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20年代至今，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小說史研究已有百年之久。百年來，各類小說史層出不窮，特別是近幾十年來，“重寫小說史”的口號被不斷提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次次“重寫小說史”的呼號之后，各家小說史敘述的基本史實并沒有大的變化。那么，這樣一種“重寫小說史”的意義又何在？

回顧學術史可以發(fā)現(xiàn)，所謂的“重寫小說史”，與其說是一種“重寫”，不如說是一種“續(xù)寫”；與其說是一種學術“自省”，不如說是一種學術“自覺”。推動“小說史重寫”的因素有很多，但離不開兩個主要原因：新文獻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各類理論視角的學習與實踐。就文獻研究與小說史的關系來看，魯迅早在撰寫小說史之前，便以古小說“鉤沉”為先聲，這樣一種看似無意的舉動，奠定了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初步文獻基礎，其后隨著胡適、鄭振鐸等學者的努力，各類小說文獻被不斷發(fā)現(xiàn)，有關小說史的問題也隨之推進。但就整體史實脈絡來看，各家小說史基本并未實現(xiàn)所謂“重寫”，而是基于前人的“續(xù)寫”。但是，小說史的“續(xù)寫”并不意味著重復，而是一種學術“自覺”。這樣一種學術“自覺”，既是學術史的“自省”，也是小說史作為“史”的“自覺”。一部小說史的編撰，不僅在于描述小說史實脈絡，也要對相應的史實作出解釋，因而各類理論視角也就受到撰寫者的青睞。百年來，形式主義、階級斗爭、敘事學、人類學、民俗學等不同的理論方法，紛紛運用到小說史撰寫中，這些理論方法既具有相應的時代意義，也產(chǎn)生一些問題，因而所謂“新理論”的運用往往伴隨著一定的學術“自省”。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自省”不僅是對于既往學術史的檢討，更是小說史作為“史”的“自覺”。這種“自覺”在中華文化語境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所謂“史”，自司馬遷撰述《史記》之始便奠定了“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基調(diào)。而當這樣一種“成一家之言”的傳統(tǒng)延續(xù)到小說史中則表現(xiàn)更為突出，這種“自覺”不僅是對于相應理論方法的選擇、檢討，也是對于基本史實的自覺探討，更是著者學術斷識、學術個性的體現(xiàn)。隨著近年來小說本體研究的回歸，小說史作為“史”的學術“自覺”顯得更為可貴。

值得注意的是，石昌渝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小說發(fā)展史》，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學術“自覺”的小說史“續(xù)寫”。全書以導論開篇，圍繞小說界說、娛樂與教化、史家傳統(tǒng)與“說話”傳統(tǒng)、雅與俗四個專題總括小說歷史。在此基礎上，本書以十編的篇幅對中國小說發(fā)展史加以梳理，以唐前志怪、志人、雜史雜傳等為小說的孕育形態(tài)，以唐代傳奇小說為小說的最初形態(tài)，繼而分述白話小說的興起、傳奇小說的演變、明代章回小說的成熟和發(fā)展、明代話本小說的發(fā)展、清初小說的繁榮、清代前期小說的變遷和藝術高峰、清代后期小說的衰落、清末小說的轉(zhuǎn)型。

可以發(fā)現(xiàn)，在這樣一種小說史書寫中，小說史作為“史”的學術“自覺”也更為凸顯。這種“自覺”首先是對小說史實的自覺回歸，著者不僅注意到小說文體內(nèi)部文言小說、白話小說的具體演進路徑，也注意到小說發(fā)展與社會歷史的互動。進一步看，這種“自覺”也體現(xiàn)在著者以個人之力獨自撰寫小說通史。如前所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以說是中華文化語境中“史”的重要特性，但要實現(xiàn)這種“史”之“自覺”，不僅需要著者的學術個性，更需要有充分的學術積累和獨到的學術斷識。也正是因此，一直以來的小說史撰寫或為集體編纂通史，或為個人編纂專題小說史，以一人之力撰寫小說通史者并不多見。而此書則不僅對小說史加以梳理，更對古代小說發(fā)展的動力及制導機制加以概括，正如著者所言，這在此前的小說史著作中是沒有的。

《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之所以能產(chǎn)生形成這種“史”的學術“自覺”，與著者的文學史觀有密切的聯(lián)系。著者曾專門撰文指出“文學史的本質(zhì)是史”，并進一步分析道：“文學史與其他史比較，有其特殊性，但卻又具有史的一般性，文學史的編寫應當在這一般和特殊的結(jié)合中探索自己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保證文學史作為史的科學品格。”也正是這樣一種作為“史”的科學品格，直接影響了著者的小說史編撰。著者明確指出，“我以為這個認識對于我撰寫《中國小說發(fā)展史》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小說發(fā)展史》的撰寫不僅是對“文學史的本質(zhì)是史”之文學史觀的生動實踐，也是對小說史編撰之史學品格的進一步彰顯，是對“小說史的本質(zhì)是史”這一小說史理念的進一步具體化，這一具體化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首先，堅持小說作為文學作品的文學本位，注重對小說史實的本體回歸。這種“文學本位”既體現(xiàn)在“小說”界定中，也體現(xiàn)在對小說源流的具體梳理中。就“小說”界定而言，著者始終堅持“小說”屬于文學范疇，主張與歷代史志著錄的“小說”概念相區(qū)別，并將以傳奇文為主體的文言敘事作品作為小說的最初形態(tài)。就小說流變而言，著者既注意到以文體演進切入小說史，分別梳理文言小說、白話小說的源流路徑，又注意區(qū)分小說與“口頭文學”“史傳文體”的差異，突出小說作為“書面文學”“文學文體”的文學特性。

其次，注意小說史文學本位與民族文化、社會生活的關聯(lián)，注重對小說史演進動力機制的深入開掘。正如本書《自序》中所論，“小說是文學的一部分，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在具體的小說史撰寫中，著者不僅注意到對小說源流、社會歷史的縱向考察，也注意反思以往研究中小說史與社會歷史“兩張皮”的弊病，轉(zhuǎn)而通過分析“娛樂與教化”“史家傳統(tǒng)與說話傳統(tǒng)”“雅與俗”等橫向因素在小說史演進中的動力作用，深入考察小說史與社會歷史的關系。

再次，注意求實理念與工作實踐的結(jié)合。“小說史的本質(zhì)是史”的小說史理念，不僅體現(xiàn)在宏觀層面的小說史觀念、書寫策略中，也體現(xiàn)在文獻資料的深入搜集、研究路徑的深入探索、疑難問題的深入考察等具體實踐中。回顧小說史研究的百年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任何小說史研究的展開都是以文獻搜集作為基礎的，魯迅、胡適、鄭振鐸、孫楷第等前輩學者莫不如是，他們在小說輯佚、版本、目錄、校勘等方面的開創(chuàng)之功有目共睹，而《中國小說發(fā)展史》的撰寫也正是基于這樣一系列文獻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來，石昌渝先生不僅與劉世德、陳慶浩等先生合作，搜集流落海外的古代小說版本，編成《古本小說叢刊》，也積極組織編纂《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將海內(nèi)外可見的文言、白話小說匯總編目。此外，石昌渝先生也以文體為切入點，撰寫完成《中國小說源流論》，推動小說史研究路徑的進一步深入。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石昌渝先生撰寫《“小說”界說》《明代公案小說：類型與源流》等專題論文，對一些具體問題作了更為深入的探索。

總的來看，石昌渝先生歷時20年完成的這部《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不僅是一種“自覺”的小說史“續(xù)寫”實踐，也是對“小說史的本質(zhì)是史”這一小說史觀念的進一步具體化。當然，正如本書《自序》中所說，“史著對歷史的描述大多不可能與當時發(fā)生的事實吻合，但我們卻應當努力使自己的描述接近歷史的真相。”本書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難免會有疏漏甚至爭議，但這也正是小說史之“自覺”與“續(xù)寫”的意義所在，也正是小說史作為“史”的科學品格所在。

（作者：趙鵬程，系遼寧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