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報代表了時間
《新民晚報》復刊四十周年。作家金宇澄回憶與新民晚報的淵源,像他的長篇小說《繁花》與上海的淵源一樣美。歷史由無數溫馨細節(jié)構成。歲月因純真人心而珍貴。
——編者按
去年,我的一幅畫被委托給“Polígrafa”制石版畫,疫情期間只能郵件溝通,沒料到英文“石版”與“平版”實為一詞,結果對方制作了“平版”版畫,即1980年代上海印刷業(yè)曾取代鉛字的“PS”版“四色”模式。委托人只能表示理解——版畫特性是在手工,相比“藝術微噴(即彩色打印)”版畫,西班牙師傅們“PS”四個手工分色過程,確實是遙遠年代的手工活了。
1985年初,我第一篇散文在晚報“夜光杯”發(fā)表,鉛活字印刷(“我文章變成了鉛字”,作者都曾這樣快樂地想過),已是遙遠的懷念了,可惜我沒去過老晚報的排字房,據說就在九江路老大樓內。幾年后,我在《上海文學》做編輯,當時的寫作、編輯,包括印刷,當時的報紙雜志,都處于遙遠的手工時代,重視“自由來稿”,上班是收信、寫信,看作者手跡,復寫稿比較費眼,墊一張“藍印紙”復制的手稿,有墊兩張、復寫第二份的“二手”稿,肯定不清晰。稿紙右下方,印有“150”“300”“500”說明,便于計字數,編輯都是手改,甚至剪刀漿糊,雜志的排版由美編負責,報社編輯要自己拼版,據說還包括排列文章間隔的花邊等等,雜志的文字編輯均無此手藝。最有老晚報辨識度的排版,叫“甩尾巴”還是“穿弄堂”?長文總會在短文旁彎彎曲曲延伸,長文并不顯長,短文也不顯短,晚報一個版面,要求有十一條稿子,才是好版面,短的只有百來字,傳說副刊賀小鋼就是“穿弄堂”高手,還據說九江路有一位老編輯,排字出身,他劃的版樣,排出字來一個不多一個不少,這是圣手了。
無論雜志和報社,編完的稿子最終都捏在排字師傅手中(不知九江路如何排字),印廠的排字間,是鉛字的海洋,每一號鉛活字都手造手取,印廠的師傅都尊稱為老師,手眼了得,在滿壁鉛字架前走動,無論橫寫豎寫、繁體簡體凌亂潦草,編輯紅筆涂改到天地滿篇“大花臉”,出手照樣一清二楚(如今二級教授也辦不到),澆紙型也應一樣(印報會不會圓筒狀鉛版?),澆版后筆畫標點偶有缺損,就要修字,修字工有各種刻刀,在缺處補焊,然后細致刻出逗號、冒號或仿宋的豎鉤、楷體的撇捺。
1990年代,聽晚報記者講過九江路排字房,“一整塊版子不小心摜下來了,托盤里(排好的)鉛字、花邊落了滿地,這是出大事故了,當場調動所有人,分工重排,要搶‘辰光’呀……”文學月刊編輯,不懂晚報時間的重要,仿佛晚報就代表了時間,記者跑新聞,交通工具只有門口20路電車,只能電車速度,啥也沒有,沒有電腦,沒有傳真,也會有記者電話口述,編輯抄錄,火速排鉛字的傳奇,包括社里每天都在走廊里貼出清樣,人人可以貼紙條留言商榷,就稿論稿,提各種意見,基本不是表揚,當年的氣氛,難免叫人神往;當年的《上海文學》,也常為一個小說稿引發(fā)激烈的爭論,但文學雜志的時空觀,與爭分奪秒的晚報比較,是兩個世界。
到1990年,印象中作協大院常有晚報記者身影,是否與鄰近報社有關?晚報是哪一年搬來延安路的?不記得了。很早就認識了嚴建平和賀小鋼,他倆是最熟悉文學的優(yōu)秀編輯,嚴老師不大說話,小鋼的話也不多,他們總有標志性的微笑。黃昏時,我常常在團市委(馬勒別墅)高墻下遇到小鋼,我下班,她總在剛上班的路上——對她印象深,是因為她說過,她妹妹叫賀小煤——那年頭父母真敢取名,我有名字敏感,是一直頂著“金舒舒”之名上完了整六年的民辦小學,課堂地址散布在作協、晚報附近的巨鹿路、長樂路、進賢路、陜西南路、瑞金路、茂名路、南昌路等等幽暗弄堂里,直到1966年夏天,我爸才不得不改去它。
1990年代,上海人都習慣在家待客,我和朱耀華去過晚報編輯楊曉暉(南妮)家吃飯,有騎車記憶,如今回想她家在浦東,不大可能騎車擺渡走這么遠吧……她與黃愛東西、黃茵、石娃四人,曾是夜光杯專欄當家的“四花旦”,很可惜后來不大寫了,還記得她說的編輯之道,珍貴的東西總會留下來,時間會讓編輯作者成為朋友,“結怨的也有,我們以前的老前輩說,十篇文章,九篇用了,一篇不用,人家就不高興。”
還有個印象是賀小鋼家的聚會,那晚來了很多人,小鋼拿出櫥中的捷克水晶高腳杯來用——最后洗碗時,我驚訝地發(fā)現,眾人七手八腳堆疊的碗盞底部,一支高腳酒杯碎了。
印象更深的是1990年,我隨晚報記者參加的“金狀元”活動,全市各處殯葬師,匯集于西寶興路,現場有座談、化妝、評比幾部分,議題包括“談戀愛難”“棚戶區(qū)行車不便”“考察海外最先進設備,需高學歷員工操作”“本行業(yè)逐漸受尊敬”等內容;高懸的福爾馬林吊瓶、鑷子、粉底、棉花球、骨灰的潔白度,都更新了我的認識;記得有一位郊縣化妝師獲了獎……很多年后看《入殮師》,我立刻會想到當年這些難忘故事和感人細節(jié)。
《新民晚報》是當年的互聯網,滬語稱“晚”為“夜”,上海人“夜里”“夜到”最要緊的是“夜報”,里面有最多上海消息、上海閑話、上海面孔。“夜飯吃好,看看夜報,早眼困覺”;我的80后同事,今《上海文學》執(zhí)行主編崔欣說,1990年代,她家住吳淞路的街面房子二樓,每天放學回來,父母還沒下班,聽到窗下報販喊了一聲,她就用大鐵夾子夾了鈔票吊下去,“我家夜報,每一次是吊上來看的”;1990年代《繁花》小毛的原型,必須“看光夜報所有的字(包括中縫廣告),才肯困下去”。
我也看了多年“夜報”,為“夜報”寫的印象較深文字,是小說原型一個口述,1980年代,此人以大閘蟹發(fā)家,更早的行當是販肉,上海市內豬肉憑票,昆山卻有自由市場了,每日凌晨,此人騎摩托車到昆山,跑一個來回,鈔票就賺到了。有天起得晚,此人沒販到一斤肉,回程時,發(fā)現有一片安靜的菜地,此人就停車“下去窮摘青椒,直到裝滿摩托車兩邊鐵皮桶才停手,挽回了這一天損失”。這一番話,是此人1990年代參加小學校友會的發(fā)言,班主任和全班同學都在場,班主任請每人講一講感想,此人就講了青椒的故事,“很多年過去了,我可以講真話了,我真對不起當年的農民老伯伯……”這是開場白,然后此人講起小學四年級某天早晨,全體同學進教室,看到黑板上有一行侮辱班主任的粉筆字。班主任一進來就問,啥人寫的?講出來!全班不響,班主任對不清楚筆跡,最后忽然拎起此人,拖出教室,罰到走廊里“立壁角”……現場班主任已經老邁,連忙起身道歉,此人寬慰說,是我不好意思,這是無所謂的,不礙的,我講一講是因為一直好奇,這粉筆字,當年到底是啥人寫的?現在可以講出來了吧,完全不要緊,可以隨便講嘛。眼前的同班同學,一個都不少,但此人還是沒料到,全班的老同學,依然保持不響,此人像又回到了當年四年級的教室里,根本沒人立出來。
2012年夏,《收獲》副主編鐘紅明一直催我長篇的篇名,我遲遲不定,即將發(fā)稿,見到了某雜志的關鍵字“繁花似錦”,才定名為《繁花》,這兩字讓我意識到,如果取《海上繁華夢》《海上花列傳》各一字,也就是它了,我喜歡這兩部舊上海小說,但我怎么就是沒想到。
再幾年,看到了一段資料:
1946年《新民報》“夜光杯”創(chuàng)刊
1956年5月1日“夜光杯”更名“繁花”
1966年8月22日《新民晚報》停刊(“繁花”消失),刊7256期
1982《新民晚報》“夜光杯”復刊
福克納有言,“人只是背向坐于快速奔馳的車上,唯一清晰、穩(wěn)定、可見的部分,是過去……”我幼年和少年的過去,整整10年里,繁花這兩字每天在晚報上出現,我卻不知道;晚報繁花,它的緣起和10年后沒再現的原因,我都很好奇,但也時常遺忘,時間,確實在于遺忘,“一首過往之歌,一樁過去的事,長者的面容,青春的感念,落滿了塵灰,只有翻開這些文字,才會再一次復蘇,讓人注目,既不幸福,也不是痛苦,是時間存久的韻味……”黏貼前幾年寫的這些話,想起了前幾年的一天,我眼看《新民晚報》的大合訂本,就堆疊在《繁花》電影劇組地板上,那么醒目,居然未及翻看一下。
無論怎么說,晚報與繁花有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