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由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局、中國文聯(lián)、中國作協(xié)等五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之后，在全國文藝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我發(fā)表過一篇讀后感，主要是談了一下如何建設“新人民性”的文藝評論的問題。

在當前的新時代背景之下如何加強黨的文藝評論工作，中間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在創(chuàng)作方面要堅持人民性的導向，同時在評論方面也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評論導向。現(xiàn)在文藝評論界，包括文學界，很多人都在提人民性，我關注到也有一些評論家提出了“新人民性”的概念，就是在新時代、新世紀這樣一個新的語境之下如何重新認識人民性的問題。大家知道，我們黨建黨一百年來，無論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都明確提出了這個問題，就是要重視文藝的人民性的問題，主要是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1962年延座講話二十周年紀念，再次明確提出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后，黨中央明確提出了“二為”方向，即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人民性的標準在黨的歷史上一直備受重視，歷屆的中央領導人關于文藝工作都強調了人民性問題，習總書記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強調人民性是繼往開來。

我在高校工作，政治學習一直抓得很緊。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讀了習總書記在2014年關于文藝工作座談上的講話，還有最近很多的講話。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發(fā)現(xiàn)，習總書記非常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以及評論導向。前不久建黨百年大會，他提到了一個金句：“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國的大好河山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歷史也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當下的中國作家、文藝工作者如何用自己的文學藝術的方式去表現(xiàn)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關于人民性就非常重要了。但是人民性又不是簡單地回到原來的工農兵的標準，我覺得要更全面、更準確地理解人民性的內涵，要與時俱進。根據(jù)習總書記的闡釋，他在提倡人民性的同時特別強調了民族性的問題，強調了要處理好人民性和民族性的關系，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我們有千百年的偉大的文學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我們是有很深厚的文化血脈的，這個里面體現(xiàn)出來就是民族文化精神。所以我們在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評論的過程中，當我們強調人民性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必須要和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結合在一起。

同時，習總書記在講話里面提到，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符號、口號，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有喜怒哀樂的，甚至有內心的痛苦和掙扎。我們在做文學評論，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不是說簡單地去寫那種美化現(xiàn)實、回避現(xiàn)實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評論，也要敢于直面社會發(fā)展中碰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只要和人民群眾休戚相關、反映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包括他們內心復雜的精神世界的東西都要加以強化。所以我們所談到的新的人民性，不僅僅是廣義上的社會上的廣大人民群眾，它要和民族性，還要和人類性、人性結合起來。我覺得習總書記談的人民性是有血有肉的，并不排斥我們經常談到的人性的概念，所以我們不能把人民性的概念完全變?yōu)檎蔚姆枺腿诵浴⒚褡逍阅酥劣诤腿祟愋远加嘘P。在世界范圍內中國人民要發(fā)展，在新世紀的背景下中國要崛起，都要處理好中國人民和世界的關系，要處理好我們的民族和全人類之間在世界范圍內的關系。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包括文藝評論，也要抬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來認識。所以我覺得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與評論導向，很可能涉及到我們對人民的概念要做一種全新的理解。

其次，習總書記一系列關于文藝的談話中，包括這次由中宣部牽頭發(fā)布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中，都特別強調“雙百”方針、“二為”方向和“雙創(chuàng)”路線，即要對中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的發(fā)展。這是習總書記這些年來反復提到的文藝發(fā)展路徑問題。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這次的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指導意見中也反復提到“雙創(chuàng)”的問題。學術界，包括當代文藝理論界和創(chuàng)作界，很多人都在談“雙創(chuàng)”的問題，即怎么樣對傳統(tǒng)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的發(fā)展。我覺得一個是從文化的角度來講，如我們該怎么樣面對“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曾經采取的激烈的批判姿態(tài)，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該如何認識以儒道為主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是如何處理好關于精華和糟粕的關系。我覺得重估“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和立場，在新世紀的背景下，特別是在習總書記所倡導的新時代形勢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命題，就是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評論該怎么樣從傳統(tǒng)文化里面尋找資源，這一點非常的重要。當下中國活躍在文學藝術界中的不同代際的作家，從“50后”到“80后”，包括網絡作家，大家都很注意到傳統(tǒng)中去尋找資源。習總書記提出的“雙創(chuàng)”命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同時充分吸納了文學藝術家，包括理論工作者的理論與實踐，然后高瞻遠矚、高屋建瓴地在新時代提出了“雙創(chuàng)”理論，這對于我們加強新時代的文藝評論工作是非常有幫助的。但是“雙創(chuàng)”也不能停留在概念上、口號上，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文藝評論工作中去。

復旦大學的資深教授黃霖先生是做近代文論研究的著名學者，他組織人編纂了有關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上半葉近現(xiàn)代中國的“話體批評”大型文庫。所謂話體批評，就是指中國傳統(tǒng)的詩話、詞話、小說話、曲話、劇話、文話等批評文體。我所理解的話體批評，就是中國本土固有的、傳統(tǒng)的、舊體文學批評形態(tài)。我們現(xiàn)在寫的論文，包括王國維寫的《紅樓夢評論》之類，都是從西方人那里學來的文學批評文體。我們學習西方人的論文體所寫的文藝評論，在一百年來取得了非常大的文學理論評論成就，這個非常重要，不能輕易否定，它強調理論的思維、抽象的演繹、邏輯的推理，這是對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批評文體的一個重要的改進。但時間又過去一百年了，那么在當前的新時代下，我們該如何利用好中國傳統(tǒng)的舊體文學批評資源？如何利用好所謂的“話體批評”資源？我們在利用西方式的“論文體”撰寫文藝評論文章的同時，是否可以更好地激活我們本土的“話體”或者“舊體”文學批評傳統(tǒng)？在重視長篇大論的同時，是否可以注重三言兩語的、一鱗半爪的、短小精悍的印象式、感悟式評論？我們不用把二者對立起來，搞非此即彼；我們應該讓這兩種批評文體相得益彰，彼此促進，互相成就。

黃霖教授他們在整理中國近現(xiàn)代轉型時期、新舊過渡時期的話體批評文獻和資源，但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它還是一個實踐問題，它涉及到我們當下的批評文體和文風問題。我們需要迫切提倡那種短文章，不是“論文體”的，而是帶有傳統(tǒng)話體批評特色的新時代話體評論。這樣的一種中國話體文學評論，對于我們當下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改進文藝評論文體和文風的建設，應該會非常有借鑒的價值。我覺得重建我們本土化的、民族化的話體批評，對于我們改善、提高當下的文藝評論工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路徑。除了當下流行的論文體之外，能否有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文學評論文體的一席之地，這個問題至關重要。我以為我們必須從話體批評文體中去尋找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