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天，通過專業(yè)和文化考試，我成為武漢軍區(qū)炮兵教導大隊的一名學員。我打起背包，一路南下，輾轉(zhuǎn)來到一個地方——河南省確山縣城東南方向的一座神秘的營區(qū)。

這次被錄取的共有150名學員，其中，地面炮兵部隊的90名學員組成炮兵教導大隊五中隊。五中隊分為兩個區(qū)隊，一區(qū)隊側(cè)重射擊指揮專業(yè)，我們二區(qū)隊側(cè)重陣地指揮專業(yè)。兩個區(qū)隊的宿舍在大隊營區(qū)最東邊，緊挨著貫山山根。這個營區(qū)不像多數(shù)部隊那樣整齊劃一，而是零星散布在幾條山溝里，房子高墻厚瓦，三面壘著與房檐同高的土堆，就像防御工事。教員告訴我們，抗戰(zhàn)時期這里曾經(jīng)是蘇聯(lián)紅軍幫助修建的彈藥庫，庫房周邊的土墻是防空設(shè)施的一部分。

教導大隊是師級建制，大隊長是一位老八路。據(jù)當年在總機班工作的戰(zhàn)友徐芳回憶，我描述的大隊長可能名叫暢玉春。記得入學之初，在開訓動員大會上，大隊長揮著大手給我們訓話：“在精神上，你們要按照炮兵連長、營長、團長的標準要求自己；在行動上，你們要按照普通一兵的標準約束自己。進來的時候，你們是鐵；拔出去的時候，你們是劍……”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確定這是大隊長的原話，還是此后的歲月里我對他的想象。大隊長不僅魁梧——那不是一般的魁梧，而且威嚴，他坐在主席臺上，紋絲不動，就像一尊銅鑄的雕像。離開貫山18年后,我寫過一個小說《特務連》，描述一群新兵在雪地里看見師長從吉普車上下來的一瞬間，車子的兩個后轱轆似乎“呼哧”一下往上躥了一截，那個師長的外在形象就來自當年我對大隊長的印象。記不得是什么時候了，我從大隊圖書室看到一本雜志，里面有篇紀實文章《山溝里的老八路》，我越看越覺得故事主角是我們的大隊長。

學習的科目很多，從專業(yè)角度講，要完成初級指揮院校兩年的課程，一方面要提高運算能力，另一方面還要像連隊普通炮手那樣，學習兵器操作課程，挖助鋤坑、構(gòu)筑工事、操炮這樣的基礎(chǔ)技能，一個也不能少，體力和精力都要經(jīng)受磨礪。

一個區(qū)隊分成四個班，四十多人住在闊大、造型奇特的宿舍里，白天野外作業(yè)回來，整個房間都彌漫著濃烈的汗味。熄燈前有一段自習時間，這段時間宿舍就成了競技場，雙人鋼絲床的下鋪，放上圖板就成了寫字臺。往往在這個時間段，宿舍里會出現(xiàn)一種壓抑的安靜，練習滾加滾減時的念念有詞，拉計算盤的聲音，翻對數(shù)表的聲音……熄燈之后，多數(shù)人很快入夢，沒有聽說誰因為戰(zhàn)友的呼嚕聲失眠。那一聲高過一聲的呼嚕聲伴著青春的夢想在天花板下繚繞，偶爾會從某個方位、某個高度上爆發(fā)一句兩句：“陣地注意——表尺365，方向，基準射向向右0－16，一炮一發(fā)……”

教導大隊不同于院校，教學不那么體系化，也不那么刻板，一切從實戰(zhàn)需要出發(fā)。教員大部分是有經(jīng)驗的“老炮”，在部隊擔任過基層指揮員。有個年齡很大的教員，參加過解放戰(zhàn)爭，講理論磕磕巴巴，但是實戰(zhàn)經(jīng)驗豐富，那雙肉眼，就像測地儀器，他往哪個山頭一坐，一個平面直角坐標系就在心里展開了。據(jù)說當年打仗，他拎一只酒壺坐在觀察所里，可以直接給陣地下達射擊諸元，直接修正炸點。三十年后我在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文學系當主任，帶領(lǐng)學生到山區(qū)部隊體驗生活，組織寫生訓練，直接描寫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應該說有當年那些教員給我的啟發(fā)。

五中隊的隊長彭金江，是個山東漢子，不茍言笑，講話慢吞吞的，有一次他批評一名同學：“又冒泡了，連個站立點你都定不準，你怎么打仗啊？端個指北針跟真的一樣。”他有一句經(jīng)典口頭禪，哪位同學做錯了事，他也不多說，皺皺眉頭就是一句：“又冒泡了。”

所謂“定點”，就是在地圖上判斷當前所在的位置，具體方法有儀測法、交會法、現(xiàn)地對照法，等等。有經(jīng)驗的老兵，哪怕赤手空拳，也可以通過日月星辰判斷方位，根據(jù)樹木苔蘚判斷南北向……這門課雖然簡單，但是要做到精確定位，還是需要硬功夫的。而定位是否準確，在戰(zhàn)斗中至關(guān)重要。炮兵作戰(zhàn)，所有的學問就在兩個字上——“位置”，陣地位置、目標位置、彈著點位置……人生何嘗不是如此。

五中隊教導員名叫羅述本，武漢人，個子不高，白白胖胖的，戴著眼鏡。那時候我偷偷寫詩，寫了滿滿一個日記本，后來被他發(fā)現(xiàn)了，把我叫去，鼓勵我不要偷偷摸摸的，只要不影響訓練成績，就光明正大地寫。我說寫得不好，怕見笑。他操著武漢話說：“你一個男子漢，還這么‘小資’？給我大膽地寫，大膽投稿，我們五中隊不僅要培養(yǎng)戰(zhàn)斗骨干，也要培養(yǎng)筆桿子。”在他的鼓勵下，我把日記本寄給武漢軍區(qū)的《戰(zhàn)斗報》，被選中了一首《放心吧，祖國》。拿到報紙的那天，我壓抑著極大的激動，悄悄地觀察教員、同學，特別是大隊部女兵看我的眼神，遺憾的是，似乎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情。

教導大隊有七個中隊，其他中隊要么是干部輪訓中隊，要么是骨干訓練中隊，只有五中隊和三中隊（高射炮兵）是預提排長培訓中隊，屬于初級指揮培訓性質(zhì)。因為身份特殊，在大隊組織的各項活動中，總是這兩個中隊拿第一，像籃球賽、拉歌、拔河這樣的集體對抗，只要這兩個中隊上場，其他中隊基本上沒戲，三下五除二就出局了，心甘情愿地當啦啦隊，加油的聲音喊得震天價響，在貫山山谷回蕩，就連五六公里以外的確山縣城都能聽到東南方向傳來的滾滾驚雷。除此之外，演講、設(shè)計黑板報、文藝表演之類，這兩個中隊也是當仁不讓，絕不放過任何一次拿第一的機會。

但是，第一只有一個，而培訓中隊有兩個，誰也不服對方。就是這兩個中隊，你來我往，此起彼伏，把一段歲月攪得風起云涌。而我們這些來自基層的戰(zhàn)斗骨干，正是在這種喧騰的環(huán)境里重新淬了一次火，然后我們畢業(yè)了，然后我們回到各自的部隊，把貫山的高度、強度、精度和溫度傳輸給全軍區(qū)炮兵部隊。

2002年，我在山東某部工兵團代職副政委，秋天隨部隊到確山參加實兵演習。這中間，我自然要到貫山看看。自從我們畢業(yè)，教導大隊幾經(jīng)改編，先是被降格為正團級，整編為信陽陸軍指揮學院炮兵訓練大隊，后來又取消建制，營房交給地方。聽說地方政府曾經(jīng)在這里辦了一個工廠，后來又關(guān)閉了。

我是乘車進入老營盤的，第一站是我曾經(jīng)的宿舍，那里已被夷為平地，好在舊址還在，那是一塊將近二百平方米的鋼筋水泥基座，與世無爭地潛伏在荒蕪的草叢中。我摸出手機給同學譚榮登打電話，說找到了找到了。老譚問找到什么了，我說，找到我們的鋼絲床了，把地圖找出來，我告訴你坐標。

老譚哈哈大笑。當年，在貫山腳下，我和老譚是同床，他入學時是學員班副班長，所以睡下鋪，我睡上鋪，雖然我后來被“越級提拔”為班長，但是上下鋪的既定關(guān)系沒有改變。

離開貫山之前，我沒有乘車。我以我的床位為原點，徒步前進，向北路過當年的中隊部，向西路過當年的伙房，伙房邊上有一個二十多米高的靶樓，還在。再向西路過原三中隊舊址，從小樹林里繞了一段弧形，這就快到大隊部了，那是總機班的駐地。

記憶里的貫山歲月，往往在周日，往返軍人服務社的路上，可以看見總機班的女兵打羽毛球，她們矯健的身影沐浴在夕陽的余暉中，那畫面讓我們這些男兵心馳神往。但也僅限于想想，那時候把我們管得多嚴啊，首長們生怕我們的思想“冒泡”。

記得一次訓練回來，大家正在洗漱，七班同學郭忠信沖進宿舍，激動地宣布：“今天晚上，吃包子看電影，絕了！”當年，改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直接的體現(xiàn)就是吃包子和看電影。包子可以吃飽，但是電影常常看得一波三折。同學回憶，有一次大隊部放電影，遇到有男女主人公親密舉止的鏡頭，一個副大隊長馬上進入一級戰(zhàn)備狀態(tài)，吆喝放映員用手擋住鏡頭。

再往西邊走，就是大隊部了，路北是幾排灰色磚瓦平房，那是當年大隊機關(guān)的辦公場所。南邊是球場，西南方是醫(yī)務室……有些建筑已經(jīng)蕩然無存，有些剩下斷壁殘垣，在暮色中無聲地訴說著昔日的精彩和時光的滄桑。

在大門口，我上了車，坐在后座上，長時間一言不發(fā)，我想起了彭隊長的那句話：“連個站立點你都定不準，你怎么打仗啊？”這一句在幾十年前聽起來很普通，當時我們也沒有意識到它的重要，但在后來的歲月中，它無時無刻不在我們身上發(fā)揮作用。是的，我們這些人后來各回各部，各有各的工作，不管官大官小，不管錢多錢少，我們都經(jīng)受住了考驗，力所能及地報效國家，服務人民，沒有聽說我們中間有人“冒泡”。說到底，是因為定位準。從貫山時期開始，我們就端著指北針，把自己定位在普通一兵的位置上，定位在老老實實做人的坐標系里，修正在勤勤懇懇工作的人生象限里。

車子過了縣城，在山路上顛簸。從后視鏡里，我看見駕駛員不時地注視著我，他的眼神里有不解和迷茫。這個年輕的戰(zhàn)士可能有點想不通，就這么個凋零蕭瑟的山根，幾間破破爛爛的房子，怎么會讓一個老兵作家如此眷戀，如此感慨？他哪里知道，我成為作家，就是從這里出發(fā)的，這里既是我的站立點、出發(fā)點，也是我的目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