的人物。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史記·孔子世家》，莊子的《莊子·天運》《莊子·田子方》都有記載，是最珍貴的史料。《禮記》《左傳》等戰(zhàn)國時期的史料中也有零星記錄。在山東、河南、陜西、江蘇的壁畫和漢畫像中也有展現(xiàn)。但這些記載都是零散的、片段的、模糊的。司馬遷的“老子列傳”無疑是最權威的，后世寫老子莫不以此為圭臬。原文只有五百余字，這里摘錄幾段：“老子者，楚苦縣厲鄉(xiāng)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孔子去，謂弟子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司馬遷：《史記》（三），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897頁］這就是“老子列傳”的核心內(nèi)容，《莊子》中有八處記敘老子的段落，大都是這一內(nèi)容的擴展，并無更新鮮、更確鑿的史料。司馬遷的“老子列傳”，比較而言，自然是嚴謹?shù)摹⒖尚诺模彩呛喡缘摹⒛：模粝铝酥T多空白。譬如老子的姓和名、生卒年，前半生與出關后，等等，從古至今均為懸案。老子更像一個神話傳說人物。現(xiàn)代作家面對這樣一個歷史人物，他們依據(jù)的自然是司馬遷的“老子列傳”。但片片斷斷的生平，又給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廣闊的推想、虛構空間。魯迅是博古通今的作家，郭沫若、常燕生是歷史學家兼文學家，他們面對歷史人物老子，一方面遵循了歷史的真實，寫出了基本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另一方面又充分發(fā)揮歷史想象，推演情節(jié)、填補空白，選擇重心、賦予新意。常燕生的《老聃的逃亡》著重寫了老子前半生的曲折經(jīng)歷，填補了老子生平的重要空缺；魯迅的《出關》鼎力寫了老子出關的一系列過程，特別是撰寫《道德經(jīng)》的情節(jié)，展現(xiàn)了老子的獨特性格與社會環(huán)境；郭沫若的《函谷關》集中寫了老子出而復歸的人生轉折，寫出了老子出關后的另一種可能。三位作家的書寫，呈現(xiàn)了一個更完整、豐富的老子形象，而在同一人物身上，又表現(xiàn)出不盡相同的“風景”。

二

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在選擇題材、情節(jié)、人物、主題時，必然會蘊含著那個時代的思想潮流、價值觀念，深藏著作家個人的情感思想、審美趣味。魯迅、郭沫若、常燕生都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藝術追求的作家，他們不約而寫的同題小說中，就飽含著諸多時代的、個體的東西。由于三位作家書寫的是老子前、中、后不同時段的故事，因而這里的論述也依序而行，先談常燕生和他的小說。

常燕生在當代文學中是一個陌生的、被忽略的作家。他是山西榆次名門望族常家之后，1889年出生，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部。上學期間就在《新青年》發(fā)表文章，與陳獨秀、胡適討論新文化的建設問題，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1920年北京高師畢業(yè)后，先任中學教師，后做大學教授，創(chuàng)辦過多所學校，發(fā)表和出版過許多教育學方面的著述。他的專業(yè)是歷史學，從1924年應聘燕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此后在上海、太原、成都等多所大學任教授，講授歷史課程，出版有大量中國歷史、西方歷史以及歷史哲學論著。他短短五十年的生命，在眾多學術領域做出令人驚嘆的建樹，文海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常燕生先生遺集》，就有十卷之多。同時，他又是文學上的“全能選手”，詩歌尤其是古典詩詞、散文隨筆、文學評論、短篇小說，均有出色成就。在現(xiàn)代史上，他是以學者著稱的，文學上的成就在無形中被忽略了、擱置了。他曾應邀訪問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有過多次會談。這里特別需要論及常燕生與魯迅的交往與矛盾。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山西文學青年為主的文學社團“狂飆社”成立，從太原發(fā)展到北京。常燕生與高長虹，是這一社團的骨干成員，與魯迅過從甚密、書來信往。后因人際關系與稿件問題，以及南方人與北方人文化性格的不同，“狂飆社”與魯迅交惡，發(fā)生論戰(zhàn)。常燕生也加入了這場論戰(zhàn)，發(fā)表文章批評魯迅。周作人與魯迅先后應戰(zhàn)，發(fā)表文章予以回擊和諷刺。常燕生與魯迅中斷情誼，但他在后來的文章中，充分肯定了魯迅的文學思想與成就，同時坦率地指出了魯迅創(chuàng)作中的局限與缺點。

常燕生

《老聃的逃亡》是常燕生的一篇精心之作。作者在附志中說：小說比論文的寫作要困難得多，“必須以最崇高圓滿的精神來對付”。“這篇小說構意于八年以前”，“中間屢次想寫總沒有完成，直到去年秋間在上海才一氣完成了大半篇”。最終在太原全部完稿。一篇萬余字的歷史題材小說，醞釀構思八年，從上海寫到太原，尚不盡如人意，足見作家對這篇小說的重視程度。作品完成于1936年1月間，此時魯迅的《出關》在《海燕》雜志發(fā)表，想來作家讀過了魯迅的小說，因此在附志中補上一筆，認為魯、郭的小說是“搖筆即來的創(chuàng)作”，他的新作比這些“大名家”“未見得不如”。常燕生在多篇文論中，倡導一種素樸的、深情的、偉大的文學，反對那種虛無的、油滑的、陰暗的文學，他認為魯迅的小說就有他不滿意的那些東西。常燕生明確地說：他（指魯迅）的小說“不免時有油滑”。人際糾葛加上觀念差異，形成了常燕生對魯迅的偏見。《老聃的逃亡》著重寫了兩個情節(jié)。一個是老子從小到大到老七十多年的人生經(jīng)歷，常燕生作為歷史學家，或許有確鑿的史料發(fā)現(xiàn)，但絕大部分是合乎歷史和邏輯的推想、想象，使老子這一段空白生平，得以補充和豐富，給人很強的歷史真實感。另一個是老子與孔子的“高峰對話”，作品寫得十分詳實、富有層次。作者融合了《史記》《莊子》中二次會見內(nèi)容，把老子、孔子的思想、性格、精神都寫了出來。可以說，三篇同題小說，《老聃的逃亡》是最接近司馬遷“老子列傳”的，顯示了一位歷史學家的嚴謹、求真精神。同時，在一道一儒兩位歷史人物身上，也寄寓了常燕生的兩極人生追求，折射了他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矛盾、糾結。他神往老子那種超然世外、洞悉世事的境界，做學問、搞文學正需要這樣的人生狀態(tài)；但對道家那種消極避世、清靜無為的人生方式又不能完全接受。他敬佩孔子那種積極入世、不折不撓的進取性格；但又深知政壇的污濁，以及其對學術的貽誤與侵蝕。他是一位承載著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思想重負的知識分子，而儒道共存是他重要的思想文化根基。

常燕生在《國論》第1卷第10期發(fā)表《老聃的逃亡》

魯迅是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開創(chuàng)者，不僅有表現(xiàn)當下社會人生的現(xiàn)實題材小說《吶喊》《彷徨》，還有書寫古代生活與人物的歷史題材小說《故事新編》。他用十三年時間，陸陸續(xù)續(xù)創(chuàng)作了八篇小說，有的取材上古神話傳說，有的選自先秦儒道墨諸子故事。正如有論者所說：“在這里，歷史和現(xiàn)實是如此緊密地交融在一起：現(xiàn)實斗爭通過歷史的圖景來表現(xiàn)，而歷史人物又因為現(xiàn)實波濤的滌蕩而賦有了新的生命。”（吳中杰、高云：《論魯迅的小說創(chuàng)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頁）

魯迅

《出關》是魯迅歷史題材小說中的重要篇章，寫的是老子生平中靠中間的一段，與孔子相會和出函谷關兩個重要情節(jié)，歷史文獻中均有記載。但魯迅沒有拘泥于歷史文獻，而是在史料的基礎上，進行了大幅度的剪裁、改造、虛構，塑造了一個鮮活、獨特的歷史人物形象，表現(xiàn)了作家對歷史對古人的思考與觀照。小說發(fā)表后，在文壇和讀者中引發(fā)強烈反響。魯迅專門寫了一篇《〈出關〉的“關”》，說：“至于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卻是我的意見：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卻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松的實行者，老則是‘無為而無不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頁］在歷史記載中，孔老相會對話，始終是一種師生模式，老子在教誨、孔子在恭聽。而在魯迅筆下，卻變成了“孔勝老敗”。為什么魯迅、常燕生都把老子寫成一個敗走者？因為在作家置身的那個劇烈的變革時代，啟蒙、革命、進取，才是時代的主旋律。魯迅明確說過：“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他對那些“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從來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對儒教、儒家，“五四”先驅者們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掃除，但魯迅又把孔子與儒教剝離開來，肯定了孔子個人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進取精神。《出關》對孔老對話，實際上進行了縮寫，而對老子的出關則可稱濃墨重彩。圍繞老子出關的整個過程，魯迅展示了一個典型的社會環(huán)境，寫出了一個文化精英——知識分子，在蕓蕓眾生、無聊看客的包圍中的生活狀態(tài)。魯迅用奇妙的藝術之筆，把歷史、現(xiàn)實、古人、今人，都打通了、交融了。在這種描寫中，融入了魯迅對歷史、現(xiàn)實的思考、探索，融入了自己的切身體驗與領悟。從歷史、人物描寫的豐富性而言，魯迅顯然高于常燕生。

魯迅在《海燕》1936年第1期發(fā)表《出關》

郭沫若是文學家，又是歷史學家，二者兼任使他在歷史題材話劇和歷史題材小說方面，創(chuàng)造了累累碩果。他的歷史題材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開始于1924年，終止于1936年，共有十篇，輯成歷史小說集《豕蹄》，是現(xiàn)代小說的一份珍貴收獲。楊義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評價說：“假若說，郭沫若早期作品與魯迅小說相去甚遠，那么《豕蹄》和同年問世的《故事新編》便有所靠攏，它們依據(jù)作家獨特的藝術個性，實現(xiàn)了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交融。”［楊義：《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頁］

郭沫若

老子出關之后，司馬遷在列傳中說：“莫知其所終。”但在民間傳說中，卻有與弟子庚桑楚隱居宋國沛地，又有前往西域印度勸說釋迦牟尼成佛，等等，顯得荒誕不經(jīng)。郭沫若的《函谷關》卻虛構了一個老子出而復歸、懺悔自己的情節(jié)，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巧的是，后來魯迅在《出關》中，也寫到函谷關的關尹喜曾說：“我看是后來還要回到我們這里來的。”為什么這些新文學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這是現(xiàn)代思潮的深刻影響，不管是二十年代的“啟蒙”文學，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都倡導知識分子應當走向社會、走向民間。對郭沫若來說，虛構老子的重新返回，更是他當時的心理和精神傾向。1919年到1924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學，為生活所迫往返在日本與上海之間，面對國外的漂泊生存，面對國內(nèi)的動蕩時局以及文藝界的紛雜變幻，都讓滿懷理想的文學家憂心、焦慮。正如李波所說：“這篇小說不僅僅刻畫了道家文化代表人物老子的形象而備受關注，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借老子之口完成了一次精神的突圍。”（李波：《解讀郭沫若的小說〈柱下史入關〉》，《文教資料》2014年第22期）在漂泊的路上反思、認識人生與自我，在走向社會、民間的途中，探尋真理、實現(xiàn)自我。兩千多年前的老子與現(xiàn)代的郭沫若，實現(xiàn)了心魂的對接。

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周刊》1923年第15號發(fā)表《函谷關》

三

刻畫、塑造人物形象，歷史人物與現(xiàn)實人物，是有諸多不同的。歷史人物距離遙遠，又不諳熟，很容易把人物寫得死板、概念。現(xiàn)實人物就在身邊，易于走近、把握，當然也可能寫得浮泛。魯迅、郭沫若、常燕生都是文學大家，他們豐富的思想藝術造詣，使他們既寫出了吻合歷史的生活圖畫和人物形象，又使人物形象穿越歷史、具有了一種現(xiàn)代氣息，揭示了歷史長河中的某種永恒規(guī)律。他們筆下的歷史人物形象豐富和擴展了新文學的人物畫廊，在今天依然具有啟迪和借鑒意義。

魯迅的《出關》是一篇奇妙深遠、饒有趣味的歷史小說。作品寫孔子在春秋末期某一年三個月中的兩次拜見老子。這一情節(jié)在《史記》《莊子》中都有較詳細的記載，但在魯迅筆下都簡化了。孔子第一次拜見，是問他的仁義禮智為什么眾多君王都不予采納，老子答：“六經(jīng)這玩意兒，只是先王的陳跡呀。”它們是鞋跡而不是鞋子，問題的根源在于孔子沒有得道，“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給孔子“當頭一棒”。三個月之后的再見，寫得更加簡略。孔子說他閉門苦想，終于“想通了一點”：“我自己久不投在變化里了，這怎么能夠變化別人呢！”孔子的匯報使老子大吃一驚，很快做出了遠走高飛的決定。因為老子看到孔子已然得道，不需要他這個先生了，而且對老子自身構成了一種威脅。“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按照魯迅的老師章太炎的說法，孔子的眾多門徒是容不得強于老師的高人在屬地的。魯迅在小說中揭示了老子出走的隱秘原因，盡管他并不相信章太炎的說法，但已把意思蘊含在里面了。老子出關的一系列過程成為小說的精彩部分，偷越關隘被關官巡警“捉拿”，邀請開設講座加上編講義，贈送食品全員送出關外，眾人議論、經(jīng)書放入貨架…… 這里顯然是一個小社會，有關官、巡警、簽子手、賬房、書記先生等。他們對大名鼎鼎的周王室守藏室史官充滿敬仰之情，但聽了他費解難懂的講座又大失所望，他們感興趣的是老先生的愛情家庭之類，對贈送一包鹽、十五個餑餑斤斤計較…… 這就是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民眾，中國知識分子就處在這樣一種泥淖中，從古到今并未有多少改變。老子自然是一位清靜無為的“空談家”，但社會、環(huán)境也如西域的沙漠一樣沉重、荒涼。老子的性格是寫實性的，也是“漫畫化”的。他老弱、慈祥、隨和，又敏銳、深沉、睿智，既是古代哲人，也是鄰家老爺子。是一位個性化、凡俗化、漫畫化的歷史人物形象。孔子形象著墨不多，卻也十分鮮活，他謙遜、內(nèi)斂，而又急切、狡黠，他第二次拜見老子的話可謂“暗含殺機”，逼走了老子。魯迅贊賞孔子的進取精神，但對他并不“誠敬”。

常燕生的《老聃的逃亡》是一篇素樸謹嚴、雋永抒情的歷史小說。作家用倒敘的方式，用近一半的篇幅，寫了老子大半生的命運歷程。無父喪母的童年，一位貴族的收養(yǎng)，成為貴族家武士首領，在貴族卷入內(nèi)戰(zhàn)中的醒悟與潛逃，在各諸侯國的流浪打工，隱姓埋名成為周王室守藏室史官，也成為聲名赫赫的智者、民眾的精神導師。這些敘述，顯然是虛構的，但卻是合乎歷史真實和人物真實的，讀來令人信服。老子所以能看透社會人生，洞悉宇宙萬物，建構出道家思想體系來，就是因為他有著苦難的經(jīng)歷，豐富的閱世，典籍的滋養(yǎng)，還有智慧的大腦。這樣就使這位傳奇哲人，有了深厚的人生根基。作家把老子與孔子的二次對話，糅合成一次書寫。孔子講他的仁義理論，老子講他的道家思想；孔子渴望行動、展望未來，老子堅持無為、奉勸低調。但老子卻在年輕孔子的刺激、激將、感召下，再也不能獨守茅屋了。司馬遷寫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魯迅認為“孔老相爭，孔勝老敗”，老子感到了生存的威脅。常燕生則揭示了更復雜的原因。首先是周王室的急速衰敗，列國戰(zhàn)爭的頻發(fā)，周禮的分崩離析。其次是老子自己的思想理論，已難以應對時代的大變局，他感到迷惘、痛苦。再次是年輕孔子積極入世，倡導新的儒家理論，老子深感自己的一套思想已然是明日黃花了。因此他要騎著青牛前往“不可知之鄉(xiāng)找尋他們的生命”。這樣的解讀與描寫，似乎更為充分、合理，也更靠近司馬遷的本意。常燕生沒有突出去寫老子的生活、性格，而是用詩化的方法與語言，寫了老子的肖像、風采、精神，刻畫出一位肅穆、沉靜、孤高、博大的圣者形象，使這一形象具有一種意象性、精神性、象征性特征。

郭沫若的《入關》是一篇新穎獨創(chuàng)、濃重激越的浪漫歷史小說。作家傾力寫了西行的老子，在沙漠上無法生存，又死了青牛，不得不返回函谷關，見到關尹，向他傾訴、反省。作家創(chuàng)造了一幅赤日炎炎、荒涼死寂的函谷關圖畫，刻畫了兩位飽經(jīng)滄桑、互訴衷腸的老人形象。窮途末路的老子向關尹講述，自己所以要西出函谷關，是為了“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真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沙漠里去自標特異”。這是對老子出關原因的又一種理解，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理解。但老子這趟沙漠之行卻深刻地教育、改變了老子，使他認識到自己在既往生活中，完全是一個“利己小人”。特別是青牛為他死去后，他竟為了活命去喝青牛的血，更顯出了自己的貪婪、殘忍。而《道德經(jīng)》是一部“偽善的經(jīng)典”，是違背人性、違背生活的。出關而又入關，使老子下決心回到社會、生活、家庭，從最瑣碎的掃地、洗衣做起，“自行改造”，重建人生。而道家信徒的關尹，也對老子有了新的認識。老子在郭沫若筆下，變成一個誤入歧途、迷途知返的哲學老人。這是一個浪漫化、理念化的老子形象，其中滲透著作家自己的人生與思想，與魯迅、常燕生筆下的老子大異其趣。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不知他生前是否讀過常燕生的《老聃的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