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jīng)常會讀到古今著述中的古代人物小傳，在撰寫專著與論文時，常常需要自己寫人物小傳。但人物小傳的撰寫，往往不為學(xué)界所重，認為不過是抄撮成說，剪截數(shù)語，既無創(chuàng)新，更無學(xué)術(shù)質(zhì)量。實不知小傳的撰寫，其內(nèi)容包括傳主姓名、生卒、字號、籍貫、科第、仕履、謚號與著述等，要求用寥寥數(shù)語，高度濃縮傳主的一生，并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需要撰寫者有較高的專業(yè)素養(yǎng)與學(xué)術(shù)能力。筆者在平素所讀專著論文中，發(fā)現(xiàn)有不少人很難寫出一篇合格的人物小傳，覺得有必要談?wù)勥@個看起來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

那么，人物小傳的撰寫，有哪些標(biāo)準與要求？又有哪些疑點與難點？怎么才能寫出一篇合格的人物小傳呢？我們以古代人物小傳的撰寫為例，談一點自己的淺見。

一 傳主姓名、生卒年與字號的考證與選擇

古代人物傳主的姓名，大部分是明白無誤的。但也有些特殊情況：一是改名或多名，如清代學(xué)者惠周惕，初名恕，后改名周惕。二是名不顯而以字行，如唐孟浩然（名浩）、明唐伯虎（名寅）、清顧千里（名廣圻）等。此類可作“惠周惕，原名恕，后改今名”，“蔣廷錫，一名（或又名）酉君”，“孟浩然，名浩，以字行”即可。另有因避諱、避禍等原因，改名、改姓甚至一改再改者，這種特殊情況，遇到時可用一二句話略作說明。有些僅知姓而不知名，或者姓名皆佚的人物，可作“宋某”“佚名”等，日、韓學(xué)者多喜用“未詳”，術(shù)語通變，各隨習(xí)慣而已。

歷代著名人物，多數(shù)有準確的生卒年，在小傳中現(xiàn)行通用的做法，是用阿拉伯?dāng)?shù)字括注公元紀年，如“顧炎武（1613—1682）”。不是特殊需要，一般不用詳細到生卒年的月日。如果僅知生年不知卒年，或者僅知卒年不知生年，可用問號替代，如“黃儀（1636—？）”“胡會恩（？—1715）”等。對于生卒年皆無可考之人，有些人喜歡用“宋某（？—？）”的方式，竊以為只用“宋某”即可，因為“（？—？）”沒有提供任何有效信息，反而是一種符號干擾，亂人眼目，不如省略為好。

有些傳主生卒年未知的（這種情況往往也沒有碑傳與年譜等可查），可以自己嘗試做些小小考證，詩文序跋，友朋記載，等等，有時會有線索可循，比如古人喜歡在生日當(dāng)天賦詩，如果能查到作者在某年某日寫過《五十初度》之類的詩，就基本可以斷定其生年；有些詩歌會哀悼新逝的友人，從中可以推算到其卒年。當(dāng)然了，常常是查考一圈，費力費時，仍了無所得，但你知道此人生卒年不可考，又何嘗不是一種得呢！

傳主生卒年，還會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比如有些傳主的生卒年，諸說并存，這時應(yīng)采用大多數(shù)人的說法，即所謂“從眾”。還有一種情況常常會被忽略，就是在遇到傳主的生卒年在農(nóng)歷十一月甚至更后，在轉(zhuǎn)換成公元紀年的時候，就一定要查一下是否有跨年的情況發(fā)生。比如清人戴震，出生于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十三日，而公元紀年已經(jīng)跨年，為1724年1月19日，我們標(biāo)注戴氏的生卒年就不能是“1723—1777”，而應(yīng)該是“1724—1777”。尤其是農(nóng)歷后半年有閏月時，傳主出生日期進入十月，就應(yīng)該查是否越年。又古人計年用虛歲，今應(yīng)按之以實，如不注意的話，在計算傳主歲數(shù)時，往往會多出一歲甚至兩歲。此類小小，切不可忽略。

對于不明時代的人物，要盡最大可能查考其蛛絲馬跡，比如其是否與名家有過交往。我們當(dāng)年整理《全宋詩》的時候，就采用一位大家?guī)б慌〖业淖龇ā１热缒橙酥挥幸皇自妭魇溃桥c王安石唱和之作，那在排序時就讓他跟在王氏后面，我稱之為“掛在名家腰帶上”。如果你翻閱《全宋詩》就會看到，大家的后面排著一串兒不知名的小家，好歹我們給他安排了一個相對準確的時代位置，此人就由孤魂野鬼變成有時代的人了。

傳主字號的記錄，貌似毫無問題，實則不然。古人名字多由父母所取，不會輕易更動，但別號、齋號、室名等，卻是自娛自樂，非常隨意。例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一生所取別號、齋名多達三四十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的別號都照錄，只能擇要選當(dāng)時及后人常用的一至三個即可，但這種選擇也是你學(xué)術(shù)能力的體現(xiàn)，因為弄不好你選擇的并不是傳主常用的，反而是罕用罕見的，那就有失嚴謹了。

釋、道二教的人物，有釋名、法號、道號等，儒家學(xué)者也喜取用，如清代江藩幼時佞佛，自號“辟支迦羅居士”。古代作家與江湖人士等，往往還有外號、諢號、綽號。近現(xiàn)代還有筆名、化名，藝人有藝名等，如魯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其實都是筆名。到了今天，更有網(wǎng)名、微信名等，將來的研究者在考證時，恐怕也得費一番心力了。

二 傳主籍貫的表述需規(guī)范與嚴謹

現(xiàn)時流行給古代人物傳記做籍貫標(biāo)記，是記述傳主當(dāng)時的籍貫，并括注以今地。這似乎也不值一提，但卻暗含著諸多的不確定因素，也最容易出錯，需要認真對待。

古人稱自己的籍貫，或者給師友撰寫碑狀，往往喜歡古雅，好用舊稱，甚至簡稱，比如清代孫星衍，為江蘇陽湖（今常州市）人。但他常常用古稱“蘭陵”或“延陵”，如果我們尊用不改，就既不是當(dāng)時官方正規(guī)的籍貫名，更會產(chǎn)生混淆，因為今天山東有蘭陵縣（原蘭陵縣，后改蒼山等縣名，2014年恢復(fù)蘭陵縣）。又如清代方苞稱“桐城”為“桐”，就受到錢大昕的批評，因為“桐”不僅指“桐城”，還可以是“桐鄉(xiāng)”與“桐廬”，都是平行的縣級行政單位，百馀年后何從辨別？錢大昕對《元史》中好用古稱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如《元史·張飛雄傳》稱：“瑯琊臨沂人。”錢氏《廿二史考異》卷九八云：“案史家書籍貫，宜用當(dāng)時州縣之名。此《傳》所云‘瑯琊臨沂人’，《趙瑨傳》云‘云中蔚州人’，《趙宏偉傳》云‘甘陵人’，《熊朋來傳》云‘豫章人’，《牟應(yīng)龍傳》云‘其先蜀人，后徙居吳興’，《宇文公諒傳》‘今為吳興人’。考元時無此郡縣名，史家失于討論也。”

因此，我們在記述傳主籍貫時，一定要用其當(dāng)時官方的正規(guī)行政區(qū)劃地名，否則就既不規(guī)范，亦失嚴謹。在傳主生活的時代，也時有籍貫變更的情況發(fā)生。如清代學(xué)者惠棟，諸家記載有“長洲人”“元和人”“吳縣人”“蘇州人”等說法。考清雍正二年（1724）析出長洲縣東南部，置元和縣，惠棟家在元和境內(nèi)。因此，稱其“元和人”是最準確的。

在括注今地的時候，一般注“今某省某縣”兩級行政單位即可，但要注意有幾種情況：一種是省、縣兩級稱名古今并皆不同，則都要注明，如“清奉天醴泉（今內(nèi)蒙古突泉縣）人”；如果省名未變，則不必再注，只注變更后市縣名，如“清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反之亦然。要特別注意截至目前的行政區(qū)劃變更，近些年來市縣改名與撤縣設(shè)市的情況很多，在括注時要注意這些細節(jié)，否則你提供給讀者的就是不準確的今地名。民政部發(fā)布的行政區(qū)劃變更冊子，要時時關(guān)注，遇到了隨時可以購置一冊，以備查核。另外，有些因遷徙或者流寓而不居一地的傳主，就更得注意其籍貫與寄居地的變化情況了。

三 傳主科第、仕履與著述的表述方式

古代人物傳主的科第與仕履，往往復(fù)雜多變。高中金榜，是其一生重要的高光時刻。撰寫小傳時，通行的規(guī)范是就高不就低，也就是舉進士則不再列中生員、舉人之年，敘要職則省其低小官銜，如無特殊需要，并不一一羅列。如果傳主只中舉，則列中舉之年；僅僅中過生員，則舉成生員之年。古人經(jīng)常會用“狀元”“榜眼”“探花”“省元”“桂榜”“秀才”等代稱中進士、舉人、生員，也用“博士弟子”之類的美稱替代“生員”，為其遮羞。但明清進士發(fā)榜時，官方公布的榜單，也是寫“第一甲第一名”，而不是“狀元”，由此可見，民間俗稱在嚴肅正規(guī)的小傳中是不可取的。

傳主如果是重臣顯宦，往往任職無數(shù)，且屢有起躓，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擇其一生重要的職位，其取向要考慮到的因素有：傳主的初任官職，為其發(fā)跡之始；一生重要轉(zhuǎn)折時刻的任職，此后或飛黃騰達，或沉浮下僚；廢置復(fù)起的官職，東山再起，未來可期；傳主最看重的官職，要么是在任時間較長，要么是做出過重要貢獻；所做最高之職位，為其一生的高峰；以及最終之任官，最終任官不一定是其最高的官位。在這些官職中，擇幾個表述即可。如果小傳文字可以稍長，則注明其任此職之年，如果文字有限，則順次排開，擇其二至三個亦可。要注意排列次序一般是由年少至年老、由低職到高職，不能隨意羅列，前后失序。

謚號，是古人特別看重的巨大榮譽，甚至是一種高度評定，當(dāng)然也有少數(shù)的惡謚。凡能得謚號者，要么是廟堂顯宦，要么是方面大任，或是有特殊貢獻的人，屬于極少數(shù)官僚階層。所以，在人物小傳中，不要漏記傳主的謚號。但要注意，有的謚號是傳主死后皇帝即時所賜；有的是平反昭雪時所賜，已經(jīng)歷時久長；有的還會被削奪謚號，也有改謚的情況發(fā)生。另外，也有“私謚”，即傳主卒后，門生故吏所為。還有一人而有數(shù)個謚號者，如明末清初的劉宗周，清兵南下，絕粒而死，門人私謚曰“正義”，南明魯王謚曰“忠端”，唐王謚曰“忠正”，清乾隆朝追謚為“忠介”，這是極個別的情況，并不常見。

關(guān)于傳主著述的記錄，有的傳主可能終身都未有一部著作流布于世，有的僅有一部，有的有數(shù)十上百種，明代楊慎一生有兩百多種著作。小傳中不可能一一列舉所有著作，有全集的可以列全集名，沒有的擇其代表作數(shù)種即可，是否需要注明書籍卷數(shù)，看你需要的詳略而定，我的建議是盡可能列出卷數(shù)。古人計書的種類不甚嚴格，有時幾篇甚至一篇文章就算一種，但其實大多數(shù)沒有傳下來。我們在羅列的時候，切忌把這些有名無書的列出來，一定要標(biāo)舉作者現(xiàn)存的著作。當(dāng)然，如果作者沒有任何著述傳世，只輯得零星斷章殘句，那列出其曾經(jīng)撰寫的著作，也是有積極參考意義的。

四 傳主一生行實的評價與引文出處的引據(jù)

前述各項都選擇妥當(dāng)，表述清晰，有條不紊，別白無誤，僅僅是傳主一生行跡的記錄，還不算一條合格的人物小傳，要讓人物活起來，有血有肉，那還得有畫龍點睛式的評價。

評價歷史人物，所下的斷語，一方面要參考前人評論，另一方面則來自自己的識斷。越是有名的傳主，評價越多，爭議也就越多，褒貶無定，這就需要你分析辨別，選擇較為客觀公正的說法；評價不公或者迄無評價的，就需要通過自己的研判，做出恰當(dāng)?shù)脑u介。如果是帝王將相，就重點評斷其治國能力與其貢獻；如果是學(xué)界專才，就論析其學(xué)術(shù)成就與后世影響；如果是詩詞名家，則考量其宗唐宗宋，有何特色；如果是懸壺醫(yī)者，就考核其是否有良方妙術(shù)，治病救人等。既綜合考量，又有所側(cè)重，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只言片語，高度概括。最忌原文抄撮，不加剪裁；或者襲用套路，敷衍了事。例如古人所撰碑狀，常常用“多隱德”之類的詞來搪塞，筆者也告訴同學(xué)，凡看到某篇傳記中出現(xiàn)“多隱德”之類字眼時，就不必再繼續(xù)讀下去了，因為這意味著此公一生就沒做出過像樣的成績。

要使你撰寫的作者小傳有可信度，那就必須注明你采擇史料的出處，所以小傳的最后要列出參考資料的來源。一般來說，列出引據(jù)資料來源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按資料發(fā)布的早晚羅列，一是按資料的權(quán)威性程度羅列。例如漢魏人物，碑傳資料甚少，可按《史記》《漢書》《后漢書》《資治通鑒》與其他引據(jù)史料次序列出；如果是明清人物，則碑傳材料甚多，可按名家所撰碑狀、官方史傳與其他材料的次序列出。因為碑狀為當(dāng)時人所寫，字數(shù)較多，信息量大，但對傳主多有虛美；史傳經(jīng)過刪裁，較為客觀公允；其他資料可作為旁證。列出既有權(quán)威又有可信度的三數(shù)家即可，多了又成累贅。

關(guān)于小傳資料來源，必須找最原始的出處。有些高官顯貴或?qū)W界名家，往往碑傳累累，多達數(shù)十篇，但基本上都是后來者抄襲前人的成說。例如黃宗羲、顧炎武的傳記很多，但都是抄自兩家之文：一是全祖望《鮚埼亭集內(nèi)編》卷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與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一是江藩《漢學(xué)師承記》卷八黃、顧傳記。江藩也是抄自全祖望之文，全氏記明末清初事，多有訛誤，后來有關(guān)黃、顧的傳記，也踵訛襲謬，相沿不替。找到最原始的史料，既可以厘清線索，正本清源，又可以考校得失，糾謬補缺，是兩全其美的良方。

還有一個學(xué)界的通病，需要高度警惕，就是研究者往往對自己研究的對象，歡喜無似，愛屋及烏，過分夸大，詞多虛美，這在地方志中的人物傳記最為明顯，如果你讀某地方志，就感覺如果不是此方人杰，歷史似乎就不能演進到今天。因此，在對自己喜歡甚至樹為典范的人物撰寫小傳時，也不宜過度美化，做到最大可能的平實敘述與客觀評價。

如果能按照以上步驟，嚴格考證與使用史料，寫出來的小傳，做到不隨意虛美，也不任加貶斥，簡明扼要，文字精練，高度概括，評價公允，那就是一篇成功的小傳。

五 如何利用工具書及其應(yīng)有的態(tài)度

經(jīng)常有同學(xué)問我：哪本詞典最好？在同類詞典中，應(yīng)該買哪一部？我的回答是：買所收條目最多而且最厚的那種。但這并不代表這部詞典最好，而是其收集的條目相對要全，內(nèi)容較多，能夠提供的有用信息就越多。但我們對工具書要永遠保持清醒的認識，我常用“不可盡據(jù)，僅供參考”八個字，來形容各類字典與詞典，這是古今中外工具書的共性。越往后來編纂的詞典，所收條目越多，但并不意味著一定就“后出轉(zhuǎn)精”，詞典編纂的互相抄襲，要遠比專著論文嚴重，有的不注出處，有的訛誤多多，只可參考，不可全信。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部詞典是萬能并且值得完全信賴的，當(dāng)你要查考一個事件、一位人物時，你得沿著詞典提供的線索往下追查，才是正解，詞典起得是引路與搭橋的作用，不能直接把詞典的詞條抄來就用，那就是“詞典搬家”，訛誤迭出。而且，讓我們最為吊詭與無奈的是：當(dāng)你需要查找一件事、一個人的時候，那部最大最厚的詞典里，卻沒有此事此人的點滴蹤影，讓你恨不得將其燒掉。也就是說，你知道的，人人知道，詞典也收錄了；你不知道的，別人也不知道，詞典也不著錄。這不就是你顯絕技的最佳機會么，通過你的搜考將此事此人考證清楚，你知道了，別人也知道了，詞典修訂時也就收錄此條了，豈不甚好。

現(xiàn)在生活條件豐裕，大家買得起書了。有同學(xué)問我該買什么書，我的回答是買兩類書：一是經(jīng)典書籍，二是工具書。因為經(jīng)典常讀常新，不會過時；工具書置諸案頭，隨時可查。有些同學(xué)被書店的排行榜牽著走，追逐時髦新奇、高談闊論的書籍，而這些書往往如過眼煙云，曇花乍現(xiàn)。從古以來，有的人生時孤寂落寞，死后千年，其書仍一版再版，活在人手；有的人活在當(dāng)代，飛黃騰達，但其書一版即絕，化為紙漿。時間是最好的檢驗者，一部書是否有旺盛的生命力，就看其能存活多久，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