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1971年深秋到蘭州的甘肅師范大學讀書的，1975年夏季畢業(yè)了，回到農墾局。當年全國的生產建設兵團撤銷，交到地方政府，我回到兵團時，原農一師已經改編為酒泉地區(qū)農墾局，農一師的子弟學校改名為酒泉地區(qū)農墾中學。農墾局干部科叫我到農墾中學當老師。

在農墾中學——其實它還帶著個小學部，小學部大概有十一二個老師，加上教中學的，總共有二十幾個教師。我?guī)Я宋迥暾n，教兩年數(shù)學，又改行教了三年語文。教語文時我把兩個班從初一帶到初三，他們升高中后，我就調走了。

我?guī)н^的這些學生在后來我跑甘肅寫那幾本書的年代和不寫作但每去甘肅旅行的時候，都熱情地接待我，幫助了我。我每年到蘭州，或者到酒泉，只要給一個人打了電話，其他人也就知道了，一次又一次地宴請我，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學生款待我的時候，高中和初中學生往往在一起，他們都是農墾局職工子弟，有些哥哥上高中，弟妹上初中，大都互相認識，畢業(yè)后也都有交往。圍著飯桌坐一圈，那時他們當中年輕的也有四十歲了，我對那些年輕的說，你們那時候上初中，將來要考大學，我對你們的課，上得還是認真的，我那時候也在學習寫作，從語文的基礎知識、標點符號、修辭造句，到寫好作文，是盡了心的。可是對于你們——我對那些年齡大點兒、我?guī)н^的高中生們說——我的確做得不好，沒有認真地給你們教數(shù)學，就是按照書上的內容，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我教了，至于你們學好了沒有，沒有太操心。因為那時候上大學不是憑考分，是工作單位推薦。我那時候想的是你們一畢業(yè)，就是下農場當農工，當了農工，能有幾個人作為工農兵學員推薦到大學去呀。但沒想到的是，你們畢業(yè)的時候，大學還真的開始正式招生了。唉呀，我耽誤你們了！我真對不起你們……

農墾中學的教學，當時在整個農墾系統(tǒng)還算是強的，因為“1946年年到1966年，分配來了兩三批大學生，還有從兵團勘測設計處撤銷時分到學校來的幾名理工科大學生，以及幾個像我這樣的工農兵學員。那些正規(guī)大學生和工農兵學員教學都是很敬業(yè)的。對學生的教學和管理也都比較嚴格，教學風氣還是比較好。

在農墾中學當老師，我做錯過兩件事。一件是我剛當老師的第一年，高中一年級的一個學生上課時和同桌說話，我讓他不要說話了。過了一會兒，他又悄聲和旁邊人說。這是我不能容忍的，我根據自己當學生的經驗，上課聽講是最重要的，所以對課堂紀律要求很嚴，下課后你做不做作業(yè)，我那時要求并不嚴。當時我叫那個學生站起來，我說，往前走。他走過來，站住了。我說再走一步。他又往前走了一步，走到講臺跟前，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給了他一個嘴巴子，然后我對他說，回去坐下。

他回去坐下后，我也不講課了，開始講學數(shù)學的意義，我說，如果不上大學的理化專業(yè)，數(shù)學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數(shù)學這門課，書本上學的這些內容，就是一些基礎知識，你將來不論是干什么工作，都是需要的，也是用得上的。它就是你們住的一排房子旁邊的一間廁所。廁所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你又不住在廁所里，但卻是必須有的。所以我對學生們說，做人應該有的知識，你就必須有，要認真學習，否則你這排房子就是有缺陷的。

我還打過一次學生。那是我當一個班的班主任時。有一天剛上課，一個女孩子突然大聲說，楊老師，他打我。我講課時沒注意那兩個學生之間發(fā)生了什么事，因為全班都很安靜。于是我下了講臺走過去問，你打她了沒有？男孩子不說話。不說話那就是認可，我叫他從座位上出來。他出來后，很聽話地走到教室后邊墻跟前，我叫他雙手平舉站著，我又回講臺講課。過一會兒他就堅持不住，雙手下垂了。這實際上是體罰學生，我知道他堅持不了多久的，于是我又走過去，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說誰叫你放下手的！他又舉起手來，但嘴里說，楊老師，我累了。我說，累了？我就是要叫你累一下，記住這件事，以后不許打女同學。

我不允許學生上課時亂說亂動，要集中精力聽講，所以我?guī)н^課的班級，學生們上課都很安靜，紀律好。在教學上，我不贊成遷就學生。

二

大概1975年，我生活過的那個連隊，有幾個知青回天津了。其中一個叫劉李青，一個叫王瑜。這兩個人回城的原因是，那時候天津市知青辦有了新的政策，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如果是獨子，可以調動工作或者退職把戶口遷回天津。他們兩個人符合這種情況，就辦理了退職手續(xù)。

王瑜是個高中畢業(yè)生，在連隊一直干炊事員工作，閑暇的時間寫毛筆字練習隸書。我的朋友董永健結婚，他寫了一幅字，刻在木匠制作的木板上，我到董永健家里去的時候，董永健指著掛在墻上的那幅字告訴我，王瑜送的。王瑜那兒有兩本俄羅斯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我拿去讀過。董永健是一班班長，連隊成立第二年就調到新建的九連，過兩年就調團部子弟學校當老師了。

王瑜調回天津不久，和四連的一個女知青張申文在天津結了婚。婚后不久，張申文返回小宛農場，王瑜從天津打電話給我，說今天晚上大約幾點，張申文到疏勒河火車站下車，你想辦法接一下。疏勒河車站是一個比較大的車站，但是我沒去過，以往，小宛農場的職工都是從玉門鎮(zhèn)火車站下車，然后轉玉門鎮(zhèn)去安西縣（現(xiàn)在叫瓜州縣）的班車去小宛農場；再說，從農墾局所在地往疏勒河也沒有班車，這事有點難度。好在我在商店當過一年多營業(yè)員，后來又當老師，認識農墾局小車班的兩個司機，那天晚上，我找小車班一個姓王的司機，半夜時分，我們從農墾局所在地出發(fā)去二三十公里處的疏勒河車站。我們到車站的時間晚了一二十分鐘，路很難走，是汽車和拖拉機碾軋出來的土路，在荒灘和草原上彎彎曲曲、坑坑洼洼，塵土飛揚，車走不快，我們趕到車站候車室的時候，張申文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候車室坐著。我趕忙安慰和道歉，我說，你害怕了吧，一個人待在這里？對不起，我們來晚了。張申文笑著說，下車時間不長。我估計她是害怕了，那里也沒法打電話，我要是沒去接的話，她一個人得坐到天亮。那個車站雖說比較大，那是對鐵路系統(tǒng)來說的，從新疆來甘肅的火車換機車的車站，在一片荒原上，車站周圍沒有一家工廠企業(yè)，也沒有農場，也就是說，沒有鐵路職工之外的乘客上下車，也沒旅社驛站，她在半夜里下了車，一個人在候車室坐著等人接站，心里能不感到恐怖！那時我已經成家了，便把她接到我家，叫她和我老婆唐云珍在一起睡覺——她和我老婆在連隊時關系極好——我自己到廚房去睡了。

我老婆是和我同一屆的工農兵學員，上的蘭州醫(yī)學院，比我早一年畢業(yè)，在農墾局中心醫(yī)院內科上班。那時家里經常來人，都是農場的農工，去農墾局醫(yī)院看病的，或者有什么事來農墾局的。來我家人最多的時候是從1979年春天到1980年上半年。1979年春季，國家的知青政策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和松動，凡是有點什么病的人，都可以辦理退職返城。

王瑜的妻子張申文回天津了；張家林和石淑煥跑來農墾醫(yī)院找我妻子開病情診斷證明，并且成功地回到天津去了。此事轟動了整個四連，許多知青來找唐云珍；還有其他連隊的知青也打聽到唐云珍的名字找來了，都是叫唐云珍編造假診斷證明，結果惹出一件事來，小宛農場的書記岳國禮在一次全農場大會上說：農墾局醫(yī)院有一個醫(yī)生是四連出去的人，咱們團想回城的人開來的醫(yī)院證明上都是她的簽名。這沒有辦法，那時候農墾局醫(yī)院是原農一師中心醫(yī)院，醫(yī)院有十多名“文革”前分配來的大學生醫(yī)生，還有兩名是原省人民醫(yī)院的名醫(yī)，是1964年農建十一師成立之際被師政委挖來的權威。但這些權威醫(yī)生很少坐門診，知青們開診斷證明難得見上他們或者拉得上關系。當時醫(yī)院有三位知青出身的醫(yī)生，一位在住院部，一位工農兵學員出身的剛分到醫(yī)院不久，還沒處方權。不光小宛農場的知青，其他六七個農場的知青也都探聽到她是知青出身，來醫(yī)院就找她，認為知青醫(yī)生對知青有同情心。而她既有處方權，還正好她在上門診部的班，所以她每天上班時辦公室就擠滿了人。

有兩件事我記得清楚極了，一件事是飲馬農場的兩個知青，他們怕在門診開不上診斷證明，提著買來的點心找到我家來行賄。我當著老婆的面把他們勸走了：你把點心提回去，你明天到門診去找唐云珍，她一定給你開證明；你不把點心提走，你還就開不上證明。那時候，知青辦理病退，天津知青辦就認農墾局醫(yī)院的證明，其他任何醫(yī)院的診斷證明都不行，哪怕甘肅省人民醫(yī)院的、天津市總醫(yī)院的都不行。還有一件事是那年有一段時間她生了孩子休產假四五十天，還是很多人找上門來；她便拿了一本診斷簿放在家里，誰找上門來就給誰開。

知青病退，僅是醫(yī)生開了診斷證明還不行，因為你拿的這個診斷證明是要與很多天津市的企業(yè)和政府部門打交道的，所以病號拿著診斷證明還要到農墾局醫(yī)院醫(yī)務科蓋章，醫(yī)務科科長簽了名蓋了公章才有效。有一段時間，農墾局對開診斷證明卡得比較嚴，也就是一陣緊一陣松的。結果有幾個我認識的知青，在門診由我老婆開了診斷證明之后，我還要去找醫(yī)務科長，做疏通工作。由于學校的家屬院和醫(yī)院的家屬院挨著，我和那個叫火高儒的醫(yī)務科長熟悉，很談得來，所以有過兩三次我跑到他那兒去，給他留下幾個人的名單，叫他一定要手下留情。那個科長是個很開通的人，基本都放行。

知青“病退”回城，拿到農墾局醫(yī)院的病情診斷書僅僅是開始，然后回到農場的連隊，隊長和書記（連長和指導員）在他的回城報告上簽字蓋章（私章）送到場部，場領導上會研究批準；各農場都專門成立了一個辦公室處理此事，寫一個與天津市知青辦商榷的公文，表明農場同意此人因病返回故鄉(xiāng)。農工把這一套文書寄回家鄉(xiāng)，家人再通過街道辦事處和基層政府申報到天津市知青辦公室。知青辦再發(fā)下來同意該人可以回到故鄉(xiāng)的批文，家人再寄回甘肅的農工手中，此人就可以辦理戶口、糧油供應的手續(xù)了。回到家鄉(xiāng)之后，再通過街道或者各自的親朋好友分到各種企業(yè)（大部分是平常人不愿干的企業(yè)和單位）當學徒工。有少數(shù)人嫌學徒工工資低，無法生活，自謀生計去了，譬如賣菜、拉板車或者做個小生意。

還有一部分知青是頂替回城的。當時，天津市還有一個政策，父親或母親如果提前退休，一個在農村或者農場上山下鄉(xiāng)的子女可以調回來頂替父母在原單位工作。為了讓子女回到身邊，有些做父母的退休。我們那個連隊有一個排的農工調到安西縣城西邊的小宛農場四工分場去了，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時候，其中我的好朋友黃樹岳已經是小宛農場的校長兼黨支部書記職務了，這時他妻子陳偑霞也調場部附近的一連上班了，為了兩人能回到天津，妻子的父親在天津漢沽化工廠提前退休了，叫女兒陳偑霞回城頂替他進工廠。當時天津的政策是不接受已婚子女，那會造成新的分居。為了叫妻子能調回天津漢沽，兩人需要離婚變成單身。好在黃樹岳在四工分場一連當過指導員，而四工一連是整個分場最有實力的連隊，有較多的農業(yè)機械，多次派拖拉機收割機幫助過附近的環(huán)城公社。于是他跑到環(huán)城公社去了一趟，環(huán)城公社的干部都熟悉他，他去了，辦公室主任便要安排飯菜招待他。他攔住了，說自己是來辦假離婚手續(xù)的。辦公室主任聽了哈哈大笑，從抽屜里拿出兩張離婚表來叫他自己填寫上邊的各個項目。項目很復雜，為什么離婚呀、孩子歸誰呀、家庭財產如何分割呀。他嫌麻煩，就寫上了由男女雙方協(xié)商解決的話。然后他把離婚證明寄回了天津漢沽。但很快離婚證明就被退回來了，漢沽辦事人員一眼就看透了他和妻子是假離婚。無奈之下，他又去了一趟安西縣城，在縣城所在地的源泉鎮(zhèn)政府辦了離婚證，寄回天津。天津這才發(fā)出了將他妻子調回漢沽的調函。妻子陳偑霞帶著孩子們回漢沽落戶，頂替父親在漢沽化工廠上班后，他又去環(huán)城公社領了與陳偑霞復婚的證明，這次是兩張紅色紙張的結婚證。然后，陳偑霞的家人又在漢沽為他跑來跑去，尋找可以接受他的企業(yè)和單位，到1982年，他以和陳偑霞夫妻兩地分居生活不便的理由調去天津漢沽了。

到1981年春季，我和老婆調河北省的時候，農場的知青已經走得沒剩下幾個人。我們夫妻倆原計劃是不走的，因為我和老婆的工作當時在知青當中算是不錯的，叫我們病退回城，回城后再去找工作當學徒工，一切都從頭做起，那是難以接受的。也就是說，我們打算就在那邊干下去。后來調到河北省大清河鹽場，那是老婆家里人把一切都辦好了，調令來了。

……

全文未完，完整內容刊于《青年作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