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雖為中國古代文論中頗為重要的審美范疇之一，卻素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尤其是“逸”在古典詩學中的發(fā)展脈絡、詩學內(nèi)涵及其影響尚未得到深入探述。事實上，“逸”不僅是古代文人的一種傳統(tǒng)審美趣味和品文論藝的審美標準，還以其豐富的詩學內(nèi)涵建構(gòu)出古詩詞的獨特質(zhì)素，由此構(gòu)成古典詩學中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

“逸”作為一種審美趣味

許慎的《說文解字》曰：“逸，兔謾訑善逃也”，可見從文字學角度觀之，“逸”的本義指如脫兔般善于疾跑逃逸。然而，就“逸”的文化內(nèi)涵而言，“逸”可衍生出奔逸、隱逸、閑逸、逸樂等豐富含義，主要指古代文人因不滿現(xiàn)實而逃離塵世追求閑適逸樂的一種情懷與心境，而后發(fā)展成古代士大夫?qū)θ烁裥摒B(yǎng)、藝術(shù)追求和作品品鑒的評價標準，從而成為古代文人心向往之的一種審美趣味。

在先秦時期，“逸”主要指不與濁世同流合污的人格品貌與生活態(tài)度，如“逸民”“逸士”“逸人”“逸才”等。第一個大力倡導并發(fā)揚“逸”的古代文人是莊子，他在《逍遙游》《天下》等文章中闡發(fā)了“奔逸絕塵”的逍遙姿態(tài)和放逸精神，可見此時“逸”主要指向生活態(tài)度、精神境界和人格理想。至魏晉時期，“逸”開始被納入社會文化審美領域用以評價人之美，如王粲的“貌洵美而艷逸”、陶淵明的“夫何瑰逸之令姿”均形容女子之美。此時還出現(xiàn)“逸容”“逸志”“逸量”“逸跡”等詞被用以評價人物，“逸”均指超凡脫俗之美，已被賦予豐富的審美意義。與此同時，“逸氣”說的產(chǎn)生更讓“逸”確立其在文藝美學范疇中的位置。曹丕指出劉楨的文章“有逸氣，但未遒耳”，用“逸”評價文辭，標志著“逸”已由人物品藻領域拓展到文藝評論領域。此后不少論者用“逸”品評文藝，如摯虞的“逸辭過壯”、王羲之的“望之惟逸”、荀氏的“雅聲逸奏”等，均將“逸”作為一種文藝審美標準廣泛運用。這種態(tài)勢在唐宋元明清時期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如李嗣真、朱景玄、皎然、司空圖都將“逸品”作為評判書畫詩詞之優(yōu)劣高低的標準，并將其視為最高品；竇蒙則用“逸格”品評書法，指涉書法作風上放縱任性而不逾矩的本質(zhì)特點。米芾、黃子久、蘇軾、朱熹、黃鉞、徐上瀛、劉熙載等都將“逸”納入詩書畫樂的評價體系，均為“逸”進駐文藝審美范疇的力證。由此，“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藝審美范疇得到確立，并發(fā)展成為一種傳統(tǒng)審美趣味。

“逸”在詩學中的確立

在對“逸”的既有研究中，學界主要聚焦于書畫樂領域，而對“逸”在詩學中的發(fā)展脈絡和位置確立，學界一直未做深入探究。事實上，“逸”早在東漢時期便已被納作詩歌評論視角，并在后世逐步確立其重要位置。

“逸”作為詩學概念用于詩歌評論，可追溯至東漢班固。其“學詩之士，逸在布衣”即指隱遁放逸在野，在班固看來，由于周道衰落，一批學詩之士被放逐于野而隱逸為布衣，故而作失志之詩賦，這是“逸”第一次被納作詩賦評價維度。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逸”正式被視作一種詩歌評價標準。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多處用“逸”對詩歌內(nèi)容、創(chuàng)作手法、語言、風格等進行評價，他指出屈原的《離騷》“驚才風逸”，稱贊曹植“詩麗而表逸”，認為郭景純“景純艷逸”，指出阮籍“響逸而調(diào)遠”，表明“逸”的概念已深入詩學領域。與此同時，當時詩壇上出現(xiàn)曹植“卓逸”、鮑照“俊逸”、陶潛“隱逸”、嵇康“超逸”、謝靈運“秀逸”等詩歌特征，呈現(xiàn)出詩人對“逸”作為詩學理念的認同。

及至唐朝，“逸”被劃為一種獨立詩品，分為“高逸”“逸格”“飄逸”等。皎然第一個將“逸”視為獨立詩品，提出“逸格”之說，認為“古今逸格，皆造其極矣”，可見“逸”已被視為一種高等級詩品。司空圖則專門列出“飄逸”一品，涵指飄逸灑脫的詩風。同時，李白的“飄逸”、王維的“閑逸”、孟浩然的“壯逸”等亦均體現(xiàn)出唐代詩人的“逸”風。

而至宋元時期，“逸”在詩論中得到繼續(xù)發(fā)展和高揚。惠洪將“逸”視為詩之為詩的重要質(zhì)素，認為詩是“妙觀逸想之所寓也”；嚴羽則將詩品分為九品，“飄逸”被列為其一。此外，朱熹廣泛用“逸”評價詩歌，如杜甫的詩為“曠逸不可當”，李白的詩則為“才自逸蕩”；方回、胡寅、范開等亦都將“逸”納作詩歌評論的重要維度。與此同時，蘇軾和辛棄疾等曾標舉“曠逸”和“豪逸”，創(chuàng)作出不少具有“逸”美的詩詞，亦體現(xiàn)出詩人對“逸”的進一步認同。

由此發(fā)展脈絡可知，“逸”已逐步確立其在詩學中的位置，并呈現(xiàn)出其對詩論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影響。

“逸”的詩學內(nèi)涵

“逸”所指涉的內(nèi)涵囊括了詩學的各個層面，大體可分為逸氣、逸韻、逸品三個方面。三者互相貫通，相輔相成，共同建構(gòu)起“逸”的詩學話語和評價體系。

首先是逸氣。“逸”本含逃脫之義，故而“逸氣”意味著超脫、自由等含義。古代所稱的“逸民”“逸才”均指向“逸氣”，莊子所倡導的“逸”之精神則為后世詩人確立了一種逍遙自由、飄逸超俗的精神氣質(zhì)。陶淵明便深受影響，過上“采菊東籬下”“日入負禾還”的隱居生活，無疑是“逸氣”的典型體現(xiàn)。此外，曹植的“卓逸”、李白的“逸氣棱棱”、蘇軾的“超逸”、辛棄疾的“豪逸”等都是“逸氣”在歷代詩人身上的呈露。

其次是逸韻。逸韻的內(nèi)涵頗為廣泛，隱逸、飄逸、閑逸、曠逸、豪逸等均為“逸韻”的子范疇。陶淵明被鐘嶸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正是其隱逸心境的詩意折射；李白的“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州”則呈現(xiàn)出飄逸之韻；王維的“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顯露出閑適雅逸之致；蘇軾的“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折射出其“曠逸”之態(tài)；辛棄疾的“舉頭西北浮云，倚天萬里須長劍”則體現(xiàn)出一種豪逸之風。此外，鮑照的“俊逸”、孟浩然的“壯逸”、姜白石的“清逸”等亦均為逸韻的典型呈現(xiàn)。

再次是逸品。李嗣真、黃休復、鄧椿等均將“逸品”視為最高品。至于何為“逸品”，相關闡述眾說紛紜。李嗣真標舉“逸品”的重要理由在于其有“自然之逸氣”；司空圖、張彥遠、黃休復、鄧椿、熊秉明亦均將“自然”作為“逸品”的首要特征。而與此同時，朱景玄將“不拘常法”作為逸品的最高品，唐志契亦將“奇”作為“逸品”的重要要求。由此可知，“逸品”是一種不拘常法而任自然的高妙境界。“逸品”雖然主要被用于書畫評論，但皎然卻用其評詩；王士禎亦將“逸品”引入詩論領域，使“逸品”成為評判詩歌優(yōu)劣的一個重要維度。

由此可見，“逸”已構(gòu)成中國古典詩學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從而建構(gòu)起中國古代詩歌別具特色的標識性特征。

（作者：羅小鳳，系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