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味何由知——〈野草〉研索新集》一書所收30余篇關于魯迅《野草》的論文，是在“紀念《野草》出版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基礎上編纂而成。

2017年12月19日在復旦舉辦的別開生面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原本納入“復旦中文百年慶典學術活動”系列，當時的系主任陳引馳教授要求我在會議結束后盡快出書，但因為不少學者最終未能與會，部分與會學者只提交發(fā)言提綱，來不及完成論文，更多學者提交了論文，但在我一再催促之下，仍堅持反復修改。論文集最終出版，因此一直拖到現(xiàn)在。

這里要向引馳教授、當初熱心承擔出版之責而此后一直不肯放棄的復旦大學出版社邵丹女士致歉，同時也要向最終交來論文定稿的各國魯迅研究同行表達我的欽佩之情，正是他們這種精益求精的學術態(tài)度，使本書完全當?shù)闷稹啊兑安荨费兴餍录敝?/p>

在我參與或舉辦的各類學術研討會中，這次圍繞《野草》的會議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最初動議，是2016年8月在悉尼拜訪魯迅研究前輩Mabel Lee時突然萌發(fā)。那天我和Mabel聊天，不約而同地想到不妨趁著紀念《野草》出版90周年的機會，召集各國學者來悉尼聚談。按Mabel的說法，“不為別的，只為魯迅，只為《野草》”。

這個想法立即獲得昆士蘭大學張釗貽教授、新南威爾士州立大學寇志明教授、悉尼大學郭英德教授的響應。他們紛紛提出自己的想法，包括如何向悉尼大學爭取經(jīng)費、請哪些學者、會議采取何種形式——我也趕緊聯(lián)系自己熟悉的國內(nèi)外魯迅研究同行，征求他們的意見，主要是想知道大家“檔期”如何，是否有時間趕寫出新的《野草》研究論文。

很快就得到日本、韓國、俄羅斯、印度、意大利學者的肯定性反饋。王德威教授自己騰不出時間寫論文，但熱心推薦了好幾位當時還在美國攻讀博士的年輕學者。

到2017年初，陸續(xù)收到會議論文和發(fā)言提綱。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卻忽然從悉尼大學方面?zhèn)鱽硇畔ⅲ核麄兡貌怀鲥X來舉辦圍繞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一部文學作品展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前Mabel等人信心滿滿，認為一定能辦成，而我并非沒有擔心，所以這個結果其實也在意料之中。一得到悉尼大學的信息，我就立即爭取將會議搬到復旦來開。很快就得到中文系和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的支持，也落實了各項具體事宜，總算沒有讓幾位最初的發(fā)起者們失望。

會議緣起和經(jīng)過，基本如此。現(xiàn)在回想那一整天的會議，許多細節(jié)，仍令人感奮。

從北京特地趕來的魯研界前輩陳漱渝先生、張夢陽先生都拿出對《野草》的最新研究。陳漱渝先生不僅堅持他對《野草》情緒基調(diào)的一貫看法，還“買一送一”，不斷插話，在自己的論題之外，給各位發(fā)言者隨手拋出他作為考據(jù)家所掌握的豐富材料，令我們大飽耳福。“魯迅學”是張夢陽先生的本行，他給會議提交的論文便是《〈野草〉學九十年概觀》。但他最后交給本論文集的竟是一篇有關《野草》的精神分析，直探《野草》深蘊之內(nèi)涵。前輩學者孜孜不倦、勇猛精進的毅力著實令人敬佩。

陳子善教授考證一則《野草》出版廣告（他認定出于魯迅本人之手）。王錫榮教授闡釋“大歡喜”一語與佛典無關，引起大家濃厚的興趣與激烈爭辯。兩位考證大家看似僅僅選取《野草》文本內(nèi)外的一個細微問題，牛刀小試，但旨歸仍是如何從整體上理解《野草》：《野草》果真如北新書局那則廣告所說是“特異”的嗎？《野草》果真浸透了魯迅的佛學思想嗎？ 文貴良教授從那兩株矗立90年、還要繼續(xù)矗立下去的古怪的“棗樹”出發(fā)，申論魯迅整個“白話詩學”，也是即小見大之法。

陳思和教授即席發(fā)言，結合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精神的曲折前行，重新討論魯迅和“五四”一代既反傳統(tǒng)、又反現(xiàn)實、甚至連整個“人”的概念（包括自我）都一概懷疑摧毀的孤絕徹底的先鋒意識。他認為正是《野草》完美闡釋了這種為“五四”所獨有的先鋒意識，而這種先鋒意識“到今天為止仍然是一個從天而降的謎，一個到今天仍然沒有被識破和談透的文化現(xiàn)象”。但無論《野草》如何孤絕，仍不失其強烈的人間性。懷疑并摧毀一切、執(zhí)拗地與虛空作戰(zhàn)，這種精神文化現(xiàn)象本身不正是一種激越的人間性的投射嗎？

王彬彬、閻晶明、劉春勇、符杰祥、陳潔五位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魯迅創(chuàng)作《野草》的緣起、“本事”與動機。他們在注重還原歷史細節(jié)的同時，不肯放過對《野草》主題的探索。毋寧說，只有努力還原《野草》周邊的歷史與生活的豐滿細節(jié)，對《野草》主題的追問才能更加確鑿。閻晶明先生因此還觸動夙愿，一發(fā)不可收，時隔三年終于推出他的《野草》研究專著《箭正離弦——〈野草〉全景觀》。至少從這點上看，此次會議，他的收獲最大。

秋吉收先生在引起持續(xù)熱議的《野草》“得名”新說之后，又提出《野草》與中日兩國作家的互文關系。他和閻晶明先生會后展開了一場嚴肅緊張的爭辯。作為中日兩國學者之間這場論辯的見證者和某種意義上的調(diào)解員，我深感榮幸。

王風教授輕易不肯出手，但他在這次會上的發(fā)言激情四射。他從《影的告別》《過客》等經(jīng)典文本出發(fā)，抓住“意義的黑洞”和“肉薄虛妄”這兩點，挖掘《野草》那仿佛呼之欲出而又似乎總難把捉的主旨。寇志明教授獨具慧心，從“自言自語”跟《野草》的關系入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反復研討魯迅所特有的回憶性寫作之修辭策略與情感內(nèi)涵。洪昔杓、海孟德、趙京華、汪衛(wèi)東四位教授將各自對《野草》研究的反思置入中、日、韓、印文化學術語境，擴寬思路，為今后《野草》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借鑒。

藤井省三教授出于對魯迅的終身情緣，也出于他對早年曾經(jīng)訪學過的復旦中文系的感念，最后交出一篇經(jīng)過重新審定、包含了他和東北作家梅娘一段有趣交往史的舊文，并特地撰寫了一篇“后日談”性質(zhì)的追記，多少彌補了遺珠之憾。

MabelLee教授、孫郁教授都因健康原因未能參加會議，但最后都交出研究《野草》的力作。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實現(xiàn)了“只為魯迅、只為《野草》”的約定。

在《本味何由知——〈野草〉研索新集》即將出版之際，我匆匆寫上幾句拉雜的話，交代跟本書相關的那次國際會議的緣起、經(jīng)過和會議期間一些難忘的情景，也算是一種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