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歷史化”與“當代性”之間的張力，一直是近些年探討當代文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議題。

“批評是第一性的，文學史是第二性的。”

“我們在這個時代存在自身的政治性決定了我們的批評沖動……這種存在的政治性把一切都調(diào)動起來，因為你對一切都有一種牽扯到利害、美丑、真?zhèn)巍﹀e的關心。”[1]

這種想要更準確把握和更有效參與“當代”的關心，會擬定研究的指向和方法。它一方面給研究帶來活力，讓研究者能自覺拆解研究時所依賴的觀念認知結(jié)構，將當代感和歷史意識都及時進行對象化的處理；但它同時也帶來研究中特別強烈的焦慮感。就像“重返八十年代文學”表述本身，決定了沒有一個既成事實主義的八十年代文學在那里等著被重返，而是必然要問從什么位置、什么視角出發(fā)、以及借助什么材料進入甚至是構造出一個怎樣的“文學-世界”？一方面，借用杜贊奇“打電話”的比喻——“歷史就像打給我們的電話，我們必須大體在其框架之內(nèi)對之作出答復。這樣，現(xiàn)在的我們與來自過去的打電話者共同成為創(chuàng)作過去者。我們怎樣回電話，回電話時相互之間有多大差別，反映出我們現(xiàn)在的處境與創(chuàng)造性”[2]——“重返”的創(chuàng)造性和批判性決定了八十年代文學研究可以被開掘出的張力和活力；但另一方面，借用科幻小說家劉宇昆《紀錄片：終結(jié)歷史之人》中“重返歷史的夢魘”，不恰當?shù)闹胤祷蛘哒f一種急迫但糟糕的“關心”，不僅有可能破壞掉考古現(xiàn)場，還會對“當代”形成又一層認知障礙。

在對“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成果的總結(jié)中，已有論者注意到上述矛盾帶來的問題：“重返”雖然把1980年代的歷史意識和認識裝置問題化，“解構了啟蒙主義傳統(tǒng)中各種絕對主義的元話語”；但“它的社會學化、知識化傾向縮減了對文本內(nèi)部構成的研究”，對“純文學”的再政治化也因其顯見的新左翼立場，“可能陷入新的意識形態(tài)陷阱”[3]。正是對這種現(xiàn)象有所警惕，作為重返研究最早的提倡者之一，程光煒教授才在最近的研究中更加明確“理論減法，史料加法”[4]的轉(zhuǎn)向。這看上去只是追求在學科建設意義上增強當代文學研究的科學性，實則更凸顯了無論針對過去還是當下如何找準歷史感的問題。而對于八十年代研究來說，就是要把“重返者”的位置再度問題化，繼續(xù)在變動的歷史、現(xiàn)實中調(diào)試“八十年代”與“我們”的聯(lián)系。

一、“重返”研究的“當下”時刻

理解八十年代研究的當代性問題，就是去回答：為什么一定要研究八十年代文學？

面對當代文學研究近年來提倡史料化的趨勢，雖然其意義在于從易受價值變動影響的批評狀態(tài)“下沉”到歷史研究中，但讓文獻史料“說話”仍是某種話語實踐的一部分。沒有史識，就不存在史實的邊界和呈現(xiàn)。在重返八十年代文學研究中，“重返”的沖動是第一位的，史料化是途徑，正是因為感到1980年代特別地參與構造了我們今天文學知識和學科體制甚至是感知、言說現(xiàn)實的諸種方式，所以有必要對很多常識、共識進行問題化、歷史化的處理。也就是說，要首先通過“重返八十年代”獲得對“文學”甚至是人文研究（者）的新知，進而才有“重返八十年代文學”甚至是重返其他時段的文學研究。只有在這個意義，八十年代文學研究才是具有原點意味、有理論指導性的斷代史研究。一旦史料化只著眼于在目前的文學學科知識系統(tǒng)劃定的范疇類別內(nèi)完成更精細化、更復雜化的工作，也就跳過了“重返八十年代”這一步，后退回僅僅針對某個時期的文學史知識生產(chǎn)。

這種“后退”的原因有很多，但也提醒我們思考構成“重返”沖動的歷史前提是不是發(fā)生了變化，即重返者透視歷史的“此時此地”是否有所錯動？

重返八十年代文學研究最具共識性的問題意識，是探討何種力量以何種方式參與了1980年代的文學建構，通過知識社會學、知識考古學等方法把“救亡壓倒啟蒙”“主體論”“純文學”等1980年代的重要思想創(chuàng)造還原為特定歷史情境中生成的認知裝置，發(fā)現(xiàn)其參與構造新時期文學與文化的“話語-權力”機制。研究范式雖有差異，但近幾年的重返工作至少在兩方面的批評意圖是突出且一致的：一是在整體觀而非斷裂論的長時段歷史視野下，指出1980年代盡管是“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但它內(nèi)蘊著社會主義遺產(chǎn)的承接轉(zhuǎn)化，對當代文學轉(zhuǎn)型期的研究不能忽視如“前三年”作為新時期起源階段的豐富性、以及“前后三十年”的關聯(lián)問題；二是更明確其論敵，直接對1980年代文學與文化中的新時期意識即“新啟蒙”話語展開譜系學研究和意識形態(tài)批判。可以說這兩種批評意圖的出發(fā)點都是要回應新時期以來“告別革命”驅(qū)動下“去政治化”的思想狀況與文學實踐無力回應改革進程中伴生的新問題，只不過后者的問題意識更直接與1990年代以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特別是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中國生長之警惕有關。這是“重返八十年代”的批評沖動，正如賀桂梅所說，“追問在90年代以來的中國歷史語境中展開80年代批判的歷史前提，是要‘走出’那使得80年代知識成為可能的‘現(xiàn)在’即90年代。”[5]

問題是，由此刻再看彼時重返者所著眼的“現(xiàn)在”，彼時的“現(xiàn)在”因論辯的緊迫感而更強調(diào)“破”——對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批判、對全球資本主義或“現(xiàn)代化”作為一種發(fā)展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對1980年代因為焦慮于如何趕上“世界歷史的時間差”而缺乏審思地擁抱上述價值的批判，那么，此時的“現(xiàn)在”是不是更需要“立”呢？張旭東以“30+10”的方式繪制改革開放史，指出在第四個十年里（2012至今），“對中國主權形態(tài)、社會制度以及政治文化正當性的辯護將逐步讓位于對人類發(fā)展的積極實驗和正面價值論述”[6]——新冠疫情顯然給這第四個十年的尾聲更標記出新的世界場景：新自由主義遭遇挑戰(zhàn)、民主政治的危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彰顯優(yōu)越性、短時期逆全球化背景下有關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爭論、新冷戰(zhàn)秩序下國際關系的重新布局……不能說新的世界體系已經(jīng)到來，但相較于1980年代用“外面的鏡子”照得自慚形愧，中國人在“中/西”“傳統(tǒng)/現(xiàn)代”“野蠻/文明”的二元對立框架中不斷加劇的焦慮感已經(jīng)明顯轉(zhuǎn)變?yōu)橐环N文化自信。

然而，這種“文化自信”是不是足夠建立起關于“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人”的文化自覺？這種自信可以治愈改革進程中遭遇的艱難和各階層間顯見的撕裂嗎？足夠充實起過去及當下中國與世界相遇時遭受的敵意、挫折感和屈辱感嗎？真的可以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克服難題并且和看起來與自己關系遙遠的社會公共事務、國家戰(zhàn)略發(fā)展、甚至全球性事件沖擊中保有積極、理性的應對能力嗎？新世紀初知識界關于中國道路、中國經(jīng)驗、中國模式的呼吁越來越需要從面向中國外部進行論辯式的總體性的觀念、理論高度，落地為面向中國人自己身心體驗中如何細膩展開對當下與未來的美好生活、理想世界進行觀察、辯論、創(chuàng)造的問題。

這也就是從“此刻”回望1980年代時新的關切。1980年代不僅僅關涉到中國當代史內(nèi)部由“革命”走向“改革”的轉(zhuǎn)型問題，更是中國自六七十年代以來調(diào)整在冷戰(zhàn)體系中的位置，以“開放”促進改革，在新的世界視野中重新界定其現(xiàn)代化實踐方案及政治文化認同的重要階段。因此，從此刻“重返”，格外需要放慢歷史鏡頭。當我們再次討論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改革共識，如何不止于從理論高度簡單批判這一世界圖景隱含的西方主義傾向？當“落后就要挨打”和“告別革命”合二為一時，50-70年代的社會主義批判視野是否完全退場？是不是可以暫時擱置這些宏觀思想史層面的脈絡清理，嘗試以文學為中介，先看看從七十年代始“開放搞活”政策逐步營造出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氛圍中，人們具體在以怎樣的方式與“世界”相遇？

二、寓于經(jīng)驗與形式關系中的“以史鑒今”

1985年，劉心武在《人民文學》第7期上發(fā)表了紀實小說《5.19長鏡頭》，同期編發(fā)的還有理由的報告文學《傾斜的足球場——5.19之夜》，編者按稱，要以“問題文學”的形式回應剛剛發(fā)生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一起球迷鬧事事件。由于中國隊在爭奪世界杯分組賽小組出線權的中港之戰(zhàn)中敗北，數(shù)百名青年球迷用水瓶果皮等襲擊香港球員、砸毀外國人駕駛車輛、破壞公共設施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在有關時評中，中國“走向世界”的焦慮被理解為事發(fā)原因的底色。如王蒙就談道：“由于長久的閉關鎖國，由于有過落后挨打的不幸記憶，在我們的民族心理中，既有盲目自卑、缺乏應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一面，也時而轉(zhuǎn)向另一個極端：盲目排外，以一種狹隘乃至愚昧的心理狀態(tài)搞所謂‘愛國’”。[7]王蒙的評述內(nèi)涵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熱”背景下圍繞“文化積淀說”、“集體無意識”等觀念形成的一套認知結(jié)構，同理，劉心武在《5.19長鏡頭》中也將事件歸結(jié)為“我們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沉淀，我們近三十年來政治經(jīng)濟變動的心理投影，我們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一代人文化教養(yǎng)的驚人低落”[8]。但當劉心武選取青年工人滑志明的一天作為基本敘述線索時，作家顯然又不滿足于僅僅從歷史、文化心理分析的層面來深挖新聞素材，而是延續(xù)了他此階段特別聚焦于市民生活日常的創(chuàng)作方式，明確將事件關聯(lián)到“開放政策”對人心、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也就是說，劉心武并沒有局限于從“后文革”、反思“革命政治文化心態(tài)”的視角來為現(xiàn)實感賦形，而是嘗試將中國人與世界相遇的感覺細化到日常生活中來。

小說寫到滑志明向同學小猛子借來日本進口錄放機，父親坐在意大利人造革沙發(fā)上，仿佛牧羊人看見羊圈闖進一只怪獸：

“錄放機外觀與性能的雙重陌生感，以往聽到過的私放黃色錄像帶的案例，‘小猛子他爸’那種知識分子技術干部的入黨、提升、出國、獲實利，自家作為黨政干部的宦囊羞澀與街頭‘二道販子’們的得意忘形，‘搞活’與‘開放’所帶來的他所判定的混亂與污染，自己作為黨員對目前黨中央方針路線的擁護義務與內(nèi)心疑惑之間的痛苦感，必須嚴格按黨中央目前的方針政策說話行動的高尚的自我黨性約束所帶來的神圣感，又伴隨著愛人，子女的思想也不能加以劃一的痛苦感……這一切攪合在一起，起著化學反應，使他生理上血壓升高，心理上失去平衡、感情上一觸即發(fā)……”[9]

滑父這一刻的復雜情感，直觀看，是因為新時期“開放搞活”中如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出國考察潮、經(jīng)濟領域部分放開市場后的物質(zhì)刺激等要素沖擊日常生活，他找不到可以組織理解這些感受的語言，也無力將不安感引導向應對生活的積極反應。但深入剖析，恰恰也是因為過去讓個人獲得意義感的觀念結(jié)構仍在起作用，一面是政治上自覺參與改革實踐，延續(xù)了經(jīng)社會主義政黨國家體制成功打造后的政治主體意識，一面又暴露出實利主義、事務主義更早侵入官僚干部階層，階級覺悟無法再充實個體遭遇種種社會差別感時的危機。而新時期初期一度作為療救歷史創(chuàng)傷記憶的關于“家”的自然倫理重建、混合著傳統(tǒng)家長制遺留的自我認同正遭遇家庭內(nèi)部新的價值沖突。作為推動滑志明走向球場群體事件一系列連鎖反應中的第一環(huán)，整個作品呈現(xiàn)出一種個體不斷聚攏與分裂的張力，舊的共同體范疇在動搖，但新的共同體又在生成中；舊的自我認同方式、人與人之間的黏著方式既催化出新的沖突，又將這種沖突囊括進某種連帶感里。這種人與自我、周遭世界及他人的關系重組過程，是劉心武對轉(zhuǎn)折之際時代剖面進行文學表達時最有價值的部分。

文本提供的豐富細節(jié)就此超出了我們今天可以從其他歷史文獻中獲取的觀念判斷。如《人民日報》在報道對鬧事球迷的訪談時，更強調(diào)要以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來引導“八十年代的所謂新青年”，即指出青年中普遍存在一種只重個人業(yè)務能力、不問政治，認為“有了錢就行了”[10]的錯誤觀念，實際是將問題集中到八十年代青年思潮中的個人主義傾向上。暫且不論這種方法是否能行之有效。當劉心武在小說中為青年人辯護時，他也不只是秉承新啟蒙話語對“現(xiàn)代自我”的張揚，而是要探討個性解放的內(nèi)在矛盾，比如球迷們?nèi)浩痿[事時合唱的是《國際歌》、《咱們工人有力量》，同時，這群被外媒渲染為中國改革開放能否持續(xù)的隱患的青年人，又是香港通俗文化最積極的擁護者。盡管當時就有評論批評劉心武筆下的滑志明沒有代表性、缺乏典型意義，“我們從滑志明的偶發(fā)性行動中，實在看不出他是什么‘思想’和‘傾向’的代表”[11]；但如若說今天的讀者仍能從這一歷史事件中感到共鳴，那么僅僅從思想、傾向?qū)用嫜永m(xù)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或圍繞個人主義的論爭等都不能真正達成“以史鑒今”的目的。任何典型人物、倫理準則都不能直接變成跨時代的能量。“重讀”不是從某個作家作品那里直接提取或批判某種態(tài)度、立場、價值來作為認識論上反哺當下的思想資源，而是要看到同時代各種經(jīng)驗形式對流行的感覺結(jié)構的運用與超越。恰恰是劉心武在小說中對社會人心中各要素及其結(jié)構關系的描述，可能讓我們接近歷史中鮮活的經(jīng)驗與感覺，并評估我們在不同時期用以描述相似經(jīng)驗的語言形式中隱藏的盲視與洞見。

“重返”研究的歷史化不等同于能再造一個歷史現(xiàn)場，而是強調(diào)要考察文學實踐與其他社會實踐間的關聯(lián)。這并非意味著直接借助社會學、歷史學研究成果去復原一個作家作品得以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也不是把文學簡單看作反映與求證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材料。近幾年有關“社會史視野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12]的討論更明確了這一方法論意識，它旨在打破傳統(tǒng)的文學內(nèi)外部研究之分，甚至打破主體/客體、實在/觀念、社會/個體等二元論模式。如雷蒙德·威廉斯的理論啟發(fā)，創(chuàng)造性并非文學藝術家所獨有，我們所經(jīng)驗的現(xiàn)實就是人類的一種創(chuàng)造——也就是說，只有以一系列話語實踐為中介，個體才得以理解、描述并以特定的行為、關系模式參與他所在的生活世界，完成其主體性建構。而文學即是這樣一種話語實踐，它不僅連接著一個時代普遍的感覺結(jié)構，又可能因其獨特的形式創(chuàng)造去照亮社會尚無法在其一般性格中表達出來的“新的感覺”[13]。

因此，無論是研究1980年代的“文學”還是“社會”，都要聚焦于人與語言、或說經(jīng)驗與形式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說，從觀念化、理論化的歷史判斷，從在“重返”中構筑批判視野的沖動，先轉(zhuǎn)移到歷史中人對自身經(jīng)驗感覺的語言描述上來，看他們?nèi)绾卧趪L試表達和整理自己的情感經(jīng)驗中，既被時代主導的觀念知識所構造，又因為不斷生發(fā)出各個不同的焦慮、訴求等有可能沖出觀念結(jié)構的抓捕。而作家當然是這些具體的人中的一部分，對作家來說最大的挑戰(zhàn)，是如何在文本中用細節(jié)、形象容納變動歷史現(xiàn)場的諸種豐富面向，或者最大限度地突破理解自我、人和社會的單一視野，用文學的想象力激發(fā)出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實踐活力。

從這個角度重返八十年代文學，作家作品就不僅是為“重返”的批判立場作注，而是給重返者提供一個小型生態(tài)系統(tǒng)：先以“今日之軀”投入進去，耐心體會種種相異相似之感，感受文學表達里具體的生命體驗，辨析其確立某種審美形態(tài)、抽象出某種觀念認識的過程；再檢視這一過程中抓住了哪些主要矛盾、又可能錯過了歷史變動中什么樣的矛盾轉(zhuǎn)化；最后才能從中獲得返身當下時所需的觸角，完成研究者眼光的再造。

三、“作家出訪”與世界視野重構中的文化自覺

以往對1980年代文學“走向世界”的研究，更關注從“翻譯”和“閱讀”角度即知識層面的“引進來”來考察推動八十年代文學變革的話語資源，對作家“走出去”的直接經(jīng)驗關注不夠。事實上早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就有論者明確將“有組織的作家出訪”視作新時期第一個十年積極與世界文明溝通的重要表現(xiàn)，并用“胚胎”比喻異域經(jīng)驗之于新時期作家創(chuàng)作的影響[14]。從組織形式上來說，一方面帶有文化外交性質(zhì)的中國作家代表團仍是1980年代作家出訪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由海外文學研究機構家推動，如四次“中美作家會議”、“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西柏林中國文學周”等，又為大陸作家直接與西方作家、海外漢學學者、海外華裔作家、臺港作家交流提供了平臺。在七十年代以來中國對外政策調(diào)整及“出國考察熱”的背景下，這些“作家出（互）訪”現(xiàn)象，及演講、書信、游記等海外紀行文本和域外題材創(chuàng)作等，無疑構成了研究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的世界想象與文化自覺的重要經(jīng)驗形式：在這個被視作“開眼看世界”或“文化外交”或“意識形態(tài)白刃戰(zhàn)”的歷史場域內(nèi)，新時期文學如何獲得其“轉(zhuǎn)型”的外部資源？作家、知識分子如何在超越冷戰(zhàn)思維的過程中也可能內(nèi)化“文化冷戰(zhàn)”伴生的觀念、知識？對于有著不同身份、代際經(jīng)驗和歷史記憶的作家來說，此階段的世界旅行和國際交往如何被既有認知結(jié)構順利消化，或成為影響作家精神變遷與創(chuàng)作調(diào)整的潛在資源？

此處僅以王蒙為例說明引入這一研究論域的價值。以往對王蒙1980年代前半期創(chuàng)作的研究，往往從主題方面將其迅速歸入“歸來者”和“反思文學”的一般文學史范疇，或在形式創(chuàng)新層面探討所謂“東方意識流”與真?zhèn)维F(xiàn)代派的關系問題。但如果注意到《相見時難》、“新大陸人系列”涉及的域外題材以及《活動變?nèi)诵巍分心咴逶诼玫缕陂g開啟家族回憶的敘述背景[15]，則可結(jié)合王蒙在這一階段頻繁的外事出訪活動，在更大的世界視野中理解他所謂“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的形式創(chuàng)造與主體意識，看到王蒙如何在出訪海外的空間轉(zhuǎn)換中，關聯(lián)起社會主義記憶與開放搞活后的現(xiàn)實難題。

那個年月的“出訪”本來就是“歸來”的證明，意味著一度成為革命”局外人“的王蒙重新被納入新時期文學體制、回歸為政黨國家“組織”中的一員：

1979年6月調(diào)回北京，年底隨馮牧等應邀赴西德駐華使館聚餐，1980年6月第一次出國訪問西德；1980年8月訪美與艾青夫婦做客“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期間完成他第一篇正面表現(xiàn)“文革”時期新疆生活經(jīng)驗的小說《雜色》，并在1981年回國后的兩年內(nèi)重訪伊犁、巴彥岱，創(chuàng)作出“在伊犁”系列；1982年6月第二次赴美并訪問墨西哥；1984年5月攜《青春萬歲》參加“塔什干亞非拉電影節(jié)”實現(xiàn)青年時期的訪蘇夙愿；1985年9月出席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jié)；1986年1月出席紐約第48屆國際筆會……

簡單羅列王蒙的海外游蹤，首先有三點問題值得注意：一是接待派出單位一定程度上會規(guī)約訪問者的身份和言行表達；二是訪問國既包括資本主義世界，還有對于王蒙在新時期回溯其成長史和反思社會主義革命有著特殊意義的“訪蘇之旅”；而“海外”和“新疆”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打破以往經(jīng)驗連續(xù)性的異質(zhì)空間，如王蒙所說“空間的轉(zhuǎn)換與時間感有關”，是理解作家與歷史關系的重要參照。

另外，王蒙格外自覺地通過不同文體（涵括游記速寫、演講報告、詩歌小說、翻譯、自傳）在不同時期反復敘述和調(diào)用這些經(jīng)歷。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是什么樣的記憶、情感、修辭慣例、知識話語等參與構造了這些經(jīng)驗形式，作家又如何在這些經(jīng)驗形式的創(chuàng)造和不斷表達的訴求中調(diào)整、重塑作為經(jīng)驗主體的自我與歷史、與社會的關系？盡管王蒙形容自己出訪歸來的言行是“左右為難”，游記大致也類同其他作家筆下的“浮光掠影”（對資本主義世界物質(zhì)文明的震驚、精神文明的憂慮和“中國要開放”的呼告），但他又的確記錄下一個”少年布爾什維克“的世界旅行：譬如面對柏林墻（可對比艾青1979年訪德時寫下的詩《墻》）、美國六十年代左翼“造反青年”時的自由聯(lián)想；在墨西哥談“為人民寫作”時對第三世界革命的思考；在蘇聯(lián)“重溫舊夢”、用他在新疆習得的中亞語言實現(xiàn)親人般交流時的情感激蕩等。一位蘇聯(lián)漢學家在閱讀《訪蘇心潮》后很有啟發(fā)性地指出，王蒙對“把一個人同另一個人聯(lián)系起來的線索的斷裂是十分敏感的”，“他渴望看到把人們聯(lián)結(jié)起來的線索“[16]。漢學家的評價或許源于對中蘇跨越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的訴求，而王蒙敏感到的正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冷戰(zhàn)并未終結(jié)、卻又要轉(zhuǎn)變意識形態(tài)斗爭邏輯帶來的“聯(lián)結(jié)”的斷裂——在一種時空錯位之感中，舊我與新我、我與世界中的同路人或他者相逢，既熟悉又隔膜，真誠的話聽上去像嘲諷，調(diào)侃的話又可能被嚴肅對待。

而這種“相見時難別亦難”的心理狀態(tài)所帶來的感傷、不解和思索都特別進入他的小說中。如《相見時難》中回國的美籍華人藍佩玉（解放前夕投身革命卻臨陣脫逃的小資產(chǎn)階級)，《輪下》中拋妻棄子卻命喪美國的“你”(“反右”后精神轉(zhuǎn)向的革命者）、曾因間諜罪服刑被驅(qū)逐出境反而成為中國革命擁護者的V教授夫婦（原型是王蒙訪美期間結(jié)識《解放者的囚徒》的作者，曾受非美活動調(diào)查委員會傳訊，中美建交后重訪中國）、讀著美國小說《海鷗》領悟生命意義移民海外的發(fā)展問題專家（與這個“文革”中的活動家對照，王蒙還塑造了一個逆境中始終在給孩子們講解高爾基《海燕》的人物）等，都是王蒙在小說中為其自傳性角色或敘述者投射的另一重鏡像。一方面，在這些人物沖擊下，小說中的生活世界集中顯露出改革共識下“非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紅燈綠燈一起亮”的“亂”，而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必要性似乎被延宕，可以一笑泯恩仇，應當要“解放思想”；但另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又曾幫助個體克服其精神危機甚至是革命的危機、持續(xù)作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不僅要解釋理想主義受挫的原因，也必須更深層分析意識形態(tài)與主體建構間的能動關系。

王蒙此階段特意經(jīng)營的形式——側(cè)重于寫意識活動、情緒而不是寫人物和事件因而帶來打亂時空、多視角切換的敘述自由、敘述者經(jīng)常跳出來與讀者對話的議論風格等，使他不急于給出一個答案，而是更希望有人讀出他的矛盾：他敏感到有必要參與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但又覺得意識形態(tài)是空洞的、易過時的幻象；他想要從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獲得啟示，如《在伊犁》系列中盡可能甩開新時期初期傷痕反思文學的敘事成規(guī)，但他又回避對革命政治如何構造平民生活世界的深入理解，還是止于知識精英從傷痕記憶中獲得的“政治智慧”。在《王蒙自傳》里，從新世紀初的后視鏡里回望，這一矛盾的發(fā)展線索更清晰——

“革了那么狠的命，現(xiàn)在卻是資本主義的座上客了。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呢？具體訪問我很高興，我也高度欣賞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只是好像缺少了幾句更能自圓其說并且能夠告慰先烈的有情有義、有理有據(jù)的話語。人需要生活、行動，也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話語。也許這正是作家所以是必要的原因。”[17]

“我需要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說法，需要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定位，一個理念上的支點。我需要一個文學的即抒情的與思絮的說法。”[18]

“當然可以從歷史與社會，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的角度上說清中國對待這些國家的政策的變化與它們自身的演變，然而，對于我來說，我寧愿接受一個籠統(tǒng)的估摸，這一切變化來自時間。時間，沒有比你更有力量，更令人出其不意的了。”[19]

從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退為一種不應干預經(jīng)濟理性基礎上生活常識的“說法”，更強調(diào)一種抽象的命運感，在這一觀念發(fā)展中，文學當然也從作為社會革命組成部分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領域退至自我的抒情。曾鎮(zhèn)南曾先后發(fā)表兩篇文章評《相見時難》[20]，可見八十年代前后期觀念感覺的變化。起初他認為剛有過一次出國經(jīng)歷的王蒙在處理這個跨國題材時明顯失真，其寫作重心仍是翁失含形象，同鐘亦誠、張思遠等類似，傳達了雖在政治運動中歷經(jīng)磨難卻依然堅守共產(chǎn)主義信念的精神，無論是歸國華僑還是歸來的右派都自覺“向前看”的國家認同。四年后經(jīng)“文化熱”的洗禮，曾鎮(zhèn)南重評《相見時難》是有著寫中西文化沖突的超前意識，揭示“革命的政治文化心態(tài)”如何會阻礙對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封建性一面的清算，并在藍佩玉這樣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愛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痛苦中，呼吁中國要早日實現(xiàn)“全面現(xiàn)代化（人的現(xiàn)代化）”來消弭歷史積痛和時代新疾。王蒙當然也置身于曾鎮(zhèn)南所表達的這種觀念感覺中，但具體梳理王蒙此階段傾注了個體精神困擾的文學活動，又可以看到他在理解表述時代難題的過程中形成主體意識的猶疑。如果不具體分析這個過程，就會因越來越清晰的“躲避崇高”“告別革命”的“后一個”王蒙，把前一個王蒙的“少共情結(jié)”簡化成一個靜態(tài)的理念的標簽。而王蒙具有文化政治意涵的形式探索也易被簡化為“回到文學自身”的修辭策略，不再能成為值得重讀、反思，并被有效轉(zhuǎn)化的思想與藝術資源。

對照費孝通先生1979年隨中國社科院代表團訪美所作隨筆及至八十年代末關于“文化自覺”的思考，王蒙們1980年代的世界認識和中國想象有不少概念化、片面化的問題，王蒙還沒有在“革命中國”和“文化中國”的搖擺中找準自己。但如何對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fā)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zhuǎn)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環(huán)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21]——對這種自覺性的探索，還是曾切切實實地發(fā)生在作家自己的游蹤及其筆下的人心、世界里。

處在當下中國人有著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和被命名為“新冷戰(zhàn)”的國際沖突更加尖銳、又因疫情帶來世界隔絕的時刻，“重返”1980年代或許要在中國當代史內(nèi)部對“革命”與“后革命”的關系討論維度之外，加強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思考。對于八十年代文學來說，就是一種新的時空體驗，即中國在改革開放中重返冷戰(zhàn)最后一個階段的世界秩序——如何與創(chuàng)作主體、審美形式互為表達？如何在全球史視野中統(tǒng)合海內(nèi)外語境，更具體深入1980年代對外開放政策下文學與社會的關系？如何在1949-1991年更長時段的冷戰(zhàn)史視野中，將50-70年代文學和新時期文學的文學史分期貫穿起來，思考中國作家或說中國人在意識形態(tài)或文明沖突論之外構建新的世界想象和文化創(chuàng)造？如何在史料整理與文本批評中深入上述問題，或許是八十年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增長點。

【基金項目：本文系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作家出訪’與八十年代文學變革研究”（項目批準號：19YJC751060），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冷戰(zhàn)時期對外文學交往中的'中國經(jīng)驗'研究"(項目批準號:20BZW14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