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安心疫情時
你安心嗎?在這些被新冠疫情糾纏不休的日子里。
當2022年新年的鐘聲敲響,西安區(qū)域管控的消息讓人們心頭又有了擔憂,“辭舊”并沒有排去人們擔憂的重重陰霾。“民眾需要心理安全”,中科院心理所專家祝卓宏對我感慨,“心理援助也是抗疫的重要任務。愿西安長安,長安常安。”
農(nóng)歷壬寅年的生肖虎正在鏗鏘而來,年關將至,“迎新”之后的人們,會迎來安心嗎?
作為長篇報告文學《庚子“安心”行動》的作者,請允許我用“安心”二字為你祈福。
日子里,那些不安的心
疫情時代,人們總感慨時間飛速流走,不知不覺就走到了2022年。但人們?nèi)匀荒敲醇辈豢赡偷乜释c這個辛丑年“割袍斷義”,而在2020年,人們同樣心急火燎地巴不得與庚子年分道揚鑣。如果你有這種心態(tài),那么我必須要說,我理解你。我還要說:“你需要安心了。”
自新冠疫情暴發(fā)以來,截止我落筆的此刻,全球累計確診病例達3億例,死亡近550萬人,死者已矣,確診者正在接受治療,可你是否知道,疫情背景下全球遭遇心理創(chuàng)傷、精神危機的人員到底有多少?中國心理學界又用怎樣的方法和技術對每天都在呈幾何數(shù)疊升的心理疾病患者進行心理干預?
只要你和這個世界還有聯(lián)系,你一定會關注身邊的、周圍的甚至遠方的心。
未約而至的新冠疫情怎樣改變著國人的心理底色?“不是改變,是顛覆。”心理專家王文忠這樣表示:“接受這個現(xiàn)實,就是接受我們自己。”
我收到浙江教育出版社寄給我的樣書《庚子“安心”行動》時,剛好聽到了一個12歲女孩自殺的消息。平時主要以小說創(chuàng)作為主的我,在庚子、辛丑年發(fā)表、出版的幾部作品中,卻以報告文學居多,其中的《走出“心震”帶》和《庚子“安心”行動》分別敘寫了汶川地震、新冠疫情背景下民眾遭受的心理創(chuàng)傷和心理工作者實施心理干預的“過去時”和“現(xiàn)在時”。我深度介入的動力,源自疫情帶給人們心理沖擊的神秘性。
也許,那個12歲的漂亮女孩并不希望新年鐘聲被疫情裹挾,于是用慘烈的方式提前選擇了與2021年別離。能歌善舞的她,是爸爸媽媽的心頭肉,是爺爺奶奶的小寶貝,是左鄰右舍和師生們眼里的陽光女孩。新冠疫情完全打亂了她平時的學習、演出和生活節(jié)奏。宅家的日子里,無情的抑郁襲擊了她的心……
“為了治療我的抑郁癥,一年來大家受累了。我死后,你們可以安心啦,放松啦……”她的遺書讓生者萬箭穿心。
女孩主觀的善良愿望,卻客觀上構(gòu)成了巨大的殺傷力。與她相關的60多位親友、熟人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創(chuàng)傷,其中有明顯PTSD(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癥狀的35人,有明顯抑郁癥狀的19人,其余人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焦慮和心理障礙。“一般而言,遭受心理創(chuàng)傷的人數(shù),相當于死亡人數(shù)的60倍。”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劉正奎對我說。
也就是說,一個人的不幸,具有嚴酷的連帶性和輻射性。多年前,我在地震災難題材小說集《透明的廢墟》中把因災而起的心理危機、精神疾病歸結(jié)為兩個字:心震。
西方有句古老的名言:“所有的災難,不過是因為眷戀。”人,是感情動物。如果不是因為眷戀,這世間還會有心靈災難的受害者嗎?
傾聽,記錄,思考,判斷。在武漢等地采訪期間,我以中科院心理所“安心”行動執(zhí)行委員會特邀觀察員的身份,先后和劉正奎、史占彪、王文忠、祝卓宏、吳坎坎、錢煒、韓茹、傅春勝、姜辣、成愛玲等近900名心理專家、醫(yī)生、新冠病毒感染者、心理志愿者、心理問題人員、社區(qū)干部建立了5個微信群。半年來,群里彌漫的焦慮、狂躁、哀怨、消沉情緒和執(zhí)著、溫婉、耐心、專業(yè)的心理疏導,像冰火兩重天,像抗爭與博弈,像風刀霜劍和云卷云舒的交織……后來,有一男一女兩個群友悄悄退出了“一米陽光”群。每退出一人,接踵而來的是群友們上傳的哀樂、燭光和含淚的祈禱。
退群者,其實是退出了紛攘塵世。我及時記錄下了心理專家的分析和判斷:男士及其父母、女士及其丈夫和孩子早已被疫情集體拽入了PTSD的漩渦。一個家庭在集體不安心的狀態(tài)下,一根針掉在地上,也能引來心魔的覬覦。稍有不慎,家庭中的任何一位成員都有可能產(chǎn)生應激性心理障礙甚至走向極端。
《庚子“安心”行動》出版前曾在報紙連載。某讀者朝我驚呼:“天哪!我每天都心神不寧,既擔心自己,也擔心家人,您說說,我有PTSD嗎?”
“當然有。”我說,“每個人的心里都潛伏著不同程度的PTSD,它在你性格、見識、情懷、胸襟的某個夾縫中,隨時準備伺機而動。”我以疫情期間的激情犯罪現(xiàn)象為例做了詮釋:當某個誘因偶然觸動某人掖在心底的PTSD,他的情緒會瞬間失控,仿佛從冰點驟然躍升到沸點。有過交往的朋友甚至會感嘆:“他平時循規(guī)蹈矩,可是個好人啊!”
讀者說:我終于明白,疫情期間,為啥會出現(xiàn)各種奇怪現(xiàn)象和行為的新聞。
我本來只是一位書寫者,不留神也成了心理科學的普及者。
悖理中的現(xiàn)實、現(xiàn)狀與現(xiàn)象
也有人說,我選擇這樣一個“冷門”題材,是“偏向虎山行”。
明知是悖理,但我也得認下。事實上,我手里的確捧著一個燙手山芋。
誠如文學界某權(quán)威人士對我的善意提醒:“寫疫情防控的文學作品,需要給民眾提供意志、決心、精神、能量和動力,如果寫人們的心理有毛病了,精神有問題了,那可是負能量啊!你得掂量掂量。”
這是一針見血?還是避實就虛。我恰恰寫的是疫情期間一些民眾意志的削弱、決心的解體、精神的困頓、能量的漸失、動力的消亡……我本來想反問:“那,成千上萬的心理專家、心理師、心理志愿者逆行疫區(qū)干什么呢?”
但我表示了沉默。有時候,沉默,本身就是最佳答案。
為了確保采訪、書寫的順利進行,我經(jīng)常會拎出國家有關文件當“護身符”。文件明確指出: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都迫在眉睫了,都刻不容緩了,可到了操作層面,現(xiàn)實總讓人啼笑皆非。
很多心理專家不斷給我打氣:“您一定得把疫情期間社會各界不同群體遭受心理創(chuàng)傷、心理危機的類型、原因、表現(xiàn)、狀態(tài)寫透了,讓讀者明白心理變化到底是怎么回事,讓讀者懂得自己的心,讓讀者了解心理危機的嚴重性和開展心理干預的現(xiàn)實性、必要性、緊迫性。”
作為心理專家的劉正奎和我探討過一個文學話題:既然我們所有的工作可以“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那么,文學為什么不能!?
在他看來,包括心理干預在內(nèi)的疫情防控工作之所以難點多、壓力大,就是因為老問題、新問題層出不窮。他說:“有些文學作品、舞臺劇、新聞報道反映疫情和抗疫工作時,干脆對社會各界人士、群體中客觀存在的精神壓力、焦慮情緒、緊張心情、心理危機避而不談,生怕有礙人物形象的塑造,這種缺乏直面、真誠和反思的表達,有違生命常識、有違心理反應、有違人性本能,片面輕飄,離‘心’離‘德’,怎能留給歷史和未來?”
一句話,如洞穿時空的響箭,命中的豈止是創(chuàng)作者的價值觀,它更像對創(chuàng)作的源泉——生活、現(xiàn)實與人性的叩問。
我給《庚子“安心”行動》確定的創(chuàng)作總基調(diào)是:科普為主,兼顧文學。
一個可悲的現(xiàn)象是——心理危機,這種極具輻射性、覆蓋性、發(fā)散性的心理“疫情”因其個體性、私密性、隱蔽性、被動性特征,遠不如電視屏幕上實時報道的疫情感染死亡、確診、疑似數(shù)據(jù)那樣醒目、那樣搶眼、那樣備受關注。而心理學界提供的數(shù)據(jù)顯示,突發(fā)公共災難事件后受災人群中PTSD的發(fā)病率可達33.3%,抑郁癥的發(fā)病率可達25%,這個比例,遠遠高于新冠病毒確診人數(shù)。
“豈因禍福避趨之”。我調(diào)動了三年前創(chuàng)作《走出“心震”帶》的經(jīng)驗和智慧。那部至今仍然在熱銷的文學作品,已成為一些心理機構(gòu)開展心理干預時的工具書之一,也是一些大學心理應用專業(yè)學科的參考用書。經(jīng)驗提醒我,我必須聽心理專家的、聽民眾的、聽心理創(chuàng)傷人員的,聽讀者的。傾聽他們,也就是傾聽《庚子“安心”行動》從遠處走來的聲音。
幽默的是,阻力有時反而來自心理創(chuàng)傷群體本身。有位心理專家應邀前往某社區(qū)講授“疫情期間自殺案例分析及對策”,竟被一些居民認為有傳遞負能量之嫌,有人歇斯底里地直言:“能不能講點好聽的。”
心理專家馬上意識到這是聽眾的心理變異現(xiàn)象,就故意換了個角度:“面對疫情和死亡的逼近,大家心情平靜,心態(tài)平和……”
“不!我心里亂透了。”那人說,“不好意思……您……還是按您的講吧。”
最不該掩蓋的,是心;最不容掩蓋的,也是心。自我掩蓋之于被動掩蓋,比“天狗”吞掉月亮淪為月食更可怕。當自己變成自己的“天狗”,豈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更可怕的是民眾對心理常識的匱乏。很多人不懂自己的心,也不懂別人的心”,心理專家史占彪對我說。
開展心理干預的難度,也是我采訪與創(chuàng)作的難度。
歷史的投影與現(xiàn)實的喚醒
古人云:“夫哀莫大于心死。”對文學的態(tài)度,我們有時不如前輩學人。
披覽中外文學典籍,我們會發(fā)現(xiàn)許多作品的內(nèi)容與“疫情心理”有關,比如《鼠疫》《威尼斯之死》《屋頂上的輕騎兵》《逼近的瘟疫》《失明癥漫記》《熱區(qū)》……還有《白鹿原》中“兩頭放花”(霍亂)帶給全村人的恐懼。
中國的讀書人,誰不曉得三國時期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5人均死于當時的瘟疫。曹植在《說疫氣》中描述了當時民眾的心理狀態(tài):“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而對現(xiàn)實,我不想做籠而統(tǒng)之的簡單記錄,我的目光緊緊盯準社會心理、群體心理、個體心理中那些風平浪靜卻潛藏危機、熟視無睹卻暗水深流、司空見慣卻隱患叢生的巨大盲區(qū),其中,也包括與萬千百姓相關的社會管理服務體系。
也因此,我在不斷篩選、調(diào)整、比對敘事的角度。我始終認為,如果沒有角度的制高點,所有的敘事無異于水中撈月、瞎子摸象。
我必須要告訴我的讀者,按照心理專家的意見,疫情防控措施應根據(jù)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執(zhí)行,其中針對老年、中年、青年、兒童的疫情防控措施更應分類實施。通俗地講,接受一條疫情警示信息,在成年人那里可能只是感覺心頭一顫,但在兒童的心靈世界會掀起狂風巨浪,甚至有可能導致自閉或抑郁。大凡社會心理體系比較健全的發(fā)達國家,一般會對少年兒童采取“內(nèi)松外緊”的防控措施,因為這個年齡段實際上是人類心理最危險、最脆弱的“心震”帶。
可在我們的某些地方,防控措施不光“一刀切”,對中小學幼兒園更是采取類似于“狼來了”的高壓手段。為此,心理專家不斷呼吁,呼吁,再呼吁:科學防控,呵護心靈,理解孩子。
我在《庚子“安心”行動》的后記中寫道:面對同類型的心理創(chuàng)傷案例,我務必十中取一而舍其九;面對普遍性的‘安心’手段和經(jīng)驗,我只能百里挑一而舍其九十九。我的創(chuàng)作理念只有一個:一葉知秋,或者,觀秋知葉。
聽到一個故事:疫情期間堅守崗位的某社區(qū)主任張某,平時始終以陽光向上的狀態(tài)示人,被組織上認定為疫情防控工作的優(yōu)秀代表。某天,一位過路的“陌生人”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渾身立即抖動起來。“陌生人”馬上安排心理志愿者對其悄然進行了于無聲處的“地下”心理干預。經(jīng)“無意”間的“對話”測試,發(fā)現(xiàn)她已經(jīng)處于中度抑郁狀態(tài)。事實表明,支撐張某“陽光”表象的,僅僅是生理本能和工作慣性;她臉上的“陽光”,經(jīng)過了自我“心理化妝”。
那個“陌生人”,就是疫區(qū)無處不在的心理專家之一。
三個月后,掙脫了抑郁的張某終于對專家坦言:“前些日子,我老想的是一片安靜的大海,跳進去,不想讓任何人找到。”
如果不是專家果斷出手,一朵生命之花就有可能變成一束浪花。
讓人后怕的是,在這之前,張某的家屬、上級領導、同事乃至社區(qū)居民,誰也沒察覺出她是一位抑郁癥患者。后來有人還說風涼話:“她,真會裝啊!”
我在《走出“心震”帶》中也曾呈現(xiàn)過類似的案例,但主人公的結(jié)局卻不同于張某。“5.12”地震災區(qū)某縣青年干部馮某的兒子不幸罹難,他只能用玩命工作的方式排遣內(nèi)心的痛苦,由于“化悲痛為力量”積極工作,不久被破格提拔為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某寫給天堂的信中有這樣的文字:“……孩子,等父親心緒平靜一些之后……”第二年,馮某選擇結(jié)束生命。心理專家后來分析認為,馮某提到的所謂“心緒平靜”,指坦然面對自殺。
這之前一年——2008年,中國的災后心理援助才剛剛起步。
“假如放在今天,也許馮某和張某一樣,會成為心理干預技術的幸運者。”史占彪對我感慨。
也就是說,時過經(jīng)年,中國的心理干預、心理援助理念和技術正在走向成熟,并逐漸被社會理解和接納,盡管,未來的路依然漫長。
此刻,疫情仍然沒有偃旗息鼓的跡象,但我相信,學會呵護自己的心和別人的心,學會安心,必將成為全社會的一個永恒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