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堅:談魯迅
我在1968年的冬天讀完了《魯迅全集》,當時我十五歲。之前一年,我跟著父親躲在屋子里把所有的書都燒了,包括父親為我訂的《兒童文學(xué)》。書架上剩下的書有一套是《魯迅全集》。學(xué)校停課了,忽然出現(xiàn)了許多天氣陰郁、空無一人的下午。我就坐在家中的地板上把《魯迅全集》讀了一遍。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認真讀這么多冊的一套書,有十本。雜文部分經(jīng)常看得我哈哈大笑,痛快淋漓。散文令我激情澎湃,解恨,躍躍欲試。小說則令我沉思,不是完全明白。我絕不是阿Q,他有點像謝瘋子——這人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大學(xué)畢業(yè)分到我父親單位的大學(xué)生干部,因為戀愛問題精神失常,偶爾會站在院子里說些阿Q式的話。魯迅的照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覺得作家就是這個樣子,舍身飼虎、誠實、傲慢、嚴肅、深沉、冷峻、犀利、橫眉冷對千夫指,同時也透著溫存、幽默感、真情。他是戰(zhàn)士、思想者、“一個都不寬恕”的沒有絲毫矯情的決絕之人、匠人、語重心長的父親、朋友。《易經(jīng)》說:“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魯迅的書是“修辭立誠”的偉大典范,讀他的書不會白白浪費時間。有用而非有利,大智大慧,啟發(fā)人生,教你如何做人,做什么樣的人,如何處理世上的各種關(guān)系,是非親疏。魯迅的書啟示的為人之道就像《論語》《世說新語》。相比之下,他同時代的大多數(shù)作家都軟綿綿的,言之無物、欲蓋彌彰、自戀、耍小聰明。《魯迅全集》一直是我的床頭書之一。他的書經(jīng)得住一讀再讀。他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包括他弟弟周作人,我曾經(jīng)有過興趣,后來他們的書都被我束之高閣了。魯迅的文章給了我一個尺度,我由此知道最高的漢語寫作是怎樣的,后來我閱讀西方文學(xué)經(jīng)典,魯迅的文章是我判斷文章好歹的一個指南。魯迅的文章不是一篇或者幾篇是經(jīng)典,表達的也不只是一個意思或幾個意思。魯迅的偉大,在于他為漢語提供了一個新的語言空間:魯迅語。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
——《華蓋集續(xù)編·記念劉和珍君》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xiāng)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xiāng)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fēng)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吶喊·故鄉(xiāng)》
文藝本應(yīng)該并非只有少數(shù)的優(yōu)秀者才能夠鑒賞,而是只有少數(shù)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鑒賞的東西。
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但讀者也應(yīng)該有相當?shù)某潭取J紫仁亲R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shù)乃骄€。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fā)生關(guān)系。
——《集外集拾遺·文藝的大眾化》
這種語感、意思都是前無古人的,并且有“筆落驚風(fēng)雨,詩成泣鬼神”的效果。
白話文由于魯迅而令冬烘先生們不敢再小覷。
魯迅的作品是白話文的經(jīng)典。由于他的作品,在語言革命風(fēng)起云涌的二十世紀,我們這些后生淡定下來,堅定了對白話文寫作的信任,白話文寫作再也無法逆轉(zhuǎn)了。因為魯迅的白話文,漢語再次抵達了一個經(jīng)典的水準。子曰:“盡美矣又盡善也。”美是第一位的,美是語言中的語言;善是意義,依據(jù)各時代的狀況而內(nèi)容不同。魯迅的作品就是這種“盡美矣又盡善也”的白話文典范。
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的圣人。這句話并不輕率,毛澤東是深思熟慮后才說的。
現(xiàn)代中國的語言革命,呼喚的其實是一個馬丁·路德式的人物,這個人就是魯迅。
過去五千年的中國思想,其基本核心維護的是“仁者人也”,中是尺度。由此消解調(diào)整避免文明一再發(fā)生的極端、不仁。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力亂神總是導(dǎo)致暴戾和災(zāi)難。暴戾是一種絕對精神,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唯我獨尊。
中國思想知白守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文明守護的是陰陽太極圖中間的那條永遠在不斷變易中的曲線,這條曲線令生命空間總是處于一種自由自在的不確定性中。不確定性就是詩性。所以,孔子宣布:“不學(xué)詩,無以言。”
“詩三百,思無邪。”無邪,就是“不語怪力亂神”,“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在這個偉大的“文”的領(lǐng)導(dǎo)下,諸神(意義)狂歡。無數(shù)時間、無數(shù)的意義誕生了,死去了,消失了,文繼續(xù)。這就是為什么作者們在二十一世紀,依然在用甲骨文上的那些字寫作。正如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
“文明”這個詞包含的意思,漢字獨有,就是以“文”照亮生命無名的、動物性的黑暗。
法國歷史學(xué)家布羅代爾睿智地注意到:“每個漢字都是一個神靈。”
西安的碑林,就像瑪雅神廟,文字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今天依然如此,春節(jié)在家貼一個“福”字,無人敢撕毀。(但是文字也岌岌可危,在機場、購物中心,人們將漢字踩在腳下,“文”已經(jīng)不再具有最高之神的地位了,它像西方語言文字一樣,日益工具化。)
在十九世紀,“文”垂死。胡適在《文學(xué)改良芻議》中說:“近世文人沾沾于聲調(diào)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xué)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zhì)救之。質(zhì)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
文明在十九世紀陷入巨大危機,民族需要一種唯我獨尊、是非明辨、名副其實(回到能指,直接說,拒絕隱喻、拒絕指鹿為馬,言此意彼。“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亂用作普通事實。”)的決絕精神。“禮失而求諸野”,白話文運動就是要回到遠古的“言文一致”,復(fù)活文的宗教式的招魂之力。“尼耙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于蠻荒,野人其形,而隱曜即伏于內(nèi)明如華,蠻野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魯迅《摩羅詩力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論語》)白話文作者們記起了屈原(中國最古老的招魂的祭司、文神之一),發(fā)現(xiàn)了尼采。
“拿來主義”青睞尼采。“上帝已死”給新青年巨大的靈感和鼓勵。在中國,這個“上帝”就是“文”,白話文運動的初心就是要復(fù)活“文”的招魂之力。
是時候了,這個民族需要一種新的現(xiàn)代的漢語,新的精神,鼓舞青年,激勵青年,為青年的話語建立一個空間。文必須再次分行、斷句、重組。
我在讀到魯迅之前,讀的是中國傳統(tǒng)典籍。魯迅的“少讀或不讀中國書”對我的熱血青春時代影響至深。他主張一種確定性的、力的美學(xué)。他要決定讀者,而不是傳統(tǒng)的“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魯迅的讀者是青年,而不是暮氣沉沉的中年和老人。過去的中國,話語空間基本上是長者的、老人的。李白那樣的青春激蕩的話語空間并沒有宗教性的力量,它領(lǐng)導(dǎo)一種深刻而超越的生活。白話文是觀念的產(chǎn)物,最偉大的寫作者就是魯迅,魯迅是一個屈原式的寫作者(屈原在宗教與大地的分岔口還是轉(zhuǎn)向了大地,他的《天問》已經(jīng)指向一個柏拉圖式的方向)。魯迅是現(xiàn)代中國的產(chǎn)物,他的文章是中國被文明遮蔽著的黑暗荒野的呼喚。漢語不再是清末那種墨守成規(guī)、日薄西山、失魂喪魄的面貌。摧枯拉朽、青春激蕩、意氣風(fēng)發(fā),在二十世紀,吸引青年生命者,莫過于文學(xué)。魯迅的寫作重建了漢語的青春氣息、批判力、幽默感、怪誕、諷刺力量、憤怒、悲劇精神以及對未來的信心,實質(zhì)性地豐富了漢語的表現(xiàn)空間。魯迅為漢語賦予了一種全新的氣質(zhì),獨斷、激越、冷硬、無情。文學(xué)不再是無病呻吟者的抒情體,文學(xué)重新成為中國精神世界解放的旗幟之一。
但是魯迅并不是極端的“怪力亂神”的膚淺粗暴的反傳統(tǒng)主義者,在魯迅的寫作宣言《摩羅詩力說》中,表達了深刻懷古之情:“夫國民發(fā)展,功雖有在于懷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吶喊。魯迅為漢語帶來了一種絕對精神。
持“中”的中國,現(xiàn)在有了一個“阿波羅”式的對立面,積極、進步、明白、確定、決絕精神、絕對正義、左或右的極端……而不再是“居中”“整一”“保守”“混沌”“以不變應(yīng)萬變”……陰陽分裂,甚至陽勝于陰。陰陽之間出現(xiàn)了一個未知的空間。陰陽,都是推動歷史的力量,經(jīng)驗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巨大的分類,活力、激進、青春、決絕,革命成為塑造文明的全新力量。道樞被激活了,陰陽互補的傳統(tǒng)中國現(xiàn)在成為陰,而白話文、拿來主義創(chuàng)造出另一個陽,一個更高的中或許會在未來形成。
我沒有在過去五千年的中國生活過,如果出現(xiàn)了魯迅這樣的人物,那么,這意味著我們已經(jīng)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王國維的死和魯迅的生,可視為古代世界的結(jié)束和現(xiàn)代中國的開始。
這是另一個世界,需要魯迅。
漢語是一種抒情性的語言。形音義天人合一。這種語言的載體漢字起源于貞人將神諭記錄在甲骨上。“天何言哉”(孔子);“道可道,非常道”“強字之曰道”(老子)。常道不可道,非常道就是文道。“文”成為神的“道者”,成為人自己的神諭。知白守黑,有無相生,“文”通過“文”的確定又持守著“無”的不確定。“文”,超越了語言的工具性。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不學(xué)詩,無以言。”文人得以繼承貞人的接神通靈角色。
“大地之上絕無尺規(guī)。”(荷爾德林)神諭是不確定的,也容易導(dǎo)致想當然,闡釋的“之間”巨大。暗示事物的意思、情景、意境、象征,所指而忽略其能指、在場。“詩無邪”,指的是意義的無邪,但詩本身作為一種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也一筆勾銷了。鄭聲淫,鄭聲,首先是聲之文,其次才是淫。正與邪,善與惡,各時代的尺度并不一致。此時代以為邪的東西,彼時代則未必。正邪之爭,往往遮蔽著美的非功利性。所以孔子強調(diào)“盡美矣又盡善也”,美第一,善第二。
“釋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鷹,投身飼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說教的倒算是大乘,總是發(fā)達起來,我想,那機微就在此。”魯迅有大乘的一面,也有小乘的一面。這是一種新的文教。
魯迅受到西方二十世紀本質(zhì)主義的影響,強調(diào)文學(xué)之“用”,將文學(xué)視為判斷是非的工具、武器,批判、改造世界的手術(shù)刀。魯迅寫“什么”“為何”“本質(zhì)”,塑造典型人物以概括之,這種寫作與莊子主張的“莫若以明”的寫作傳統(tǒng)不同,“道在屎溺”“王顧左右而言他”。很長一段時期,各種外力導(dǎo)致了漢語的恐懼、軟化、弱化,僵化、模式化、言文分裂,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名不副實。胡適的《文學(xué)改良芻議》對此有深刻批判:“吾國近世文學(xué)之大病,在于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魯迅的文字是非立場直截了當,旗幟鮮明,無所畏懼。他深惡明清以來,已成為文學(xué)主流(曹雪芹是例外)的“小擺設(shè)文學(xué)”。魯迅是要匕首和投槍的:“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shè)’,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yǎng),是勞作和戰(zhàn)斗之前的準備。”魯迅是“露骨”的:“我曾經(jīng)和幾個朋友閑談。一個朋友說:現(xiàn)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察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么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魯迅其實是要回到《易經(jīng)》所謂的:“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
在二十世紀以前,中國思想對于人生的態(tài)度是莊子所謂的“莫若以明”,拒絕確定。這種態(tài)度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xué)中成為先鋒派的時髦。伊格爾頓認為:“在貝克特的筆下,沒有什么是確定的,每一個破碎的能指都將我們運送到下一個能指。這個事實不單可以被視為一個欲望的寓言,也可以被視為意義的寓言,意義也是一個無盡的未完成的過程。從一個符號拖著腳步走到另一個,對于終結(jié)既無恐懼亦不指望。我們至少可以肯定,意義總是越挖越多,邏輯上不可能有一個終級意義,一個終結(jié)所闡釋的意義,因為它本身也需要闡釋。既然一個符號的意義來自于他與其他符號的關(guān)系,那么就不會有一個終極的符號。正如不會有一個終極數(shù)字或終級之人。”
存在之意義在二十世紀晦暗不明。“置身于……實用主義和市儈氣息中,加上它對遠大圖景和宏大敘事的懷疑,對形而上事物的固執(zhí)的祛魅,人生和其他許多總體性概念一樣已經(jīng)聲名掃地。我們被誘使只考慮生活中的小問題,而不去考慮大問題。”此語適用于魯迅時代的漢語。“小資產(chǎn)階級的汪洋大海”(毛澤東)的“小擺設(shè)”文學(xué)乃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主流。魯迅為現(xiàn)代文學(xué)帶來了沉思。自朱熹、王陽明之后,中國之思比較沉寂。尤其是在思考人生意義上,為什么活著,做什么人,怎樣的人生才是人生。“追問人生的意義是人類永恒的可能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之一。”“反思存在本身就是我們的一種存在方式。”(伊格爾頓)獨立寒秋,在二十世紀初,其他作家批判歷史,魯迅對存在進行了反思。魯迅試圖明辨存在之是與非。“中國人”的形象在魯迅筆下基本上是負面的,而“我”則“橫眉冷對”。《阿Q正傳》塑造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可憐蟲的形象。精神勝利法試圖將中國過去時代的精神生活總結(jié)概括成一種“阿Q精神”。魯迅試圖塑造某種負面的終極之人、概念之人,比如阿Q。從“莫若以明”到本質(zhì)主義,這是漢語的一個巨變,也是一種豐富。按伊格爾頓說的,本質(zhì)主義就是“那種認為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萬事萬物均具有確定性的觀念”。
“人生的意義就在于你在一個更大的整體中發(fā)揮作用,離開這個背景,你只是一個空洞的符號。人生的意義不是預(yù)先規(guī)定好的,而是人為建構(gòu)出來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極為不同的建構(gòu)方式。”(伊格爾頓)“諸種可能的人生態(tài)度無法調(diào)和,因而他們之間的沖突沒有終極的解決方案。”(馬克斯·韋伯)“在我們所遭遇的日常經(jīng)驗的世界中,我們面臨著一些同樣絕對的選擇,實施某種選擇,必然會犧牲掉其他選擇。”(以賽亞·伯林)阿Q令魯迅陷入自相矛盾,魯迅自己并不在這個形象之內(nèi)。
魯迅的寫作屬于二十世紀受到西方線性世界觀影響的本質(zhì)主義寫作。本質(zhì)主義通常導(dǎo)致一種“比你較為神圣”的居高臨下、鶴立雞群的視域。“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叫我慚愧,催我自新,并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一件小事》)魯迅是看得起人的,這是他的非同凡響之處。他沒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作家身上那種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這一點就是胡適也難免。魯迅的本質(zhì)主義是謙卑的、樸素的、自省的。魯迅的本質(zhì)主義不是庸俗的本質(zhì)主義,就像唯物主義在魯迅這里從來不庸俗一樣。
魯迅反對“小擺設(shè)文學(xué)”,但他并不像他的敵人攻擊的那樣“怪力亂神”。“后現(xiàn)代主義誠然有各種各樣的信念,但是沒有信仰。”寫作之于魯迅,乃是一種信仰,信仰就是獻身。“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魯迅是一位匠人而不是才子。“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速寫),決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魯迅骨子里是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吶喊、冷嘲、批判、諷刺、契訶夫式的冷靜無情、世故、激情。他是一個文人,寫一切。“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chuàng)作家。”隨物賦形。“也許人生的意義不是某個需要追求的目標或一塊需要發(fā)掘的真理,而是生活本身表達出來的某種東西,或者寓于某種生活方式之中。畢竟,一段敘事的意義不只在于它的目的,還在于敘事過程本身。”
“五四”以降的大多數(shù)作家寫本質(zhì)、意義,魯迅不僅寫本質(zhì)、意義、是非、典型,更重要的是他創(chuàng)造了“魯迅語”。魯迅概括的本質(zhì)或許會在時間中煙消云散(其實阿Q在中國復(fù)雜多姿的人性世界中只是某種流動性的個別狀態(tài),人的一生中的某些時刻或許會“阿Q”一下,也可能“魯迅”一下,“孔乙己”一下,“祥林嫂”一下,“呂緯甫”一下)。有無相生,沒有永不變易的本質(zhì)、寓意,只有漢語穿越時間。作家納博科夫曾經(jīng)指出:“文學(xué)史不是寫什么的歷史,而是如何寫的歷史。”魯迅的偉大在我看來正是確立了他自己的振聾發(fā)聵的“如何寫”。
通觀魯迅的全部作品,與其說他是一位試圖為人類塑造(批判與重塑)“中國靈魂”的工程師(雖然二十世紀的評論家一直試圖在這個方面肯定魯迅),在我看來,不如說魯迅更像是一位屈原式的巫師,通過“魯迅語”招魂。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fā),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藐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fā)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nóng),是徐伯蓀的學(xué)生。
魯迅的寫作激活了漢語,激活了漢語身體的繁殖力。“魯迅語”一詞的真正意義是在這里。持“中”、雅馴、守成與革命、非此即彼……作為思想方式,應(yīng)當是一個加法的關(guān)系,它可以豐富文明,深厚文明。如果現(xiàn)象學(xué)式地將魯迅說什么放進括號的話,“魯迅語”確實有點《圣經(jīng)》那樣的語感。“要有光,就有了光。”其實在開始傳布的時候,人們并不知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只是它的語感更決斷,更具有神話的威力,人們更容易被這種不容置疑的聲音所震撼。時間久了之后,這種語言成為理性、常識。是時間將意義塑造成常識。說什么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說,魯迅的如何說,在中國過去史無前例。他其實是用虛擬諸神之一的口氣說話。“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死亡。”語氣何等的決絕。但在經(jīng)驗、常識的層面,這話并沒有什么道理。可以說不講道理。與“黑暗是好的”一樣,沒有什么道理,但魯迅要的就是那種不容置疑的決絕。魯迅的語氣,像是上帝的語氣,獨斷而不容置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面具戴太久,就會長到臉上,再想揭下來,除非傷筋動骨扒皮。”“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很充實,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魯迅語”橫空出世。這種語言從未在漢語中出現(xiàn)過,但它確實是漢語,并且在浩如煙海的白話文中,是最有力量的、可辨識度最高的來自個人的漢語。
在二十世紀,作者們受到西方文學(xué)的影響,熱衷于角色分類,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魯迅卻成了“文豪”,堅持著“文人”這個中國獨有的作者身份。魯迅寫一切,包括大量的雜文。這些偉大的雜文更像是薩滿教的咒語。小說是契訶夫式的冷靜、散文詩是浪漫主義的激情洋溢、評論犀利而睿智、小品文的幽默閑適……魯迅總是在說出那些人們想說而尚未說出的東西。他確實說出了許多真理,不再像中國傳統(tǒng)的寫作那樣模棱兩可。魯迅令文人回到了荒野上,重新成為屈原式的巫師。
魯迅不僅僅是變革者,也是最杰出的作家。沒有變革就沒有新文學(xué),語言變革的結(jié)果必須是新文學(xué)的產(chǎn)生。文學(xué)并非橫空出世,中國文學(xué)已經(jīng)有五千年以上的寫作經(jīng)驗。在中國,文學(xué)具有宗教性的作用。文學(xué)就是文明的體現(xiàn),以文字照亮人的不可見的靈魂世界。魯迅不僅變革了文學(xué),也重建了文學(xué)的中國常識。
魯迅的寫作使白話文的寫作合法化了,在他和他那一代作家之后,用白話文寫作,已經(jīng)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因為有魯迅的文本,魯迅式的語言的存在,現(xiàn)代漢語才有堅實的“合法性”。我并不同意魯迅的某些觀點、意思,但我欣賞他的文章。魯迅文章的個性和魅力是他那個時代作家中罕見的。大多數(shù)作家有立場、有意思,但沒有個性化的語言。魯迅不同,他的文章是漢語的一個新的空間。如果僅僅因為對魯迅思想的認識變化,就完全忽略其文本的價值,這將是中國現(xiàn)代文明的巨大損失。魯迅不是作為一種偉大的知識在課堂講授。如果只是在意義的兩級搖擺,那么在教育中被遮蔽的永遠是真正的知識。
魯迅的思想只能是一種思想,而不能絕對地以這種思想來改造現(xiàn)實。“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正視人生,拒絕瞞和騙,是的。但是中國人的文藝“向來”還有杜甫、白居易、蘇軾的詩文和《紅樓夢》這些作品。魯迅是偉大的思想者,思想有時也意味著怨、批判、極端。如果一定要讓魯迅思想成為現(xiàn)實(比如:“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漢字應(yīng)該廢除,否則中華必然走上滅亡的道路。”)我們就只能重蹈西方宗教歷史的覆轍。
文章為天地立心。魯迅的寫作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靈魂。魯迅是我寫作的指南之一。
我從1970年的冬天開始寫作,我一直試圖繼承的就是魯迅主張的“為人生”而寫。
謹此表達我對魯迅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