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位漢學(xué)家斯蒂芬·歐文，憑著一本《追憶：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的往事再現(xiàn)》（以下簡稱《追憶》），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這部書力圖證明，中國古典文學(xué)給人以這樣的“承諾”：優(yōu)秀作家可以通過書寫實現(xiàn)不朽，文學(xué)傳統(tǒng)里滲透了對不朽的期望，并使這種期望成為文學(xué)的母題之一。再過幾年，斯蒂芬·歐文被叫成了“宇文所安”，他與中國詩發(fā)生“戀愛”的書也出了一本又一本，但我一直記著《追憶》這本小書。在這本書中，宇文所安提到了“黍稷”“石碑”“骨骸”這些傳統(tǒng)詩文的意象，提到了王陽明和張岱，還提到了李清照。

《追憶：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的往事再現(xiàn)》

這位女詞人出現(xiàn)在《追憶》的第五章“回憶的引誘”，時間是一一三二年。彼時，她正在為去世五年的丈夫趙明誠的《金石錄》寫后序。這篇序文的開始，滿是對過去好時光的描寫：丈夫趙明誠的學(xué)生時代，年輕的新娘和她的丈夫共享純真的歡樂。這對夫妻平時也不去追求精食美衣和漂亮的首飾，而是一味搜集好書好畫和古器。在她暮年的回憶里，這些書畫古器凝聚著她和丈夫共享的往事。但一個衰亡的朝代導(dǎo)致了這些物的遺失。亂世中，丈夫不得不離開他的金石藏品，把照管的責(zé)任留給了妻子。分別時，她問，如果真的城池失陷，怎么辦？丈夫以一種特別清醒的語調(diào)，向她交代了不得已時丟棄家產(chǎn)和藏品的次序，“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總之，他要她作出犧牲，她必須把“宗器”—指的是藏品中最精美的青銅器—看得與生命同等重要，“與身俱存亡”。

宇文所安說，李清照是帶著驕傲把這件事寫進后序里的，“但是，如同許多講到戀人之間熾烈愛情的故事一樣，一種苦楚感不時露到表面來”。趙明誠對藏品按著等級作出了再三叮嚀，卻對他死后的家產(chǎn)——這關(guān)系到妻子的生路——一無所囑。這篇序文開始的歡樂筆調(diào)過后，一股極為細弱的怨恨情緒的潛流，此時冒到了表面來，當(dāng)然，它仍然與愛和尊崇交織在一起。因此，“后序”是一份交織著悲苦與情愛的遺囑，李清照在其中寫下了她的懷疑。

以后的亂離之年里，她帶著這些已經(jīng)成為累贅的物逃亡。她依然忠實于愛情，甘心做著這些物的奴隸。她經(jīng)歷了洪州的兵火、剡縣的搶劫、會稽縣的偷竊，藏品一件件減少，只剩下租來的房子里睡床下的幾只筐簏。但就是這幾只僅有的筐簏，也被小偷鑿壁偷走了。在回憶這些物的搜集、保存和丟失的復(fù)雜歷史時，她開始疑惑，那種把藏品置于人之上的價值觀是否對的，自己的愛而不舍是否值得。這篇序文也成了對后世的學(xué)者和收藏家的一份告誡。對先死的丈夫，她甚至感到了憤怒，“死者把他們的熱情帶進了墳?zāi)梗篮筮€伸出手來把他們的熱情的對象拽了進去”。

這是我第一次從現(xiàn)代人的視野認識這位生活于十二世紀的詞人，認識這位處于家國之變、一生糾纏于藝文和人倫的偉大的女性作家。在此之前，她是固化在幾首小令之間的、婉約的、凄慘悲戚的、以丈夫為中心的模范妻子的形象，一個扁平型人格的歷史人物。《追憶》顛覆了先前的這種粗淺認知，讓我得以從日常的人倫的角度去閱讀她、切近她的人生。

一個問題是，時至今日，撥開層層由他者建構(gòu)和想象的李清照形象的迷霧，我們到底對她了解多少？

作品和生平

李清照在她所處的時代即以文名世，其名聲延續(xù)至今，更是被視作“宋代最偉大的一位女詩人，也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偉大的一位女詩人”（鄭振鐸語）。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她是最早一位作品獲得經(jīng)典地位的女作家。

汗牛充棟的詩文典籍里，她一直是一個卓異的存在。而把她送入“偉大作家”圣殿的，不過是存世的不到六十闋詞、十四五首詩、十篇文章。同時代的評論家王灼說她“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dāng)推文采第一”。朱熹讀其詞作，也極口稱贊，說：“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到了明代，楊慎說其詞作與男性作家相比也毫不遜色，“宋人填詞，李易安易稱冠絕。使在衣冠，當(dāng)與秦七（觀）、黃九（庭堅）爭雄，不獨雄于閨閣也”。清代的李調(diào)元更是說，“詞無一首不工，其煉處可奪夢窗（吳文英）之席，其麗處直參片玉（周邦彥）之班。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虛構(gòu)和寫作一向被視作男性才華馳騁的疆域，從李清照開始，這種情況被改變了。

對李清照著作的編訂從宋代就開始了，僅宋元人編著的詞選、詞話(詩話)、筆記選錄李清照詞的就達十八種之多。編于南宋前期的《碧雞漫志》以及《苕溪漁隱叢話》《云麓漫抄》等書對李清照已有論及，對她的詞作、詞論、文章也有所著錄。李清照死后十年左右出版的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著錄有《李易安集》十二卷。《宋史·藝文志》稱有《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又《易安詞》六卷，但這些宋元刊本都已失傳。北宋曾慥的《樂府雅詞》收錄易安詞二十三首，這些詞作是易安詞的核心部分，被認為是最可信的。

現(xiàn)存的李清照作品，都是明清以來學(xué)者從歷代選本和筆記中纂輯而成。明清兩代著錄李清照詞的詞選、詞譜、總集、詞話多達五十多種。據(jù)李清照研究專家徐培均考證，最早的輯本，是崇禎三年（1630）常熟毛晉汲古閣刊詩詞雜俎中的《漱玉詞》一卷，自云系據(jù)洪武三年（1370）的鈔本，收詞僅十七闋。后來毛氏另有鈔本《漱玉詞》一卷，作為汲古閣未刻詞之一種，此本自“如夢令”至“多麗”，共四十九首。晚清王鵬運四印齋刊本《漱玉詞》一卷，輯有五十首。近人趙萬里輯得四十三首，附錄十七首，為《漱玉詞》定本一卷，刊入《校輯宋金元人詞》第二冊中，較世行各本為精審。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李清照集》，輯詞七十八首（其中存疑三十五首）、詩十五首、文三篇，另有《打馬圖經(jīng)》暨賦、序若干篇。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所出王仲聞的《李清照集校注》，搜羅廣博，考證精細，舉凡李清照遺留下來的詞、詩、文，幾已網(wǎng)羅殆盡。近人徐培均的《李清照集箋注》（修訂本）在此基礎(chǔ)上復(fù)從《永樂大典》輯得易安佚詞六首，這樣，李清照的存世作品共計詞五十九首，詩十七首，文十篇，雖不能窺當(dāng)年全豹，但已足以呈現(xiàn)其文學(xué)風(fēng)貌。

《漱玉詞》

但是，僅僅依靠文選和筆記中有限的生平記載去重構(gòu)這位女作家的一生，仍然困難重重。這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的推排銷蝕使我們找不到任何的實物佐證，另一方面則是接受史上對其生平的刻意涂抹和改寫，尤其是男權(quán)社會里對她改嫁、閃離一事的態(tài)度，使得每個時代里李清照的形象都在發(fā)生著變化，最原始的那個形象，或許早已隨漱玉詞而去，散落天涯。但通過她這些僅存的作品、她與丈夫趙明誠密切相關(guān)的活動、趙李兩家的交游和遭遇，還是可以找到許多旁證，以廓清李清照的社會關(guān)系，了解養(yǎng)成她的精神和性格的外部環(huán)境。特別是李清照身逢南北宋之交，親歷了這些時代變革，并有切膚之痛，所有這些，或多或少地散布在文獻典籍之中，并在她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只要下功夫爬梳剔抉，總能尋出一些蛛絲馬跡，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她的生平和作品。

龍榆生、黃盛璋等宋詞研究諸家對李清照生平的敘述，多來自清俞正燮《癸巳類稿·易安居士事輯》。據(jù)近人考證，她生于神宗元豐七年（1084），卒于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1156）。“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shù)。當(dāng)年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成雨。”這首家族紀事式的詩表明她出身于一個聲望頗著的士大夫家庭。世稱“后四學(xué)士”的李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蘇軾，他作為一個學(xué)者的鋒芒在他唯一傳世的《洛陽名園記》里可見一二，其中的興亡之感、諷喻之旨傳達出了那個時代士大夫的精英氣質(zhì)。他的文風(fēng)和生活態(tài)度，他對陶淵明的推崇，日后都影響到了他的女兒。“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他的預(yù)言到了他女兒的時代成了一場災(zāi)難：金人入侵，洛陽名園付之一炬。李清照幼年，大部時間是在原籍度過的，也偶爾隨父住在京城的“有竹堂”。九歲前后，她和胞弟李迒隨父居汴京。其時的東京汴梁，正值蒙元入侵前夜最后的繁榮。“垂髫之童，但習(xí)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每逢上元節(jié)，皇宮前的御街上，搭起山棚，掛燈結(jié)彩。“奇術(shù)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dāng)?shù)里。”此刻，“京師民有似云浪，盡頭上戴著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鰲山下看燈”。此番盛世景象是她人生初年最美好的回憶。

十九歲，她與太學(xué)生趙明誠結(jié)婚。二十六歲即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起，她與丈夫及丈夫全家退居于山東青州。十二年后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秋，趙明誠被起用為萊州太守。宣和三年秋，李清照追隨丈夫至萊州任所，后又相從于淄州任所。她的少年時代及婚姻前期生活，雖受黨爭的牽累，起伏不定，但婚后伉儷情感投契，生活堪稱優(yōu)裕。夫妻窮搜書畫奇器，相對展玩，咀嚼碑文、果實，自謂“葛天氏之民”，正印證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一種理想的夫妻人倫——“古風(fēng)妻似友”。

趙李婚姻生活的一個巨大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靖康之變后。靖康二年（1127）春，明誠、清照夫婦載著他們前期搜集整理的十五大車金石文物書畫，渡過淮河、長江，南下江寧。七月，趙明誠起復(fù)知建康府。十二月金人攻打青州，李清照獨自懷抱蔡襄法書《趙氏神妙帖》南來。此時的趙明誠也暴露出他人格上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他疏遠妻子章臺游冶，以至沒有子嗣；強占他人的文物珍藏；放棄職守“縋城宵遁”。建炎三年（1129）八月，趙明誠病逝于建康。自此，李清照孤身一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病體痛苦，與成千上萬的衣冠之士離家南渡。《〈金石錄〉后序》如是記敘她在浙東一帶追趕高宗御舟時的一路撲空：“到臺，臺守已遁。之剡，出陸，又棄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又之越。”

《金石錄》

這些變故沖擊著已入不惑之年的李清照，并徹底顛覆了她的生活。紹興二年（1132）春天，跟隨著宋高宗移蹕臨安，李清照從紹興來到了杭州。她在春天生了一場病，一直到初夏，都輾轉(zhuǎn)床榻，一度牛蟻不分。或許是身體上的原因，也可能逃亡路上的艱辛，她被覬覦她的滿車文物的張汝舟騙婚。這是個有暴力傾向的人。三個月后，她離了婚，騙婚者受到發(fā)配廣西的懲處。

這一屈辱過后，她曾有一封書信寫給一位高官綦崇禮。此人是他亡夫的姑表兄弟，這位貴人介入了這場離婚風(fēng)波，幫助她擺脫了囹圄之苦。在那封著名的信里，她描繪了自己如何被誘騙進第二樁婚姻，并感謝對方施以援手。“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這也引發(fā)了后世種種議論與猜測。在經(jīng)歷了金石散亡、再嫁非人的巨大不幸之后，她前所未有地思念起了亡夫，也認識到了他窮一生精力撰著的《金石錄》的文化意義。“夫婦擅朋友之勝”，她現(xiàn)在可以把他當(dāng)個真正的朋友了。在丈夫去世五周年之際，她寫下了兩千言“極道遭罹變故本末”（洪邁語）的曠世名作《〈金石錄〉后序》，自述其逃亡生活，還把對夫妻人倫的反思，對往事和京洛舊事的追憶都寫入其中，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以“命婦”的身份重新回到了上流階層。

到其晚年，尚有二事見諸記錄：一是在她六十七歲前后，攜所藏米芾二墨跡，訪其長子米友仁求作跋。二是七十歲時，曾想將平生所學(xué)授予孫氏小女，卻被一句“才藻非女子事也”拒絕。從后面這一嘲諷之語里，可見女性獨立之路何其漫長乃爾。

“誤讀”與“負累”

在習(xí)見的文學(xué)想象里，婉約派的代表人物李清照似乎就是“人比黃花瘦”的北宋的林黛玉。在讀了她全部的詩文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一種誤讀，或者，這一印象至少是不完整的。生于官宦之家的她自幼經(jīng)受士風(fēng)熏染，有著相當(dāng)?shù)恼我娊狻蹏閼押团c男性無異的憂國憂民之心。她寫于少女時代的“詠史”詩，其文辭之老辣，史識之宏富，連道學(xué)家朱熹讀了都贊賞有加。她在《詞論》中為詞作為一種文體的正當(dāng)性的辯護，更見一個作家的獨立性。而其后半生的遭際，孤身一人走過那個衣冠南渡的年頭，孤身一人守護家庭財產(chǎn)、爭取個人自由，孤身一人在男性為主導(dǎo)的大環(huán)境中憑借詞、詩、文以立足，其豪邁任性，哪還有半絲弱質(zhì)女流的氣質(zhì)？

所以我們看到，在那個充斥道德評價和性別壓制的中古時代，作為女性寫作者的李清照，背負著層層之累，一方面她是前無古人、后鮮來者的絕代詞人；另一方面，她也是一個官員的賢妻、亂世中的寡婦、再婚而又離異的婦人。她寫下的作品镕鑄進了民族的共同情感，證明了女性同樣有寫作的權(quán)利和才華，而同時代人對她的態(tài)度似乎又反證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tǒng)觀念之強大。南宋之后，理學(xué)興起，一些有道德潔癖的批評家力圖將其再婚之事洗白，把她馴化、規(guī)范到主流價值觀中去，更使其生平云山霧罩，迷案重重。她猶如一朵嬌嫩的花，花瓣被隨意地折去玩弄，晾曬成干枯的形狀，然后變成他們心中的才女標本，那些花汁早就在烈日下騰空而去。

誠如有論者所指出，中國古典文學(xué)史是一部無限自我重復(fù)的“傅科擺”：后人不再滿足于單純的文本本身，遂開始了對詩本事、詞本事等諸多解讀，這些環(huán)繞在文本之外的闡釋或過度闡釋又反過來主導(dǎo)了對于文本的框定、闡釋甚至刪改。李清照可說是“傅科擺”模式下的一個顯例。由于傳主生平可考的文獻實在太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傳統(tǒng)詩詞閱讀中男女詞（詩）人有別的強大慣性，后世的研究者和閱讀者總喜歡在李清照的詞作中探尋其生平的蛛絲馬跡。在“以詩（詞）證史”的堂皇理由下，李清照的很大一部分詞成了學(xué)者們用來想象李清照其人的“史料”。在這種“自傳式解讀”的目光下，李清照在《浣溪沙》中描繪了一名孤獨的閨閣女子，有人就推斷這是作者少女懷春的證據(jù)，還根據(jù)詞中對風(fēng)景的描述推斷了詞作地點，甚至對這首作品進行系年。《減字木蘭花》中李清照說自己買了一盆花，有學(xué)者就斷定她真的買了一盆花，而且買來是為了與丈夫共賞，甚至由買花這一舉動聯(lián)想到戴花，引申到他們夫妻的恩愛和惜年華上去。中國傳統(tǒng)詩學(xué)箋注中，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強解之，很多箋注充滿著一種猜字謎的色彩。坊間許多李清照詩詞的解讀及其生平傳記，類似的漫無邊際的過度闡釋，沒有確鑿證據(jù)隨便對作品系年，幾乎成了一場災(zāi)難。

這種自傳式解讀，幾乎定型化為對李清照詞作的一種主流解讀方式。這種解讀方式無視女作家的虛構(gòu)能力，在這種別有目的的目光解讀下，李清照的創(chuàng)作源頭幾乎全都在趙明誠那里。新婚燕爾之際，她思念離別的丈夫，死后仍然對他念念不忘。而四十九歲上改嫁這一令人尷尬的事實，肯定是有損其堅貞不渝的賢淑妻子形象的，因此必須堅決否認。自傳式解讀的態(tài)度在這里已經(jīng)詭異地影響到對客觀歷史事實的認定。于是乎，大量道德層面的評判和爭論消解了其詞作的文學(xué)意義，從南宋一直延續(xù)到晚清。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近年坊間有美國漢學(xué)家艾朗諾（Ronald C.Egan）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一書，回顧梳理李清照如何被歷代男性士人建構(gòu)為一位專情女子的歷史，以及這種形象如何影響了對于漱玉詞傳統(tǒng)的讀解，并對其守寡、再嫁、離異、丈夫的妾室等有關(guān)宋代婚姻狀況做一次“新文化史”觀下的考察。艾朗諾注意到了這種“自傳式閱讀”的為禍。這位來自北美的宋詞研究者指出，與具有一定紀事功能的詩不同，詞這一文學(xué)體裁，有著大量的虛構(gòu)和想象，是抽離了現(xiàn)實事件之后的假想和遐思，不能將詞的內(nèi)容簡單當(dāng)成是真實發(fā)生的事情。唐和五代以來，中國的男性詞作家培養(yǎng)出了一套“男子作閨音”的文學(xué)技巧，男性作者常在詞作中體會和形容女性的“敏感和多情”，他們的角色讀者不會搞混，為什么女性寫作者李清照一出現(xiàn)，就把敘事者和作者本人的界限給模糊掉了呢？男詞人可以代言人的身份填詞，李清照為什么不可以？既然同時代的男作家有虛構(gòu)文學(xué)形象、杜撰事件情節(jié)的權(quán)利，作為女性的李清照就沒有這樣的權(quán)利嗎？難道她一定要以自傳性寫作取悅于她的讀者？

亂世的美神

為什么一個女性一旦寫作，就一定是在寫自己呢？事實上，李清照筆下的抒情主人公完全可以是她的虛構(gòu)與創(chuàng)造。從李清照的遭際和后世的接受史，正可以看出在強大的男性文人傳統(tǒng)下，一位才華卓絕的女子要以文人姿態(tài)登場，會面臨何等巨大的壓力和挑戰(zhàn)。

回到對其生平的書寫，之所以會有這樣“移詩（詞）入史”的慣性，問題還是出于對女性生命個體的不尊重，對李清照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漠視。撇開那些對其生平的改寫和重塑，一個真實的李清照是怎么樣的？

她是自由而驕傲的。和那個時代的所有女性一樣，她喜吃零食、擅博弈、喜歡戶外活動。她自幼聰穎，有那么點柔弱和高冷，孤芳自賞地在藕花深處仰望星空，也喜歡在寫出滿意的句子后喝點小酒。她心懷高遠，有過閑適而愜意的少女時代，又在中年的亂離中經(jīng)受挫折，最后憑著驚世的才華在士大夫精英文化圈中收獲了名譽。她是一個極其熱愛創(chuàng)作，并且能夠把創(chuàng)作和生活分開的人，尤為可貴的是，她從未對自己積極投入于寫作流露出絲毫歉意或猶疑。最終，她在一個似乎不屬于她的領(lǐng)域為自己爭得了一席之地，而她的學(xué)識和思想在很多時候是力壓須眉的。 李清照有一首“感懷”詩，寫于宣和三年八月的萊州，當(dāng)時趙明誠每天奔波于酒宴，她無聊獨坐，破舊的窗臺和書案上沒有一本詩書和史集，給人感覺就像袁術(shù)窮途末路生出的感慨：一無所有。她在詩中說，寫詩需要獨處，在住處焚香靜思才會有好的構(gòu)思。“靜中吾乃得至交，烏有先生子虛子”，在平靜中她結(jié)交到了兩個好朋友，一個是“烏有先生”，一個是“子虛先生”。孤獨帶來的不是思念，而是讓她愛上虛構(gòu)。

在金石字畫的搜尋和鑒賞中，她和志同道合的丈夫一起守護藝術(shù)化的人生，磨礪審美的感官。但才女一生多磨難，中年后的她，避難南渡，還要守護丈夫生前留下、皇家和眾人覬覦、幾成累贅的書畫藏品，在飽受世人詬病的改嫁和閃離后，她風(fēng)鬟霜鬢，在窮困孤獨中離世。聊以安慰的是，她的晚年也并不盡是在蒙羞與凄慘中度過，她最后仍然回到了精英文化階層。她的精神沒有被悲慘的境遇所擊垮，她舔著傷口，以虔誠之心投入創(chuàng)作，用文字記錄生活，并最終安頓了心靈。她是一個亂世的美神。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李清照，是從人的角度出發(fā)、基于日常人倫的還原，也是基于對一個寫作者、對一個九個世紀前的偉大作家的尊重的歷史追溯。生前身后，她一再經(jīng)受嫉妒、輕蔑和敵意的目光打量，一再被改寫、修正、陷入泛道德化的無休止的爭議。同時，李清照生活的十一世紀是中國士大夫?qū)γ赖淖非罂涨盁崃业臅r期，一種基于個人趣味的，精致、文雅而偏向柔情的審美意識正在興起，我更希望看到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層面的審美嬗變。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照亮了接受史上的一個死角，它的止步之處讓我想象，這個世界上還應(yīng)該有這樣一本別樣的李清照的傳記，它的燃料助推，一是來自歷史本身，一是來自敘事本身的力量，兩者交織聚合在關(guān)系的整理和書寫上：與家人、與丈夫和親戚的關(guān)系，與皇帝、御醫(yī)、官員和其他同時代作家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的構(gòu)建和書寫，最后指向的是一個獨立女性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艱難的生存圖景。其實，艾朗諾已經(jīng)做得很好了。但東西語境暌隔，他力有不逮，這樣一本想象之書只能寄希望于中國的學(xué)人和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