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登上文壇雖然一帆風順，不到二十五歲就已走紅四十年代十里洋場，但當時賞識她的才華的幾位資深編輯也不能不提，那就是主持《紫羅蘭》的周瘦鵑、主持《萬象》的柯靈和主持《古今》的周黎庵。”那么，柯靈與張愛玲究竟是什么關系？只是編者與作者的關系嗎？柯靈關于張愛玲及其作品，又有哪些具體的評論？柯靈在張愛玲的研究史和傳播史上究竟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這是我們在研究柯靈的文學批評時，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解讀柯靈的張愛玲觀，柯靈的名篇《遙寄張愛玲》無疑是最經(jīng)典的研究文本，也最受關注。但已往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柯靈在給劉以鬯、黃繼持、傅葆石、胡楊、李開弟、陳子善等人的書信中多次提及張愛玲，這就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柯靈書信中的張愛玲。

一

《柯靈文集》收錄的柯靈給《香港文學》主編劉以鬯的書信共計52通，其中有數(shù)通是有關《遙寄張愛玲》的，分別摘錄如下：

1984年11月27日：“囑寫稿寄奉，不知合用否？不妥處請刪改。刊物何時問世，乞多賜一、二份，感感。國內《讀書》知有此文，要求同時發(fā)表（我想可以略緩于《香港文藝》），不知可行否？乞見示。弟現(xiàn)在京參加35周年電影回顧學術討論會，十二月初返滬。”

1984年11月27日：“前囑寫稿，已于今日午前寄出，題目是《遙寄張愛玲》。因為我日前正在北京開會，住西郊，較為僻遠，郵局不收港郵；因此改寄深圳轉《大公報》，請潘際炯兄轉給你，接信后請你向他洽取吧。”

1984年12月27日：“我正在北京，參加有關作家協(xié)會的會。來信昨晚才從上海轉來。《遙寄》文中，有不服水土處，請便宜處理。應刪則刪。我對海外讀書界缺乏了解，此弊自知難免。但很想聽聽我兄對拙文的意見，發(fā)表后有何反應，也乞見告。創(chuàng)刊號問世，盼惠賜一讀。《讀書》月刊我將盡量壓遲給稿，如他們認為不妥，作為《香港文學》專用最好。”

1985年2月11日：“關于張愛玲文，茲已交《讀書》，估計當刊于四月或五月號，當無害于《香港文學》。此文兄刪改甚妥，國內發(fā)表稿，亦已據(jù)此稍作刪芟。刊出后有何反應，便乞見示。”

1985年7月21日：“《遙寄張愛玲》一文，《讀書》《收獲》先后轉載了。《傳奇》聽說有兩三處重印（包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年8月11日：“遙寄張愛玲小文發(fā)表后，《傳奇》已于上海書店影印問世，人民出版社也已見廣告，有兩本選集要出，都要求將此文代序。最近又因《讀書》《收獲》相繼發(fā)表此文，得張愛玲姑母來信約見。擬請兄代購第二期《香港文學》以贈之。”

《遙寄張愛玲》最初發(fā)表于1985年2月的《香港文學》第2期，文末注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完稿于北京頤和園左近”。

《遙寄張愛玲》柯靈手稿

陳子善著文對《遙寄張愛玲》的不同版本作了分析，筆者在此基礎上，結合柯靈給劉以鬯的書信，對《遙寄張愛玲》在內地及港臺地區(qū)的刊物上發(fā)表過程作近一步梳理：

第一，《遙寄張愛玲》是柯靈應《香港文學》主編劉以鬯的邀約才寫的；

第二，《遙寄張愛玲》是柯靈在北京參加“新中國35周年電影回顧學術討論會”（該會于1984年11月20日至12月3日由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舉辦）時在北京西郊的京西賓館寫就的，1984年11月27日上午將稿子郵寄深圳，通過《大公報》的潘際炯轉交給劉以鬯；

第三，劉以鬯收到稿子后按照柯靈的要求“復一短箋”。柯靈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遲至1984年12月26日晚才收到從上海轉來的劉以鬯的回信。劉以鬯提出稿件需要刪改，柯靈回復“有不服水土處，請便宜處理，應刪則刪”。因此，《香港文學》第2期刊出的《遙寄張愛玲》，并非柯靈寄來的原稿，而是經(jīng)劉以鬯的刪改與處理才刊發(fā)的；

第四，1985年4月《讀書》第4期刊出的《遙寄張愛玲》是柯靈在劉以鬯對原稿“不服水土處”作了處理的基礎上，又“稍作刪芟”而成的；

第五， 1985年5月《收獲》第3期刊出的《遙寄張愛玲》是柯靈在《讀書》版的基礎上，將“個別字句”“略有改動”才定稿的。

此外，由鄭樹森給陳子善的信可知，是鄭樹森征得柯靈的同意，將原稿作了部分刪改，并“另作少量文字調整”，才在1987年3月號臺灣《聯(lián)合文學》第29期“張愛玲專輯”刊發(fā)《遙寄張愛玲》的。至于柯靈給鄭樹森的原稿究竟是哪個版本，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遙寄張愛玲》除了在《香港文學》《讀書》《收獲》《聯(lián)合文學》刊出，柯靈在1987年4月21日給傅葆石的信中還提到“聽說美國華僑報紙曾轉載此文，您如能查到，盼能見告報名和刊登日期）”。

柯靈寫《遙寄張愛玲》除了劉以鬯約稿，是否還有其他原因？《遙寄張愛玲》發(fā)表后，又有哪些反響？柯靈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反響的呢？柯靈1991年2月14日給導演胡楊的信，為我們提供了答案，摘錄如下：

四十年來，張愛玲在海外和港臺享有很高的聲譽，臺灣還產(chǎn)生了不少所謂“張迷”，在她脫穎而出的大陸，卻反而銷聲匿跡，近于湮滅。這種反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時代和環(huán)境等客觀原因，也不排除由張愛玲本人手造的主觀因素。改革開放以后，我感到這種隔閡應該打破，明知障礙仍然不少，于1984年4月寫了《遙寄張愛玲》一文，在《讀書》雜志和《香港文學》同時發(fā)表，有影響的《收獲》重刊了《金鎖記》。可喜的是由此很快引起連鎖反應，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關編輯部門立即從北京來了長途電話，表示準備出版《傳奇》：因為他們只有《傳奇》初版本，接著又派專人來上海，向我借用舊藏該書增訂本加以復制。同時上海店以最快的速度，將《傳奇》1946年原版影印問世，列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的一種。以后張愛玲的作品，就在全國好幾家出版社相繼出版……這種情況，并非出于偶然，原來在我國新歷史時期以前，張愛玲的姓名和作品雖已在國內消失，卻仍有口碑流傳，許多文字愛好者爭相搜求。據(jù)我所知，大學文科研究生中以張愛玲為研究對象者即不止一人。凡此種種，正如埋在河床下的一片潛流，早已蘊有沖出地面的蓄勢。出版界的張愛玲熱，正是適應了這種需求。

此外，柯靈1984年寫長文《遙寄張愛玲》“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愿，親切的問候”。實際上早在5年前，他在給劉以鬯的兩封信中已經(jīng)向張愛玲表達了“親切的問候”（“尊文曾談到張愛玲，不知此君動定如何？二十余年前曾有種種風聞，頗以佳人為惜，惟愿其別來無恙耳”），并表達了向她約稿的意愿——“張愛玲現(xiàn)在美國，你能否給她發(fā)一封信，代我致意。我也想代《文匯》約寫些美國通訊，希望她能同意。”

二

柯靈的書信中有數(shù)封涉及《張愛玲文集》的出版這一話題。

柯靈在1991年2月14日給導演胡楊的信中寫道：“最近常君實同志自北京來信，向我介紹了張愛玲的年青研究者于青，因為她正在寫張愛玲評傳。和另外一位同道合作，計劃由安徽文藝出版社編印張愛玲文集。”不過，于青最終給這本傳記起的名字是《天才奇女——張愛玲》，1992年7月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于青在“后記”中寫道：“在此謹向對此書的寫作提過建議、提供資料書籍等幫助的柯靈先生、張愛玲的姑父李開弟先生、陳子善先生、常君實先生、田仲濟導師等前輩和師長們表示誠信的感謝。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很難完成這部評傳。”

筆者未能找到常君實給柯靈的來信，但幸運的是，在華夏天禧·墨箋樓2016年12月23日至29日舉辦的“翁同龢、張元濟、羅家倫、夏衍、唐弢、黃裳等名家手跡”專場找到了柯靈給常君實的回信，不見于《柯靈書信集》和《柯靈文集》，照錄如下：

君實同志：

手示奉悉。獲獎一事，早見報端，足下勞績卓著，實至名歸，敬以為賀。

于青同志寫《張愛玲評傳》，編張文集，都是好事，如有所命，自當竭綿力。囑任張文集主編名義，可以同意，但希望看到具體計劃，再作決定。張愛玲姑姑張茂淵、姑父李開弟，現(xiàn)在上海（住黃河路65號106室），版權問題，最好由出版社方面，取得他們同意。此事決定后，請先見告，我可以向她們打招（原信如此——編者加）。茂淵夫婦已到高年，她正患病。否則于青有機會可以找她二位談談。《張愛玲研究》及《資料大全》日內另郵寄來，請囑妥為保存，用畢見還。

祝新年如意

柯靈 91.1.2

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了柯靈擔任顧問，金宏達、于青編的四卷本《張愛玲文集》，首印五千冊，出版社最初認為有可能賣不出去，最終發(fā)行五六十萬套，據(jù)說盜版的比正版的還多。柯靈是只顧不問，還是怎樣？他為《張愛玲文集》的出版，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呢？

柯靈1991年6月21日致信張愛玲的姑父李開弟：“愛玲在美，不知近況如何，尊處常有聯(lián)系否？安徽文藝出版社正籌備出版《張愛玲文集》，編者為金宏達（北京圖書館副館長）、于青（新聞出版署圖書司），我被聘為顧問。關于版權問題，曾告以尊址，囑由安徽文藝出版社直接與茂淵女士接洽，不知是否已接上頭？事實上以后恐怕只好由足下代表了。《遙寄張愛玲》一文發(fā)表以來，禁區(qū)突破，先后出版愛玲小說、散文集者，據(jù)所知，京、滬、寧、粵、閩等地，殆不下7種以上，使大陸讀者得以欣賞張愛玲文采，自是一件大好事。但愛玲遠在海外，版權利益所關，估量均無著落。現(xiàn)在政府已頒布《著作權法》，此事已有法可依，足下是否可將上述情況告知愛玲，使她便于考慮如何處置此事？安徽文藝出版社曾印行《傅雷譯文集》，裝訂、印刷、紙張均較認真，對愛玲文集，我也以顧問的名義提出，要求注意印刷質量。估計書不會印得太差……附上報載《著作權法》備考。”

柯靈1991年6月23日致信《張愛玲文集》的責編沈小蘭：“小說卷次序按短篇、中篇、長篇排列，或顛倒過來，我看都可以。我所以主張長篇排在最后，是因為看到以前所列目錄，多為未完稿，故有此意。現(xiàn)所列長篇目錄為《十八春》《怨女》，都不是張愛玲最精彩的作品，《怨女》與《金鎖記》為同一題材，而前者不如后者動人，因此我還是覺得排在后面為好。但我的意見只供參考，最后還是請你和金、于二位協(xié)商決定。出版說明中你主張保留的一段，主觀感情色彩較濃，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此類文字，客觀些比較好，我覺得金宏達同志的意見不無道理。我不是文集的編者，列名顧問就可以了，校樣請勿見寄。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已于上旬去世，文集版權問題，請和愛玲的姑父李開弟同志聯(lián)系，我已將安徽文藝出版社印行《張愛玲文集》的事告訴他。現(xiàn)在大陸也只好由他代表張愛玲了。文集印刷質量問題，由你把關，我就放心了。”

柯靈1991年7月11日致信沈小蘭：“你既然是‘張迷’，文集質量就更有保證了。看來你夠認真的，真令人高興。張愛玲的姑父最近來信，說出文集事已告訴她。我看早點寫信和李開弟先生聯(lián)系吧。”

柯靈1991年11月21日致信沈小蘭：“知《張愛玲文集》排印接近完成，至感欣奮。盡管國內對張愛玲的作品‘評價褒貶不一’，有作品在，白紙黑字，牝牡驪黃，讀者自能品味；文學作品的存汰，要由時間做主張，并不取決于少數(shù)人的口舌筆墨。你為此事煞費經(jīng)營，飽嘗‘難言之苦’，很值得感謝與欽佩……李開弟先生是科學家，對出版界的情況自然難免隔膜，但人極正直爽快，通情達理，你和他打交道，不會遇到什么困難的，請放心好了。”

柯靈1991年11月21日致信李開弟：“得安徽文藝出版社沈小蘭同志信，知《張愛玲文集》排印接近完成，極為高興。愛玲文集在國內問世，是一件大好事，無論對愛玲個人，對讀者都有意義，也是改革開放政策在文藝界的積極表現(xiàn)。附沈小蘭來信，她是‘張迷’，對此書問世出力不少。稿酬問題，請和她直接交涉。另附我復小蘭信，閱后請即付郵發(fā)寄為感。”

柯靈1991年12月6日致信李開弟：“致沈小蘭尊函拷貝隨信璧還。我以為您提出的辦法，是合情合理的妥協(xié)，想必能達成愉快的協(xié)議。我給于青、沈小蘭寫了信，提請她們注意：以愛玲的成就和在文壇上的聲望，據(jù)國家規(guī)定的稿酬辦法，以上限（最高一級）付酬，是公道的，不要因為她人在海外，使她受委屈。信附上，請閱后付郵。”

柯靈1992年2月14日致信沈小蘭：“《張愛玲文集》的印行會有這么些周折，很出我意外。張愛玲給李開弟的‘授權書’當然是真的，是她的親筆，確鑿無疑。我愿意向你介紹一些情況：李先生是老留學生，他有不少辦事業(yè)辦交涉的經(jīng)驗，所以他擬訂的合同草案‘非常詳細具體’（如來信所云）。你社領導認為‘授權書’未經(jīng)我駐美使館認可，在法律上無效。我早聽李先生說到這一點。他有個熟朋友，是法律界權威，李向他請教過，那位律師就指出過有效無效問題，但認為請使館認可，或請律師公證，要費許多手續(xù)，花很多錢，從實際出發(fā)，沒有必要這樣做……你為出版張愛玲文集所付的心力，我也歷歷如見。你是本書的責任編輯，已很好地盡了自己的職責……‘授權書’復印件附還，從你們出版社的法律立場出發(fā)，這樣的核實大概是必要的，但我將不告知李開弟先生，否則他將認為是對他極大的侮辱……我衷心希望此事能圓滿解決，不再有任何意外。”

《張愛玲文集》需要附錄《張愛玲傳略》。柯靈1991年4月24日致信于青：“來信奉到，《張愛玲傳略》立即分出時間來讀了。看得出你是下了功夫的，很有感情，也不乏獨到的見解；但我覺得還有不少可以斟酌之處，是否又當，請你考慮……此信請復制一份，退還給我，并希給金、沈兩位也各復制一份，以便求得共識”。柯靈在信中詳細列舉了七條意見。華夏天禧·墨箋樓2018年1月16日至23日舉辦的“同一上款——廖沫沙、吳祖光、臧克家、袁鷹、柯靈、范小青等名家信札”專場有柯靈1991年5月31日給常君實的書信，其中提到：“于青極有才氣，但有些看法，未盡允洽，我的意見如對她有些用處就好了。”

《張愛玲文集》的責編沈小蘭在《曾被遺忘的傳奇女作家——〈張愛玲文集〉編輯手記》中也對柯靈在《張愛玲文集》出版過程中所作的貢獻作了總結：“柯老雖已進入古稀之年，且著書立述、社會活動百事纏身，但仍欣然接受了這一請求。和某些書籍的名譽顧問不同，柯老不僅細心、認真地審閱了文集的篇目，還對文集的編輯體例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見。為了使文集的內容更加充實、豐富，柯老還一次次地親往郵局給我這個普通編輯寄書、寄稿。甚至連版權問題也替我們出版社考慮到了，多方聯(lián)絡、周旋。”

從以上所引材料，我們便可以感知到柯靈的確為《張愛玲文集》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事無巨細。從文集的出版說明、篇目的編排次序到附錄的內容，柯靈提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從文集版權的授予到稿酬的商定，柯靈做了不少協(xié)調性工作。

《張愛玲文集》

除此之外，柯靈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重印《傳奇》提供了支持。柯靈1992年9月2日致信人民文學出版社劉小沁：“1985年你專程來上海向我借《傳奇》原版的事，我還記得。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傳奇》，給國內重印張愛玲的作品開了頭，是不應忘記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重印的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4卷本《張愛玲文集》，如今看來，也不無瑕疵，但那時它們的出版對于張愛玲作品的傳播和閱讀的貢獻還是不小的，這是不應忘記的。柯靈在它們的出版過程中所付出的心血，也是不應被忘記的。

三

柯靈為日本的池上貞子翻譯張愛玲的作品提供了不少支持。

柯靈1991年8月25日致信李開弟：“茲接日本董蕾女士來信，謂日本池上貞子擬翻譯愛玲小說。我想能將愛玲作品介紹到日本，自是好事。現(xiàn)將原信轉奉，請臺察。”

柯靈1991年8月25日致信董蕾：“張愛玲的作品，成就很高，能介紹給日本讀者是好事。希望池上貞子女士能很快翻譯出來。請將此意轉達。如有什么地方需要效勞的，我力所能及，自無不可（我已將池上情況轉告李先生）。”

柯靈1991年9月22日致信池上貞子：“來信和研究張愛玲的四篇大作都已收到。可惜我不懂外文，幸而日文中有漢字，我可以像猜謎一樣揣摩大意。……以‘中國文聯(lián)’版的《傾城之戀》為底本，我看很合適。祝您能順利譯成問世，并獲得成功……據(jù)我所知，張愛玲最近委托她的姑父李開弟先生為版權代理人，您和他聯(lián)系就比較方便了。”

柯靈1991年9月23日致信董蕾：“池上貞子翻譯張愛玲的作品，大概會遇到一些困難，例如有關人情風俗的事，我想你可以就近幫助，如再有困難，可以由她給我寫信。附信請轉交池上。”

柯靈1991年12月6日致信李開弟：“池上貞子的中日文造詣如何，我不了解，她寄了兩份關于愛玲的論文給我，我不懂日文，無力辨識。翻譯本來是難事，以愛玲文筆的韻致，移譯尤難，嚴格要求恐怕很難實現(xiàn)。”

柯靈1992年4月16日致信董蕾：“池上貞子翻譯張愛玲作品，不知已完成否？”

柯靈1992年7月1日致信董蕾：“池上貞子也來了信，她九月上旬來上海，自當延見（不過九月中旬，我將去舟山、溫州）。去上海圖書館查資料，我將托人聯(lián)系，盡量爭取辦到。”

柯靈期待張愛玲的作品擁有更多的讀者，雖然他清楚張愛玲的作品很難翻譯，但依然非常支持日本的池上貞子翻譯張愛玲的作品，無論是在翻譯底本的選擇、版權的授予還是資料的查找等方面，柯靈都給予了大力支持。可喜的是，1995年3月日本平凡社出版了池上貞子翻譯的短篇小說集《傾城之戀》（包括《傾城之戀》《留情》《金鎖記》）。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了趙怡凡翻譯的池上貞子的《張愛玲：愛·人生·文學》，池上貞子在“后記”中寫道：“在創(chuàng)作各篇文章之際，我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指導、幫助與啟發(fā)。以中國已故的柯靈先生為首……在予以指導的同時，在筆者進行資料收集時也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與幫助。”

四

柯靈在書信中還對張愛玲及其作品作了精彩的分析。

柯靈1991年2月14日致信胡楊：“來信談到對張愛玲的評價問題，我對此毫無研究。我不是理論家，也無此涵養(yǎng)。不過有兩點可能不會有太大的爭議：一是由于她的世家出身和社會經(jīng)歷，筆端掃射的生活領域，填補了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空白點；一是由于她的才華修養(yǎng)所凝注的藝術造詣和文學功力，和現(xiàn)、當代某些浪得虛名的作品，一加比照，妍媸自見。這種成就，自應為關心新文學事業(yè)者所珍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在張愛玲的名著中，《傾城之戀》曾在抗戰(zhàn)時期的上海搬上舞臺，前些年又在香港拍成電影，《金鎖記》攝制電視片，卻是第一次。從燭照人性幽微這一點來看，《金鎖記》比《傾城之戀》更有深度，也更使人戰(zhàn)栗，演繹為熒屏形象，無疑是有意義的。電視片改名為《昨夜的月亮》，我一直覺得，不如原名的渾成自然，這種想法，至今未變。”

柯靈1991年4月24日致信于青：“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在新文學運動以來占有突出的地位，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但不能說是完美無疵的。”“張愛玲文學上的成功，是實至名歸，歸功于她自己，不是由什么人扶掖的結果。但當時造成的轟動效應，卻有許多人為的因素。”他希望于青在撰寫《張愛玲傳略》時“特別注意，不要無意中對張有絲毫傷害。張愛玲是我國文壇值得一見的才女，應該著意珍惜”。

柯靈在書信中就如何看待張愛玲的文學成就談了自己的看法，并就張愛玲的部分作品作了點評。當然，柯靈最早關注張愛玲，是在20世紀40年代。

《萬象》第3年第2期、第3期分兩期連載了張愛玲的中篇小說《心經(jīng)》，柯靈在第3年第2期的《編輯室》里對張愛玲的創(chuàng)作特色做了精要的點評：“《心經(jīng)》的作者張愛玲女士，在近頃小說作者中頗引人注目，她同時擅長繪事，所以她的文字似乎也有色澤鮮明的特色（因為篇幅有限，《心經(jīng)》只能分兩期刊登）。”

1943年11月1日出版的第3年第5期刊發(fā)了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琉璃瓦》。《萬象》自1944年4月1日出版的第3年第10期開始連載張愛玲的長篇小說《連環(huán)套》。柯靈在第3年第12期的《編輯室》里稱贊：“羅洪女士的《晨》和張愛玲女士的《連環(huán)套》，即以它們篇幅的浩瀚和技巧的深度來說，在貧弱的上海文藝界，也該是可貴的收獲了。”但《連環(huán)套》在《萬象》上連載了3次后，就中止了。柯靈在第4年第1期的《編輯室》對此向讀者告知：“張愛玲先生的《連環(huán)套》，這一期只好暫時缺席了，對于讀者我們知道不免是一種失望，也還只好請讀者原諒吧。”柯靈在第4年第2期的《編輯室》又再一次遺憾地通知讀者：“張愛玲女士的《連環(huán)套》，是隨寫隨刊的，寫文章不能像機器一樣按期出品，而雜志每月必出，編者也不得不按時催逼。這自然是一種虐政，而且作者也勢必影響到她作品的完整與和諧。因此想把《連環(huán)套》暫時中斷了。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好請讀者原諒罷了。”遺憾的是，《萬象》再也沒有刊登《連環(huán)套》的未刊部分，而不只是柯靈所說的“暫時缺席”“暫時中斷”。

此外，1944年5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11期刊出迅雨（傅雷）的《論張愛玲的小說》。柯靈在本期的《編輯室》點評：“張愛玲女士是一年來最為讀書界所注意的作者，迅雨先生的論文，深刻而中肯，可說是近頃僅見的批評文字。迅雨先生專治藝術批評，近年來絕少執(zhí)筆，我們很慶幸能把這一篇介紹于本刊讀者。”

后來，柯靈在自己主編的1946年10月1日的《文匯報·文化街》上寫有《張愛玲與〈傳奇〉》，署名“甲文”。陳子善在2004年3月《長城》總第137期寫有《揭開塵封的張愛玲研究史》，公布了他新找到的柯靈的這篇短文。柯靈文中提到張愛玲遭受“盛名之累”——“上海在淪陷時期出了一個張愛玲，她的小說與散文頗為讀者所稱譽。但是正因為她成名于淪陷期間，發(fā)表作品較多，而又不甚選擇發(fā)表刊物，所以勝利以后，她不免受了‘盛名之累’。”在這篇文章中，他還預告了張愛玲的《傳奇》即將重新排印，并對張愛玲新寫的《題記》（筆者注：這里指的當是張愛玲新寫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做了精準的概括。據(jù)說因為這篇短文，柯靈當時遭到“‘左’得可愛的人士的嚴厲批評”。盡管如此，柯靈依然在自己主編的《文匯報·浮世繪》第2期（1946年12月3日）刊發(fā)了唐人（唐大郎）的七律《浮世新詠》之一《讀張愛玲著〈傳奇〉增訂本后》。

由此可知，柯靈不但在自己主編的報刊上刊發(fā)張愛玲的小說、關于張愛玲的文章（文學批評、詩），還親自撰文點評張愛玲及其作品。

（本文系“山東大學齊魯青年學者項目資助”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