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因為清華對教授游學(xué)假的制度安排，朱自清前往英國進(jìn)修一年語言學(xué)和英國文學(xué)并漫游歐洲五國，作為吃貨的他，回國后不僅在發(fā)表并結(jié)集出版的《歐行雜記》中頗涉食事，在日記中提到去吃過的中餐館名錄更是筆者寓目文獻(xiàn)中之較多者，為我們了解英國特別是倫敦中餐館的情況，留下了寶貴的材料。稍后夏鼐先生留學(xué)倫敦四年余，也留下了不少中餐館記錄。因此，雖然我在《飲食西游記》（三聯(lián)書店·生活書店2021年版）中已有專章《英國中餐：從水手館到香港館》討論晚清民國的英國中餐館，但這大量的新史料，仍足以成一新篇章。

《倫敦雜記》

《商業(yè)雜志》1930年 第5卷 第1期倫敦杏花樓餐館

《一四七畫報》 1946 年 第4卷 第6期 《中國菜館在倫敦》

一、笑謔英倫飲食

朱自清先生在《倫敦雜記·吃的》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提到歐洲的吃喝，誰總會想到巴黎，倫敦是算不上的。不用說別的，就說煎山藥蛋吧。法國的切成小骨牌塊兒，黃爭爭的，油汪汪的，香噴噴的；英國的“條兒”（Chip）卻半黃半黑，不冷不熱，干干兒的什么味也沒有，只可以當(dāng)飽罷。再說英國飯吃來吃去，主菜無非是煎炸牛肉排羊排骨，配上兩樣素菜；一個人家住過四個月，只吃過一回煎小牛肝兒，算是新花樣。（朱自清《歐游雜記》，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155頁）

他的朋友林語堂先生也曾對英國的飲食大加貶損：

英國人不鄭重其事地對待飲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隨隨便便的事情，這種危險的態(tài)度可以在他們的國民生活中找到證據(jù)。如果他們知道食物的滋味，他們語言中就會有表達(dá)這一含義的詞語，英語中原本沒有“cuisine”（烹飪）一詞，他們只有“cooking”（燒煮）；他們原本沒有恰當(dāng)?shù)脑~語去稱呼“chef”（廚師），而是直截了當(dāng)稱之為“cook”（伙夫）；他們原本也不說“menu”（菜肴），只是稱之為‘dishes’（盤裝菜）；他們原本也沒有一個詞語可以用來稱呼“gourmet”（美食家），就不客氣地用童謠里的話稱之為“Greedy Gut”（貪吃的肚子）。事實上，英國人并不承認(rèn)他們自己有胃……英國人感興趣的，是怎樣保持身體的健康與結(jié)實，比如多吃點保衛(wèi)爾（Bovril）牛肉汁，從而抵抗感冒的侵襲，并節(jié)省醫(yī)藥費。（林語堂《中國人》，學(xué)林出版社1994年版，325頁）

曾任中央日報駐倫敦特派員的名記徐鐘珮干脆說：“英國根本無所謂烹調(diào)，隨便什么蔬菜都是拿來白煮，我常說在英國當(dāng)廚司要算天下最容易的職業(yè)，凡到過英國者，都知道英國菜的單調(diào)乏味。”（徐鐘珮《倫敦和我·中國菜館》，《中央日報周刊》1948年第5期。徐鐘珮有時也寫作徐鐘佩，比如此文以《倫敦的中國菜館》之名在《一四七畫報》1948年第7期發(fā)表時，即署名徐鐘佩。）

朱自清此行陸路由蘇俄先抵巴黎再赴英倫，故先吃法國菜，頗覺價廉物美：“1931年9月7日，巴黎：飯于法國飯店，值五法郎七十五生丁，一葷兩素，有啤酒一瓶，甚廉也。”所以到倫敦，外國菜中，也先吃法國菜，竟然也同樣覺得價廉物美：“1931年9月11日，倫敦：飯于里昂餐廳，廉而不取小費，甚佳也。”第二天便接著去，感覺卻不那么好了：“1931年9月12日，倫敦：晚飯于里昂餐廳，羊肉甚不佳，賬誤算，余語言不足用，無以難之。”至于去英國的小館子，則不置評：“1931年10月18日，倫敦：晚與陶君、王昭雋君夫婦飯于一烤肉館。”“1931年10月19日，倫敦：午在快捷奶制品店（Express Dairy）吃飯。”大約因為味道不好。直到一個月之后（1931年11月25日，星期三），在相對高檔的帝國飯店進(jìn)餐，才覺得好，但“午飯好是好，就是價錢貴”——一分錢一分貨，英國人也還是能做出好味道的，但性價比卻不足以吸引人，所以便“和陶約定星期五晚上到里昂餐廳去”；“1931年12月30日，倫敦：在皮卡迪利廣場的里昂餐廳用餐”，繼續(xù)吃價廉物美的法國菜。后來朱自清也找到一家價廉物美的英國大餐館：“1931年12月8日，倫敦：晚上和陶一同到牛津角飯店去吃飯。正如屠告訴我的，這是‘窮光蛋的宮殿’！這個雅號是一些英國學(xué)生取的。在我曾經(jīng)到過的餐館中，它的確是最大的。這家飯館不僅規(guī)模龐大，而且裝潢華麗，樂隊也很好。我們可以在樓上一直坐到十二點鐘。這兒的食品比普通餐廳要好得多。”（《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1、42、59、77、95、82頁）

牛津角飯店是“窮光蛋的宮殿”，帝國飯店也只是相對高檔，反正“頭等飯店沒去過”。除了法國菜，在歐洲大陸負(fù)有盛名的意大利菜，朱自清也不可能不嘗，雖然也不是頭等大飯店：

意大利的館子卻去過兩家。一家在牛津街，規(guī)模很不小，晚飯時有女雜耍和跳舞。只記得那回第一道菜是生蠔之類；一種特制的盤子，邊上圍著七八個圓格子，每格放個生蠔，吃起來很雅相。另一家，由斯敦路，也是個熱鬧地方。這家卻小小的，通心細(xì)粉做得最好；將粉切成半分來長的小圈兒，用黃油煎熟了，平鋪在盤和里，灑上干酪（計司）粉，輕松鮮美，妙不可言。還有炸“搦氣蠔”，鮮嫩清香，蝤蛑，瑤柱，都不能及；只有寧波的蠣黃仿佛近之。

朱自清在倫敦一年，自己不做飯，“每天去吃兩頓飯”，按理說吃的店不少，但除了多記了幾家法國、意大利餐廳（當(dāng)然記中餐館尤其多，后敘），英國本土餐館記得不多，或者因為是小店，或者因為對英餐館不甚待見，在給陳竹隱的情書中也說得甚簡略：“此間飯店大都女子招待。我去的是一種不給小賬的店，招待有好有壞！有些招待真有些可怕！如某招待睫毛甚長，仿佛什么也看不入眼，又一個問要什么菜，老伸出下巴來說，這兩個最討厭了；她們在一家，我因此不常那家去。”（朱喬森編《朱自清愛情書信手跡》，1931年10月21日信，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頁）

朱自清日常所去的這種小飯店，大約就是他認(rèn)為最能代表英國烹飪的茶飯店：

舊城館子和茶飯店等才是本國味道。茶飯店與煎炸店其實都是小飯店的別稱。茶飯店的“飯”原指午飯，可是賣的東西并不簡單，吃晚飯滿成；煎炸店除了煎炸牛肉排羊排骨之外，也賣別的。

茶飯店便宜的有三家：拉衣恩司（LYONS），快車奶房，ABC面包房。每家都開了許多店子，遍布市內(nèi)外；ABC較少些，也貴些，拉衣恩司最多。快車奶房炸小牛肉小牛肝和紅燒鴨塊都還可口；他們燒鴨塊用木炭火，所以頗有中國風(fēng)味。ABC炸牛肝也可吃，但火急肝老，總差點兒事；點心烤得卻好，有幾件比得上北平法國面包房。拉衣恩司似乎沒甚么出色的東西；但他家有兩處“角店”，都在鬧市轉(zhuǎn)角處，那里卻有好吃的。角店一是上下兩大間，一是三層三大間，都可容一千五百人左右；晚上有樂隊奏樂。一進(jìn)去只見黑壓壓的坐滿了人，過道處窄得可以，但是氣象頗為闊大（有個英國學(xué)生譏為“窮人的宮殿”，也許不錯）；在那里我往往找了半天站了半天才等著空位子。（朱自清《歐游雜記》，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157-158頁）

這些他在日記中約略說過，只是想這茶飯店，是不是與后來香港風(fēng)行至今的茶餐廳有些淵源呢？因乏材料，暫不深入，但他一則日記的表述，則甚接近：“1932年1月6日，倫敦：早晨同柳談話。我們在附近一個茶室里吃午飯。這個茶室只有一些工人光顧。”（《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99頁）

朱自清對英國餐館沒什么好評價，但對于他自己和朋友的房東的烹飪手藝，倒是好說過多次，不由不令人印象深刻，簡直覺得有些反常：

1931年11月1日，倫敦：上午赴徐子俊君處，與游溫德渥滋卡門，尚可取。徐君寓一人家，只一寓客，房東系寡婦，原為德籍。徐云善烹調(diào)，煮雞湯如中國做法，每周二次吃雞，全膳才三十五先令也。

1931年12月26日，倫敦：在柳的住處用早飯，我想，這里的伙食比我們住處的好，因為女房東對每件事情都很用心。她還邀請我們在她那里留一整天。她的話講得這么客氣和謙遜，我們就不好拒絕了。

1931年12月31日，倫敦：傅先生住處的伙食不錯，我喝的酒太多了。（《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64、92、95頁）

在情書里也特別說到他新房東的廚藝，而且說得更好：“1932年11月9日：我星期一搬來此地，一切還算安適……女廚子手段甚好，菜極可口，但這兩天吃得好了，胃倒不舒服起來，你說怪不怪，真是不受抬舉的胃了。”(朱喬森編《朱自清愛情書信手跡》，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92頁)

二、歡聚中國餐館

朱自清在《歐游雜記》里說：“倫敦中國飯店也有七八家，貴賤差得很大，看地方去。菜雖也有些高低，可都是變相的廣東味兒，遠(yuǎn)不如上海新雅好。在一家廣東樓要過一碗雞肉餛飩，合中國一元六角，也夠貴了。”（朱自清《歐游雜記》，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158頁）似乎嫌差又嫌貴。可是，這七八家飯店，他幾乎是家家都去，均在日記留下店名，對飯菜的印象，也遠(yuǎn)好過這公開發(fā)表的記述。我們不妨一家一家梳理過來。其中去得最多的，當(dāng)屬順東樓，也是首先見于筆端，錄得四次：

1931年9月15日，倫敦：午飯在順東樓，劉仲熙君請。

1931年10月8日，倫敦：訪劉仲熙君，遇王樹芳君，亦在曼徹斯特工廠中，學(xué)機(jī)械工程。又遇吳定良君，其人乃五師學(xué)生，余久聞其名，現(xiàn)已得博士學(xué)位，猶從卡爾·皮爾森讀統(tǒng)計，思得理學(xué)博士學(xué)位。其人學(xué)問甚大。渠約劉君至順東樓吃飯，余亦與俱，結(jié)果吳君作東；在外國請人一飯，亦如此麻煩也。

1931年11月13日，倫敦：邀請周先生在順東樓進(jìn)晚餐，在那里遇見兩位中國女士，她們說上海方言。我已經(jīng)有兩個月沒聽到上海話了！她們的作風(fēng)舉止也是一副上海派頭，我對她們既討厭又贊賞，這真是自相矛盾啊。

1931年11月28日，倫敦：同柳和魯在順東樓共進(jìn)午餐。

南京樓也同樣錄得四次，卻是前兩次都給予了“甚佳”的評價，且毫不嫌貴！

1931年10月3日，倫敦：飯于南京樓，三分之一（鎊），一湯二菜，甚佳，菜極豐。

1931年10月7日，倫敦：赴南京樓午餐，甚佳。

1931年10月10日，倫敦：至南京樓午飯，遇一中國學(xué)生，大罵美國學(xué)生，謂有以女子襪（高腰）之沿革及月經(jīng)帶之沿革為論文題目者。

1931年12月28日，倫敦：羅先生來訪。他告訴我一些關(guān)于圣誕節(jié)在南京飯店聚會時的情況。他說有個姓何的在會上責(zé)備大家沉溺于尋歡作樂，可他自己從劍橋到倫敦來，也是為了尋歡作樂的呀！

新華味齋錄得三次，有兩次是校友聚餐，分別跟北大校友和清華校友；以筆者管見，這也是從未見諸他人紀(jì)載的一家中餐館：

1931年12月23日，倫敦：倫敦的北大老校友在新華味齋舉行午餐會，大家在席上舉箸長談。

1931年12月27日，倫敦：邀請賈先生在新華味齋吃午飯。

1932年1月1日，倫敦：同清華大學(xué)的校友一起在新華味齋聚餐。

從前述南京樓的歡聚到新華味齋的歡聚，中餐館可真是留學(xué)生們的歡聚之處呀，而上海樓尤因北大校友的聚會而享盛名：

1931年9月24日，倫敦：晚至上海樓吃飯，中國人殊少。菜不惡。

1932年2月27日，倫敦：在上海樓聚餐，此處因北大校友的聚會而在倫敦享有盛名。三時，林語堂作《中國文化的時代精神》的講演，隨后大家討論頗為熱烈，也很有趣。

除上述中餐館之外，朱自清還曾偶至華英樓與新粵酒家：

1931年9月15日，倫敦：晚飯羅先生請，在華英樓，遜于順東樓。

1932年1月31日，倫敦：到新粵酒家參加林（語堂）博士的宴會。午飯后，和他一起到他的住處。他向我談了關(guān)于他的中文打字機(jī)的計劃。（《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3、54、70、78、51、53、55、94、89、93、97、46、118、43、109頁）

當(dāng)然，這些未必是朱自清先生完整的記錄，他也沒有義務(wù)家家都記，僅就所記，已有順東樓、南京飯店、新華味齋、上海樓、華英樓、新粵酒家六家，與他在《倫敦雜記》中所說的七八家大體相合——因為他沒有或不愿或不敢去頭等飯店，而英國當(dāng)時最有名的中餐館杏花樓和探花樓，應(yīng)該就算得上頭等飯店。如華五(郭子雄)先生說：“牛津街最華貴的杏花樓，本是倫敦的第一家中國飯館，雇主幾全為外人，窮學(xué)生是不大去得起的。”在華五的筆下，探花樓也同樣可稱得上頭等飯店：“壁卡底里的探花樓，排場很大，窮學(xué)生是不去的。”（《倫敦素描·中國飯館》，《宇宙風(fēng)》1935年第1期）貴只是一個方面，關(guān)鍵要好吃，否則就不厚道了；探花樓是對得起它的大價錢的：“倫敦的中國飯館有五六家，設(shè)備有好有壞，以探花樓最貴，菜味都差不多，貴的菜也很好，和上海的新雅不相上下，便宜的就不行了。”（茅于恭《留英生活》，《交大校友》1937年第3期 ，31-33頁）

朱自清和窮學(xué)生們?nèi)ゲ黄鸬男踊恰⑻交牵窃撜l去呢？達(dá)官貴可去。比如影后胡蝶1935年訪歐抵英時，就曾履席于此：“在探花樓吃中飯，又遇見了在巴黎時也遇見到的那位姓李的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戚屬等。這位先生不僅是廣東人，而且出是鶴山縣，和我也是同縣。”（胡蝶《歐游雜記》，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97頁）探花樓則常常是外交禮賓之處：“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賓隨同他們會到探花樓去，飯館的設(shè)備既華麗，而身穿禮服的堂倌們又十分神氣，在音樂演奏中開香檳，嚼魚翅，喝燕窩湯，說起來雖然有些不調(diào)和，但也就很夠排場了。”（晶清《說吃》，《新中華》1935年第3卷第20期）早在1924年，前國務(wù)總理梁士詒3月5日自香港啟程赴歐美游歷，7月7日在倫敦與來英的駐美公使施肇基宴聚，地點就在探花樓。晚上駐英使署的餞別會，也在探花樓。（鳳岡及門弟子編《梁士詒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50頁）

可是，后來開的新探花樓，卻是意外的價廉物美，奇怪的是卻屬于同一個老板：

我在倫敦的中國菜館，差不多常常到那Piccadilly華度街Wardour street的新探花樓的。那邊中國人吃的特別多，而且對于我們自己中國同胞也非常的優(yōu)待。那里有公司菜，大概一個先令九辦（便）士一客的，已有一湯二炒，白飯盡量吃飽，還有一壺很好的雨前；比五個先令一客的西菜，質(zhì)量都來得豐富。我初到倫敦時，不幸跑到了一家叫探花樓的，也在Piccadilly，與新探花樓是一個東家開設(shè)的。那邊沒有公司菜，一碗肉片湯，非五先令不夠。后來去了幾次，才曉得這新探花樓；所以以后在生活程度很高的倫敦市中，我便找到這一所價廉物美的充饑的食堂。（倉圣《歐行雜記》二十一《倫敦生活》，《人言周刊》1935年第26期）

倉圣說探花樓的菜貴而不好吃，大約是他不習(xí)慣高檔粵菜的清淡吧。而這樣屈指一算，已經(jīng)超過七八家了。而事實上，卻遠(yuǎn)不止這七八家。差不多跟朱自清同時來英國的敬伯，就提到了一家大雅樓：“倫敦亦有幾家中國飯館，有時相率到彼處解饞。因為火腿蛋之類吃膩了，也和日本的‘米索稀漉’，一樣的不感興味，于是大雅樓南京樓之類，就常常有我們蹤跡。”（敬伯《英國留學(xué)生的生活》，《讀書雜志》1931年第1卷第2期）比朱自清早來的俞平伯先生，雖在倫敦待了不足半月，卻屢屢提及一家中國樓中餐館：

1920年2月22日，八時三刻（自利物浦）開車，下午二時抵倫敦。陳、吳、任三君來接，同至留英學(xué)生會。……夜在中國樓吃飯，又至?xí)劇?/span>

24日：下午在寓理物件。偕錢乙藜至西南區(qū)覓屋，有一所須五十先令一星期。夜至中國樓晚餐。

2月28日：下午錢來至傅寓，遇陳君（西瀅）。陳請任、傅及我在中國樓飯。

3月1日：偕傅在中國樓約吳、任、陳、楊、張諸人餐。（《俞平伯全集》第十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國外日記》甲集，162-163頁）

而再晚兩三年，1935年秋來到倫敦大學(xué)攻讀考古學(xué)的后來成為著名考古學(xué)家的夏鼐，時不時上館子，基本上只上中餐館，卻說“中國飯店在倫敦共有五間”，顯然是書生一隅之見——他后來吃過的中餐館都不止五間，而且杏花樓、探花樓這些赫赫有名的餐館他都沒去過呢。再說，他要么去不起，要么舍不得去。抗戰(zhàn)軍興，求學(xué)不易，而他還想用有限的經(jīng)費多學(xué)幾年；到1938年8月31日，他的公費已經(jīng)到期，而“研究工作，串珠編目，達(dá)360號”，雖成果豐碩，然猶未完結(jié)，“節(jié)衣減食之所積，足供一年有余”，所以盡管感嘆“‘三年海外余血淚’，自問何苦！”仍堅持到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歐洲爆發(fā)后，才經(jīng)埃及返國。但還在開羅博物館從事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才再取道西亞、印度、緬甸于1941年初抵達(dá)昆明。“他的倫敦大學(xué)埃及考古學(xué)博士學(xué)位，是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夏鼐日記》，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冊225頁，第一冊書前附王仲殊《夏鼐先生傳略》）

夏鼐去得最多的中餐館，正和朱自清一樣是順東樓，而且一抵倫敦就去：“1935年9月3日：下午6時抵倫敦……至順東樓食中國菜。”隔天又去：“1935年9月6日：下午譚（季甫）、曾（昭燏）、周（建北）三君來，約至順東樓晚餐。”緊接著租好房（1935年9月6日），“我的臥室是35先令一星期，膳費在內(nèi)”，但還是經(jīng)常上中餐館，仍是順東樓首選：

1935年9月27日：上午與陳鳳書君同往訪譚季甫君，他由伯明翰來，下星期又將返校。下午進(jìn)城觀電影，散場后同至順東樓吃中國菜，喝啤酒，在座共7人（譚君兄妹、周君夫婦、曾、陳與我) ，陳君做東，一共用了35先令。飯菜并不貴，每客2 先令，啤酒一瓶便是1先令，昧淡如水，連我也可以喝上兩瓶，一共喝了15瓶（小瓶僅容一杯）。

1935年10月6日：應(yīng)吳金鼎君之約，進(jìn)城至順東樓，原定12時半，今日是冬季的第一日，倫敦鐘點撥回一點，余至后尚在11點半，至附近閑步，有北京樓、新探花樓、新中國樓。（按：這北京樓和新中國樓，可是前述諸家并未提及的）

1935年11月20日：進(jìn)城赴李超英君之約，至順東樓午膳，李君夫人亦在座，系杭州人。

1935年11月22日：約好了林長風(fēng)、李超英二君一塊兒在順東樓吃食，李夫人亦在座。

整個1935的初到倫敦的這幾個月，就只去順東樓，沒去過別的中餐館，真是至愛了。至愛繼續(xù)。轉(zhuǎn)入1936年，先去了一次北京樓：“1936年2月6日：與吳君同赴不列顛博物館，又同至北京樓午餐，隨便談?wù)撝袊脊诺那樾巍！闭晗聛沓巳ミ^這一次北京樓，其余都是繼續(xù)去順東樓：

1936年7月25日：與陳君同行進(jìn)城，至順東樓用膳。乘3時的火車赴 Dorchester（多切斯特）。

1936年9月14日：赴 Guilford Street（吉爾福德街）訪湯象龍君，同至順東樓午膳。

1936年10月7日：下午至不列顛博物館，晤及向覺明君，談至傍晚，同赴順東樓用餐。

接下來1937年開年不久，第一次外出吃飯，去的還是中餐館，去的還是順東樓：“1937年1月9日：下午與陳君同赴伍啟元君處，羅鳳超及黎名郇君，與伍君三人同居一屋，弄橋牌，旋至順東樓用餐。”中間間隔了一次北平樓（疑即前述的北京樓）：“1937年1月23日：約了李（濟(jì)）先生，及吳君夫婦、向覺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樓聚餐。”其余基本上還是去順東樓：

1937年2月7日：赴鐘道銘君之約，至順東樓午餐，李（濟(jì)之）先生及吳君夫婦亦在座。

1937年5月12日：至中國飯館，今日（英皇加冕典禮日）加價，一頓飯要3先令，可謂敲竹杠矣。我們便改叫湯面，一先令半一客。（按：如此熟悉的飯館，雖未明確說是哪家，大抵是順東樓了。）

1937年5月17日：傍晚與鐘、周、湯、陳四君至順東樓用餐。

1937年5月21日：赴皇家丘陵，晤及李（濟(jì)）先生，李先生對法德的留學(xué)生不滿意，說他們玩女子，不讀書，德國的400人中真正讀書的不到10%。旋伴之赴查令十字街購書，至順東樓用餐。

1937年5月27日：這星期繼續(xù)聽 Rostovtzeff羅斯托夫采夫的講演，向覺明，曾昭燏二君來聽。今晚與二君赴順東樓用餐，吳君及潘君在座，談至10時半始散。

1937年6月6日：邀吳君夫婦及曾君聚餐順東樓，閑談國內(nèi)考古界情形。

1937年6月12日：晚間與湯象龍君在順東樓聚餐，旋至吳（金鼎）君處，取得其論文。

此后北京樓、順東樓有些交替著上，但仍以順東樓為主：

1937年6月19日：晚餐請鐘道銘君聚餐北京樓，以鐘君下月將返國也。

1937年6月27日：晚間應(yīng)向君之邀，至順東樓聚餐，送曾女士及吳君夫婦也。

1937年7月11日：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與中華協(xié)會歡迎劉廷芳、韋卓民諸氏，程堯圣君約我參加，會后與陳鳳書、黎名郇二君至北京樓晚膳，遇及張德昌君，大家都有些憤慨。

1937年7月20日：晚間赴吳君之約，在北京樓聚餐。

1937年7月21日：午餐約吳君夫婦及鐘、向諸君在順東樓聚餐。

1937年7月27日：晚間在順東樓遇及湯、鐘二君，同至湯君處閑談，以湯君后日將離英赴法也。

1937年9月15日：傍晚抵倫敦，為朱君找定旅館邀之至北京樓吃中國飯。

1938年6月4日：晚間請陳君至北平樓吃飯，賀其得碩士學(xué)位也。朱慶永君作陪。

1938年11月12日：昨天在中國協(xié)會中，遇及黃宗石君，系學(xué)軍事者，亦十中畢業(yè)，與吳學(xué)榮非同級，瑞安人。今天偕之同赴牛津游覽……返倫敦在順東樓晚餐。

1938年12月4日：下午應(yīng)王繩祖君之約，赴其寓所，朱君及王鐵崖君亦在座，弄橋牌，茶點后繼續(xù)弄到傍晚，同赴順東樓晚餐。

1939年6月25日：昨日王維誠君由牛津來，午飯朱慶水君同在順東樓聚餐。

1939年6月30日：引導(dǎo)王君游覽校舍、系中博物院，及 E. E. S.（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 埃及考察團(tuán)）展覽會。晚間與張宗燧、許寶騄君等在順東樓聚餐。

1939年7月24日：今日起開始編《抗戰(zhàn)日報》，每二星期輪流到一次。冒著大雨到中華協(xié)會去編報，無意中碰到袁家驊君，請他到順東樓吃中國飯，領(lǐng)他到自己的寓所里來坐，閑談至10時余始去。

1938年9月24日：王維誠君自牛津來，邀之至順東樓晚餐。（《夏鼐日記》，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冊，356-357、368、372、392頁；第二冊，10、56、69、74、88、90、92、109-114、116-118、125、215-216、232、233、249、250、252、260、264頁）

在大多數(shù)民國學(xué)者或文人筆下的英國中餐館，順東樓肯定不如杏花樓、探花樓那么高檔，那么有名，但僅憑朱自清和夏鼐的當(dāng)年的遺蹤，及其筆下如此動人的學(xué)人故事，就足以長久留芳。

朱自清偶爾一去上海樓和華英樓，夏鼐則偶爾一去上海樓和中山樓：

1939年9月28日：中午宴請格蘭維爾教授在上海樓午餐，約鮑姆加特爾博士及Miss Macharg（麥克哈格小姐）作陪。

1939年10月21日：房東夫婦對待我總算不錯，前星期乘房東請假離營的機(jī)會，請他們夫婦至中山樓宴聚。（《夏鼐日記》第二冊，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260、264頁）

中山樓不經(jīng)見，上海樓和華英樓都是頗有故事的。比如，特派倫敦的《中央日報》名記徐鐘珮就對上海樓情有獨鐘。她在《倫敦和我：中國菜館》中寫道：“我最喜愛的一家館子是上海樓，上海樓開在希臘街，由一位中英混血種的小姐主持。這館子原是一位中國人所開，他娶了一位英國太太，兒女成群，臨終時把這一生經(jīng)營托了大小姐經(jīng)管，大小姐也不負(fù)所托，把它經(jīng)營得蒸蒸日上。我想我之所以喜愛上海樓，第一因為它環(huán)境清幽，但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它有兩色菜是道地中國做法，一只是香腸，一只是豆腐，偶而也能在那里吃到粉絲湯。后來我們和大姐相熟，她常在我們的謝聲中，端出一碟腐乳來給我們佐餐。”（徐鐘佩《 倫敦和我·中國菜館》，《中央日報周刊》1948年第5期）

晶清的《說吃》也寫到了上海樓，在她看來那不過吃小吃的小飯館：“闊少們、腰纏頗富的寓公和商人、大使館的大小外交官……隨便小吃的時候，就到上海樓或順東樓等處，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賓隨同時他們會到探花樓去。”

而在1940年代后期的記錄里，上海似乎成為頂級的中餐館了：“中國飯館在倫敦大小有三十家左右，可是為中國人自己所欣賞的，只有上海樓和大世界兩家。上海樓布置得異常雅致，兩三間大小雅座和大廳間，滿壁名家書畫，幾幅山水人物的湘繡，東方文化的情調(diào)極其濃厚，就憑這一些玩意，也可以招徠西洋顧主，和安慰祖國去英的官商學(xué)生。大世界除了書畫而外，還有壁上油畫的中國的各地風(fēng)光，也別開生面。至于磁器的杯盤碗盞，象牙筷子，更比國內(nèi)一般飯館還要精致。（譚納西《環(huán)游憶語：倫敦報館街、中國飯館》，《中央日報周刊》1947年第10期）然未敢必是。

華英樓則在新牛津街附近，是華五（郭子雄）先生留英在倫敦第一次吃飯的地方。它的老板是一個廣東人，據(jù)說他最初在另外一家中國飯館當(dāng)仆役，后來掙了幾個錢，便獨自開了這家飯館，他的老婆便是他從前充當(dāng)仆役時的同事，而且從后文的敘述看，應(yīng)該是個英國女子。而彰顯風(fēng)范的正是他的洋老婆：

這位老板娘已經(jīng)有了三十來歲的年紀(jì)，戴著一副小眼鏡，態(tài)度很和靄，同學(xué)中有時受了感冒，她便給你配一點藥吃，倒很靈驗。后來華英樓的老板，將生意讓出，帶著老婆同兩個小孩回到廣東去了。老板娘在臨走前對人說：“我的丈夫是中國人，我要做中國人，我的兒子得做中國人，讀中國書。像你們一樣，將來為國家做事。我不能長住在這兒，讓兒子生長在這兒，使得她們長大時，英國人不承認(rèn)他們是英國人，中國人不承認(rèn)他們是中國人。為了他們，我們回到中國去，中國是我們的國家，是么？”（華五《倫敦素描·中國飯館》，《宇宙風(fēng)》1936年第9期）

朱自清先生在游學(xué)英國期間給陳竹隱的情書中，寫到了“此間飯店大都女子招待”，也寫到了“男學(xué)生娶中外雜種女子及外國女子者也有一二人，但所娶均女招待之類，再高則不會嫁中國人也”（朱喬森編《朱自清愛情書信手跡》，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頁），為什么不親自寫寫這些中餐館的洋女招待洋老板娘，有些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