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哈林旅行記》是俄國著名中短篇小說家和劇作家安·帕·契訶夫（1860-1904）的一部大型游記，是他在1890年赴薩哈林旅行的產物，最初出版于1895年。

契訶夫于1880年登上文壇，名聲與日俱增。到了80年代后半期，他雖然尚不到而立之年，但已成為聞名全俄的大作家，相繼發(fā)表了《草原》（1885）、《命名日》（1888）、《乏味的故事》（1889）等名篇佳作。此外，他的第一個多幕劇《伊萬諾夫》（1887-1889）也成功地在舞臺上演出。1888年他因短篇小說集《黃昏集》而榮獲普希金獎金。可是1890年1月26日，莫斯科報紙《今日新聞》突然發(fā)表消息說，著名小說家契訶夫不久將取道西伯利亞赴薩哈林旅行。這一消息引起人們議論紛紛，有人同情和支持，但多數人則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而作家本人又多半以開玩笑的口吻來掩飾他此次旅行的真實目的，譬如2月2日在給C.H.費里波夫的信中說：他“想要從生活中抹去一年或一年半”。

那么，契訶夫究竟為什么要放下成效卓著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顧千難萬險，萬里迢迢地到孤懸海外的薩哈林島去呢？

一

契訶夫早在莫斯科大學醫(yī)學系學習和畢業(yè)后行醫(yī)時就曾參加過法醫(yī)鑒定，寫過這一題材的短篇小說《死尸》（1885）。后來他采訪過法庭的審判，寫了這方面的報道（如《雷科夫及其同伙的案件》）和短篇小說《法庭》、《審判中的一件事》、《昏頭昏腦》（1881-1887）等。他還有些短篇小說，如《小偷》（1883）和《呻吟》（1886），直接描寫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的犯人，而《幻想》（1886）則再現一個將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在押犯人的思索。在《打賭》（1888）中，死刑和終身監(jiān)禁的問題則成為主人公爭論的對象。由此可見契訶夫對流放和苦役等刑事懲罰問題的關心。

薩哈林原為中國的領土，稱作庫頁島，歐洲航海家誤用黑龍江口地區(qū)的蒙語名“薩哈林（連）”稱呼該島。19世紀60年代，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強占庫頁島，沿用了“薩哈林”的名字。為了開發(fā)這個面積比希臘大一倍的海島，沙俄政府開始在這里進行苦役殖民。到了80年代，薩哈林已成為俄國最大的流放苦役地，囚禁著成千上萬的在押苦役犯、流放犯和強制移民，其中有俄羅斯人、烏克蘭人、韃靼人、芬蘭人、波蘭人、高加索人、猶太人、茨岡人等等。這個時期，司法、監(jiān)獄、流放、苦役等問題，為俄國社會所普遍關注，人們的這種關注反映了對沙皇專制的不滿。因此，考察苦役地的情況和了解各種犯人的命運，應該是契訶夫薩哈林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1890年3月9日，他在給蘇沃林的信中說：“薩哈林只是對于不把成千上萬的人流放到那里去并且不為之花費幾百萬巨資的那個社會來說才可能是無用和無意思的……薩哈林——這是個無法忍受的痛苦的地方……遺憾得很，我并不多愁善感，否則我會說，我們應該到類似薩哈林這樣的地方去朝圣，就像土耳其人去麥加一樣，而特別是海員和研究監(jiān)獄的學者則應該看看薩哈林，猶如軍人應該看看塞瓦斯托波爾。從我所讀過和正在閱讀的書籍中可以看出，我們在監(jiān)獄中已虐待死了數百萬人，無緣無故地虐待，失去了理性，野蠻……”考察流放地的狀況，了解犯人被判刑以后的處境，以便引起社會對他們的命運遭遇的關注，這表現出契訶夫作為作家的高度社會責任感。

但契訶夫的薩哈林之行還有更深遠的目的。

19世紀80年代是俄國歷史上最反動、最黑暗的年代。這個時期，民粹派運動已經瓦解，大規(guī)模的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醞釀之中。反動勢力甚囂塵上，資產階級卑躬屈膝、茍且偷安的市儈習氣籠罩著俄國社會，一般的知識階層過著醉生夢死、得過且過的灰色生活。契訶夫從創(chuàng)作一開始便以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為思想基礎，深刻揭露了沙皇俄國的黑暗，表現出當時俄國社會“脫離開生活標準到什么程度”，反映了廣大群眾要求擺脫種種迫害和疾苦的強烈愿望。他向往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又不了解通向新生活的具體道路。作家明確意識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以及整個世界觀的這一嚴重缺陷，他寫道：“比較優(yōu)秀的作家都是現實的，他們寫的是現有的生活，但是因為字里行間充滿濃厚的目的性，所以除了現有的生活之外，你還可以感覺到應該有的生活，使你入迷的也正是這一點。至于我們呢？唉，我們！我們寫的是現有的生活，可是再進一步呢？無論怎么逼，即使是用鞭子抽，我們也不行……我們既沒有近期目標，也沒有遠大目的，我們的靈魂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沒有……”《乏味的故事》就反映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內的當時俄國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這種深刻的精神悲劇，女主人公卡佳剛一踏上人生旅途，便遭受種種挫折，于是向她所崇拜的保護人，有威望的著名學者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教授發(fā)問：她該怎么辦？可是教授自己也正為這個問題所苦惱，因為他缺少“一般的思想”。“如果沒有這種東西，那就等于什么也沒有”，“一輩子也找不到歸宿”。契訶夫本人當然也深刻意識到這一點，80年代后半期他對自己的生活更加不滿意，精神上感到無限苦悶，在給友人的信中抱怨說：“唉，朋友，多么苦悶啊！如果說我是個醫(yī)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醫(yī)院；如果說我是個文學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間，哪怕是一點點社會政治生活也是好的。可是現在這種生活，關在四堵墻里，接觸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見不到祖國，身體不健康，食欲不振——簡直不是生活！”正是為了走出“四堵墻”，深入接觸社會，解脫思想危機，他在1887-1889年間過著一種“流浪漢”式的生活，四處漫游，先后到故鄉(xiāng)塔甘羅格、烏克蘭、高加索、克里米亞等地旅行。他還想要去中亞和波斯，甚至產生過環(huán)球旅行的念頭。他在赴薩哈林途中，在西伯利亞遭受到難以想象的困難，一度發(fā)生動搖，想要返回莫斯科，可是一想到自己近年來的精神生活，立即決心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因此，契訶夫薩哈林之行的深遠目的即在于從生活中尋找“該怎么辦？”這一極重要問題的答案。1890年3月22日，他在給作家伊·列·列昂節(jié)夫的信中寫道：“若是我們知道我們該怎么辦……福法諾夫就不會待在精神病院里，迦爾洵至今還會活在人世，巴蘭采維奇就不會患上憂郁癥，我們也不會感到寂寞和苦悶，您可以不被戲院所吸引，我也無須奔赴薩哈林。”

二

契訶夫決定赴薩哈林旅行，至少不晚于1889年夏。這時，他的哥哥尼古拉逝世，《新時代報》的發(fā)行人蘇沃林建議契訶夫赴歐洲旅行，但被他拒絕，因為這時他已另有打算，即赴遙遠的薩哈林。同年6月，契訶夫在敖德薩向70年代末去過恰克圖和薩哈林的女演員克·亞·卡拉狄根娜第一次透露自己的打算，向她了解旅行的路線和途中有關注意事項，并要求她為之保密。直到翌年1月，契訶夫準備赴薩哈林的想法才被其親友所知。

契訶夫行前搜集和閱讀了許多有關薩哈林的資料，他的“書單”包括六十五種書刊（后來寫作《薩哈林旅行記》的過程中又增加了兩倍）。按照他的說法，他那些日子完全脫離了“文學”，整天關在家中，謝絕會客，埋頭讀書和做筆記，滿腦子“裝的全是薩哈林”。

3月中旬，契訶夫確定了未來的旅行記的總體性質，這將是一部文藝性和學術性兼而有之的考察報告。他還決定在書中加進插圖，企圖說服畫家列維坦與他同行，但沒能成功。這個時期，契訶夫也大體上規(guī)劃了這次旅行的路線：從莫斯科乘火車到下諾夫哥羅德，然后乘輪船沿卡馬河到彼爾姆，再乘火車到秋明，從那里乘馬車經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伊爾庫茨克赴涅爾琴斯克，再轉乘輪船從石勒喀河 （俄人稱阿穆爾河） 入黑龍江，抵阿穆爾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后橫渡韃靼海峽赴薩哈林，在那里逗留兩個月；回程是：新潟-上海-漢口-馬尼拉-新加坡-馬德拉斯-科倫坡-亞丁-塞德港-君士坦丁堡-莫斯科。

契訶夫充分估計到旅途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危險，對此做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啟程前夕（4月10日）在給B.M.拉甫羅夫的信中說：“我要長時期離開俄國，有可能永遠也不回來……”他甚至留下類似遺言的囑托，4月15日寫信給蘇沃林說：“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是我準備去參加一場戰(zhàn)爭……如果我淹死，或者發(fā)生類似的事情，請您記住，我現在所擁有的和將來所能擁有的一切皆歸我妹妹所有。”

1890年4月19日，契訶夫從莫斯科啟程，但旅行路線略有變化。為了能夠多多觀賞伏爾加河的風光，他從莫斯科乘火車赴雅羅斯拉夫爾，在那里換乘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號輪船，4月23日抵達喀山，改乘米哈伊爾號在伏爾加河上又航行五天，然后溯卡馬河而上，4月27日抵達彼爾姆，翌日乘火車赴葉卡捷琳堡。契訶夫因病在這里耽擱了數日——咳嗽，甚至咯血，他作為醫(yī)生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但并沒因此而退縮。后來契訶夫向別人談起他的肺結核時，說在赴薩哈林途中便已開始。5月2日，契訶夫乘火車從葉卡捷琳堡抵達秋明，從此開始了漫長而又十分艱苦的馬車旅行。

西西伯利亞真正的春天尚未到來，寒風凜冽，道路難行，桃花水使大小河流泛濫，兩岸草地多被淹沒，不得不換乘小船，而且途中發(fā)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險情。5月5日夜間，契訶夫乘坐的馬車跟迎面飛馳而來的郵車相撞而被撞翻。5月7日，他冒著生命危險在被額爾齊斯河汛水淹沒的草地上行駛，隨時都有可能連車帶人一起掉進深淵。5月14日，他乘小船渡托木河，天氣異常惡劣，風雨交加，險些翻船。盡管如此，契訶夫在旅途中仍然堅持“用鉛筆記日記”，記下途中的見聞和感想。5月16日，他抵達托木斯克，在此停留數日，整理“旅途印象”。從托木斯克到伊爾庫茨克，契訶夫走了兩個星期，這兩千俄里的路程更加艱難，常常為了修理被顛簸壞了的馬車而等上十到十五個小時，有時又不得不徒步行走。6月4日，他終于抵達伊爾庫茨克，6月5日出發(fā)赴貝加爾湖，由于途中不能在驛站及時更換馬匹而耽擱，到達湖邊的落葉松屯時輪船已經開航。他和旅伴們（《寄自西伯利亞》中提到的兩位中尉——施米特和麥列爾，還有伊爾庫茨克工專的學生尼基金）決定冒險，搭上一條開往克留耶沃的輪船，從那里徒步走了八俄里，到達地角屯，然后乘馬車赴鮑雅爾斯卡亞驛站。6月20日，在葉爾馬克號輪船啟航一個小時之前，契訶夫趕到涅爾琴斯克，結束了從秋明開始的歷時兩個多月，行程四千多俄里艱難而又危險的馬車旅行。

三

登上葉爾馬克號輪船，契訶夫的心情輕松下來，他當天寫信給友人阿·尼·普列謝耶夫說：“馬車旅行結束了；大皮靴收藏起來，臉洗干凈了，換了襯衣，莫斯科的小癟三變成了老爺。”契訶夫在航行期間由于船體搖晃抖動而無法寫作，只能利用輪船靠岸的短暫時間給親友寫信。從這些書信中可以看出他乘輪船在石勒喀河和黑龍江上旅行的大概情景，他深深被黑龍江兩岸壯麗的自然風光所吸引。

葉爾馬克號輪船駛入石勒喀河和額爾古納河的匯合處，便進入黑龍江，俄人稱作阿穆爾河。契訶夫在這條中俄兩國的界河上航行，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和中國人民，對他們產生了濃厚興趣，葉爾馬克號進入黑龍江不久便撞在礁石上，停下來修理。契訶夫在6月21日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們的船撞到礁石上，撞了一個洞，現在正修理。我們擱在淺灘上，從船上往外抽水。左邊是俄國的河岸，右邊是中國的。假如我現在回家，就有權夸耀說：‘我雖然沒有到過中國，但是在離我三俄尺遠的地方見到了她’……在中國的岸上有一個哨所：一個小房，岸上堆放著一袋袋的面粉，一些衣衫襤褸的中國人用抬架往房子里搬運。哨所后面便是茂密的無邊無際的森林。”契訶夫早在伊爾庫茨克便開始接觸中國人，在6月6日的家信中說：“我看見了中國人。這是一些善良而聰敏的人。”葉爾馬克號輪船在黑龍江航行時，他有了更多的機會觀察中國人。葉爾馬克號輪船于6月26日抵達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契訶夫第二天寫信給蘇沃林說：“從伊爾庫茨克便開始遇見中國人……這是最善良的民族……我招呼一個中國人到餐廳去，請他喝點兒伏特加，他在喝酒之前先把酒杯舉向我，舉向餐廳管理員和仆役們，說道：請！這是中國的禮節(jié)。他不像我們那樣一飲而盡，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呷，每呷一口必吃點兒東西。最后，他為了感謝我，給了我一些中國銅錢。真是非常有禮貌的民族。他們穿得不好，但很整潔，吃的東西很有味道，并且很講究禮節(jié)。”

契訶夫在布拉戈維申斯克換乘穆拉維約夫號輪船，他利用啟航前的空閑時間游覽了對岸的中國城市璦琿。遺憾的是他在6月29日的家信中對此沒有詳細敘述，只是寫道：“ 我在27日游逛了中國的璦琿城。我漸漸地進入一個幻想的世界。”

在穆拉維約夫號輪船上，契訶夫跟一個中國人同住一間一等艙。他在29日的家信中說，這個中國人叫宋留利（譯音），在7月1日的信中又更正為孫樂禮（譯音）。此人會俄語，吸食鴉片，有一定文化，從這些方面判斷，可能是地方官員或者在中俄邊境一帶活動的商人。他向契訶夫“不斷地講述”，說“在中國往往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腦袋搬家’”。他還為契訶夫“按照曲調唱了他的扇子上所寫的東西”。這顯然是吟誦中國古詩。應契訶夫的請求，這個中國人在空白信紙上寫了兩行漢字：“我上廟街，我Я也杜你可來子可杜拉四杜”。廟街，即位于阿穆爾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因明代建永寧寺而得名。俄文字母“Я”是“我”的意思，下面的一些字是俄文“去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您好”的漢字注音。契訶夫用這張寫著上述漢字的信紙給自己的家人寫了一封信，向他們解釋這些漢字的意思。作家還和這個中國人一起在輪船甲板上照相，照片和這封家書原稿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著。

四

契訶夫于7月5日抵達尼古拉耶夫斯克，因市內沒有旅館而在貝加爾號輪船上住了兩夜，8號乘該船橫渡韃靼海峽，11日登上薩哈林島。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他先后寄居在當地醫(yī)生Б.A.彼爾林和島區(qū)長官公署司庫Л. A.布爾加列維奇的寓所。7月12日，契訶夫拜會薩哈林島區(qū)長官弗·奧·科諾諾維奇將軍，一周后參加歡迎阿穆爾邊區(qū)督軍安·尼·考爾夫男爵視察薩哈林的活動。這位督軍于22和23日兩次接見契訶夫，準許他在島上進行各種調查活動，但不準接觸政治犯。7月30日，島區(qū)長官公署發(fā)給契訶夫“證明”，準許他為文學寫作搜集素材，訪問監(jiān)獄和屯村，采訪居民和犯人，查閱有關文件。但與此同時，島區(qū)長官又給其下屬下了一道秘令：“密切監(jiān)視，務使契訶夫先生不得與因犯有叛國罪而被流放和服苦役的人以及受警察監(jiān)管的行政流放犯有任何接觸。”

契訶夫在薩哈林滯留了三個多月，工作緊張而繁重，主要方式是挨門串戶地進行人口調查，從監(jiān)獄到屯村，幾乎走遍島上一切有人煙的地方。他專門印制了一種卡片式的表格，分為十二項調查內容，調查時逐項填寫。這種辦法使他有可能走進每一個家庭和監(jiān)獄號房，和每一個苦役犯、流放犯和強制移民談話，親眼看到他們的生活狀況，了解他們的歷史，得到有關他們的法律地位、家庭情況、思想情緒等各方面的資料。這些調查卡片的內容豐富而準確，是作家了解社會的有效方式。雖然有些卡片已經散失，但至今仍保留有七千六百多張，由此可以看出契訶夫當年工作量之大。此外，他在薩哈林還研究了從島區(qū)長官到公署辦事員，從監(jiān)獄看守到普通士兵的生活。島上的農業(yè)生產、商店、建筑工地、學校、醫(yī)院、娛樂場所等等，以及居民的飲食、服裝、居住條件、衛(wèi)生狀況、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等等，甚至島上的自然環(huán)境、氣候、物產、自然生態(tài)等等，以及土著居民基里亞克和愛奴人的生活習俗等等，所有這些都無一不是他考察的內容。

契訶夫不顧當局的禁止，想方設法接觸政治犯。前蘇聯學者在檔案中發(fā)現，契訶夫訪問薩哈林期間，當地共有四十余名政治犯，其中有俄國民意黨人，有波蘭的社會革命黨“無產者”的成員，有波蘭立陶宛社會革命黨“秘密委員會”的成員。在現存的人口調查卡片中，契訶夫親手登記的政治犯有二十多人，還有他們的家屬，只不過是沒有注明其政治犯的身份。這些卡片證明，契訶夫起碼與島上一半以上的政治犯有過直接交往。

9月10日，契訶夫乘貝加爾號輪船離開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前往科爾薩科夫哨所。他在南薩哈林又進行了歷時一個月的調查，10月13日乘志愿商船隊的彼得堡號輪船啟程回國。他原計劃歸途中訪問日本和中國，但不巧的是當時遠東一帶正流行霍亂，因此他沒有可能訪問上海和漢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停留了五天，然后經日本海和中國海直達香港。這是契訶夫第二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只不過香港當時正處于英國統(tǒng)治之下。他在12月9日給蘇沃林的信中寫道：“我們經過日本，沒有停留，因為日本正流行霍亂……在我們的旅途中第一個外國港口，就是香港。海灣非常美麗，海面上的交通情景，我甚至在繪畫上都從來沒有看到過。”

1890年12月5日，契訶夫乘彼得堡號輪船抵達敖德薩，經過八個多月的長途旅行之后于12月8日返回莫斯科。他此行最直接的收獲，便是《薩哈林旅行記》和《寄自西伯利亞》。

五

契訶夫啟程之前就曾答應蘇沃林為他的《新時代報》撰寫西伯利亞旅行隨筆，但要“過了托木斯克之后才能動筆，因為從秋明到托木斯克之間的旅途早已被人描寫過，并且已經被人用了上千次”。可是作家在托木斯克停留期間仍然整理了從秋明到托木斯克的旅途印象，寫成《寄自西伯利亞》的前七章，并且為該報寄出前六章，后來在伊爾庫茨克又寄出第七和第八兩章。他在給蘇沃林的信中允諾還將陸續(xù)寄出“關于貝加爾湖、外貝加爾地區(qū)和阿穆爾河的篇章”。但上了輪船以后，情況完全不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他在6月21日寫信給蘇沃林說：“葉爾馬克號輪船瘋狂地抖動，因此根本不可能寫字。由于這種小小的麻煩，我原來寄托于乘輪船旅行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現在能夠干的只有睡覺和吃飯。”于是6月20日寫完的《寄自西伯利亞》第九章，便成了西伯利亞旅行隨筆的最后一章。

《寄自西伯利亞》雖然沒有反映出契訶夫在西伯利亞旅行的全過程，但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是相當完整的，其主題與《薩哈林旅行記》一脈相通，是它不可缺少的“序曲”。首先，作者在這里即已開始反對懲罰的終身性，反對沙皇政府奉行的西伯利亞流放殖民政策。其次，這些隨筆還提出其他一些重要問題，如崎嶇不平、艱難而又危險的道路，地方官吏的專橫與腐敗，西伯利亞居民的風俗習慣，單調而惡劣的西西伯利亞自然條件等等。作者像是寫私人信件一樣，無拘無束，信筆寫來，使人倍感親切。他時而援引“驛站里的談話”，時而借助他人的講述，時而直接描寫個人的種種印象，從而勾畫出一幅幅鮮明的畫面和眾多的人物肖像，如流放犯、官吏、車夫、移民、能工巧匠等等。俄國大畫家列賓讀過契訶夫的《寄自西伯利亞》之后，1890年7月25日寫信給藝術評論家斯塔索夫說：“安·契訶夫寄自西伯利亞的信真是美妙絕倫！”

薩哈林之行對于契訶夫來說絕不是一次休閑的旅游觀光，而是一種艱苦而重要的勞動，是一項艱巨的創(chuàng)作任務。他回到莫斯科家中立即投入《薩哈林旅行記》一書的寫作，書名為《薩哈林島》，副題為《旅行記》。但本書的寫作不得不時斷時續(xù)，因為這期間作家還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做，有許多新小說的構思需要寫出來。1891年上半年，除了到歐洲旅行四十天之外，他還寫了短篇小說《古塞夫》、《女人們》和中篇小說《決斗》，但到5月底仍然寫完《薩哈林旅行記》的前三章。同年12月底，旅行記的第二十三章在文集《救濟饑民》中先行發(fā)表。1892年上半年，契訶夫又寫成《在流放中》、《鄰居》、《六號病房》、《恐懼》等小說，下半年則埋頭寫作《薩哈林旅行記》，1893年6月最后定稿。全書從1893年年底到1894年上半年首先在《俄國思想》雜志上連載，1895年6月出版單行本。

《薩哈林旅行記》不無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的影響，融匯了各種筆法。這里有藝術性很強的描寫與敘述，也有帶有濃厚抒情和政論色彩的議論，還有客觀的考察紀實；作者時而直接記述個人的觀察和思考，時而引用他人的講述和有關文獻，從而使本書包羅了豐富的資料。不動聲色的藝術性描寫、帶有抒情成分的議論和學術性的分析論證，相互穿插，加強了旅行記的揭露和批判傾向。全書明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至十三章按照作者的行蹤，以時間先后為序，描寫敘述了他在薩哈林旅行的過程和對島上三個行政區(qū)的哨所、監(jiān)獄、屯落、礦坑、各類人物的生活狀況以及自然條件的考察；而下半部，第十四至二十三章，則以翔實的材料為基礎，每章集中分析論述一個或兩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如南薩哈林的愛奴人和日本人，殖民地的農業(yè)和漁業(yè)，婦女問題，流放居民的衣食和文化教育、道德面貌和重新犯罪的問題，家庭婚姻狀況和兒童問題，駐軍士兵和地方官員、流放犯外逃問題，流放犯地醫(yī)療衛(wèi)生和疾病死亡等等。但不管怎樣變換寫法，全書自始至終貫穿一個基本主題：薩哈林是一座人間地獄。

契訶夫在《薩哈林旅行記》中既是一位藝術家，又是一位學者，不僅以極大的藝術感染力描寫了婚禮、送葬、肉刑等一系列生活場面，塑造了葉戈爾、“小金手”等許多栩栩如生的流放苦役犯的形象，而且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社會調查和自然考察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但是，書中藝術描寫和學術考察論證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界限，二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譬如島上的氣候本是氣象學家的研究課題，但在契訶夫筆下卻被描寫得生動有趣，使讀者有親臨其境之感。作者寫作過程中在給友人的信里說：“昨天一整天都忙于描寫薩哈林的氣候。這種東西很難寫，但是終于抓到了要領，找到了門路。我提供了一幅氣候的畫面，讀者讀到此處就會感到冷如冰窖。”可以說，全書寫人狀物都達到了這種藝術境界。契訶夫以冷靜客觀的態(tài)度，通過大量精確的材料，對流放苦役犯和強制移民的悲慘處境做了真實的描繪，字里行間隨處都飽含著他對被蹂躪的囚徒深切的同情和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強烈憎恨。

薩哈林之行是契訶夫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對他后半生的思想發(fā)展和文學創(chuàng)作都起了積極作用。可以說，假如沒有薩哈林之行，他后來的許多作品就無法寫出來。這次旅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促進了他的“成熟”，使他“產生了數不盡的計劃”，也就是說，加深了他對許多社會政治和人生哲理問題的認識，極大地豐富了他的生活和藝術視野，為他后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

契訶夫旅行歸來后第一件事就是決心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感到需要有“哪怕是一點點社會政治生活”，為此而把家從莫斯科市區(qū)搬到郊外鄉(xiāng)下。他這次旅行之后的創(chuàng)作也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新特點。1892年，契訶夫正是根據薩哈林之行的總體印象，在中篇小說《六號病房》中才能夠把專制制度的俄國概括成一座陰森恐怖的大監(jiān)獄的形象。他的短篇小說《匿名者的故事》早在1887-1889年即已動筆，但一直未能完成，正是由于他在薩哈林與流放此地的民意黨人有了交往，對他們有了了解，才于1893年完成這篇反映恐怖主義者活動的作品。契訶夫在薩哈林最早結識的郵局職員愛德華·杜琴斯基是一個萊蒙托夫式的業(yè)余詩人，作家后來寫作劇本《三姊妹》時即以此人為原型塑造了索連內的形象。完全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作者的西伯利亞和薩哈林之行，諸如《在流放中》等作品也就無從談起。

至于《薩哈林旅行記》，這部作品雖然被作者戲說成是他的“散文衣櫥里”一件“粗硬的囚衣”，但卻為這位小說和劇作大師的創(chuàng)作增添了許多光彩，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光輝燦爛的俄國文學寶庫。

1995年1月于哈爾濱

《薩哈林旅行記》，【俄】契訶夫/著 刁紹華、姜長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