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8年的冬天讀完了《魯迅全集》，當時我十五歲。之前一年，我跟著父親躲在屋子里把所有的書都燒了，包括父親為我訂的《兒童文學(xué)》。書架上剩下的書有一套是《魯迅全集》。學(xué)校停課了，忽然出現(xiàn)了許多天氣陰郁、空無一人的下午。我就坐在家中的地板上把《魯迅全集》讀了一遍。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認真讀這么多冊的一套書，有十本。雜文部分經(jīng)常看得我哈哈大笑，痛快淋漓。散文令我激情澎湃，解恨，躍躍欲試。小說則令我沉思，不是完全明白。我絕不是阿Q，他有點像謝瘋子——這人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大學(xué)畢業(yè)分到我父親單位的大學(xué)生干部，因為戀愛問題精神失常，偶爾會站在院子里說些阿Q式的話。魯迅的照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覺得作家就是這個樣子，舍身飼虎、誠實、傲慢、嚴肅、深沉、冷峻、犀利、橫眉冷對千夫指，同時也透著溫存、幽默感、真情。他是戰(zhàn)士、思想者、“一個都不寬恕”的沒有絲毫矯情的決絕之人、匠人、語重心長的父親、朋友。《易經(jīng)》說：“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魯迅的書是“修辭立誠”的偉大典范，讀他的書不會白白浪費時間。有用而非有利，大智大慧，啟發(fā)人生，教你如何做人，做什么樣的人，如何處理世上的各種關(guān)系，是非親疏。魯迅的書啟示的為人之道就像《論語》《世說新語》。相比之下，他同時代的大多數(shù)作家都軟綿綿的，言之無物、欲蓋彌彰、自戀、耍小聰明。《魯迅全集》一直是我的床頭書之一。他的書經(jīng)得住一讀再讀。他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包括他弟弟周作人，我曾經(jīng)有過興趣，后來他們的書都被我束之高閣了。魯迅的文章給了我一個尺度，我由此知道最高的漢語寫作是怎樣的，后來我閱讀西方文學(xué)經(jīng)典，魯迅的文章是我判斷文章好歹的一個指南。魯迅的文章不是一篇或者幾篇是經(jīng)典，表達的也不只是一個意思或幾個意思。魯迅的偉大，在于他為漢語提供了一個新的語言空間：魯迅語。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

——《華蓋集續(xù)編·記念劉和珍君》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xiāng)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xiāng)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fēng)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吶喊·故鄉(xiāng)》

文藝本應(yīng)該并非只有少數(shù)的優(yōu)秀者才能夠鑒賞，而是只有少數(shù)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鑒賞的東西。

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但讀者也應(yīng)該有相當?shù)某潭取Ｊ紫仁亲R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shù)乃骄€。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fā)生關(guān)系。

——《集外集拾遺·文藝的大眾化》

這種語感、意思都是前無古人的，并且有“筆落驚風(fēng)雨，詩成泣鬼神”的效果。

白話文由于魯迅而令冬烘先生們不敢再小覷。

魯迅的作品是白話文的經(jīng)典。由于他的作品，在語言革命風(fēng)起云涌的二十世紀，我們這些后生淡定下來，堅定了對白話文寫作的信任，白話文寫作再也無法逆轉(zhuǎn)了。因為魯迅的白話文，漢語再次抵達了一個經(jīng)典的水準。子曰：“盡美矣又盡善也。”美是第一位的，美是語言中的語言；善是意義，依據(jù)各時代的狀況而內(nèi)容不同。魯迅的作品就是這種“盡美矣又盡善也”的白話文典范。

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的圣人。這句話并不輕率，毛澤東是深思熟慮后才說的。

現(xiàn)代中國的語言革命，呼喚的其實是一個馬丁·路德式的人物，這個人就是魯迅。

過去五千年的中國思想，其基本核心維護的是“仁者人也”，中是尺度。由此消解調(diào)整避免文明一再發(fā)生的極端、不仁。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力亂神總是導(dǎo)致暴戾和災(zāi)難。暴戾是一種絕對精神，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唯我獨尊。

中國思想知白守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文明守護的是陰陽太極圖中間的那條永遠在不斷變易中的曲線，這條曲線令生命空間總是處于一種自由自在的不確定性中。不確定性就是詩性。所以，孔子宣布：“不學(xué)詩，無以言。”

“詩三百，思無邪。”無邪，就是“不語怪力亂神”，“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在這個偉大的“文”的領(lǐng)導(dǎo)下，諸神（意義）狂歡。無數(shù)時間、無數(shù)的意義誕生了，死去了，消失了，文繼續(xù)。這就是為什么作者們在二十一世紀，依然在用甲骨文上的那些字寫作。正如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

“文明”這個詞包含的意思，漢字獨有，就是以“文”照亮生命無名的、動物性的黑暗。

法國歷史學(xué)家布羅代爾睿智地注意到：“每個漢字都是一個神靈。”

西安的碑林，就像瑪雅神廟，文字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今天依然如此，春節(jié)在家貼一個“福”字，無人敢撕毀。（但是文字也岌岌可危，在機場、購物中心，人們將漢字踩在腳下，“文”已經(jīng)不再具有最高之神的地位了，它像西方語言文字一樣，日益工具化。）

在十九世紀，“文”垂死。胡適在《文學(xué)改良芻議》中說：“近世文人沾沾于聲調(diào)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xué)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zhì)救之。質(zhì)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

文明在十九世紀陷入巨大危機，民族需要一種唯我獨尊、是非明辨、名副其實（回到能指，直接說，拒絕隱喻、拒絕指鹿為馬，言此意彼。“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亂用作普通事實。”）的決絕精神。“禮失而求諸野”，白話文運動就是要回到遠古的“言文一致”，復(fù)活文的宗教式的招魂之力。“尼耙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于蠻荒，野人其形，而隱曜即伏于內(nèi)明如華，蠻野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魯迅《摩羅詩力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論語》）白話文作者們記起了屈原（中國最古老的招魂的祭司、文神之一），發(fā)現(xiàn)了尼采。

“拿來主義”青睞尼采。“上帝已死”給新青年巨大的靈感和鼓勵。在中國，這個“上帝”就是“文”，白話文運動的初心就是要復(fù)活“文”的招魂之力。

是時候了，這個民族需要一種新的現(xiàn)代的漢語，新的精神，鼓舞青年，激勵青年，為青年的話語建立一個空間。文必須再次分行、斷句、重組。

我在讀到魯迅之前，讀的是中國傳統(tǒng)典籍。魯迅的“少讀或不讀中國書”對我的熱血青春時代影響至深。他主張一種確定性的、力的美學(xué)。他要決定讀者，而不是傳統(tǒng)的“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魯迅的讀者是青年，而不是暮氣沉沉的中年和老人。過去的中國，話語空間基本上是長者的、老人的。李白那樣的青春激蕩的話語空間并沒有宗教性的力量，它領(lǐng)導(dǎo)一種深刻而超越的生活。白話文是觀念的產(chǎn)物，最偉大的寫作者就是魯迅，魯迅是一個屈原式的寫作者（屈原在宗教與大地的分岔口還是轉(zhuǎn)向了大地，他的《天問》已經(jīng)指向一個柏拉圖式的方向）。魯迅是現(xiàn)代中國的產(chǎn)物，他的文章是中國被文明遮蔽著的黑暗荒野的呼喚。漢語不再是清末那種墨守成規(guī)、日薄西山、失魂喪魄的面貌。摧枯拉朽、青春激蕩、意氣風(fēng)發(fā)，在二十世紀，吸引青年生命者，莫過于文學(xué)。魯迅的寫作重建了漢語的青春氣息、批判力、幽默感、怪誕、諷刺力量、憤怒、悲劇精神以及對未來的信心，實質(zhì)性地豐富了漢語的表現(xiàn)空間。魯迅為漢語賦予了一種全新的氣質(zhì)，獨斷、激越、冷硬、無情。文學(xué)不再是無病呻吟者的抒情體，文學(xué)重新成為中國精神世界解放的旗幟之一。

但是魯迅并不是極端的“怪力亂神”的膚淺粗暴的反傳統(tǒng)主義者，在魯迅的寫作宣言《摩羅詩力說》中，表達了深刻懷古之情：“夫國民發(fā)展，功雖有在于懷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吶喊。魯迅為漢語帶來了一種絕對精神。

持“中”的中國，現(xiàn)在有了一個“阿波羅”式的對立面，積極、進步、明白、確定、決絕精神、絕對正義、左或右的極端……而不再是“居中”“整一”“保守”“混沌”“以不變應(yīng)萬變”……陰陽分裂，甚至陽勝于陰。陰陽之間出現(xiàn)了一個未知的空間。陰陽，都是推動歷史的力量，經(jīng)驗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巨大的分類，活力、激進、青春、決絕，革命成為塑造文明的全新力量。道樞被激活了，陰陽互補的傳統(tǒng)中國現(xiàn)在成為陰，而白話文、拿來主義創(chuàng)造出另一個陽，一個更高的中或許會在未來形成。

我沒有在過去五千年的中國生活過，如果出現(xiàn)了魯迅這樣的人物，那么，這意味著我們已經(jīng)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王國維的死和魯迅的生，可視為古代世界的結(jié)束和現(xiàn)代中國的開始。

這是另一個世界，需要魯迅。

漢語是一種抒情性的語言。形音義天人合一。這種語言的載體漢字起源于貞人將神諭記錄在甲骨上。“天何言哉”（孔子）；“道可道，非常道”“強字之曰道”（老子）。常道不可道，非常道就是文道。“文”成為神的“道者”，成為人自己的神諭。知白守黑，有無相生，“文”通過“文”的確定又持守著“無”的不確定。“文”，超越了語言的工具性。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不學(xué)詩，無以言。”文人得以繼承貞人的接神通靈角色。

“大地之上絕無尺規(guī)。”（荷爾德林）神諭是不確定的，也容易導(dǎo)致想當然，闡釋的“之間”巨大。暗示事物的意思、情景、意境、象征，所指而忽略其能指、在場。“詩無邪”，指的是意義的無邪，但詩本身作為一種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也一筆勾銷了。鄭聲淫，鄭聲，首先是聲之文，其次才是淫。正與邪，善與惡，各時代的尺度并不一致。此時代以為邪的東西，彼時代則未必。正邪之爭，往往遮蔽著美的非功利性。所以孔子強調(diào)“盡美矣又盡善也”，美第一，善第二。

“釋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鷹，投身飼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說教的倒算是大乘，總是發(fā)達起來，我想，那機微就在此。”魯迅有大乘的一面，也有小乘的一面。這是一種新的文教。

魯迅受到西方二十世紀本質(zhì)主義的影響，強調(diào)文學(xué)之“用”，將文學(xué)視為判斷是非的工具、武器，批判、改造世界的手術(shù)刀。魯迅寫“什么”“為何”“本質(zhì)”，塑造典型人物以概括之，這種寫作與莊子主張的“莫若以明”的寫作傳統(tǒng)不同，“道在屎溺”“王顧左右而言他”。很長一段時期，各種外力導(dǎo)致了漢語的恐懼、軟化、弱化，僵化、模式化、言文分裂，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名不副實。胡適的《文學(xué)改良芻議》對此有深刻批判：“吾國近世文學(xué)之大病，在于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魯迅的文字是非立場直截了當，旗幟鮮明，無所畏懼。他深惡明清以來，已成為文學(xué)主流（曹雪芹是例外）的“小擺設(shè)文學(xué)”。魯迅是要匕首和投槍的：“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shè)’，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yǎng)，是勞作和戰(zhàn)斗之前的準備。”魯迅是“露骨”的：“我曾經(jīng)和幾個朋友閑談。一個朋友說：現(xiàn)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察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么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魯迅其實是要回到《易經(jīng)》所謂的：“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

在二十世紀以前，中國思想對于人生的態(tài)度是莊子所謂的“莫若以明”，拒絕確定。這種態(tài)度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xué)中成為先鋒派的時髦。伊格爾頓認為：“在貝克特的筆下，沒有什么是確定的，每一個破碎的能指都將我們運送到下一個能指。這個事實不單可以被視為一個欲望的寓言，也可以被視為意義的寓言，意義也是一個無盡的未完成的過程。從一個符號拖著腳步走到另一個，對于終結(jié)既無恐懼亦不指望。我們至少可以肯定，意義總是越挖越多，邏輯上不可能有一個終級意義，一個終結(jié)所闡釋的意義，因為它本身也需要闡釋。既然一個符號的意義來自于他與其他符號的關(guān)系，那么就不會有一個終極的符號。正如不會有一個終極數(shù)字或終級之人。”

存在之意義在二十世紀晦暗不明。“置身于……實用主義和市儈氣息中，加上它對遠大圖景和宏大敘事的懷疑，對形而上事物的固執(zhí)的祛魅，人生和其他許多總體性概念一樣已經(jīng)聲名掃地。我們被誘使只考慮生活中的小問題，而不去考慮大問題。”此語適用于魯迅時代的漢語。“小資產(chǎn)階級的汪洋大海”（毛澤東）的“小擺設(shè)”文學(xué)乃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主流。魯迅為現(xiàn)代文學(xué)帶來了沉思。自朱熹、王陽明之后，中國之思比較沉寂。尤其是在思考人生意義上，為什么活著，做什么人，怎樣的人生才是人生。“追問人生的意義是人類永恒的可能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之一。”“反思存在本身就是我們的一種存在方式。”（伊格爾頓）獨立寒秋，在二十世紀初，其他作家批判歷史，魯迅對存在進行了反思。魯迅試圖明辨存在之是與非。“中國人”的形象在魯迅筆下基本上是負面的，而“我”則“橫眉冷對”。《阿Q正傳》塑造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可憐蟲的形象。精神勝利法試圖將中國過去時代的精神生活總結(jié)概括成一種“阿Q精神”。魯迅試圖塑造某種負面的終極之人、概念之人，比如阿Q。從“莫若以明”到本質(zhì)主義，這是漢語的一個巨變，也是一種豐富。按伊格爾頓說的，本質(zhì)主義就是“那種認為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萬事萬物均具有確定性的觀念”。

“人生的意義就在于你在一個更大的整體中發(fā)揮作用，離開這個背景，你只是一個空洞的符號。人生的意義不是預(yù)先規(guī)定好的，而是人為建構(gòu)出來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極為不同的建構(gòu)方式。”（伊格爾頓）“諸種可能的人生態(tài)度無法調(diào)和，因而他們之間的沖突沒有終極的解決方案。”（馬克斯·韋伯）“在我們所遭遇的日常經(jīng)驗的世界中，我們面臨著一些同樣絕對的選擇，實施某種選擇，必然會犧牲掉其他選擇。”（以賽亞·伯林）阿Q令魯迅陷入自相矛盾，魯迅自己并不在這個形象之內(nèi)。

魯迅的寫作屬于二十世紀受到西方線性世界觀影響的本質(zhì)主義寫作。本質(zhì)主義通常導(dǎo)致一種“比你較為神圣”的居高臨下、鶴立雞群的視域。“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叫我慚愧，催我自新，并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一件小事》）魯迅是看得起人的，這是他的非同凡響之處。他沒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作家身上那種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這一點就是胡適也難免。魯迅的本質(zhì)主義是謙卑的、樸素的、自省的。魯迅的本質(zhì)主義不是庸俗的本質(zhì)主義，就像唯物主義在魯迅這里從來不庸俗一樣。

魯迅反對“小擺設(shè)文學(xué)”，但他并不像他的敵人攻擊的那樣“怪力亂神”。“后現(xiàn)代主義誠然有各種各樣的信念，但是沒有信仰。”寫作之于魯迅，乃是一種信仰，信仰就是獻身。“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魯迅是一位匠人而不是才子。“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速寫），決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魯迅骨子里是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吶喊、冷嘲、批判、諷刺、契訶夫式的冷靜無情、世故、激情。他是一個文人，寫一切。“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chuàng)作家。”隨物賦形。“也許人生的意義不是某個需要追求的目標或一塊需要發(fā)掘的真理，而是生活本身表達出來的某種東西，或者寓于某種生活方式之中。畢竟，一段敘事的意義不只在于它的目的，還在于敘事過程本身。”

“五四”以降的大多數(shù)作家寫本質(zhì)、意義，魯迅不僅寫本質(zhì)、意義、是非、典型，更重要的是他創(chuàng)造了“魯迅語”。魯迅概括的本質(zhì)或許會在時間中煙消云散（其實阿Q在中國復(fù)雜多姿的人性世界中只是某種流動性的個別狀態(tài)，人的一生中的某些時刻或許會“阿Q”一下，也可能“魯迅”一下，“孔乙己”一下，“祥林嫂”一下，“呂緯甫”一下）。有無相生，沒有永不變易的本質(zhì)、寓意，只有漢語穿越時間。作家納博科夫曾經(jīng)指出：“文學(xué)史不是寫什么的歷史，而是如何寫的歷史。”魯迅的偉大在我看來正是確立了他自己的振聾發(fā)聵的“如何寫”。

通觀魯迅的全部作品，與其說他是一位試圖為人類塑造（批判與重塑）“中國靈魂”的工程師（雖然二十世紀的評論家一直試圖在這個方面肯定魯迅），在我看來，不如說魯迅更像是一位屈原式的巫師，通過“魯迅語”招魂。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fā)，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藐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fā)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nóng)，是徐伯蓀的學(xué)生。

魯迅的寫作激活了漢語，激活了漢語身體的繁殖力。“魯迅語”一詞的真正意義是在這里。持“中”、雅馴、守成與革命、非此即彼……作為思想方式，應(yīng)當是一個加法的關(guān)系，它可以豐富文明，深厚文明。如果現(xiàn)象學(xué)式地將魯迅說什么放進括號的話，“魯迅語”確實有點《圣經(jīng)》那樣的語感。“要有光，就有了光。”其實在開始傳布的時候，人們并不知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只是它的語感更決斷，更具有神話的威力，人們更容易被這種不容置疑的聲音所震撼。時間久了之后，這種語言成為理性、常識。是時間將意義塑造成常識。說什么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說，魯迅的如何說，在中國過去史無前例。他其實是用虛擬諸神之一的口氣說話。“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死亡。”語氣何等的決絕。但在經(jīng)驗、常識的層面，這話并沒有什么道理。可以說不講道理。與“黑暗是好的”一樣，沒有什么道理，但魯迅要的就是那種不容置疑的決絕。魯迅的語氣，像是上帝的語氣，獨斷而不容置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面具戴太久，就會長到臉上，再想揭下來，除非傷筋動骨扒皮。”“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很充實，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魯迅語”橫空出世。這種語言從未在漢語中出現(xiàn)過，但它確實是漢語，并且在浩如煙海的白話文中，是最有力量的、可辨識度最高的來自個人的漢語。

在二十世紀，作者們受到西方文學(xué)的影響，熱衷于角色分類，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魯迅卻成了“文豪”，堅持著“文人”這個中國獨有的作者身份。魯迅寫一切，包括大量的雜文。這些偉大的雜文更像是薩滿教的咒語。小說是契訶夫式的冷靜、散文詩是浪漫主義的激情洋溢、評論犀利而睿智、小品文的幽默閑適……魯迅總是在說出那些人們想說而尚未說出的東西。他確實說出了許多真理，不再像中國傳統(tǒng)的寫作那樣模棱兩可。魯迅令文人回到了荒野上，重新成為屈原式的巫師。

魯迅不僅僅是變革者，也是最杰出的作家。沒有變革就沒有新文學(xué)，語言變革的結(jié)果必須是新文學(xué)的產(chǎn)生。文學(xué)并非橫空出世，中國文學(xué)已經(jīng)有五千年以上的寫作經(jīng)驗。在中國，文學(xué)具有宗教性的作用。文學(xué)就是文明的體現(xiàn)，以文字照亮人的不可見的靈魂世界。魯迅不僅變革了文學(xué)，也重建了文學(xué)的中國常識。

魯迅的寫作使白話文的寫作合法化了，在他和他那一代作家之后，用白話文寫作，已經(jīng)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因為有魯迅的文本，魯迅式的語言的存在，現(xiàn)代漢語才有堅實的“合法性”。我并不同意魯迅的某些觀點、意思，但我欣賞他的文章。魯迅文章的個性和魅力是他那個時代作家中罕見的。大多數(shù)作家有立場、有意思，但沒有個性化的語言。魯迅不同，他的文章是漢語的一個新的空間。如果僅僅因為對魯迅思想的認識變化，就完全忽略其文本的價值，這將是中國現(xiàn)代文明的巨大損失。魯迅不是作為一種偉大的知識在課堂講授。如果只是在意義的兩級搖擺，那么在教育中被遮蔽的永遠是真正的知識。

魯迅的思想只能是一種思想，而不能絕對地以這種思想來改造現(xiàn)實。“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正視人生，拒絕瞞和騙，是的。但是中國人的文藝“向來”還有杜甫、白居易、蘇軾的詩文和《紅樓夢》這些作品。魯迅是偉大的思想者，思想有時也意味著怨、批判、極端。如果一定要讓魯迅思想成為現(xiàn)實（比如：“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漢字應(yīng)該廢除，否則中華必然走上滅亡的道路。”）我們就只能重蹈西方宗教歷史的覆轍。

文章為天地立心。魯迅的寫作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靈魂。魯迅是我寫作的指南之一。

我從1970年的冬天開始寫作，我一直試圖繼承的就是魯迅主張的“為人生”而寫。

謹此表達我對魯迅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