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圖書的文史，之前我看過翁貝托·艾柯所著《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因為艾柯本人便是藏書家，所以他對圖書的進化史很是熟悉。在這部作品中，艾柯將人類的閱讀和記憶分為兩個時代。一個是礦物時代，就是人類將經(jīng)歷過的事情刻在石頭上，給后世的人作一個提醒。這就是至今保留在世界上的巖畫或石窟中的壁畫。而自從人類發(fā)明用植物制作紙張，人類的記憶便可以記錄在紙上，而紙更易保存。艾柯將這種記憶稱為“植物的記憶”。正因為有了植物的記憶——圖書，人類的進化便越來越快。因為，一代人活著的經(jīng)驗得以記錄，那么，后世的人們可以避免重復上代人犯下的錯誤。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女性是被禁止讀書的

與艾柯相比較，英國書商馬丁·萊瑟姆的《階梯與狂熱》更偏向于圖書的佚事，讀來非常有趣味。

比如，萊瑟姆用很大篇幅來敘述讀書所帶來的情感震顫，比如很多人讀書時痛哭的故事。狄更斯給他的弟媳寫信時說，有人在讀他的《董貝父子》時大哭起來，毫不掩飾，激動得渾身發(fā)抖。塞繆爾·理查森的書信體小說《克拉麗莎》出版以后，更是看哭了數(shù)萬讀者。1852年，一位年老的蘇格蘭醫(yī)生給作者理查森寫信說，讀他的這部小說哭得吃不了飯。而偉大的托爾斯泰竟然也有讀書時讀哭的時候，他是讀普希金詩的時候被感動了，哭得像嬰兒一樣。

這種讓自己的情感沉浸在某種閱讀時光里的感受，只有在某一個特殊的環(huán)境里，一個深情的讀者才能獲得如此深刻而美妙的體驗。

如今，世界范圍內(nèi)的女性讀者到書店的架子上翻開一本書閱讀，便可以進入一個人的思想世界，這已是司空見慣。然而，翻開《階梯與狂熱》這部關(guān)于圖書文化史的書，便可知道，我們所能看到的印刷品書籍，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只能被男性閱讀；女性是被禁止讀書的。

《階梯與狂熱》中，有一段文字記錄了女性閱讀的困境：

15世紀的波蘭對閱讀書籍的女性抱有更大的敵意。15世紀80年代，克拉科夫的一名女性為了進入大學偽裝成男性。在整個課程學習過程中，她一直女扮男裝，不僅取得了優(yōu)異的成績，而且以具備高度責任心聞名，但就在畢業(yè)前夕，一名士兵識破了她的偽裝，她因此被告上法庭。

《階梯與狂熱》還用大量筆墨寫了中國的圖書故事。有一個小插曲很有意思，作者寫到，唐代詩人柳宗元讀韓愈的詩時，每每先用玫瑰水洗手，而后再閱讀。此類如野史一般的細節(jié)，讀來讓人著迷。看到此處，真想問一句作者，這些歷史的片斷到底源自哪里？

一個小道士賣掉了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里的半數(shù)藏書

在《階梯與狂熱》中，萊瑟姆用一個完整的章節(jié)寫了道士王圓箓，這位在中國歷史上非常不起眼的小道士，幾乎是中國最大的文物販賣者。他一個人賣掉了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里的半數(shù)藏書。

萊瑟姆筆下的王道士，在1890年代是乞討者。一天，王道士來到莫高窟，非常喜歡這個地方。萊瑟士這樣寫王道士的選擇：

王道士參觀這里時，這些寺廟狀態(tài)不佳，因此他自愿獻身成為這里的保護者。他清除了一些石窟里填滿的沙漠沙子，修復壁畫，甚至委托別人繪制新壁畫。他常常用盡布施與乞討，但現(xiàn)在這些錢財只有一個用途——石窟。

這段文字至少說明，在沒有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的前期，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保護者。直到有一天，王道士在修復一幅壁畫時，發(fā)現(xiàn)壁畫的后面應該是空的。萊瑟姆寫道：

他破墻而入，在他那盞小油燈的昏暗光線下，他看到另一個約2.7米見方的山洞，里面堆著約3米高的卷軸。這項考古發(fā)現(xiàn)與霍華德·卡特進入圖坦卡蒙陵墓不相上下：這些卷軸可以追溯到4世紀到11世紀。王道士多次試圖引起當?shù)毓賳T對這個藏經(jīng)洞的興趣，但他們興致缺缺，只是讓他看守石窟。

王道士最初出現(xiàn)在中國大陸的流行文字中，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余秋雨對王道士是痛心疾首的。然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王道士并不懂得這個藏經(jīng)洞中書的價值。他一直在向當?shù)氐难瞄T匯報這件事情，結(jié)果，他一次次地去，步行幾十幾百公里，卻一次次地被打發(fā)回來。最好笑的是，王道士趕著毛驢，冒著被沙漠中的狼吃掉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找到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后得出結(jié)論：經(jīng)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

這才有了王道士向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出賣經(jīng)書的事情。

斯坦因從王道士手里買走了《金剛經(jīng)》的刻板印刷的版本，這一下讓全世界知道了，是中國最早發(fā)明了印刷術(shù)。《金剛經(jīng)》除了讓王道士出名以外，還讓唐代一位叫王玠的刻字工匠出了名。因為，在斯坦因購買的《金剛經(jīng)》印刷版上，竟然留有王玠的名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號，這差不多是向世界宣告，至少在唐或者更早期，中國已經(jīng)有了刻版印刷的技術(shù)。

萊瑟姆筆下的中國早期印刷的佛經(jīng)特別有意思的是，每一本佛經(jīng)印刷前都有人許愿。在萊瑟姆的筆下，贊助印刷佛經(jīng)的中國人有這樣的愿望：

一卷是一個農(nóng)民為他的牛許愿獲得更好的轉(zhuǎn)世，另一卷是一位女性希望逃離荒蕪沙漠回到國都，還有一卷是一名官員為了升官……

一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簡史

與《階梯與狂熱》這部圖書野史相對照，我近期剛好閱讀了《中國書業(yè)史》（上下）兩卷本。打開目錄，我直奔唐代的中國書業(yè)史。與萊瑟姆的書寫相對應的是，《中國書業(yè)史》不僅有考證，還有更為細節(jié)的舉例。

在唐代，中國的鄉(xiāng)村識字教材，是《千字文》。《中國書業(yè)史》這樣寫道：

唐代女詩人薛濤居于成都浣花溪，與客人飲酒，行《千字文》令。在敦煌石室藏有許多從唐代至五代的《千字文》寫本，僅被外國人斯坦因、伯希和劫至西方的就達31種。

《中國書業(yè)史》雖是關(guān)于圖書出版的正史，然而，這部作品中的引文也非常有趣。

比如唐代開書店很有名的徐文遠是河南洛陽人，徐文遠和他的哥哥徐文林在長安城開了一個書店。一邊開書店，徐文遠還一邊開設(shè)學館講學。徐文遠教出來的有名的學生李密，后來造反成為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

唐代的中國，因為皇帝李世民喜歡書法，所以，書店大多代售書法作品。這就要求書店老板有一定的鑒賞能力。在《中國書業(yè)史》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唐代人李綽著《尚書故實》載：“京師書肆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于品目，豪家所寶，多經(jīng)其手，真?zhèn)螣o所逃焉。”這條史實可以使我們對唐代書肆的情況有進一步了解。第一，孫盈辦的這家書肆，經(jīng)營有方，遠近聞名；第二，這家書肆不僅賣書，也賣名家書法字帖、字畫和名畫家的畫卷；第三，這些書畫多出自前朝名家手筆，價格很高，十分珍貴，有人就加以臨摹仿制，以假充真騙取買主的錢財，書肆經(jīng)營這類書畫精品必須是行家里手……

從這一段文字來看，唐代的書店和現(xiàn)在的書店形態(tài)幾乎一樣，只是更多了一些古玩字畫，就像是民國時期的舊書店。

如果說，《階梯與狂熱》是一部輕松的關(guān)于圖書的奇趣博物館，那么，《中國書業(yè)史》差不多是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簡史。在手機資訊過度供給的當下，我們更需要安靜地閱讀紙質(zhì)圖書的時間，而《階梯與狂熱》和《中國書業(yè)史》中所介紹的圖書目錄，足以支撐我們很長時間的閱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這樣的圖書中找到更多的書目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