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若說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是五四落潮期對魯迅發(fā)生最重要影響的異域批評家，那么俄羅斯作家阿爾志跋綏夫，則是這個時期對魯迅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

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魯迅先后翻譯了阿爾志跋綏夫的中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及短篇小說《幸福》和《醫(yī)生》，分別發(fā)表于《新青年》和《小說月報》。《工人綏惠略夫》一九二二年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經(jīng)魯迅一九二六年校訂，一九二七年北新書局出第二版。《幸福》《醫(yī)生》則收入了一九二二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現(xiàn)代小說譯叢》。

阿爾志跋綏夫

《工人綏惠略夫》

魯迅與阿爾志跋綏夫的相遇是頗偶然的。一九二○年四五月間及十一月，他曾多次前往紫禁城午門，參與整理德國商人俱樂部“德華總會”的藏書，發(fā)現(xiàn)了阿爾志跋綏夫小說集《革命的故事》的德文譯本。于是才有了他對《工人綏惠略夫》等作品的翻譯。

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女師大毀校紀念會上，魯迅發(fā)表演講，開始即談到為什么在一堆書里偏偏挑中了這一篇：“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后，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xiàn)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后，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但他并不贊成綏惠略夫破壞一切的復(fù)仇，所以又指出：“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yún)s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fù)仇了，一切都仇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魯迅更關(guān)注這篇小說所表現(xiàn)的為社會做事的改革者，反倒面臨被迫害和受苦的處境。而對于綏惠略夫向社會復(fù)仇，他的看法是：綏惠略夫“在無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尋一條可走之路，于是成就了其“對于社會的復(fù)仇”。

魯迅認為，《醫(yī)生》寫的是“對于無抵抗主義的抵抗和愛憎的糾纏”。而對作者為什么要寫“反抗無抵抗”，他做出了“人在天性上不能沒有憎，而這憎，又或根于更廣大的愛”的解釋。他說《幸福》渾然寫出了“愛憎不相離，不但不離而且相爭的無意識的本能”。對于愛和恨、犧牲和復(fù)仇彼此交融相互轉(zhuǎn)化的關(guān)系，尤其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中愛憎糾纏而又相爭的特點，魯迅的悟解體認是異常深刻獨特的，也引發(fā)了他的持續(xù)不斷的深入思考。

在一九二五年的演講《娜拉走后怎樣》里，魯迅借了綏惠略夫?qū)喞宸蛘f的話，來質(zhì)問夢想將來黃金世界的理想家：“你們將黃金世界預(yù)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么給他們自己呢？”魯迅以為希望在于將來，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尸骸”，則“代價太大了”；所以對此有所保留。而他借用的綏惠略夫的話，與《〈吶喊〉自序》所說不愿意大嚷起來，驚起了“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里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的看法，則是高度契合的。

對于“黃金世界”及以此為旗號來對民眾進行蠱惑的質(zhì)疑，構(gòu)成了他思索啟蒙主義、思索希望與未來社會等相關(guān)問題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價值基點。

《工人綏惠略夫》的主人公是個化名綏惠略夫的大學(xué)生。他以工人身份到工廠組織罷工，而被當局逮捕判處死刑。從法庭押往監(jiān)獄途中，他得以逃脫，到了彼得堡。他本來是出于愛，充滿勇氣和勝利的確信，“將一生最寶貴的去做犧牲”“為了共同的事業(yè)跑到死里去”；但其革命行動并不被群眾和“不幸者們”所理解，反而幫助警察來追捕他。在走投無路的境遇里，他的憎恨和憤怒一變而為瘋狂的報復(fù)，于是“對于不幸者們也和幸福者們一樣的宣戰(zhàn)”。在逃亡途中他跑進戲院，舉槍向觀眾射擊。“他抱了涼血的殘暴的歡喜，施行復(fù)仇了，為了那許多自己時常遇見的，損害，苦惱，和被毀的生活。”

在《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一文中，魯迅又說，更了解施蒂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阿爾志跋綏夫，并沒有讀過尼采的著作，但綏惠略夫“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采來。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終身戰(zhàn)爭，就是用了炸彈和手槍，反抗而且淪滅”（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

其實，綏惠略夫并非一開始就邁出了向群眾開槍這一步。他稱自己的“憎惡人類”，并非由于什么“憤激”，而是源于“經(jīng)驗”。之前他懷抱著希望，和戰(zhàn)友們到工廠去，為了共同的革命事業(yè)苦斗了五年。然而，他的同事們先后都犧牲在當局的皮鞭和屠刀下。他的戀人理莎也委棄在死亡里，委棄在污穢的絞索、絞架和絞刑吏的嘲弄里。他的內(nèi)心深處埋藏下了鐵一般的憎惡、沉重的憤怒和決不寬容的力量。

逃到彼得堡后，他又目睹了民眾的苦難和社會的黑暗：失業(yè)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忍饑挨餓而不得不乞討的鐵匠；因為不馴服而遭撤職，全家人陷入饑餓里，妻子在疾病中掙扎，又因交不起房租將被房東趕走的窮教員；在艱困的生計中，被迫嫁給像畜生一樣的小商販的可愛姑娘阿倫加……殘酷的現(xiàn)實使他更堅定地認為：真理只是最通常的誑騙，以使一部分人能夠依靠另一部分人而生活；亞拉藉夫宣揚的愛、自我犧牲和同情，結(jié)果也只能如此。

綏惠略夫的憎恨和復(fù)仇信念的確立及益發(fā)堅定的過程，一直伴隨著與愛和犧牲的思想的爭辯。在與信奉托爾斯泰主義的夢想家、理想家亞拉藉夫的對話中，他沉痛而憤激地反駁道：你們無休止地夢想著人類將來的幸福，可是從現(xiàn)在到將來要經(jīng)過多少“鮮血的洪流”呢！而你們教人們夢想的東西，是他們永遠也不會得到的！即使你們所有將來的夢都當真實現(xiàn)了，但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們的淚海”稱量起來，也是根本無法平衡的。

此外，作品還以很多筆墨表現(xiàn)綏惠略夫的幻覺和夢境。先是他已死去的戀人理莎來看他，仿佛知道這是綏惠略夫決心復(fù)仇前生命的最后一夜，特地來與他告別、對他哭泣。他堅定地告訴理莎，這是他的唯一選擇。繼而出現(xiàn)的，是一個形象模糊的夜間來客，好像是黑瘦臉長頸的鐵匠，又似乎是個幽靈，業(yè)已知道了他的復(fù)仇計劃，以為其策略是可怕的；還說他的憎惡和狂亂的想法，都來自他所罵詈的廣大的犧牲一切的愛。他馬上堅決予以否認，說這不是愛，“我不要愛！”而來客認為，他盡了天職地全力愛著人類，卻不能忍受惡，“你憎，就因為你心里有太多的愛！而且你的憎惡，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犧牲！”

這場對話凸顯了綏惠略夫所信奉的憎恨、復(fù)仇的人生哲學(xué)，與亞拉藉夫的愛、犧牲和勿以惡抗惡的思想觀念的尖銳對立。他在自己的內(nèi)心重現(xiàn)這兩種不同價值觀激烈爭執(zhí)交鋒過程的同時，也對自己所秉持的憎恨復(fù)仇的思想做了進一步思考和強化。綏惠略夫感到，黑暗中來的并不是一個人，“簡直是一面鏡子和自己的形象在里面”。

在談話中，綏惠略夫針對認為他的策略是可怕的看法，具體說明了自己不想到愛而只懷著憎恨的原因：由于這些不幸、怯弱和昏迷的人，壓制他一生太久，把自己的所愛和所信都奪走了，所以他不愿意去愛他們，而是憎惡他們。他像對糟蹋生活的“幸福者”報仇一樣，也要向這些非常慘苦、尚未隕滅的“不幸者”報仇。他認為憎的權(quán)力比愛更強大，并激烈反對來客所謂犧牲愈大，其意義便愈純潔愈神圣，以及要為光明偉大的未來做出犧牲、勿以惡抗惡的觀點。他質(zhì)問道：把我們的生命和幸福都當作肥料，使肥沃的土地迸出新生活的萌芽，然而又有誰來對這些喝我們的血，以我們的痛苦為樂，在我們的生命幸福都成了肥料的土地上跳舞的人進行報復(fù)呢？

緊接著警察前來抓捕，綏惠略夫脫身逃走；亞拉藉夫終于在邪惡面前、在死亡威脅下，以憎惡和憤怒，被迫用炸彈手槍奮起反抗，死在警察的槍口下。魯迅說他是“為愛而犧牲”，與綏惠略夫的因憎恨而復(fù)仇形成了鮮明對照。逃亡中的綏惠略夫，“凡所遇見的一切，個個都是仇讎，沒有一人肯想隱匿他，阻住追捕的人，或者至少也讓給他一條路”；就這樣他決絕地實施了復(fù)仇，在戲院里向人群射擊。

一九二五年在給許廣平信里，魯迅專門談到了“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亦即綏惠略夫這一類人的命運：“是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終至于成了單身，忿激之余，一轉(zhuǎn)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于毀滅。”綏惠略夫這個人物在他內(nèi)心激起了極大波瀾，觸發(fā)了深長的思索。就在這一年十月，魯迅創(chuàng)作了小說《孤獨者》。

二

《孤獨者》的主人公魏連殳雖近于綏惠略夫“精神上的中國兄弟”，但與“被絕望所包圍”而成為“復(fù)仇者”的綏惠略夫不同的是，他在家鄉(xiāng)寒石山以及S城，是一個與周圍環(huán)境格格不入的“異類”和“孤獨者”。盡管他對人的態(tài)度有時是冷冷的，說話也詞氣冷峭，但卻很喜歡小孩子，認為他們是天真的，“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而且他也并未像綏惠略夫那樣，一出場就“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采”。

小說里還有一個與魏連殳人生境遇、思想情感都極為接近，并對其懷著同情和理解的“精神上的同貌人”申飛。他既是小說里的一個人物，也是故事的第一人稱敘述者。通過這種特殊的敘事方式，魯迅旨在別具匠心地表現(xiàn)對于覺醒的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和探索。盡管《孤獨者》與《工人綏惠略夫》的差異非常明顯，但兩者都寫出了先覺者、改革者的慘苦處境，均為“憤激”之作。魯迅與阿爾志跋綏夫一樣，也在作品的精神意向中強調(diào)了憎恨的正當性與抵抗復(fù)仇的必然性。

在村人眼中，寒石山唯一一個外出游學(xué)的魏連殳，是個怪人、可怕的“吃洋教”的“新黨”。由于他常有奇警的議論，喜歡發(fā)表文章，在最不愿意有人無所忌憚地發(fā)議論的S城，便受到小報的匿名攻擊，學(xué)界也總有關(guān)于他的流言，因此被校長辭退失業(yè)，生計越發(fā)不堪。他一直喜歡的天真的兒童也開始仇視他；他每人都給買過一只口琴的房東的孩子，連他送的東西都不吃了。不久他就淪落到了生活窘迫甚至求乞的地步。

魯迅說過：“先覺的人，歷來總被陰險的小人、昏庸的群眾迫壓排擠傾陷放逐殺戮。”（《集外集拾遺補編·寸鐵》）魏連殳的處境正是如此。后來他連郵票也買不起，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在窮困潦倒的窘境中，被迫當了杜師長的顧問，馬上每月薪水就有現(xiàn)洋八十，還有了“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他自稱，“我已經(jīng)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jīng)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有的研究者認為魏連殳去做顧問，是他報復(fù)社會和舊勢力的一種極端方式，卻忽視了他是在生活沒有著落、無路可走的困境中，萬不得已才做此選擇的。所謂“復(fù)仇”，不過一個附帶結(jié)果而已；而且也主要是精神性的，即《摩羅詩力說》所言“以嘲弄社會，聊快其意”，或如魯迅所說用“中國的老法子”，即“驕傲”與“玩世不恭”。他并未像綏惠略夫那樣實施破壞一切的行為。

然而，魏連殳這一即便是不得已的選擇，在生活處境得到改善的同時，也給他個人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傷害，陷入了極大的心理失衡和難以解脫的精神折磨中，以至于“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與做顧問一起到來的，還有“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渡過了生存危機，反而掉進了另一個深淵。不久即死于肺病。

魏連殳只是個無奈的“孤獨者”，而非真正的“墮落者”、冷血的“復(fù)仇者”。他的死，既是向社會進行自戕式復(fù)仇所付出的代價，更是在現(xiàn)實中沒有出路的先覺者的人生和精神悲劇。是黑暗冷酷的社會、沉重?zé)o望的生活，使他墜入絕境，逼迫他由孤獨走向死亡。

小說在沉重壓抑的氣氛中展開了魏連殳入殮的描寫：“到入棺，是連殳很不妥帖地躺著”；“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這冷笑里帶著憎惡，既是對自己，也是對社會的。

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文末再度出現(xiàn)了深夜里受傷之狼，在曠野上嗥叫的意象，突兀、慘厲而雄悍，首尾呼應(yīng)，所表達的不僅是魏連殳強烈的創(chuàng)傷感及其慘苦的境遇，更有作為孤獨的精神戰(zhàn)士的魯迅，置身于文化荒原之中深切痛苦的生命體驗和悲劇性的心靈感受。《祝福》《在酒樓上》里業(yè)已響起的苦澀憂郁的抒情音調(diào)，至此增添了更加濃重的悲愴色彩。

小說有三處描寫最令人震駭：一為第一節(jié)魏連殳坐在草薦上突如其來的長嚎，二即上邊這個結(jié)尾，三則是魏連殳寫給申飛那封長信。此信既是魏連殳對于老友的內(nèi)心告白和情緒宣泄，也是他對自我毀滅式復(fù)仇的“心靈懺悔錄”與“自我裁決書”。他絲毫不原宥自己的所作所為，亦并未做任何自我辯解，而是進行了一番痛徹肺腑的自我審判：原來的求乞、凍餒、寂寞和辛苦，并非真的失敗；現(xiàn)在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才真是失敗者了”。

對于這個選擇，魏連殳始終都保持著清醒理智的意識，內(nèi)心充滿了絕望的掙扎和難言的苦痛。對于看不見任何光亮的烏黑一團的社會，他發(fā)出了悲憤的控訴：“愿意我活幾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這人已被敵人誘殺了。誰殺的呢？誰也不知道。”

他的清醒理性使其反省格外沉痛。信的開頭寫道：“我稱你什么呢？我空著。你自己愿意稱什么，你自己添上去罷。我都可以的。”后來又說：“你將以我為什么東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這里透示出的是知識者內(nèi)省的“自我意識”，也流露出魯迅對于“我（們）到底是誰”的困惑和追問。覺醒者——孤獨者——受難者——失敗者，就是魏連殳在人世間掙扎生存的命運軌跡。

申飛在雪夜中閉目枯坐之時，在幻覺中看到了魏連殳的眼睛，聽見了他的話音：“我還得活幾天！”在信里他也說過，“我自己又覺得偏要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在令人絕望的社會環(huán)境中，他掙扎到了最后，終于還是徹底失敗了。一個覺醒的正直的知識者，在現(xiàn)實中是根本沒有活路的。而活著的人，出路又在哪里？

面對這種嚴酷處境，申飛仍要以堅忍頑強的生命意志活下去，他堅持往前走；但不會重走魏連殳的路，事實已證明那是一條自我毀滅之路。魏連殳在信里曾對申飛表示：“我們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魯迅認同憎恨與復(fù)仇的正當性合理性，而對魏連殳蔑視自己的生命的報復(fù)行為，盡管懷著同情卻并不贊成。魏連殳入殮后，不覺出了大門的申飛，“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他要在魏連殳的生命終點重新出發(fā)，走一條與之不同的路。

“快步走”，也意味著要一往無前地從如磐的黑暗中突圍，迅疾堅定地走向前方。這是魏連殳死后，申飛面對黑暗和絕望，做出的堅毅決絕的人生抉擇，亦即魯迅“與絕望抗戰(zhàn)”的生命哲學(xué)的形象演繹。

魏連殳與申飛，實際上是魯迅內(nèi)在意識的兩個不同側(cè)面。他的真實而完整的“自我”，即隱匿在這兩個對偶式的人物后面。他們之間的對話，正是魯迅內(nèi)心深處兩個聲音的交談。

這樣的直接對話共有三次。第一次，魏連殳認為孩子總是好的，全是天真的，他們沒有大人的壞脾氣，后來的壞是環(huán)境教壞的；申飛則不同意這一看法，他以為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么會有壞花果？第二次，在對魏連殳本家的看法上，兩人顯然存在分歧，申飛認為之所以本家要奪他的屋子，關(guān)鍵是因為他沒有孩子，并問他為什么老不結(jié)婚。第三次，申飛對魏連殳坦言，他把人間看得太壞，是過于自尋煩惱，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希望他應(yīng)把世間看得光明些。魏連殳這一回似乎覺得申飛說得有道理，而且承認造成將自己裹在里面的“獨頭繭”的“絲”，其實來自祖母。

他幼小失了父母，由祖母撫養(yǎng)成人。而祖母是他父親的繼母，因而在家里備受壓抑和歧視，曾經(jīng)吃過許多苦。魏連殳小時候覺得她總是冷冷的，無論怎樣高興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起她的歡笑。父親去世后，家里“幾乎全靠她做針線過活了”，直到自己進學(xué)堂及畢業(yè)有了事做。但卻從略知世事起，便逐漸疏遠了祖母。祖母郁郁寡歡的不幸的一生，使他深切感受到了人世間的不平和悲涼。

祖母的人生悲劇，對于魏連殳具有一種徹骨的宿命性質(zhì)的影響。從祖母去世起，他便將“她的一生縮在眼前了，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我雖然沒有分得她的血液，卻也許會繼承她的運命”。他不但自己也像祖母那樣過著孤獨的生活，而且內(nèi)心承載著像祖母那樣的身世遭際的人們的痛苦和哀傷。他覺得“這樣的人還很多哩”“這些人們，就使我要痛哭”。

可見他在祖母喪儀上的大哭，哭的既是祖母，又是普天下像祖母那樣不幸的人們。對于魏連殳來說，這既是一種博大深廣之愛，也是一種深沉廣漠的悲哀和苦痛，一種無所不愛而又不得所愛、無所可愛的悲哀和苦痛。祖母去世以后，“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jīng)沒有了”，再沒有誰為他“痛心”；于是，愛完全轉(zhuǎn)化成為恨，他開始實行自暴自棄的復(fù)仇。而最終死在了彌漫著無邊無際的空虛寂寞的冷酷無情的人世間。

魏連殳與申飛的三次對話，既真切地透露出魯迅自身存在的深刻矛盾和困惑，也呈現(xiàn)了他內(nèi)心深處自己與自己的爭辯和對話，及其自我解剖、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黑格爾哲學(xué)研究者鄧曉芒指出：人要追求自由、追求自由意志的實現(xiàn)，必須首先達成自己與自己的矛盾對立。這種矛盾對立，意味著不滿足現(xiàn)實、不滿于現(xiàn)狀，而去追求其他的新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是無限的，然而，現(xiàn)實卻往往只體現(xiàn)出一種可能性（譬如魏連殳所走的道路）；因此便會產(chǎn)生困惑、不滿和痛苦，于是想要去追尋、實現(xiàn)更多更大的可能性。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否定自己。人的自由、自由意志與生命意志，也就在這不滿、否定與追尋的過程中得以實現(xiàn)。

在申飛“走”的堅定抉擇與行動踐履中，《孤獨者》展示出了知識者面對黑暗和絕望，尋索人生出路的強大的生命自由意志與堅忍的人格精神力量。

魯迅小說人物譜系中，魏連殳和狂人以及N先生，都是“最魯迅式”的人物形象。他們那種痛苦激憤的精神狀態(tài)、深刻精警的議論，以及外冷內(nèi)熱、被憎恨包裹著的愛意的表現(xiàn)，都會令人聯(lián)想到魯迅本人特有的人格氣質(zhì)和精神風(fēng)貌。魯迅曾說過魏連殳寫的就是他自己。倘若說狂人與魯迅的相似主要是內(nèi)在的，體現(xiàn)于心理精神及思想方面；那么“短小瘦削”“長方臉，蓬松的頭發(fā)和濃黑的須眉占了一臉的小半”，“兩眼在黑氣里發(fā)光”的魏連殳，則與魯迅既形似又神似。其個性人格和氣質(zhì)稟賦更接近魯迅本人，甚至某些具體生活經(jīng)歷，兩人幾乎都完全相同。譬如魏連殳的父親死后，本家爭奪他的房屋，要他在筆據(jù)上畫押的細節(jié)，就來自于魯迅曾親歷的一件事。魏連殳關(guān)于祖母的回憶，以及他在祖母喪儀上的表現(xiàn)，也都是魯迅本人的事情。魏連殳后來做了師長顧問，而魯迅曾對青年朋友表示，如果北京待不下去了，就到老同學(xué)陳儀（時任孫傳芳部隊師長）那里去“當兵”。

魯迅在一封信里說過，自己“有時很想冒險，破壞，幾乎忍不住”。他與魏連殳的區(qū)別，大概就在“忍住”與“忍不住”之間吧。魏連殳盡管有很強的自傳色彩，但畢竟是魯迅創(chuàng)造的一個獨特藝術(shù)形象。美國學(xué)者韋勒克、沃倫認為：“與其說，文學(xué)作品體現(xiàn)一個作家的實際生活，不如說它體現(xiàn)作家的‘夢’；或者說，藝術(shù)作品可以算是隱藏著作家真實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還可以說，它還是一幅生活的圖畫，而畫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開的。”《孤獨者》表明，魯迅敢于直面內(nèi)心的黑暗與虛無，把自己的內(nèi)在情感意識外化為小說人物，以魏連殳的形象來呈現(xiàn)內(nèi)心深處的某些側(cè)面，并把未能訴諸行動的若干真實想法，在這個虛構(gòu)人物身上變?yōu)楝F(xiàn)實，以達到對自我及同類知識者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道路，進行深入探究、體驗與省思的目的。

三

雖然《孤獨者》深受《工人綏惠略夫》的影響，但絕不是對阿爾志跋綏夫的簡單移寫和模仿，而是五四落潮后魯迅基于自己的情感和心路歷程，所做的獨立的思想藝術(shù)創(chuàng)造。這篇作品因而成為對先覺的知識者的人生和心靈進行深入探索，對其悲苦命運進行深沉悼亡的小說，也是一篇對于實現(xiàn)自己的精神自由、貫徹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生命意志，進行思考探尋的意蘊深厚之作。

魯迅五四退潮期的許多作品，包括《彷徨》和《野草》，尤其是《鑄劍》《復(fù)仇》《希望》及諸多雜感文字，都能或隱或顯地看到《工人綏惠略夫》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止是觀念上、精神上的，也是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綏惠略夫與亞拉藉夫的爭論，他與夜間來客的對話，他的似真似幻的夢境，及其在夢中與理薩、與來客的對談等各種表現(xiàn)形式，對于《彷徨》《野草》創(chuàng)作的啟發(fā)更是顯而易見的。《在酒樓上》《孤獨者》運用了對偶式人物之間的對話方式、復(fù)調(diào)性的敘事結(jié)構(gòu)，《死火》《狗的駁詰》《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立論》和《死后》等作品，均以“我夢見”開頭，采取夢境的藝術(shù)形式，也不能不說與阿爾志跋綏夫的藝術(shù)示范是有關(guān)的。

在綏惠略夫逃亡到彼得堡的整個過程中，及后來躲避警察追躡直至跑進了戲院的路上，阿爾志跋綏夫著意表現(xiàn)了他的各種紛至沓來的感受、印象、聯(lián)想、回憶、幻覺、夢境和下意識，生動有力地凸顯了其苦惱、緊張、迷亂、仇恨與瘋狂，以至幾近于崩潰的真實心態(tài)，把這個人物被逼入絕境后的情緒心理和精神世界揭示得淋漓盡致。這些表現(xiàn)手法與魯迅贊賞的“消融了內(nèi)面世界與外面表現(xiàn)之差，而現(xiàn)出靈肉一致的境地”，具有“嚴肅的現(xiàn)實性以及深刻和纖細”的安特萊夫小說的藝術(shù)特點，也是極為相近的。他的另一篇小說《傷逝》所表現(xiàn)的涓生的悔恨和悲哀、對于往事的追懷與自我辯解，及其連續(xù)不斷的心靈獨白、精神搏斗和情感激流，都可明顯看出對上述藝術(shù)手法得心應(yīng)手的借鑒與冥契神會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

《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文自然也濡染著魯迅個人的鮮明話語風(fēng)格。由譯文中的“黃金時代”而來的“黃金世界”，更是成為魯迅表達對于啟蒙主義的思索、質(zhì)疑、惶惑和超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他在致許廣平的信里說：“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與此相關(guān)的話題，在《頭發(fā)的故事》《〈吶喊〉自序》《娜拉走后怎樣》《春末閑談》《影的告別》《忽然想到（七）》《記談話》《答有恒先生》等多篇文章及書信中，皆有深切的思考和獨到的表述。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或許可以說，關(guān)于“黃金世界”命題的拓展與沉思，深刻地影響了魯迅的價值觀、歷史觀和社會發(fā)展觀。“黃金世界”已成為魯迅思想文學(xué)中一個具有深邃哲學(xué)內(nèi)涵的概念和“關(guān)鍵詞”，對于他作為啟蒙思想家的清醒冷峻的自我意識的確立，其作用恐怕也是不能低估的。“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在魯迅作品里常見的此類奇崛獨異的語言、梟鳴一般的格言式的文句，其底色無疑也是對于“黃金世界”的深沉思索。

有些阿爾志跋綏夫個人色彩比較強的詞語，比如“幸福者”，是與“不幸者”作為一組對應(yīng)的概念，成為綏惠略夫同一復(fù)仇對象的。而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魯迅棄“不幸者”而采用“幸福者”，且創(chuàng)造出另一個新詞“哀痛者”，作為與之相對的一組詞語，從而賦予了這一新的表達以豐富深邃的意涵。“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恐怕只有進入到《工人綏惠略夫》的語境之中，才能更精確深切地理解“哀痛者”和“幸福者”這兩個概念的真正含義吧。這類例子還有一些，限于篇幅，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