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關注自殺、思考自殺、想象自殺、書寫自殺，并在小說中塑造了眾多自殺者形象。卡夫卡筆下的自殺主要包括個人判決型自殺、家庭判決型自殺、社會判決型自殺和藝術獻身型自殺。卡夫卡書寫的自殺是 “現(xiàn)代性的符號”，是通向 “滿意的死亡” 的途徑，同時也是 “自我消失的藝術”。卡夫卡熱衷于書寫自殺，“書寫”可視為一種自殺的形式，自殺是精神自虐的必然結果，也是一種獨特的反抗方式，而強烈的 “書寫意念” 和 “生存意志” 則最終使卡夫卡反抗自殺、拒絕自殺。對卡夫卡作品中的自殺書寫進行探究，或許可解開卡夫卡的 “短壽之謎”。

卡夫卡（FranzKafka）的小說《判決》《變形記》《在流放地》《饑餓藝術家》集中反映了他的自殺想象與自殺沖動，推進了卡夫卡對死亡問題的本體論思考。布朗伯特(Victor Brombert) 認為卡夫卡的作品 “始終在揭示人類的弱點，向讀者展示生活中死亡是多么倔強。這些作品在死亡與寫作之間建立了一種必要的聯(lián)系。” [1] 7-8。米勒（J. Hillis Miller）將卡夫卡作品的死亡主題分為三類：“不公正的死亡、一種不是死亡卻無止境地走向死亡的情境，以及那些寓言、箴言、審思和詰屈的諺語，它們縈繞在人的腦海里，揮之不去” [2]。自殺是卡夫卡的重要情結，在其作品中占據(jù)著重要位置，甚至形成了一種 “卡夫卡式自殺”（Kafkaesque Suicide)。

一、卡夫卡式自殺：判決與獻身

關于 “卡夫卡式”（Kafkaesque)，已有多種說法，譬如卡夫卡式寫作、卡夫卡式婚約、卡夫卡式審判、卡夫卡式遺囑、卡夫卡式世界等。卡夫卡對自殺的書寫也是“卡夫卡式”的。在卡夫卡看來，“自殺者是這么一個囚徒，他在監(jiān)獄院子里看到人們豎起一個絞刑架，他錯誤地以為那是為他豎的，于是他在夜里闖出牢房，走了下去，把自己吊死了” [3]。卡夫卡筆下的自殺者幾乎都帶有誤解和荒誕意味，由于嚴重地被懷疑及自我懷疑，他們或被迫或自愿地將一切罪行歸咎于自己，導致最后的自我判決和自我殺害。根據(jù)自殺原因和動機，可將卡夫卡筆下的自殺分為兩種類型：判決型自殺（judgment suicide）與獻身型自殺（dedicatedsuicide)。

判決型自殺的基本類型為個人判決型自殺（personal-judgment suicide)。當弱者引起具有強烈個人主義的強者的不滿，被強者明確地判處死亡，弱者以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判決》（Das Urteil）中格奧爾格的自殺便是如此。格奧爾格是弱小人物的代表，他的家庭身份是一個老鰥夫的兒子、一位富家小姐的未婚夫，社會身份則是一個年輕的商人。母親的過世導致父親對商行的生意日漸淡漠，格奧爾格的經(jīng)營能力逐漸增強，但相比之下父親還是要強得多——父親在格奧爾格面前的姿態(tài)常常是“劈開兩腿坐著，雙臂在胸前交叉著” [4] 40。這是一種高高在上的 “審判者” 形象，他以充滿個人主義的連環(huán)提問誘導格奧爾格犯下言語錯誤，使格奧爾格處于嚴重失語狀態(tài)。格奧爾格想為父親蓋好被子，卻被父親再三質問：“我已經(jīng)蓋嚴實了嗎？”在父親眼里，自己 “被完全蓋上” 象征著被宣告死亡，而為了顯示他的家長地位，父親以 “沒有人性” 的罪名判決了格奧爾格的死刑。父親的判決是對格奧爾格生存權利的否決，這一判決導致格奧爾格喪失了作為一個社會人所具有的基本權利和社會關系。但格奧爾格的自我意識又是十分明確的，他的自我意識只能通過自殺行為來獲得解放：“作為靈活的體操運動員，格奧爾格在欄桿上搖晃。這表明自殺或自我執(zhí)行被視為解放的一種形式” [1] 55。

如果說《判決》中格奧爾格的自殺是被父親個人獨斷判決的自殺，那么《變形記》（Die Verwandlung）中格里高爾的自殺則是被家庭成員共同判決的自殺，可稱其為 “家庭判決型自殺”（family-judgment suicide)，指家庭中的主要經(jīng)濟承擔者無法再為家人提供物質支持，反而消耗家庭資本，最終被其他成員共同放棄，遂自行結束生命的行為。“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 [5] 89。格里高爾的家庭成員對他變形后的判決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秘密審判——公開審判——執(zhí)行判決。

最初的 “秘密審判” 階段，家庭談話中 “幾乎沒有哪次談話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格里高爾的，即便只是秘密地談到他。整整兩天，一到吃飯的時候就可以聽到全家人在商量該怎么辦” [4] 128。即便在飯前飯后也至少有兩個家庭成員在談論這一題目，而這些談論都是背著格里高爾進行的，是對缺席的、不在場的格里高爾進行的秘密商討，雖不具實在效力，但為隨后的 “公開審判” 奠定了基礎。在 “公開審判” 階段，當妹妹為房客演奏小提琴時，格里高爾的突然出現(xiàn)引發(fā)了家庭大恐慌，從格蕾特對父親和母親以及終于出席的、在場的格里高爾 “共同” 說：“我們必須設法擺脫它”，到格蕾特“專”對父親一人說：“我們必須設法擺脫它” [4] 151，格蕾特的態(tài)度轉變是向家庭 “最高審判官” 提議共同放棄格里高爾。此時，起居室象征 “法庭”（law court)，父親代表 “審判者”，而母親和妹妹則充當 “助手”，他們共同宣判了 “動物” [1] 格里高爾的死刑。最終，家庭成員意見達成一致，決定執(zhí)行判決：“他剛進入房間，房門就被極速關上，閂上門閂，鎖了起來。”執(zhí)行者是格蕾特，格里高爾也以轉身沉默接受了判決結果，“他認為自己必須離開這里，他的這個意見也許比他妹妹的意見還堅決” [4] 153。

事實上，早在家庭判決之前的很長時間里，格里高爾就以絕食的方式對自己實行了 “自我處決” ——他什么東西也沒吃，食物拿進去了，又原封不動地拿了出來。格里高爾 “變成一只硬殼蟲，他持續(xù)活在這個失效的世界，他陷入獸化的孤寂，他越是靠近他的本質，就越靠近活著的荒謬和不可能性……他死去：在難以忍受的遭棄和孤寂中死亡” [6] 124。身體和外形發(fā)生突然而至的改變，或化身為某種動物，或隱形或消失，“變形” 在卡夫卡的思想和文學世界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變形記》的特別之處在于突發(fā)的變形導致了家庭判決的發(fā)生，致使主人公因生存的不可能而自殺。格里高爾的自殺成為整個家庭解除苦難的終極處方。

《判決》和《變形記》中的自殺都是發(fā)生在單個家庭內部的自殺，而《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中的自殺則是帶有社會性判決的自殺（social-judgment suicide)。這種自殺類型類似于迪爾凱姆所稱的 “失范型自殺” 或 “失調型自殺” [7]。軍官所堅守的是舊制度，維護的是殘暴的舊機器，但已不能適應新政權的發(fā)展，正如他對旅行者所說：“要讓今天的人理解那樣的時代是不可能的” [4] 93。這種舊有關系的被打破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與格里高爾被家人 “秘密審判” 相類似，軍官深知 “有人正在密謀反對我的審判權；司令官的辦公室里已經(jīng)開過多次會議，我是被排斥在外的” [4] 92。事實上，新任司令官對舊有訴訟程序及行刑機器的不支持甚至充滿敵意的態(tài)度，預示著對軍官的否決；旅行者對審判程序的不信服、不贊成也強化了新司令官的判決；而殺人機器自身的暴力性和殘酷性則從根本上決定了其守護者終將自取滅亡。因此，盡管旅行者最終目睹的是軍官對自身的判決，但軍官幾乎是被其所處的整個社會和時代共同判決的。對他人的暴力行刑機器轉變成軍官的“自殺機器”。作為執(zhí)行判決的真正工具，“耙子并沒有在寫字，而是亂戳亂刺，床也沒有翻動軍官的身體，而是顫巍巍地把他的身體舉起來送進針里”，最后 “那根大鐵釘?shù)尼樇獯┩噶怂那邦~” [4] 104。社會判決最終以軍官暴烈的自殺完成。

“藝術獻身型自殺”（art-dedicatedsuicide）是出于對極致完美藝術的追求而導致的自殺。加繆（Camus）認為，“人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給了他們生的依據(jù)而為之獻身。這所謂 ‘生的依據(jù)’ 同時也是極好的 ‘死的依據(jù)’ ” [8] 4。《饑餓藝術家》（Ein Hungerkünstler）中的藝術家視饑餓為藝術，這為藝術家提供了生的價值，同時也成了他死的依據(jù)。藝術家的饑餓表演歷時四十多天，“在進行饑餓表演期間，藝術家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是點食不進，你就是強迫他吃他都是不吃的，他的藝術榮譽感禁止他吃東西” [4]224。這是作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的修養(yǎng)：堅守藝術的原則，不可破壞，哪怕是用生命在堅守。他最在乎的是得到觀眾的贊賞，然而，在觀眾的興趣消失之后，只剩下他自己才是對他能夠如此忍饑耐餓感到百分百滿意的 “觀眾”。不幸的是，他本人事實上從未滿意過，但仍將饑餓表演進行到生命最后一刻。吊詭之處在于，“饑餓表演” 這一藝術形式本身就充滿矛盾性。視藝術為生命、視饑餓為藝術的藝術家一直都想在表演道具（籠子內）挑戰(zhàn)自己的饑餓極限，而饑餓極限意味著無限靠近死亡邊緣，于是饑餓表演從一開始就是一場自殺藝術表演。“饑餓的藝術” 反映的是 “藝術的饑餓”，“自殺的藝術” 反映的是“藝術的自殺”，“藝術的饑餓” 必須通過 “饑餓的藝術” 來實現(xiàn)自我拯救，于是饑餓藝術家為了完成這一使命而自殺。

二、被寄生的自殺者：非英雄與自我消失

本雅明曾指出，“現(xiàn)代性所產(chǎn)生的對人類自然性繁衍的抗拒，大大超出了人的自然力量。如果一個人疲憊不堪而用死亡作庇護所，是很可以理解的。自殺是一種封閉英雄意志的行為，已成為現(xiàn)代性的符號，這正是現(xiàn)代性在激情領域內所產(chǎn)生的后果” [9] 264。卡夫卡作品主人公的自殺是這種現(xiàn)代性后果的隱喻式體現(xiàn)。“自殺”（suicide）與 “現(xiàn)代性”（modernity）的英文詞匯幾乎同時出現(xiàn)在17世紀的英國，及至卡夫卡所處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現(xiàn)代性而導致的自殺已成為社會普遍現(xiàn)象。作為現(xiàn)代性的先覺者，卡夫卡描述了處于現(xiàn)代化困境中、“被寄生的現(xiàn)代人 ”所實施的 “ 不自由的自殺”，這些自殺者的社會身份與內在精神都具有一定的現(xiàn)代性特征。

從身份上來看，卡夫卡筆下的自殺者是 “被寄生的現(xiàn)代人”。他們是現(xiàn)代社會中的未婚男性，都有職業(yè)并被工作嚴重束縛；他們都有一定的能力，但得不到應有的認可；他們不是英雄而是弱者；是被懷疑者，同時也是自我懷疑者；是被拋棄者，同時也是自我拋棄者。他們是一群與其所處的時代和環(huán)境格格不入者，是典型的 “現(xiàn)代人” 形象，而且是 “被寄生的現(xiàn)代人”。本雅明將格奧爾格的父親比作一個巨大的“寄生蟲”，附著在格奧爾格身上；同樣，《變形記》中的父親、母親和妹妹則是三個巨大的 “寄生蟲”，緊緊地附著在格里高爾身上。這種 “寄生” 與 “被寄生” 的家庭關系是現(xiàn)代化進程的后果，決定關系平衡的是被寄生者的收入，即其對家庭的物質貢獻。格里高爾始終未對家人實施任何暴力行為，但不能繼續(xù)取得收入就是他最嚴重的 “罪”。在被父親傷害、被母親和妹妹嫌棄之后，格里高爾呼出最后一絲微弱的氣息，他自殺了。從象征的意義上看，《在流放地》中的殺人機器和訴訟程序 “寄生” 在軍官一人身上，沒有軍官的維護，它們就會陷于衰落；《饑餓藝術家》中的表演藝術 “寄生” 在藝術家身上，沒有藝術家的堅守，饑餓藝術就會消失。“被寄生的現(xiàn)代人” 的自殺，不再是傳統(tǒng)英雄主義式的抗拒生命、主動選擇的行為，而被理解為一種 “英雄意志對意志失敗的反應” [9] 264。他們作為弱者，有成為英雄的意志，但無力承受現(xiàn)代性帶來的快速變化著的一切，英雄意志的嘗試一次次失敗，“非英雄意志” 取得成功，但他們又不甘失敗，最終只能通過自我毀滅的極端方式變相地實現(xiàn)英雄意志。這種意志內部的矛盾、信念內部的沖突正是自殺在現(xiàn)代性社會中的突出特征。

“人的實在處于他的最直接的存在中，在反思前的我思的內在結構中，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 [10] 在精神層面上，卡夫卡筆下的自殺者是 “不自由的自殺者”。“不自由” 是現(xiàn)代人無法擺脫的精神困境，“自由的人絕少思考死；他的智慧不是對死的默念，而是對生的沉思” [11]。反之，不自由的人極易陷入對死亡與自殺的思考中，因為他所擁有的最大、最后的自由即是對自己生死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基里洛夫之口道出了 “自由意志” 與 “自殺” 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自殺” 成為個人意志的至高點，也是 “人” 從 “上帝” 權威之下解放出來的直接方式或最高途徑。而在卡夫卡看來，“意志” 本身就是不自由的，這也決定了 “自由意志” 的 “不自由性” ——無論是 “生的意志” 還是 “死的意志”。現(xiàn)代性進程（尤其是異化勞動）導致人的主體地位逐漸降低甚至徹底喪失，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淪為經(jīng)濟關系的附庸和犧牲品。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卡夫卡筆下的 “每一個認罪者都對自己作出了審判”，是 “自我判決” [12]。實際上，卡夫卡筆下 “被寄生的現(xiàn)代人” 之自殺看似是自由獻身，實則是被迫自絕。“卡夫卡的作品，無論主人公如何抗爭，如何努力都是徒勞的，外力始終控制一切，讓人伴隨著焦慮不安，最終歸于滅亡” [11]。“判決” 與 “獻身” 呈現(xiàn)出一種既關聯(lián)又矛盾的特性。判決型自殺具有一定被動性，同時也有主動性：如《在流放地》中軍官對機器的主動投身，《訴訟》中K. 拒絕列妮（Leni）提出的讓他 “下次審訊時就認罪” 的建議。獻身型自殺看似主動，同時也有一定被動性：饑餓藝術家最后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在于 “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判決型自殺的被動性與獻身型自殺的主動性不可分裂，形成巨大的內在張力。這些判決不同于司法執(zhí)行中的正式判決，不具法律效力，卻發(fā)揮了致命作用。未經(jīng)判決的自殺是自由的自殺，而被判決的自殺則是非自由的自殺。由靈魂內部的矛盾與沖突導致的自殺是現(xiàn)代人（非英雄人物、弱者）的現(xiàn)代主義式自殺。這是卡夫卡呈現(xiàn)自殺的獨特方式，也是他本人自殺態(tài)度矛盾性的體現(xiàn)。

在卡夫卡的創(chuàng)作理念中，“成功的作品” 與 “滿意的死亡” 是兩個重要因子，兩者緊密結合，形成了卡夫卡式自殺書寫的另一特征：自殺通向滿意的死亡。1914年12月，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我寫的最佳的作品是以能夠心滿意足地死去的能力為基礎的。在那些最成功的段落，總是寫到某人的死亡……那些描寫其實都是暗中的游戲，因為我用垂死人物經(jīng)歷的死亡來讓自己消遣” [14] 353。“卡夫卡認為死亡是一種永恒的垂死狀態(tài)” [1]63。據(jù)卡夫卡留給布羅德（Max Brod）的遺囑可知，“最成功的段落”是指他生前發(fā)表的六個短篇故事，其中《判決》《變形記》《在流放地》和《饑餓藝術家》四部短篇小說的主人公無一不是自殺而死。因而布朗肖認為，在卡夫卡未完成的長篇小說中，“死亡并不是他的直接視野” [15] 78。

這些 “成功的作品” 中的自殺者是卡夫卡最滿意的人物形象。卡夫卡通過描寫主人公的自殺，達到消遣死亡和體驗死亡的目的，特別是《饑餓藝術家》“涉及藝術家垂死和死亡兩種狀態(tài)” [1] 43，而這正是卡夫卡自己當時切身所處的狀態(tài)。這些自殺者都實現(xiàn)了 “滿意的死亡”，詹姆遜認為 “卡夫卡的多數(shù)小說都有一個充滿希望和樂觀情緒的結局” [16] 166。格奧爾格投河時對父母的表白，是他獲得心靈解放的證明；格里高爾自殺后，整個家庭減輕了負擔，父母和妹妹外出踏春迎接新生活的到來；《饑餓藝術家》的最后，“黑豹用純粹的生命活力取代了饑餓藝術家的孱弱、內疚與失敗” [16] 166。《在流放地》中的軍官自殺時表現(xiàn)得輕松而自然，一切都是欣然接受的，沒有心理掙扎，面容上沒有一絲期望拯救的痕跡：“他緊閉著雙唇，睜大眼睛，神情與生前一模一樣，目光鎮(zhèn)定而自信，那根大鐵釘?shù)尼樇鈩t穿透了他的前額” [4] 104。軍官的自殺在宗教意義上甚至更接近于獻身型自殺。

在最后一部小說《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似的民族》中，卡夫卡讓約瑟芬 “消失” 了，她會逐漸地被忘卻，“約瑟芬就是在被人遺忘中變得不朽，她的榮耀就存在于這種遺忘，她的神化就存在于她從世界和公眾記憶中完全消失”。詹姆遜據(jù)此推斷，“我們可以揣測為什么卡夫卡讓人燒掉他所有的作品和手稿，因為他想通過遺忘，將他自己即將到來的死亡轉變成為一種奇特的幸福結局” [15] 167。事實上，格里高爾被家人遺忘，以及饑餓藝術家被觀眾遺忘，皆屬此類 “遺忘式幸福結局”，達到了卡夫卡所謂 “心滿意足地死去” 的狀態(tài)。

最后，在卡夫卡那里，自殺成為一種 “自我消失的藝術”。在中學時期，卡夫卡就對管理嚴格甚至有些陰森恐怖的學校充滿恐懼，在嚴重的自我懷疑和挫敗感中，卡夫卡經(jīng)常產(chǎn)生 “自我消失” 的幻想和念頭：“我們都有死的愿望，舒服地死去的愿望也是我們共有的……我由于恐懼而半夢半醒地希望，自己會像鬼魂般站起來，鬼魂般從板凳之間擇路而逃，就像我的數(shù)學知識一樣輕盈，從老師的身邊飛過，不知怎么就出了門，到屋外才定下神來，自自由自在地享受著美好的空氣” [17] 332-333。而從教室消失只是他死亡愿望的第一步，“可能性是無窮的，一個人也可能在生活中死亡” [17] 333——這才是卡夫卡在以后的人生中所貫徹的：在生活中死去（dying in life)，不斷地將自己隔絕、隱身于廣闊的外部世界，沉浸于自己龐大的內心世界中。這與卡夫卡自殺式的書寫行為密切相關。

三、自殺式書本：以書寫反抗自殺

1904年，卡夫卡在致波拉克的信中提及一種 “自殺式書本”：“我們需要的書是那種對我們產(chǎn)生的效果有如遇到一種不幸，這種不幸要能使我們非常痛苦，就像一個我們愛他勝過愛自己的人的死亡一樣，就像我們被驅趕到了大森林里，遠離所有的人一樣，就像一種自殺一樣，一本書必須是一把能劈開我們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18] 26。自卡夫卡提及 “自殺式書本”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僅在日記和書信中頻繁提及自殺字眼，小說人物更是多以自殺身亡告終，這些作品如一把把 “斧子”，劈開讀者冰封的內心。卡夫卡通過表現(xiàn)作為個體的人之挫敗感以及內心深處隱含的自殺沖動，使讀者感受到靈魂深處對死亡的恐懼與顫栗。

對卡夫卡而言，除所需要的 “書” 要像一種自殺外，他所需要的 “書寫” 也應像一種自殺。作為一個純粹的書寫者，卡夫卡主動追求并進行個人化的書寫行動，并將與此行動相對立的其他行動拒之門外：“我需要孤獨以便能夠書寫，并非如同 ‘隱士’ 般的孤獨，而是如同‘死人’那樣的孤獨。在這層意義上，書寫是一種更深的睡眠，是死亡。死者不會被從墳墓里揪出來，在夜里，我也不會被從我的書桌前拉開” [6] 296。如此，“書寫” 成為卡夫卡存在的重要方式，他的 “書寫行動” 即 “存在行動”，同時也是他的 “死亡行動” ——菲莉斯曾勸告卡夫卡要保重身體，但卡夫卡在回信中表示自己只有 “書寫” 這一小塊地方可以立足，不得不全力以赴，如果愛惜身體則無異于自殺——而過分投入于書寫亦同樣無異于自殺。

書寫者的書寫行動可被視作自殺行動，書寫者則可被視為 “自殺者”。《在流放地》作為自殺式書本的代表作，同時也代表著 “書寫是冷酷的自我犧牲的行為”。行刑機器的設計并非空想，而是卡夫卡自身情感經(jīng)驗和寫作體驗的影射。1914年6月1日，卡夫卡與菲莉斯在柏林訂婚，7月12日便解除婚約，10月4日至10月18日間，痛苦的卡夫卡寫下《在流放地》，他聲稱 “菲在受刑，刑具操縱在我手里，可是雙方都在受罪。”后來卡夫卡給密倫娜的信中也寫道：“你知道，當我試圖寫一些東西，那些在我周邊對準我的刀劍便開始慢慢地逼近我的身體，這是最完善的刑罰” [18] 260。“受罪于刑具” 和 “被刀劍逼近” 的體驗無異于被行刑機器的耙子所刺刻的體驗。軍官參與設計并發(fā)明了殺人機器，他在屠具上的自殺式示范表明 “關于執(zhí)行酷刑和死刑的那副荒謬的書寫刑具，實際上是卡夫卡心中最痛苦的核心” [1]48。“書寫” 與刑具同樣殘忍，“作為 ‘書寫軍官’ 的卡夫卡” 與 “書寫機器” 是緊密聯(lián)系的共同體，“書寫” 的過程就是 “執(zhí)行自殺” 的過程。

誠如卡夫卡所言：“我高興在死去的過程中死去，因而以打小算盤的方法利用讀者集中于死亡的注意力” [13] 353。在布朗肖看來，這一過程形成了卡夫卡“書寫以便能夠死去——死去以便能夠書寫” [6] 191 的獨特 “圈線” 式進路。而書寫行動一旦受到阻礙，卡夫卡便轉而思考并描寫“直接地死去”——自殺。悖謬之處在于，卡夫卡的書寫行為具有未完成性和不可完成性，他真正需要的不是已完成的書本，而是正在進行并將繼續(xù)進行下去的 “寫” 和 “作品”—— “ ‘書本’ 意味著 ‘寫’ 的終結和 ‘寫’ 的死亡” [15] 3。所以他的三部長篇小說全部呈現(xiàn)出未完成的狀態(tài)，他只需要“在寫”（be writing)，“在寫” 就是他的 “存在” (being)。他只滿足于不斷的 “在寫” 中，而對寫完的書本則常常表示不滿甚至燒毀。或許卡夫卡并非對這些 “書本” 本身不滿，而是對它們的被完成不滿，而在他明確表示滿意的幾部已完成的短篇小說中，主人公的生命都以自殺告終，自殺因而成為 “通向完滿的途徑”。

在卡夫卡所著 “像自殺一樣的書”中，主人公的自殺既是卡夫卡對自殺問題之思考的體現(xiàn)，也是他精神自虐的結果，是卡夫卡自殺執(zhí)念的轉移和自殺沖動的宣泄。“對于自殺的一個傳統(tǒng)的精神分析學解釋是，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當個人在法制社會中不能將一種好戰(zhàn)性釋放在別人身上時，他便將這種好戰(zhàn)性發(fā)泄到自己的身上” [20] 6。在《致父親》中，卡夫卡承認在父親面前感到自己弱小的同時，也具有挑戰(zhàn)意味地聲稱：“我是個奴隸，生活在其中的一個世界，受種種法律的約束，這些法律是單為我而發(fā)明的，而我不知為什么，卻始終不能完全守法” [21] 411。1916年7月20日的日記中，他只寫了一句話：“如果我被判決了，那么我就不僅被判完蛋，而且被判抗爭到底” [14] 405。這是卡夫卡好戰(zhàn)性格的體現(xiàn)，但這種戰(zhàn)斗心理在父親強大的力量壓制下無法對外宣泄，最終反而指向了自己：“卡夫卡的固執(zhí)僵化最終一定會直指自身，這種固執(zhí)是自我毀滅性的” [22] 10。由此，卡夫卡成為一個堅定的自我反對者。

此外，卡夫卡的負罪感十分深重，他認為自己 “生活在一個有罪的時代，我們都應該受到責難，因為我們都參與了這個犯罪的行動。因此他經(jīng)常提到要從殺人者的行列中掙脫出來，而跳出來的唯一可能就是死亡” [23]16。只有通過死亡才能擺脫深層的自我反對和負罪感。“由于沒法對他周圍的人積怨，便把這種積怨傾注到自己身上” [19] 254-255。卡夫卡抱怨和貶低自己的一切，并且不止一次地安排自己的“死刑”。罹患肺結核之后，卡夫卡一邊希望得到治療，常去療養(yǎng)院療養(yǎng)身體，一邊又不想被治愈。他曾寫信給韋爾奇：“關于我肺結核病的痊愈問題，你當然有道理，首先痊愈的意志是必要的。當然我有痊愈的意志，但坦率無隱地說，我也有相反的意志” [18] 232。這種“相反的意志”就是死亡意志、自殺意志。“由于病弱的身體給卡夫卡帶來的破壞，他仿佛看見自己朝著死亡的解脫走去。自殺的誘惑是一個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主題。他曾在日記中陰郁地提到，自殺是向 ‘一無所有’ 投降，但對死亡的沖動幾乎同時被認為是 ‘形而上學的沖動’ ” [1] 47。卡夫卡產(chǎn)生過一系列自殺沖動，如1911—1912年間的 “石棉廠事件” 中，由于工廠瑣事阻礙了卡夫卡的寫作進程，他多次計劃通過自殺來擺脫痛苦；在與菲莉斯的婚約問題上，卡夫卡曾想 “從窗口一躍而下” 以擺脫矛盾，他甚至認為獨身和自殺立于相同的認識層次上，而菲莉斯的拒絕僅僅會為他的自殺沖動提供契機和借口而已。

盡管時有自殺沖動，但卡夫卡更致力于對自殺進行反抗。卡夫卡曾寫道：“我的一生就是在抗拒結束生命的欲望中度過的” [2] 200。“結束生命的欲望” 即自殺之欲，而他反抗自殺的武器就是 “書寫”。1917年11月，在一封致布羅德的信中，卡夫卡闡述自己反抗并放棄自殺的理由：“不是特別的可以想象到的懦怯使我沒有自殺，而只是考慮到這樣結束一生未免毫無意義。我想：‘你一事無成，就想自殺嗎？你怎么能敢起這樣的念頭呢？你可以自殺，但在某種程度上你不必自殺，等等。’以后我又漸漸地有了新的看法，不再想到自殺” [18] 252。在《訴訟》（Der Prozess）中，卡夫卡通過約瑟夫· K. 的遭遇表達過類似觀點。K. 莫名其妙被捕后，在自己房間里產(chǎn)生過自殺念頭，并認為有多種方法來自殺。但轉念一想，K. 反問自己：“有什么理由自殺？”隨即自我解釋道：“自殺是一種無意義的舉動，即使他想自殺，他也不會讓自己走上那條絕路，原因正在于這個舉動是無意義的” [24] 279。因此，K. 放棄了自殺的想法——即便他將要面臨復雜的訴訟程序。如若自殺無意義，那卡夫卡生命中 “有意義” 的事即為 “書寫”：“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為的每一種可能從來都存在于文學之中”“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種朝著書寫的集中……為書寫這一目的服務” “我除了文學別無所求，別無所能，也別無所愿，我的職位永遠不能把我搶奪過去” [14] 45. 186. 262。“文學” 就是卡夫卡的歸宿，“書寫” 就是他生命中更有意義之事，正是比自殺意念更強烈的書寫信念使卡夫卡得以反抗自殺。

卡夫卡筆下的自殺者雖有卡夫卡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他的復制，因為他們無一例外都沒有獲得 “書寫的拯救”。正是心懷 “做有意義之事” 的信念，卡夫卡才未以自殺徹底終結他的書寫進程——因為那無異于另一種自殺。如若書寫者無法在現(xiàn)實中與世界達成妥協(xié)，那就只能通過與自己筆下的生命最徹底的分崩離析來達成與他人、與世界的最后妥協(xié)。因而，書寫使卡夫卡離死亡更近也使他離死亡更遠——作為忠實的書寫者，卡夫卡轉而成為自殺的反抗者。在《饑餓藝術家》中，面對社會和觀眾對饑餓藝術的日漸忽視，藝術家 “到底起來反叛了：他終于把表演的手段——饑餓，變成了抗議的手段——絕食。他的追求是無限的，而這道路的終點是死亡” [23] 178-179。卡夫卡也是如此，他的自殺式寫作是向荒誕世界發(fā)起抗議和反叛的絕佳方式。這種方式成就了卡夫卡成為純粹作家的理想，但也耗盡了卡夫卡的生命——直至離世前夕，卡夫卡還在病榻上修改《饑餓藝術家》清樣。因此，布朗肖認為很少有人像卡夫卡這樣寫到臨終的情形。多數(shù)人以 “死” 為其信仰殉道，而卡夫卡則是以 “不死” 為書寫殉道。

總之，卡夫卡以書寫作為對自殺的替代和抵制，以書寫反抗自殺，完成了從“卡夫卡式自殺” 到 “卡夫卡式存在” 的生命哲學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