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報》復刊四十周年。作家金宇澄回憶與新民晚報的淵源，像他的長篇小說《繁花》與上海的淵源一樣美。歷史由無數溫馨細節(jié)構成。歲月因純真人心而珍貴。

——編者按

去年，我的一幅畫被委托給“Polígrafa”制石版畫，疫情期間只能郵件溝通，沒料到英文“石版”與“平版”實為一詞，結果對方制作了“平版”版畫，即1980年代上海印刷業(yè)曾取代鉛字的“PS”版“四色”模式。委托人只能表示理解——版畫特性是在手工，相比“藝術微噴（即彩色打印）”版畫，西班牙師傅們“PS”四個手工分色過程，確實是遙遠年代的手工活了。

1985年初，我第一篇散文在晚報“夜光杯”發(fā)表，鉛活字印刷（“我文章變成了鉛字”，作者都曾這樣快樂地想過），已是遙遠的懷念了，可惜我沒去過老晚報的排字房，據說就在九江路老大樓內。幾年后，我在《上海文學》做編輯，當時的寫作、編輯，包括印刷，當時的報紙雜志，都處于遙遠的手工時代，重視“自由來稿”，上班是收信、寫信，看作者手跡，復寫稿比較費眼，墊一張“藍印紙”復制的手稿，有墊兩張、復寫第二份的“二手”稿，肯定不清晰。稿紙右下方，印有“150”“300”“500”說明，便于計字數，編輯都是手改，甚至剪刀漿糊，雜志的排版由美編負責，報社編輯要自己拼版，據說還包括排列文章間隔的花邊等等，雜志的文字編輯均無此手藝。最有老晚報辨識度的排版，叫“甩尾巴”還是“穿弄堂”？長文總會在短文旁彎彎曲曲延伸，長文并不顯長，短文也不顯短，晚報一個版面，要求有十一條稿子，才是好版面，短的只有百來字，傳說副刊賀小鋼就是“穿弄堂”高手，還據說九江路有一位老編輯，排字出身，他劃的版樣，排出字來一個不多一個不少，這是圣手了。

無論雜志和報社，編完的稿子最終都捏在排字師傅手中（不知九江路如何排字），印廠的排字間，是鉛字的海洋，每一號鉛活字都手造手取，印廠的師傅都尊稱為老師，手眼了得，在滿壁鉛字架前走動，無論橫寫豎寫、繁體簡體凌亂潦草，編輯紅筆涂改到天地滿篇“大花臉”，出手照樣一清二楚（如今二級教授也辦不到），澆紙型也應一樣（印報會不會圓筒狀鉛版？），澆版后筆畫標點偶有缺損，就要修字，修字工有各種刻刀，在缺處補焊，然后細致刻出逗號、冒號或仿宋的豎鉤、楷體的撇捺。

1990年代，聽晚報記者講過九江路排字房，“一整塊版子不小心摜下來了，托盤里（排好的）鉛字、花邊落了滿地，這是出大事故了，當場調動所有人，分工重排，要搶‘辰光’呀……”文學月刊編輯，不懂晚報時間的重要，仿佛晚報就代表了時間，記者跑新聞，交通工具只有門口20路電車，只能電車速度，啥也沒有，沒有電腦，沒有傳真，也會有記者電話口述，編輯抄錄，火速排鉛字的傳奇，包括社里每天都在走廊里貼出清樣，人人可以貼紙條留言商榷，就稿論稿，提各種意見，基本不是表揚，當年的氣氛，難免叫人神往；當年的《上海文學》，也常為一個小說稿引發(fā)激烈的爭論，但文學雜志的時空觀，與爭分奪秒的晚報比較，是兩個世界。

到1990年，印象中作協大院常有晚報記者身影，是否與鄰近報社有關？晚報是哪一年搬來延安路的？不記得了。很早就認識了嚴建平和賀小鋼，他倆是最熟悉文學的優(yōu)秀編輯，嚴老師不大說話，小鋼的話也不多，他們總有標志性的微笑。黃昏時，我常常在團市委（馬勒別墅）高墻下遇到小鋼，我下班，她總在剛上班的路上——對她印象深，是因為她說過，她妹妹叫賀小煤——那年頭父母真敢取名，我有名字敏感，是一直頂著“金舒舒”之名上完了整六年的民辦小學，課堂地址散布在作協、晚報附近的巨鹿路、長樂路、進賢路、陜西南路、瑞金路、茂名路、南昌路等等幽暗弄堂里，直到1966年夏天，我爸才不得不改去它。

1990年代，上海人都習慣在家待客，我和朱耀華去過晚報編輯楊曉暉（南妮）家吃飯，有騎車記憶，如今回想她家在浦東，不大可能騎車擺渡走這么遠吧……她與黃愛東西、黃茵、石娃四人，曾是夜光杯專欄當家的“四花旦”，很可惜后來不大寫了，還記得她說的編輯之道，珍貴的東西總會留下來，時間會讓編輯作者成為朋友，“結怨的也有，我們以前的老前輩說，十篇文章，九篇用了，一篇不用，人家就不高興。”

還有個印象是賀小鋼家的聚會，那晚來了很多人，小鋼拿出櫥中的捷克水晶高腳杯來用——最后洗碗時，我驚訝地發(fā)現，眾人七手八腳堆疊的碗盞底部，一支高腳酒杯碎了。

印象更深的是1990年，我隨晚報記者參加的“金狀元”活動，全市各處殯葬師，匯集于西寶興路，現場有座談、化妝、評比幾部分，議題包括“談戀愛難”“棚戶區(qū)行車不便”“考察海外最先進設備，需高學歷員工操作”“本行業(yè)逐漸受尊敬”等內容；高懸的福爾馬林吊瓶、鑷子、粉底、棉花球、骨灰的潔白度，都更新了我的認識；記得有一位郊縣化妝師獲了獎……很多年后看《入殮師》，我立刻會想到當年這些難忘故事和感人細節(jié)。

《新民晚報》是當年的互聯網，滬語稱“晚”為“夜”，上海人“夜里”“夜到”最要緊的是“夜報”，里面有最多上海消息、上海閑話、上海面孔。“夜飯吃好，看看夜報，早眼困覺”；我的80后同事，今《上海文學》執(zhí)行主編崔欣說，1990年代，她家住吳淞路的街面房子二樓，每天放學回來，父母還沒下班，聽到窗下報販喊了一聲，她就用大鐵夾子夾了鈔票吊下去，“我家夜報，每一次是吊上來看的”；1990年代《繁花》小毛的原型，必須“看光夜報所有的字（包括中縫廣告），才肯困下去”。

我也看了多年“夜報”，為“夜報”寫的印象較深文字，是小說原型一個口述，1980年代，此人以大閘蟹發(fā)家，更早的行當是販肉，上海市內豬肉憑票，昆山卻有自由市場了，每日凌晨，此人騎摩托車到昆山，跑一個來回，鈔票就賺到了。有天起得晚，此人沒販到一斤肉，回程時，發(fā)現有一片安靜的菜地，此人就停車“下去窮摘青椒，直到裝滿摩托車兩邊鐵皮桶才停手，挽回了這一天損失”。這一番話，是此人1990年代參加小學校友會的發(fā)言，班主任和全班同學都在場，班主任請每人講一講感想，此人就講了青椒的故事，“很多年過去了，我可以講真話了，我真對不起當年的農民老伯伯……”這是開場白，然后此人講起小學四年級某天早晨，全體同學進教室，看到黑板上有一行侮辱班主任的粉筆字。班主任一進來就問，啥人寫的？講出來！全班不響，班主任對不清楚筆跡，最后忽然拎起此人，拖出教室，罰到走廊里“立壁角”……現場班主任已經老邁，連忙起身道歉，此人寬慰說，是我不好意思，這是無所謂的，不礙的，我講一講是因為一直好奇，這粉筆字，當年到底是啥人寫的？現在可以講出來了吧，完全不要緊，可以隨便講嘛。眼前的同班同學，一個都不少，但此人還是沒料到，全班的老同學，依然保持不響，此人像又回到了當年四年級的教室里，根本沒人立出來。

2012年夏，《收獲》副主編鐘紅明一直催我長篇的篇名，我遲遲不定，即將發(fā)稿，見到了某雜志的關鍵字“繁花似錦”，才定名為《繁花》，這兩字讓我意識到，如果取《海上繁華夢》《海上花列傳》各一字，也就是它了，我喜歡這兩部舊上海小說，但我怎么就是沒想到。

再幾年，看到了一段資料：

1946年《新民報》“夜光杯”創(chuàng)刊

1956年5月1日“夜光杯”更名“繁花”

1966年8月22日《新民晚報》停刊（“繁花”消失），刊7256期

1982《新民晚報》“夜光杯”復刊

福克納有言，“人只是背向坐于快速奔馳的車上，唯一清晰、穩(wěn)定、可見的部分，是過去……”我幼年和少年的過去，整整10年里，繁花這兩字每天在晚報上出現，我卻不知道；晚報繁花，它的緣起和10年后沒再現的原因，我都很好奇，但也時常遺忘，時間，確實在于遺忘，“一首過往之歌，一樁過去的事，長者的面容，青春的感念，落滿了塵灰，只有翻開這些文字，才會再一次復蘇，讓人注目，既不幸福，也不是痛苦，是時間存久的韻味……”黏貼前幾年寫的這些話，想起了前幾年的一天，我眼看《新民晚報》的大合訂本，就堆疊在《繁花》電影劇組地板上，那么醒目，居然未及翻看一下。

無論怎么說，晚報與繁花有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