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shù)。學術(shù)一脈，不盡薪火傳受；學人百世，各有時代風格。如果回顧20世紀的學術(shù)創(chuàng)獲，雖經(jīng)歷風雷霜雪，依然滿山繽紛，令人目不暇接。著名學者楊樹達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就是其中水邊林下雖并不惹眼，卻發(fā)散出異常清芬的一簇。

楊樹達先生，字遇夫，號積微，湖南長沙人。生于1885年6月1日，卒于1956年2月14日。1897年，楊樹達考入時務(wù)學堂。1905年，官費赴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后回國，相繼任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教務(wù)長，湖南第四師范學校、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省立第一女子師范教員。1920年在北京師范學校、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高等農(nóng)業(yè)專門學校任教。1924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國文系主任。1926年后任清華大學教授、湖南大學教授等職。

楊樹達先生著說宏富，多以極高的學術(shù)價值，在學界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其中《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wù)印書館1933年）一書，作為20世紀學術(shù)具有承前啟后作用的代表作之一，不僅被秦漢史學者和社會史學者視為必讀書，其學術(shù)視角與研究方法，對于所有關(guān)心中國歷史文化的讀者，也會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老夫子以江河運行比喻歷史演進的說法，被許多人所接受。歷史確實一如江河，有“潮平兩岸闊”的緩漫的河段，也有“絕壁天懸，騰波迅急”的崢嶸峽路。不同歷史時期文化節(jié)奏的差別，可以使人們產(chǎn)生不同的歷史印象和歷史感受。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曾經(jīng)發(fā)表這樣的感慨：“吾人攬〈覽〉史時，恒贊嘆戰(zhàn)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tài)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反映了歷史上文化節(jié)奏屢有時代變換的事實，反映了“事態(tài)百變，人才輩出”的節(jié)奏急進的時代往往對于歷史文化有較顯著的推進的事實。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眾所周知的亂世，但是以歷史節(jié)奏分析的眼光看，確實實現(xiàn)了李大釗等人熱情呼喚的“少年中國”。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當時政治、軍事、文化、藝術(shù)等不同領(lǐng)域中，幾乎均是青年才士各領(lǐng)風騷。

我們說當時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表現(xiàn)出“少年”氣象，學術(shù)創(chuàng)造也是同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于慧眼與卓識出版的集合近代學術(shù)大師名著的“蓬萊閣叢書”，我們看到已經(jīng)問世的19種，這些專著最初出版時作者的平均年齡，不過41歲左右。楊樹達先生也是在動蕩的歷史背景下，于亂中取靜的學術(shù)生活中積累學識，發(fā)表論著，成就大器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jīng)說，史家的主要職責，是“見盛觀衰”（《太史公自序》），以發(fā)現(xiàn)和總結(jié)歷史的“盛衰大指”（《十二諸侯年表》）。我們?nèi)绻暂^為宏闊的視界看歷史文化的全景，那么，“盛”與“衰”，就并不僅僅是指王氣的勃興與凋滅，又意味著一個歷史時期社會創(chuàng)造力總和的價值，意味著當時人們的思想成就在人類智慧寶庫中的比重，也意味著這一時期文明進步的速度。也就是說，如果進行歷史的時代比較，不僅應(yīng)當看到政治的“盛衰”，也應(yīng)當對文化的“盛衰”有所重視。

或以為文章的剛?cè)幔梢苑从硶r代的盛衰，如西漢強盛，文章“雄麗而剛勁”；東漢少衰，“文辭亦視昔為弱”；唐代“國威復(fù)振”，“終有韓（愈）、呂（才）、劉（禹錫）、柳（宗元）之倫，其語瑰瑋，其氣奘駔，則與西京相依。”（章炳麟：《菿漢微言》）然而，我們注意到，歷史有政治的“盛衰”，又有文化的“盛衰”，政治與文化“盛衰”運動的波形，相互間未必可以完全印合。同意這一看法的朋友或許會接受這樣的意見，即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雖然在政治上表現(xiàn)為極端的動亂紛爭，在某種意義上卻可以看作學術(shù)的盛世。

回顧中國近代學術(shù)史，可以看到楊樹達先生以其勤勉的學術(shù)實踐，為實現(xiàn)當時的學術(shù)繁榮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1921年，楊樹達先生完成《說苑新序疏證》。192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楊樹達先生的《老子古義》二卷。這部書1926年又再版印行。1924年，《鹽鐵論校注》《漢書補注補正》與《古書疑義舉例續(xù)補》問世。1928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詞詮》與《中國語法綱要》。《詞詮》1954年又由中華書局出版。商務(wù)印書館1930年出版《高等國文法》，1931年出版《馬氏文通刊誤》及《積微居文錄》。1933年，世界書局出版楊樹達先生著《中國修辭學》，同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了他的《漢代婚喪禮俗考》。1934年，商務(wù)印書館又出版了他的《論語古義》和《古書句讀釋例》，北京好望書局出版了楊樹達著《古聲韻討論集》。他的《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五卷《補遺》一卷，1937年亦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的六卷增訂本，1955年再次由科學出版社推出。

楊樹達先生40年代面世的論著，有重慶商務(wù)印書館1943年版《春秋大義述》，以及講義本《論語疏證》《文字形義學》《甲骨文蠡測擷要》《文法學小史》《訓(xùn)詁學小史》等。

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術(shù)經(jīng)歷了特殊的歷史變化。而楊樹達先生仍然“勤于述作，既速且精，誠令人欽仰贊嘆”（周祖謨《致楊樹達》）。胡厚宣也曾致書贊嘆道：“深覺解放以來，關(guān)于甲金小學，惟先生著作最豐，發(fā)明最多，其貢獻之大，蓋突破以往所有之學者。傾仰之至！”中國科學院1952年出版了他的《積微居金文說》，1953年又出版了他的《淮南子證聞》，他的《積微居甲文說》附《卜辭瑣記》亦于1954年問世。他的另一部甲骨文研究專著《耐林庼甲文說》附《卜辭求義》同年由群聯(lián)出版社出版。以《漢書補注補正》為基礎(chǔ)完成的《漢書窺管》，1955年由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他的《論語疏證》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他的《鹽鐵論要釋》由科學出版社推出。

對于楊樹達先生的治學成就，學界評價極高。章太炎先生致書曾經(jīng)夸贊道：“兄于治學可謂專精。”郭沫若先生亦曾致書言：“我兄于文字學方法體會既深，涉歷復(fù)博，故所論列均證據(jù)確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量，至佩至佩！”董作賓先生致書亦有“深佩卓見”語，謂“公在課程忙迫中猶能作專精研究，貢獻古文字學者極大，敬佩之至”。陳寅恪先生致書亦稱：“當今文字訓(xùn)詁之學，公為第一人，此為學術(shù)界之公論，非弟阿私之言。幸為神州文化自愛，不勝仰企之至！”于省吾先生致書對于楊著《積微居甲文說》也有“義證精確，發(fā)揮透徹，并世研契諸公無與抗衡。欣佩之情，匪言可喻”的評價。胡厚宣先生也曾經(jīng)在《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序言》中發(fā)表贊語：“（楊樹達先生）寫文章最多，不失為五十年來甲骨學研究中最努力的一人。”

陳寅恪先生在《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xù)稿序》中，又重復(fù)了“當世學者稱先生為今日赤縣神州訓(xùn)詁學第一人”的贊美之詞，并且說：“先生平日熟讀三代兩漢之書，融會貫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釋古代佶屈聱牙晦澀艱深之詞句，無不文從字順，犁然有當于人心。”接著，陳寅恪先生又發(fā)表了如下一番感嘆：

百年以來，洞庭衡岳之區(qū)，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聞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業(yè)于時務(wù)學堂，后復(fù)游學外國，其同時輩流，頗有遭際世變，以功名顯者，獨先生講學于南北諸學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先后著書高數(shù)尺，傳誦于海內(nèi)外學術(shù)之林，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嗚呼！ 自剖判以來，生民之禍亂，至今日而極矣。物極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陰森慘酷之世界而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喪斯文也，則國家必將尊禮先生，以為國老儒宗，使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師太學。其時縱有入夢之青山，寧復(fù)容先生高隱耶？ 然則白發(fā)者，國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應(yīng)具，斯誠可喜之兆也。又何嘆哉？ 又何嘆哉？

陳寅恪先生所說“青山”“入夢”“白發(fā)”“浮名”，指1942年教育部公布楊樹達、陳寅恪等先生為部聘教授，楊樹達先生淡然處之，有“只有青山來好夢，可憐白發(fā)換浮名”詩句事。陳說揭示“功名”與“文化”之“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實在是極深刻的富有歷史主義眼光的深見。

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所撰紀念碑文，有強調(diào)學術(shù)自立的名言：“……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50年代初，他在答復(fù)中國科學院請他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意見時又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shù)。”“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fù)》）陳寅恪先生為楊著所作序文“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的稱譽，亦體現(xiàn)了對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肯定和堅持。有論者分析說，“這與其說是為楊樹達作序，到（倒）不如說是陳寅恪因感而發(fā)，表達了他對為人治學以及文化與時勢的遭際的心聲，錚錚有凜然之氣。”

1951年，中國科學院準備出版楊樹達先生的《積微居金文說》，楊樹達先生仍擬將陳寅恪先生的序言置于卷首，陳寅恪先生亦欣然同意。然而1952年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局致信楊樹達先生稱：陳寅恪序文的“立場觀點有問題”。同年11月，楊樹達先生的《積微居金文說》出版，陳寅恪先生的序文果然被刪去。1952年12月6日，陳寅恪先生致楊樹達先生的信中說到此事：“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賤名不得附尊作以傳，誠為不幸。然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楊樹達先生的《積微居金文說》和陳寅恪先生的序文出版時的遭遇，在他們風云變幻的學術(shù)生涯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是卻能夠反映其學術(shù)立場和學術(shù)品質(zhì)。兩位學者的性格雖有差異，但是就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言，則意志共同。因而所謂“錚錚有凜然之氣”也罷，所謂“立場觀點有問題”也罷，正反兩種評價，其實是既可以針對陳寅恪先生，也可以針對楊樹達先生的，盡管兩位先生言行之風格的緩急剛?cè)岽_實有所不同。

一生淡于“功名”，“持短筆，照孤燈”“寂寞勤苦”“不少間輟”的楊樹達先生在《積微翁回憶錄自序》中曾經(jīng)這樣寫道：“余性不喜談?wù)巍Ｖ心晟媸溃娂儩嵤咳艘簧婊峦荆愀瘔膲櫬洌豢赏炀龋凰煳氛稳缟咝Ｓ山袢沼^之，人在社會，決不能與政治絕緣。余往時所見，實為錯誤。至仕途腐爛，亦國民黨及軍閥之政權(quán)時如此，非所語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時代也。昔年在京，往復(fù)論學之人有喜談?wù)握撸紊戏复箦e誤之人如陳獨秀者，與余雖未謀一面，然以討論文字學之故，亦曾有書札往還。此等皆屬學問上之因緣，與政治絕無關(guān)涉也。慮或誤解，聊復(fù)言之。”雖然檢討了往時之見的“錯誤”，但是因“慮或誤解”所作的解釋，仍然使人感到內(nèi)心與所謂“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壞墮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有所不同的另一種“畏政治如蛇蝎”的疑懼。

當然，所謂“人在社會，決不能與政治絕緣”，是人生的現(xiàn)實。學者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并不意味著逃避社會矛盾，放棄社會責任。以楊樹達先生而言，抗戰(zhàn)時期“何當被甲持戈去，殺賊歸來一卷娛”（1939年12月24日詩），“卻喜健兒能殺賊，故探圣典記攘戎”（《六十述懷》詩）等詩句，都深抒“殺賊”壯志，飽含救亡激情。他在1939年至1940年間開《春秋》課，所著《春秋大義述》一書1943年由重慶商務(wù)印書館出版，“意欲令諸生嚴夷夏之防，切復(fù)仇之志，明義利之辨，知治己之方。”（《春秋大義述自序》）可知抗敵救國之熱忱。其說其事，可以看作“故探圣典記攘戎”詩句的注腳。1946年，聞一多先生被暗殺，消息傳來，楊樹達先生激憤至極，他在日記中寫道：“報載聞一多見刺死，今日真亂世也！ 書生論政，竟不能容，言論自由之謂何哉？”悲恨之聲，至今讀來令人感動。

楊樹達先生以“禮俗”確定研究的對象，原意當包括禮儀制度與民間風俗，而其中的禮儀制度，自然與通常理解的政制不同，實是一種因“俗”而生，又制約著“俗”，與“俗”始終存在密切關(guān)系的“禮”。“禮俗”，是社會生活中特別值得重視的現(xiàn)象。然而，自50年代以來，“禮俗”，似乎已經(jīng)退出了社會科學常用語匯。江紹原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學的講義《禮俗迷信之研究》，于80年代末經(jīng)整理出版，定名為《中國禮俗迷信》（渤海灣出版公司1989年版），于是人們長期感到生疏的“禮俗”一語，重新進入讀者的視野中。

楊樹達先生作為國學大師，雖起初因語言文字學成名，于史學亦數(shù)十年積累創(chuàng)獲，多有杰出貢獻。1931年在清華大學任職時，從陳寅恪先生建議，“兼在歷史系授課以避國文系糾紛”，與史學于是有了更為密切的學術(shù)關(guān)系。

楊樹達先生在《漢代婚喪禮俗考自序》中寫道：“往歲余治《漢書》，頗留意于當世之風俗，私以小冊迻錄其文，未遑纂輯也。會余以班書授清華大學諸生，諸生中有以漢俗為問者，乃依據(jù)舊錄，廣事采獲，成此婚喪二篇；見者頗喜其翔實，而予友曾君星笠乃見譽以為為史學辟一新徑途，余知其阿好，未敢以自任也。”曾運乾先生所謂“為史學辟一新徑途”，當然不是無原則的“阿好”，而是切實客觀的評價。

讀楊樹達先生關(guān)于史料的論說，使人聯(lián)想到傅斯年先生曾經(jīng)強力主張的“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觀點。

傅斯年先生1927年在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史”講臺上教授“史料略論”課程，于1928年發(fā)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都曾經(jīng)一再宣傳史料整理與研究的重要性，30年代至40年代，他又發(fā)表《史學方法導(dǎo)論》《〈史料與史學〉發(fā)刊詞》等，反復(fù)強調(diào)“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他在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指出：“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他們聯(lián)絡(luò)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shè)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于材料的態(tài)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nèi)使他發(fā)現(xiàn)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

這種對于史料的絕對重視，其實并非有的學者所說，是將史學和史料學完全簡單地等同起來，從而否定了史學的思辨性和理論性，而是從史學之基礎(chǔ)的角度強調(diào)了史學的實證性、客觀性和科學性。

對于史料的整理和使用，傅斯年先生提倡謹慎客觀的態(tài)度。他指出，“使用史料時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們但要問某種史料給我們多少知識，這知識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價值便以這一層為斷，此外斷不可把我們的主觀價值論放進去”（《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史料略論》）。在傅斯年先生的觀念中，其實并不是以對于史料的整理搜羅而有意降低史學的價值。

傅斯年先生的主張，得到不少學者的贊同。但是真正按照這一原則從事史學研究并且取得豐碩成果的學者并不多。楊樹達先生及其學術(shù)同志們實證主義研究的成功，正是實踐這種對于“史料學”予以特殊重視的學風的典范。

（本文摘自《長安碎影》，王子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定價：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