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子球游戲》根據(jù)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說改編，從日本殖民時期的韓國漁村到日本大阪，經(jīng)歷了二戰(zhàn)，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jīng)濟時代的橫濱、東京乃至紐約，在復雜的歷史背景下，全劇著重描繪了一個家族幾代人在家族與故鄉(xiāng)、融入與歸屬、金錢與信仰等一系列問題上的關系與矛盾。自開播以來，本劇的口碑相當不錯，在IMDb和爛番茄上均得到極佳評價。

關于李敏金這位國內(nèi)觀眾并不太熟悉的韓裔美國作家，有必要多說兩句。她畢業(yè)于耶魯大學歷史系，后學習法律，最終從律師走向職業(yè)寫作。她的上一部作品《百萬富翁的免費午餐》就已是全美暢銷書，后來的《彈子球游戲》（國內(nèi)出版社譯作《柏青哥》），更是一出版便廣受讀者關注，榮獲眾多文學媒體獎項。這兩部作品關注的，都是在異國他鄉(xiāng)生活的韓裔移民的身份認同問題。

但對觀看本劇的中國觀眾而言，可能更深的感受是它和不久前熱播的國產(chǎn)電視劇《人世間》真有點兒像——都是講述一個家族幾代人在歷史沉浮中的命運變遷；都關注大時代的光照在每一個小人物身上，到底留下了怎樣的一道陰影。

現(xiàn)代化與鄉(xiāng)愁：一代人的精神歸屬

《彈子球游戲》的改編是大膽而成功的，它將原作中的順敘改為過去與現(xiàn)在兩個時空的并置。一條線是少女善慈出生、長大，和韓裔日本黑幫分子高漢秀開始了一場禁忌之戀；另一條線是老年善慈的孫子所羅門從美國來到日本，希望說服一位韓裔老太太賣掉房產(chǎn)，而要做成這筆大生意，他需要奶奶的幫助。

為什么要這么改編？不同時空的交錯絕不只是為了炫技，而是“有意味的形式”。一邊是少女善慈親眼目睹日據(jù)時期朝鮮百姓飽受欺凌的悲慘歷史，一邊是老年善慈與韓裔老太太共同回憶起過去的歲月。于是，兩條敘事線奇妙地交匯在一起：少女善慈離開故鄉(xiāng)，老年善慈返回故鄉(xiāng)。濃得化不開的“鄉(xiāng)愁”，其實就是這些移民的精神歸屬。

善慈的孩子們，生在日本長在日本，但在日本人眼中，他們依然是來自朝鮮的異鄉(xiāng)人。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家，仍然在遙遠的朝鮮半島。善慈和她的子孫們意識到，種族無法選擇，環(huán)境無法改變，但是他們還能堅持民族的特性和品德，依靠愛和勇氣生活下去。正如李敏金在書中寫的，“每個出門在外的人都要注意，不要因自己的言行讓同胞和民族蒙羞”。

很多人都說，梁曉聲寫《人世間》，無非是為了宣揚“好人哲學”，但事情并不那么簡單。《人世間》的故事之所以要從1969年而不是改革開放講起，歸根到底，也是為了解決一代人的精神歸屬問題。

周秉義寧愿放棄升遷的機會也要和郝冬梅在一起；周秉昆毅然決然地搭救鄭娟一家；周蓉為了愛情遠赴他鄉(xiāng)。這些故事發(fā)生在改革開放之前，對應的卻是改革開放之后社會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在商品大潮的沖擊之下，部分官員能不能守住節(jié)操？普通人能不能堅持善良？多少青年還能堅持理想？等等等等。

換句話說，《人世間》希望大家做“好人”的愿望看上去特別簡單、樸素，卻是創(chuàng)作者冥思苦想后，為現(xiàn)代社會開出的一劑良藥。《彈子球游戲》和《人世間》之所以要寫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故事，也是用寓言的方式告訴觀眾：一個民族的每一代人唯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屬，才能避免被社會和時代的變遷所“異化”。

關于“根”的敘事：兩種現(xiàn)代性話語的沖突

《彈子球游戲》和《人世間》都強調(diào)的精神歸屬，事實上就是各自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但對待“傳統(tǒng)”，也有兩種現(xiàn)代性話語的沖突：一是向前看，以啟蒙主義為主要構成的話語范式；一是往后看，以“尋根”“懷舊”為主要形態(tài)的文化敘事。

觀眾不難發(fā)現(xiàn)，《人世間》中的眾多人物都很出彩，但劇情進行到以周楠、馮玥為代表的年輕一代時，就開始變得生澀、僵硬。周楠的過早退場與其說是意外，不如說是“必然”的悲劇，因為他注定不可能成為第二個周秉昆或者周秉義。

閻云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中說過：“集體化的中介、國家從社會生活多個方面撤出之后，傳統(tǒng)的道德觀也隨之崩潰。與此同時，人們又被卷入了商品經(jīng)濟與市場中，他們便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費主義為特征的晚期資本主義道德觀。”

也就是說，道德不是憑空而來的產(chǎn)物，它不能不依賴于實際的社會環(huán)境。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很難想象，為什么《人世間》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這么密切。所有人糾纏在一起，在窮苦的歲月里很正常，但一旦日子變好了，個人生活條件的差距就會讓看似牢不可破的關系迅速分崩離析。

因此，“做個好人”的傳統(tǒng)沒有錯，但全球化、市場化的新生活里，“人情”必然需要經(jīng)歷調(diào)整和重組。《人世間》的故事很動人，然而存在于真空的文化，更接近于烏托邦。

相較之下，《彈子球游戲》中的年輕一代就不像周楠、馮玥一樣面目模糊。所羅門聰明、能干，但在企業(yè)中依然得不到高層的認可，原因只有一個：他是韓裔。韓裔老太太在簽訂房產(chǎn)協(xié)議前的一刻質(zhì)問他，如果是奶奶善慈坐在這里，面對眾多日本財閥傲慢的嘴臉，你還會讓她賣房子嗎？所羅門呆坐在座位上，躊躇良久，堅定地說出：不會。

此刻，他終于醒悟：自己永遠是這個世界的“外人”。所羅門沖下樓，脫去外衣（代表他想要獲得美國、日本的認可），在雨中肆意舞蹈（代表他掙脫了想要獲得外界認同的束縛）。這一幕的象征意義是明顯的：你永遠無法迎合他人的成見，你必須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這也讓劇集里的時空交錯顯得更為深刻：少女善慈乘坐的船上，朝鮮歌女只能用死來表達對侵略者的抗議；而現(xiàn)在的老太太，已經(jīng)可以用財產(chǎn)的控制權表達對日本商人的不屑。如果說《人世間》還在往回看，希望從傳統(tǒng)的道德觀里尋求救贖，那么《彈子球游戲》里的韓裔移民已經(jīng)無所畏懼，參與到當代世界的生存游戲中去。

這里不能不提到劇名“彈子球游戲”的隱喻——玩家自以為能依靠技術贏得游戲的勝利，殊不知，游戲機的刻度盤都是可以被商家調(diào)整的，結(jié)果永遠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這就好像隨著時代沉浮的個人命運，充滿著不確定性。

既然歷史總是有可能會辜負我們，我們就不僅需要“做個好人”的善良，也需要像李敏金和《彈子球游戲》所說的，永遠不放棄內(nèi)心的希望和信仰，勇敢地和現(xiàn)實世界戰(zhàn)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