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與宋詞

關于詞

詞又稱曲子詞、長短句、詩余，為詩的別體，始于南梁，形成于唐代，五代十國后開始興盛，至宋代達到頂峰。詞在形式上的特點是“調有定格，句有闋。”《舊唐書》記載：“自開元（唐玄宗年號）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當時的都市有很多以演唱為生的優(yōu)伶樂師，根據(jù)唱詞和音樂拍節(jié)、創(chuàng)作或改編長短句參差的曲詞，這便是最早的詞了。民間產生的詞比出自文人之筆的詞早幾十年。

唐代詩的繁榮已至鼎盛，宋初詩壇一度寂寥。唐代，民間的詞樽前月下的內容在文人眼里不登大雅之堂，被視為詩余小令。五代“花間派”以脂粉氣濃烈的崇尚濃辭艷句馳名，代表人物溫庭筠，存世詞約70首，風格綺麗婉約。在詞發(fā)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虜之后的詞作則開拓一個新的深沉的藝術境界，給后世詞客以強烈的感染。這一階段的詞作，有晚唐五代詞選集如《花間集》，趙崇祚編。據(jù)歐陽炯《花間集序》，此書成于后蜀廣政三年（940），在敦煌本《云謠集雜曲子》發(fā)現(xiàn)前，《花間集》被認為是最早的詞選集。

《花間集》為曲子詞選本。收錄了晚唐到五代時期詞人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夐等18人的詞作共500首，分為10卷，每卷50首。集收溫庭筠的詞有66首。

和凝曾為宰相，以制曲著名，當時稱為“曲子相公”，其詞風與溫庭筠相近。溫詞華美，韋詞疏淡，代表了《花間集》中的兩種風格。《四庫總目》稱此書：“詩余體變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體制益繁，選錄益眾。而溯源星宿，當以此集為最古。唐末名家詞曲，俱賴以僅存。”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文人詞派——花間詞派以此為形成的標志。

關于宋詞

宋代，詞發(fā)展到鼎盛狀態(tài)，成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文學形式。文學史上，詞以宋稱，體現(xiàn)了宋詞作為一代文學的重要地位。

宋代詞人有百余家，如晏殊、晏幾道、柳永、歐陽修、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陸游、姜夔……在《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詞家就有128家。

其中宋代出版的詞集有蘇軾的《東坡樂府》（紹興二十一年刻），秦觀的《淮海居士長短句》（乾道間刻），張孝祥的《于湖先生長短句》，周邦彥的《清真詞》（淳熙七年溧水縣齋刻）、《清真詩余》（嚴州刻本）、《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嘉定四年刻本），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別集》（嘉泰二年刻本）等。

北宋詞的主流依然是沿襲晚唐五代，吟風弄月，注重詞的抒情性與音樂性，如二晏、張先等。他們刻意求精，使詞的形制更加豐富，詞的語言更加精煉，詞的意境更加深婉，詞的風格更加細膩，特別是使詞的音律更加精美合樂。鄭振鐸先生在所撰《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將北宋詞壇分為三個時期：

一是柳永以前，晏殊、范仲淹、歐陽修時代，主要延續(xù)了花間派的真摯清雋。歐陽修《蘇幕遮·懷舊》“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踏莎行·候館梅殘》“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范仲淹《漁家傲·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fā)征夫淚。”

二是柳永、蘇軾、黃庭堅、秦觀時期，趨于豪放，柳永還深諳音律，自創(chuàng)新調。

他們從詞風詞境入手，著意詞體的變革。北宋初年，范仲淹的《漁家傲》和王安石的《桂枝香》，詞調慷慨蒼涼，境界開闊悲壯，感情抑郁深沉，揭開了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派詞作的序幕。

蘇軾有意利用詞在語言形式自由暢達地表現(xiàn)人生中各種各樣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把本來屬于詩歌“言志”的內容寫到詞中，把詩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散文句式、語詞也用在詞里，使詞的內容更加豐富。蘇軾之前，音樂是詞的生命，音樂的特性重于文學的特性，蘇軾使詞從重樂擺脫出來，使詞首先成為一種文學體裁，而不僅僅是音樂的附庸，從而使詞在文學史上有了獨立存在的地位。

如《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云，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fā)。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三是周美成為代表的時期，更注重音律、創(chuàng)新，不是豪邁也不是清雋，而是在嚴格的詞律中。以清麗婉美抒寫心懷，開南宋詞人的先路。這一時期還有兩位詞人影響巨大，近李后主的趙佶、清雋豪逸的女詞人李清照。

李清照的詞是北宋向南宋發(fā)展的過渡。李清照親身經(jīng)歷了由北而南的社會變革，生活際遇、思想感情發(fā)生了巨變，相應地，詞的內容、情調乃至色彩也發(fā)生了變化，由明麗清新變?yōu)榈突层皭潯⑸畎牍恰?/p>

李清照《聲聲慢·尋尋覓覓》：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南宋詞也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南渡后，偏安局面形成。許多詞人歌舞升平、漁歌唱晚，也有如辛棄疾、陸游、張孝祥等慷慨悲歌之士，奔放豪邁之作品。

辛棄疾，不僅代表了南宋詞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辛棄疾《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fā)生！

第二時期外患已平，進入宴樂時代。代表人物姜夔、吳文英等，更重形式上的遣詞造句、雕飾等。

姜夔《疏影》：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huán)、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里，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第三個時期能預見南宋滅亡的時期，詞多感嘆思仇、亡國之痛的情緒。代表人物蔣捷、張炎、周密、王沂孫等。

經(jīng)過長期發(fā)展和許多詞人在眾多方向上的探索，在吸收了詩歌及散文的表現(xiàn)手法后，這時又面臨著一次總結的時機。關注傳統(tǒng)時也對過去詞人的各種手法進行了篩選整理，在詞的形式、語言技巧方面作出了新的總結。他們的作品雖然氣勢不夠雄大，境界不夠開闊，但對詞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如周密的《南樓令·次陳君衡韻》：

“開了木芙蓉。一年秋已空。送新愁、千里孤鴻。搖落江蘺多少恨，吟不盡、楚云峰。

往事夕陽紅。故人江水東。翠衾寒、幾夜霜濃。夢隔屏山飛不去，隨夜鵲、繞疏桐。”

宋代的圖書事業(yè)

圖書事業(yè)發(fā)展的條件

一、出版技術成熟。宋代出版事業(yè)是適應政治需要和文化需求，伴隨著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品發(fā)展逐漸興盛起來。重要標志就是公私許多出版機構涌現(xiàn)出來，形成出版網(wǎng)絡。官方為中央和地方官署以及官方的學校、書院，民間有私宅、坊肆以及民間性質的寺院等。

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得益于宋代造紙、造墨、印刷技術的成熟和普遍使用，北宋有四大刻書中心，分別為汴京、杭州、福建、四川。早期刻書業(yè)延續(xù)晚唐五代以四川為中心，中期汴京、杭州及福建的刻書業(yè)也齊頭并進。這些刻書集中的地方也是當時造紙集中的地方，紙張也有不同種類。汴京等地也是生產印刷用墨的地區(qū)，刻書使用木材也相對集中，雕版技術的成熟也是必須的條件。南宋時期由于宋室南遷，汴京的刻書產業(yè)衰落，而杭州、福建、四川以及江西等地的刻書業(yè)仍然飛速發(fā)展，且有其鮮明的特色。

著名藏書家葉夢得有言：“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說明宋代刻書中心各有其成熟的體系、鮮明的特色。且在這些地區(qū)形成了一定現(xiàn)代意義上的刻書業(yè)“產業(yè)集聚”現(xiàn)象，即同一產業(yè)或相關產業(yè)的一定數(shù)量企業(yè)在某個特定地理區(qū)域內高度集中，產業(yè)資本要素在空間范圍內不斷匯聚，并產生一系列集聚效應的過程。

二、學術發(fā)展、文化傳播的需要。宋代禮士崇文，吸引了很多人通過讀書取得功名，士人數(shù)量大，政府也注意提高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水平，養(yǎng)士促進了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

三、政府提倡、科舉功名的需要。讀書蔚然成風，學校、書院的發(fā)展也促進了出版業(yè)的繁榮。

四、重藏書。政府重視圖書收集在政策上給予傾斜，藏書成為風氣，促進了刻書業(yè)的發(fā)展，精品倍出。

五、宋代出版業(yè)特點。刻書出版地域分布廣、官私刻書覆蓋面廣、出版物品種豐富，既有儒家經(jīng)典、大部頭史書、也有著名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四大類書，內容齊全，數(shù)量龐大，管理嚴格。

六、技術多元。既有成熟的雕版印刷，也有活字印刷，同時還保留有抄寫的方式。

宋詞的出版

紙質書籍之前，宋詞主要靠歌妓口頭傳播，有些是根據(jù)歌妓的要求填詞。娛樂性決定了內容以社交、閨情、羈旅、別愁等為主題。出版的發(fā)展，讓詞以單篇或結集得以出版流傳并進入市場成為可能。

以現(xiàn)存的宋人詞集為例。《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是宋人周邦彥的詞集。周邦彥（1056-1121），字美成，號清真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中國北宋末期著名的詞人。歷官太學正、廬州教授、知溧水縣等。徽宗時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創(chuàng)作不少新詞調，如《拜新月慢》《荔支香近》《玲瓏四犯》等。現(xiàn)存詞200余篇，多寫男女之情和離愁別恨，內容較為單薄，調子較為低沉。其詞承柳永而多有變化，市井氣少而宮廷氣多，詞風也比柳永更典雅含蓄，且長于鋪敘，善于熔鑄古人詩句，辭藻華美，音律和諧，具有渾厚、典麗、縝密的特色。如《瑞龍吟》（章臺路）、《西河》（佳麗處）等。其寫景小詞，富有清新俊逸的情調，如《蘇幕遮》等。周詞音律嚴整，格調精工，被尊為婉約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創(chuàng)始人。歷代對周詞多有好評，舊時詞論稱他為“詞家之冠”。

王國維《人間詞話》稱：“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chuàng)調之才多，創(chuàng)意之才少耳。”并以宋詞比唐詩，推為“詞中老杜”，可見其享名之盛。

周邦彥用唐人詩語櫽括入律，長調作品善鋪敘，詞境典雅，富艷精工，今存詞180余首，編為《清真集》，陳元龍為之作注，題為《片玉集》。自南宋中后期始，清真詞深婉曲折、音律華美的特質使它成為了后人唱和的范本，被奉為雅詞正宗，周邦彥被尊為宋詞史上“結北開南”的集大成者。

周邦彥詞集宋代盛行于世，有多種版本。此集以《瑞龍吟章臺路》開篇，該詞為作者沉浮州縣十余年，回京師后所作。

宋詞雙璧

《東坡樂府》《稼軒長短句》

《東坡樂府》宋代文學家蘇軾的詞集。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除龍圖閣學士。蘇軾是宋代文學大家，他的詩、詞、散文、書法都有獨到的成就。其作品主要匯編為《東坡七集》，即《東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應詔集（十卷）》。但詞集《東坡樂府》未在其中。

蘇軾的詞，在我國詞史上有著極其特殊的重要地位。他的詞大大突破了詞是艷科、供娛賓遣興的傳統(tǒng)藩籬，使詞從花間、樽前走向更為廣泛的社會、人生，是宋代豪放派詞的創(chuàng)始人。劉辰翁評價蘇軾詞“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辛稼軒詞序》）文學史上則把蘇東坡與宋詞壇上獨樹一幟的辛棄疾并稱“蘇辛”。

國家圖書館藏《東坡樂府》，元延祐間括蒼人葉曾云間南阜書堂刻（云間，即今之松江），為今日所見東坡詞最古刻本。這也是傳世東坡詞的最重要的刻本。

宋人評價東坡詞——江山麗秀之句，樽俎戲劇之詞，搜羅幾盡矣。傳之無窮，想象豪放風流之不可及也。

清著名藏書家黃丕烈稱：當年遇到《東坡樂府》時“其時需值卅金，余以囊澀未及購取……因檢書一二種，售之友人，復益以日本刻《簡齋集》，如前需數(shù)，而交易始成。”黃丕烈以卅金換來的《東坡樂府》與其原藏《稼軒長短句》這兩位大詞人的最佳刻本合為雙璧，也是書林的一段佳話。此《東坡樂府》曾為文徵明家藏，后又為徐健庵、季振宜、鮑廷博、顧廣圻等藏書家收藏鑒賞，然后歸入黃丕烈、汪士鐘、楊氏海源閣、周叔弢，周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將所藏善本捐贈給國家圖書館，使其與元大德三年廣信書院刻本《稼軒長短句》“蘇辛詞”在國家圖書館合璧。

《稼軒長短句》是南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辛棄疾的詞集。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山東歷城人。22歲時在濟南南部山區(qū)率眾起義，加入耿京的抗金義軍，任掌書記。不久歸南宋，歷任湖北、江西、福建、浙東安撫使等職。任職期間，積極采取強兵安民的措施。一生的政治、軍事文學活動多與抗擊金兵、收復失地有關。其文學成就以詞為主，是歷史上著名的愛國詞人，與蘇軾并稱“蘇辛”，其詞在思想和藝術成就上達到了宋詞的新高峰。

《稼軒長短句》大約成書于開禧三年（1207）辛棄疾辭世之后，自宋代起就有多種版本流行。傳至現(xiàn)今的版本主要有兩個系統(tǒng)，一是四卷本，一是十二卷本。四卷本基本上保持了宋本的原貌，有較高的文獻價值，為研究辛棄疾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但收詞較少，比十二卷本幾乎少了1/3。

國家圖書館藏元大德三年（1299）鉛山廣信書院刊本《稼軒長短句》為十二卷，共輯錄辛棄疾詞573首，傳世孤本，卷十二后有“大德己亥中呂月刊畢于廣信書院，后學孫粹然、同職張公俊兩行。”辛棄疾南渡后，居鉛山、上饒兩地時間最久，并于開禧三年卒于鉛山。所以此處所說的廣信書院，疑即鉛山之稼軒書院。此書卷一第一葉版心下鐫“信鉛暢叔仁刊”6字，信鉛為信州鉛山縣之簡稱，鉛山、上饒宋時均屬信州。

《宋史·藝文志》著錄有“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亦著錄有“稼軒詞四卷，又信州本十二卷”。而宋代信州本不傳，此廣信書院刻本，疑為覆刻宋信州本。

全書均采用行書寫刻上版，筆墨飛舞，字畫圓潤秀麗，疏朗悅目，獨樹一幟，是元代刻書中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

清顧炎武稱“宋元刻書，皆在書院”。的確，元代刻書的許多精品皆出自書院，當時主持書院的山長多為著名學者，他們親自校勘，書院又有學田收入作為刻書的經(jīng)費，所以書院刻書大多非常精致。由于此書價值珍貴，故其迭經(jīng)名家收藏，蘇州朱之赤家、黃丕烈、汪士鐘、楊以增海源閣、周叔弢，周先生捐獻國家圖書館。

宋代刻前人詞集

《花間集》為晚唐五代詞選集。編者趙崇祚，字弘基。生平事跡不詳。在敦煌本《云謠集雜曲子》發(fā)現(xiàn)之前，《花間集》被認為是最早的詞選集。

《四庫總目》稱此書：“詩余體變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體制益繁，選錄益眾。而溯源星宿，當以此集為最古。唐末名家詞曲，俱賴以僅存。”的確，晚唐五代時期十八位著名詞家的作品，多賴此集得以保存，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文人詞派——花間詞派以此為形成的標志。作為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詞總集，《花間集》在我國詞發(fā)展史和文學史上占據(jù)著重要地位。

《花間集》在宋代即非常流行，現(xiàn)存南宋建康郡齋刻本的晁謙之跋寫于紹興十八年（1148），稱此前建康郡齋也曾經(jīng)刊刻過《花間集》，并用于郡將監(jiān)司幕僚離別時贈送之物，并說除建康郡齋本外，還有其他刻本，可能刊刻于北宋時期，或許北宋《花間集》就有刊本流傳了。現(xiàn)在存世的宋刻《花間集》，有建康郡齋紹興十八年刻本和宋刻遞修公文紙印本兩種。兩種皆為孤本，均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宋刻遞修公文紙印本刷印在南宋淳熙十一、十二等年鄂州（今武昌）的公牘檔冊紙上，紙背墨筆銜名有儒林郎觀察支使措置酒務施、城忠郎監(jiān)在城酒務賈、江夏縣丞兼拜斛場溫、鄂州司戶參軍戴、進義副尉本州指使監(jiān)公使庫范等，鄂州治所在江夏，就是現(xiàn)在的湖北武昌。因為使用鄂州公文紙的緣故，前人多認為刊刻地點也在鄂州。

此書經(jīng)清代藏書名家徐氏傳是樓、查氏聽雨樓、楊氏海源閣收藏。民國初年海源閣書散出后，周氏自莊嚴堪收得，后由周叔弢先生捐贈國家圖書館，可謂傳承有緒。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是中華文明燦爛的長卷中最為絢麗的華章。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宋代物質生活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宋代，從皇帝到大臣，到知識分子，幾乎全社會認同和推崇，使宋詞佳篇迭出，影響久遠。

中國是詩的國度，千百年來，中華先民以詩言志，以歌詠言。詩詞作為中國人表述感情的藝術創(chuàng)作，或莊嚴，或豪邁，或深沉，或空靈，有對史的記錄，有對情的抒發(fā)，是藝術，也是生活，述說著自己，影響著他人，詩詞講述的是中國故事，記錄的是中國人的生活。在習近平治國理政實踐中，不少千古名句“似曾相識燕歸來”，而又激蕩起“新聲曲度”。今天這些優(yōu)美的詞句，讓人們品味多彩的中國、開放的中國。腹有詩書氣自華，今天我們學習宋詞，依然陶冶著情操，浸潤著生活的點點滴滴，是中國人的精神，是世代傳承的中國人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