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這首題為《黃鶴樓》的七律，賦予黃鶴樓以精神魂魄，歷歲月而常新，行天下而不朽，是令黃鶴樓享譽古今的名詩，其作者是唐代詩人崔顥。此詩借乘鶴傳說起興，抒寫思仙懷古的感慨和日暮江上的鄉(xiāng)思。全詩一氣呵成，自然超妙，句法回環(huán)遞進，聲調(diào)悠揚流暢，感情真摯淳厚，歷來備受激賞。傳說李白游黃鶴樓，想賦詩一首，及見崔顥此詩，大為驚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遂為之擱筆。在唐代眾多詩人詩作中，獲得過李白如此嘆服殊榮的，唯有崔顥此詩。清沈德潛《唐詩別裁》評云：“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當代名詩論家李元洛先生指出：“此詩之所以在眾多詠黃鶴樓的詩作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冠，原因在于詩人以生花之筆，抒寫了遼闊深遠的時空感和蒼茫邈遠的宇宙感，并且由大及小，對中國詩歌的傳統(tǒng)母題‘鄉(xiāng)愁’作了新穎的表現(xiàn)。”（《詩國神游》）在王兆鵬教授《唐詩排行榜》列出的一百首唐詩中，它高居第一名。

此詩在長期流傳過程中，產(chǎn)生了多處異文，首句“黃鶴去”一作“白云去”，次句“此地空余”一作“茲地空遺”，六句“芳草萋萋”一作“春草萋萋”，七句“何處是”一作“何處在”，八句“煙波”一作“煙花”。相對而言，后面幾句的異文彼此意思相去不遠，人們也不怎么計較，可不作討論。人們爭議較大的是首句的異文，究竟是作“白云去”為宜，還是作“黃鶴去”為宜？ 兩種觀點相持不下，爭論了幾百年，迄今尚無定論。

回顧國內(nèi)近幾十年來出版的較有代表性的唐詩選本、注本，以及相關(guān)專著，可以看到，幾乎都選錄了崔顥這首《黃鶴樓》，其中首句選擇“昔人已乘黃鶴去”文本的占了絕大多數(shù)。比如：馬茂元《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劉逸生《唐詩小札》（廣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吳熊和等《唐宋詩詞探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程千帆、沈祖棻《古詩今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林庚、馮沅君主編《中國歷代詩歌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這些著作的作者不同，出版社不同，出書日期有先有后，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即首句一律取“昔人已乘黃鶴去”。還有一點也是相同的，即對選擇這一文本的理由并沒有作出說明，只是在注釋中說“一作‘白云’”（有的干脆不作注釋）。不過也有例外。比如，林庚、馮沅君先生就在注釋中特別指出：“一作‘白云’，誤。”又，馬茂元先生在注釋中特意引錄近人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五的一句話，作為選擇“黃鶴去”文本的依據(jù)：“起句云‘乘鶴’，故下云‘空馀’，若作‘白云’，則突如其來，不見文字安頓之妙矣”。

相比之下，崔詩首句選擇“昔人已乘白云去”文本的唐詩選本、注本，就管見所及，只有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葛兆光《唐詩選注》（中華書局2019年版）和韓經(jīng)太主編《中國名詩三百首》（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三種。其中，劉著從版本學的角度，申述了選擇“昔人已乘白云去”文本的理由：

起句“昔人已乘白云去”，欻然而來，飄然而去，語氣口吻中透露出對仙人飄然遠舉的向往歆慕。“白云”，自明代中葉以來諸家選本、總集及評論均作“黃鶴”，但唐人選本《國秀集》《河岳英靈集》《又玄集》《才調(diào)集》，至宋初《文苑英華》，南宋《唐詩紀事》，再到《瀛奎律髓》《唐詩鼓吹》，再到明初《唐詩品匯》，無一例外均作“白云”，可以確證崔顥原詩首句定當作“昔人已乘白云去”，作“黃鶴”者乃明代中葉的選本如《唐詩解》的擅改。金圣嘆說：“若起手未寫黃鶴，已先寫一白云，白云出于何典耶？”其實，這句的白云正是用《莊子·天地》“乘彼白云，游于帝鄉(xiāng)”的熟典，用來寫仙人乘云遠舉而去，可謂十分切合，可惜歷來的注家因成見在胸，都忽略了。紀昀則謂：“改首句‘黃鶴’為‘白云’，則三句‘黃鶴’無根，飴山老人（趙執(zhí)信）批《唐詩鼓吹》論之詳矣。”此說初看頗似有理，實則作者意中，“乘白云”與“駕黃鶴”而上仙界本是一事，“昔人已乘白云去”，亦即昔人已乘白云駕黃鶴而上仙界之意，為與下句“此地空余黃鶴樓”構(gòu)成對仗，故單提“白云”而略去“黃鶴”，至第三句“黃鶴一去不復返”正補足首句之“乘白云”乃乘云駕鶴之省，這正是通常的互見之法。至第四句的“白云”則單指“白云”而不包括“黃鶴”，因為上句已明言“黃鶴一去不復返”矣。總之，首句“白云”兼包白云、黃鶴，三四句黃鶴、白云則單指。

近幾十年來出版的文學史類著作，對《黃鶴樓》首句的異文是怎樣取舍的呢？ 我們不妨選幾家較為著名的文學史作為考察對象。中國社科院文研所《中國文學史》，對崔顥及其詩不作任何評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提到崔顥《黃鶴樓》一詩，但不引錄全文，只說了一句：“他的七律《黃鶴樓》一首，使李白擱筆，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嘆”。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和羅宗強、陳洪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都對《黃鶴樓》一詩作了評介，對其首句均取“昔人已乘黃鶴去”的文本。

古代詩話作家中，金圣嘆、紀昀是主張該詩首句作“黃鶴去”的代表性人物。金圣嘆說：“此即千載喧傳所云《黃鶴樓》詩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謬。不知此詩正以浩浩大筆，連寫三‘黃鶴’字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則此樓何故乃名黃鶴？ 此亦理之最淺顯者。”（《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紀昀說：“改首句‘黃鶴’為‘白云’，則三句‘黃鶴’無根，飴山老人（趙執(zhí)信）批《唐詩鼓吹》論之詳矣。”（《瀛奎律髓匯評》引）。

當代唐詩研究專家在相關(guān)著作中明確主張《黃鶴樓》首句異文選擇“白云去”的，除了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外，還有施蟄存《唐詩百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胡可先等《唐詩經(jīng)典研讀》（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版）。海外華人學者中，黃永武是主張“白云去”文本態(tài)度最堅決、口氣最嚴厲的一人（詳見《中國詩學·考據(jù)篇》，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版）。據(jù)《周嘯天談藝錄·季羨林說詩》（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披露：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敦煌吐魯番學術(shù)討論會上，臺灣學者黃永武在他宣讀的論文中，引用了這首詩（按：指《黃鶴樓》），對‘白云’‘煙花’大肆贊美，譽不絕口，喜形于色，全場氣氛一時為之活躍。”出席這次會議的季羨林先生，事后以個人獨得之見寫成文章，對黃永武的上述觀點作了理直氣壯的反駁：

我最初也曾為之振奮。但稍稍冷靜，覺得不太對勁。“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兩個“黃鶴”，對比緊湊，只有這樣，“空余”二字才有著落，才有力量。如果改成“白云”，對比也有，但比不上兩個“黃鶴”了。今天的選本，不取“白云”，而取“黃鶴”，是有道理的。至于黃永武教授講的，這樣一來就是三個“黃鶴”對一個“白云”，結(jié)構(gòu)失去均衡，我看這個均衡是用不著保持的。（《朗潤瑣言》）

周嘯天在書中對季老文章作了恰如其分的點評：“詩詞一道，于季老先生并非專攻，但許多專攻此道的人，還不能說得像他這樣在行。所以我還是忍不住說一句：此大師所以為大師也。”

誠然，從版本學的角度來說，選擇“白云去”的文本有充分的理由。但令人奇怪的是，為什么那樣多的唐詩選本、注本和相關(guān)論著都會不約而同地選擇“黃鶴去”的文本，而不選擇“白云去”的文本呢？ 須知，這些著作的作者中如林庚、金性堯、程千帆、霍松林、王運熙、袁行霈、章培恒、余恕誠、陳伯海、馬茂元、周勛初、徐中玉、羅宗強、李元洛、陶文鵬、趙昌平等等，一個個無疑都是詩學研究領(lǐng)域的一流專家，素以治學嚴謹、著作等身而享譽天下。他們（還有其他選家、注家和研究者）在選詩、注詩或撰寫論著之際，決不會不從版本學角度顧及崔詩的原貌。他們既然明明知道崔詩的最初版本是作“白云去”的，卻為什么偏偏還要選擇“黃鶴去”的文本呢？ 其中奧秘，值得我們深思。這種現(xiàn)象，也許只有用接受美學的理論觀點才能解釋清楚。

接受美學，又稱接受理論或接受研究，德國的漢斯·羅伯特·姚斯與沃夫?qū)ひ临悹柺沁@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這種上世紀6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文學研究方法論，與傳統(tǒng)的只以作者與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的做法截然不同，充分肯定讀者在文學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接受美學認為，文學應(yīng)是一個開放的價值系統(tǒng)，是一個由作者、作品和讀者這些環(huán)節(jié)共同構(gòu)成的運動過程。作者創(chuàng)造了文本的價值，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沒有讀者的接受活動，文學文本只不過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印刷符號。接受活動不僅實現(xiàn)文本的價值，而且還具有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的功能。所以，在作者、作品、讀者這個三角關(guān)系中，讀者并不是一個被動、消極的角色，而是和作者一樣，具有文學主體性的地位。我國古代沒有接受美學理論，但據(jù)周裕鍇先生考證，“從宋代開始出現(xiàn)一種新的觀念，即詩歌或其他文學作品的產(chǎn)權(quán)是由作者與讀者共享的，文本的意義不僅屬于作者，也屬于每個讀者。”（《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其實，“昔人已乘黃鶴去”的文本，就是讀者參與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

回顧《黃鶴樓》的接受史，一般認為，其首句“白云去”改作“黃鶴去”，始于明朝唐汝詢編《唐詩解》，大力促成這一文本流行的是清初編《選批唐才子詩》的金圣嘆。他在書中痛斥“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謬不然。說這首詩，好就好在“正以浩浩大筆，連寫三“黃鶴”字為奇耳”。金圣嘆的觀點得到大學問家紀曉嵐的積極支持，影響越來越大。直接影響了后世沈德潛的名作《唐詩別裁》和孫洙的《唐詩三百首》。而《唐詩三百首》問世后，家弦戶誦，“風行海內(nèi)，幾至家置一編”（《四藤吟社主人序》），歷時數(shù)百年而光景常新。借助《唐詩三百首》的廣泛影響，“昔人已乘黃鶴去”遂大興于世，這首《黃鶴樓》也就變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

這首詩，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讀起來感情上很受震撼，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體驗，文學的、生活的、心靈的體驗。它之所以被推崇為詠黃鶴樓的絕唱，關(guān)鍵在于它的藝術(shù)美，而其藝術(shù)美的突出標志是音樂美。正如錢志熙教授所說：

此詩的高妙處完全在高唱入云、無限悠揚的風神，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七律詩通常的美學風格，甚至超越了前文所說的那種穩(wěn)定的審美結(jié)構(gòu)，因此給我們帶來一種意外的驚喜，使我們通常對七律詩所懷有的審美期待、欣賞習慣落空。他通過文字，達到了最高的音樂效果。詩的音樂性很強，強到讓我們感到文字都溶化在音樂里，而抒情效果正是在這種音樂效果中實現(xiàn)的。這無疑是少數(shù)初唐歌行和盛唐絕句才能創(chuàng)造的審美風格，但卻被崔顥似乎以不太經(jīng)意的態(tài)度實現(xiàn)了。（《唐詩近體源流》）

這種美妙動人的音樂效果，來源于語言文字的出色驅(qū)遣。在前四句中三次重復“黃鶴”，讀起來有節(jié)奏感，更有朗朗上口的感覺，就像樂曲中的主旋律，在演奏中反復呈示，給人以極其鮮明而深刻的印象。古今不少學者都注意到這一點。除了金圣嘆、紀曉嵐之外，清代趙臣瑗在《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中也指出：“妙在一曰‘黃鶴’，再曰：‘黃鶴’，三曰‘黃鶴’，令讀者不嫌其復，不覺其煩，不訝其無謂。尤妙在一曰‘黃鶴’，再曰‘黃鶴’，三曰‘黃鶴’，而忽然接以‘白云’，令讀者不嫌其突，不覺其生，不訝其無端。此何故也？ 由其氣足以充之，神足以運之而已矣。”當代學者中，對連用三個“黃鶴”這一修辭特色作出審美判斷的，除了前文提及的季羨林先生外，還大有人在。比如，酈波先生寫道：“雖然從版本、文獻的角度看，‘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可能性更大，但金圣嘆的分析的確有一處特別值得欣賞的地方。那就是因為這首詩是變體的七律，前四句有三個‘黃鶴’反倒更能體現(xiàn)出它的古體特點來。”（《唐詩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方笑一先生也提到：“筆者甚至認為，這首詩之所以在后世影響極大，被后人推為‘唐人七律第一’，可能就有賴于三次出現(xiàn)的‘黃鶴’，它使得整首詩都變得朗朗上口，易于記誦。”（《詩意人間》，東方出版社中心2021年版）而對這個問題剖析、揭示得最準確、最清晰、最精辟、最透徹的當數(shù)袁行霈、余恕誠兩位學者。袁行霈先生說：

感情悠悠，云水悠悠，詩所押的韻（樓、悠、洲、愁）讀起來也是徐緩而悠長的。再看前四句中的“黃鶴”，竟重復出現(xiàn)了三次：“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詩人打破了律詩平仄的格律，放棄了平仄協(xié)調(diào)的音樂美，卻取得另一種回腸蕩氣的音樂效果。“黃鶴”這個雙聲詞連續(xù)出現(xiàn)，造成一種新的節(jié)奏感，恰當?shù)乇憩F(xiàn)了因登黃鶴樓而產(chǎn)生的思古之悠情。（《中國詩歌藝術(shù)研究》）

余恕誠先生也指出：

詩中“黃鶴”二字再三出現(xiàn)，頷聯(lián)沒有對仗，而且上句用了六個仄聲字，下句用了五個平聲字，未能遵守律詩的平仄、對仗要求。但是從“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的角度看，這里正是由于放棄了對仗，才避免了語調(diào)的平板、緩慢，使意和神得到了自由暢快的表達。“黃鶴”這個雙聲詞多次出現(xiàn)，它所提供的形象，在詩中一次次回翔著。那種轆轤相轉(zhuǎn)的句法，正好造成詩的前半一氣上揚、奔放之中而又回旋不盡的飛動感。從全篇看，除“黃鶴”二字外，“去”字、“空”字、“人”字也各出現(xiàn)兩次，又有“悠悠”“歷歷”“萋萋”等疊字，造成意念上的連接呼應(yīng)，和聲音方面的錯落、蕩漾，再配上平聲“尤”韻的韻腳“樓”“悠”“洲”“愁”，構(gòu)成一種悠揚宛轉(zhuǎn)、舒卷自如的音韻和旋律，情感和聲調(diào)配合得非常巧妙自然。（《唐音宋韻》）

綜上所述，崔詩《黃鶴樓》首句的文本，“昔人已乘黃鶴去”比“昔人已乘白云去”優(yōu)勝得多。這個文本，是明清以來無數(shù)讀者的集體選擇。古詩流傳的歷史，也是讀者參與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大家覺得這樣更好，更悅耳動聽，更具審美價值，是千百萬讀者共同選擇了今天流行的《黃鶴樓》版本。它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首唐詩，其實凝聚了六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人的審美創(chuàng)造。法國當代美學家杜夫海納有句名言：“只有當讀者所認知、且被讀者的認識所神圣化時，一首詩才真正地存在。”（李元洛《詩美學》修訂版引，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當前流行的《黃鶴樓》版本，正是“被讀者的認識所神圣化”的版本。它具有無窮的生命力。可以斷言，這個版本將會繼續(xù)廣泛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