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民歌:從男歡女愛到“思想觀念”
陜北民歌自誕生以來,就一直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民間流傳的,但自從上世紀30年代末,一批專門的音樂家、文學家到民歌的原生地收集、采錄并整理出版以后,這種狀況就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我們重新審視上世紀30年代末開始的那場民歌采集運動,會愈發(fā)覺得這種整理工作的可貴和偉大。要是沒有這么一批在音樂、文學上受過良好訓練的專家來到田間地頭、窯洞炕上采集整理,許多優(yōu)秀的民歌就可能永遠地“漏”在了酒桌和山梁上。
1939年3月,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的師生們成立了一個叫“民歌研究會”的機構,以后改為“中國民歌研究會”和“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主要工作就是在延安以及周邊地區(qū)采集、整理陜北民歌。后來,晉察冀新華書店利用他們挖掘整理的資料,出版了一本叫《陜北民歌選》的書。該書出版后,先后在東北、上海等地多次重印。1950年9月,何其芳又做了校勘和注釋,并撰寫了《論民歌》的專文代序,列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編的“民間文學叢書”,重新出版。這是自有陜北民歌以來,第一次由專門的音樂家、文學家采集整理,并將成果以鉛字印刷的形式公開出版(之前油印過《陜甘寧邊區(qū)民歌第一集》和《陜甘寧邊區(qū)民歌第二集》),意義重大,自不待言。但受制于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和意識形態(tài),這本專著從編選思想到內容注釋都存在很大局限。
首先,從編選思想上看,它過分地強調“階級”觀念、“階級對立”的傾向。其中最明顯的,編選者將“反映了勞動人民被剝削的痛苦和他們的勞動生活”的歌曲置于“第一輯”,并以“攬工調”命名,就是這個目的。其實在財產(chǎn)私有的前提下,一些人由于投資不足或害怕承擔風險等原因,不愿獨自經(jīng)營土地而選擇受雇于人,是再正常不過的市場行為,與“剝削壓迫”扯不上多少關系。其中收錄了一首叫《父子攬工》的歌,敘述了父子兩人一年四季給人攬工的生活:“冬冷夏熱,少吃沒穿,起早貪黑,晝夜不歇。”編選者當然是想突出農民被“地主階級”殘酷剝削的慘狀。但這個“父親”為什么攬工呢?歌曲一開頭就把秘密暴露了:“爹娘勸我我不聽,抽煙耍錢不務正。二老爹娘歸了天,光陰過的不喜歡。自己的志愿也不強,牛羊牲畜齊賣光。”也就是說,導致這個人攬工的原因是“抽煙耍錢”。不能僅僅由于他是一個“攬工漢”,就想當然地認為他的土地一定是被“地主階級”巧取豪奪的。
由于有這樣一個先入為主的“階級”概念,走西口的人、趕牲靈的人常常被想當然地理解為窮人,理解為“無產(chǎn)階級”,窮得沒婆姨、沒房子、沒存款,只有幾個牲畜相隨。
既然把這些人定性為“無產(chǎn)階級”,那么,趕腳路上、走西口的路上發(fā)生的男女之事,自然就被解釋為“勞動人民美好的愛情”。實際上,張?zhí)於鞯摹囤s牲靈》除了目前傳唱的三段,還有最后一段:“你趕你的騾子喲我開我的店,咱們來來往往見上個面。”也就是說,這種“愛情”是沒有結果的。如果把以婚姻為目的的愛情看成是“美好的”,來來往往的“愛情”只能算“打游擊”。
因此,我們不要先給從事某種職業(yè)的人套一個階級的標簽,然后據(jù)此解釋他們的生活。階級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由特定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經(jīng)濟基礎塑造出來的一個個具體的人,不應過分苛求,但也不必有意美化。走西口的路上,長途漫漫,發(fā)生幾樁浪漫的愛情,都很正常。
第二輯總冠名叫“藍花花”,收錄了敘寫男女婚姻愛情的小調18首,內容以“反映封建社會里的婦女的痛苦生活”和她們的反抗為主,以《藍花花》為代表,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對婦女的摧殘和壓迫。如果說給女子帶來不合理婚姻的是一種制度,是“封建禮教”,那么,藍花花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周家的猴老子”同樣也是,不能僅僅由于他是地主的兒子就讓他死。因為使他成為地主兒子的是命運,而不是他自己。
在整本《陜北民歌選》中,藍花花仍然不是最冷酷的女人。在第三輯《信天游(二)》中出現(xiàn)了一個“野蠻女友”,這個女人編了好多信天游,但她不愿發(fā)表她的名字,故而在《陜北民歌選》中只說這些信天游“系延安縣女子李××所作”,但據(jù)有關介紹,這個女子叫李桂芳。李桂芳本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女兒,橫山人,她的母親曾嫁過三次,她最后一個父親嗜酒好賭,在她兩三歲的時候,被他押寶輸了出去。到十三四歲時,贏家來娶了她,成了童養(yǎng)媳。后來,她上了政府辦的小學,以后又參加了革命宣傳隊,到十六七歲時,就常常編些信天游來抒發(fā)苦悶。她的命運當然令人同情,但她編的信天游不但引不起人的共鳴,反而使人心驚肉跳,渾身發(fā)抖:“老麻子開花結疙蛋,改朝換世尋好漢。先死上婆婆后死漢,胳夾上鞋包包再尋漢……”
如果說在《藍花花》中,藍花花還只是希望她的男人早死,到了李桂芳這里,卻充滿了這些殘忍、狠毒,充滿仇恨的句子。唯美主義詩人何其芳大為贊美:“這是一種何等大膽,何等堅決的精神!”隨后又解釋說:“這些作品之所以有著這樣的精神,我想,可能是因為它們產(chǎn)生的時候,陜北許多地區(qū)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土地革命的烈火的洗禮的緣故。”我們甚至可以猜想,李桂芳如果沒有參加革命宣傳隊,是很難具備這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的。
第五輯“騎白馬”中收錄了一首叫《拖尾巴》的小調,這首民歌通篇用對話體,講述了一個軍屬來到部隊,要求她的丈夫回家,但丈夫不回去,說“革命要認真喲”。婆姨就訴說了家里困難,諸如砍柴擔水無人管,但這個丈夫無情地拒絕了她的請求,婆姨一看丈夫的態(tài)度,很生氣,說你再不回家,我就要離婚。丈夫一聽,就軟下來了,說“家里困難,政府來討論喲。”這時,婆姨亮出了底牌:“到夜晚想死,向誰來討論喲?”這對一個已婚女人來說,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要求;但丈夫搖身一變,大聲呼喊說:“同志們都來看喲,老婆子不要臉喲!這就是破壞,咱蘇區(qū)老紅軍喲!”
一個女人不想“守活寡”,要求丈夫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理欲求,怎么就成了“不要臉”?因為在家庭、個人之上有一個更宏大的存在。這首民歌就在“我也是不管你喲,我也是不說你喲”,“打走日本龜子孫,回家團圓正”中結束。
即使在火紅的革命年代,最能打動人的民歌也不是那些簡單的、完全不顧人倫的宣泄,而是那些寫出了人的復雜性,人的猶豫、彷徨,進退失據(jù)而又不得不選擇的兩難處境的曲子。有一首信天游,寫一個當兵的哥哥要換防訓練,妹子執(zhí)意要跟他同去。這可難壞了哥哥:
你說你難誰不難?/上級調我住訓練。/生地洋芋結五顆,/哥哥住訓練無奈何。//你住訓練不給我說,/早起等到太陽落。/哥哥拉馬要起身,/妹子撴住馬韁繩。//叫一聲妹子你丟脫,/上級的命令不由我。/你給哥哥做一雙鞋,/哥哥回來看你來。/叫一聲妹子你不要哭,/再一回回來我引你走。
這首信天游通過男女對話寫出了人的難處,人的感情與現(xiàn)實之間的永恒張力。面對小妹妹的“糾纏”,這位士兵哥哥沒有像《拖尾巴》中的“蘇區(qū)老紅軍”一樣,而是誠懇地說出自己的身不由己,并軟語溫存勸慰他的妹妹“不要哭”:你先給哥哥把鞋做好,下次回來再接你一起走。
“不要哭”與“不要臉”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代表的是兩種價值觀。從長遠看,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的生老病死、貪嗔癡慢、愛別離、求不得,形成和支配著整個歷史。
(作者系《各界》雜志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