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夫人施松卿相識于中國建設中學。

一般人都喜歡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陳小手》，而汪曾祺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卻不是這幾篇，而是描寫昆明文林街叫賣聲的《職業(yè)》。這篇小說很短，不過2000余字，然而汪先生前后寫過四次，第一次是上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初又寫了三次才最后定稿，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讀到的版本。小說發(fā)表之后，沒有太多的反響，編者、讀者和評論界都沒有予以關注，于是，老先生在《北京晚報》寫了篇《〈職業(yè)〉自賞》，這對于低調不喜歡張揚自己的汪先生來說可謂不同尋常。

《職業(yè)》為什么會受到汪先生的偏愛，讓他如此自珍自惜？我認為這源于汪曾祺的昆明情結。

高郵是汪曾祺的故鄉(xiāng)，他在那里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昆明則是汪曾祺青年求學成長的地方，也是汪曾祺文學起步的地方。在《七載云煙》里，汪曾祺記載了這一情結的緣起。求學、寫作、工作，汪曾祺在云南生活了七年，這里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是精神方面的東西，是抽象的，是一種氣質，一種格調，難于確指，但是這種影響確實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水流云在”，時間過去了，記憶存在著，人離開了，心還時時牽掛著。1939年夏，汪曾祺在江陰南菁中學畢業(yè)以后，從上海經(jīng)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西南聯(lián)大中國文學系。在昆明讀大學期間，他認識了崇拜已久的沈從文先生，近距離接觸了羅常培、聞一多、朱自清、劉文典等大師級的學者。汪曾祺的文學生涯也由此開啟，他先參加了學校的冬青社，之后在沈從文先生的指導下與同學創(chuàng)辦校內(nèi)雜志《文聚》，創(chuàng)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說《釣》，發(fā)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副刊上，之后不斷發(fā)表詩歌、小說。可以說，昆明和西南聯(lián)大是汪曾祺的文學搖籃，孕育了后來的一代文學大師。

汪曾祺七年的昆明生活，是貧寒甚至是窘迫的，有時還餓著肚子，但他獲取了人生寶貴的文學資源和精神資源。1944年，為了生計，他在西南聯(lián)大學生開辦的中國建設中學擔任國文老師，這讓他更多地了解生活和社會，也豐富了他的人生。因而，在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譜系中，除了描寫家鄉(xiāng)高郵以外，寫得最多的就是昆明。

昆明給汪曾祺留下了難忘的記憶和揮之不去的情愫，他以昆明生活為描寫對象的作品居然有50篇之多，其中小說15篇，散文35篇。他每每在文章里提及就讀西南聯(lián)大時的經(jīng)歷，總是帶著情感的熱度。《斯是陋室》寫聯(lián)大的校園環(huán)境之陋與學生之勤奮；《不衫不履》中聯(lián)大師生的衣著變遷，記錄了時局的艱難和抗戰(zhàn)的困苦；《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聞一多先生上課》《金岳霖先生》《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吳雨僧先生二三事》《新校舍》都是對聯(lián)大中文系各位教授授課情況的回憶。他努力探索西南聯(lián)大的精神內(nèi)核，在《唐立廠先生》中，他認為：“西南聯(lián)大就是這樣一所大學，這樣一種學風：寬容，坦蕩，率真。”

汪曾祺描寫云南生活題材的小說，如《綠貓》《雞毛》《落魄》《老魯》等，都是以外來者的身份來寫旅居者在昆明的獨特生活。他自己特別器重特別欣賞的《職業(yè)》則是昆明市井生活與西南聯(lián)大生活的一個結合體。小說以“我”這個西南聯(lián)大學生的視角去寫一個兒童叫賣食品的故事。這個孩子原本應該讀小學，因為父親去世，家庭失去了經(jīng)濟來源，于是在一家糕點鋪打工，每天在文林街上叫賣“椒鹽餅子西洋糕”，放學的孩子圍觀他，戲仿他，吆喝“捏著鼻子吹洋號”，本是一件心酸的事情。有一天，“我”看見他穿著一身干凈的衣服，去給外婆祝壽，忽然發(fā)現(xiàn)他在無人處，也來了句“捏著鼻子吹洋號”。戲仿之戲仿，童心之不泯，歡樂中的心酸，心酸中對生活的熱愛，作者的赤子之心和孩子的赤子之心都體現(xiàn)出一種悲憫的情懷。

汪先生對《職業(yè)》的念念不忘，正是源于對昆明生活的熱愛和懷念。汪先生自己也像那個孩子一樣，在昆明過得極為困苦，有時候房租都交不起，但依然“瀟灑”（汪曾祺語），依然對生活充滿了熱愛。

時過境遷，前幾年我到昆明去，專門去尋找汪曾祺生活過的老街，好像只剩兩三條了，他精心描寫的那些老街巷、老店鋪、老飯店，可能都已消失在歷史的云煙中了。就像曹鵬博士說的那樣，“汪曾祺的這些關于昆明的文字，幾乎就是現(xiàn)代版的《洛陽伽藍記》《夢粱錄》《東京夢華錄》《陶庵夢憶》”，汪曾祺為昆明老城留下了一份可以觸摸、可以聞到味道的美文檔案。

汪曾祺的文風溫婉而娟秀，清新而雋永，一方面與從小在高郵接觸到的江南士風有著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因云南文化的多元、溫和。晚年汪曾祺提出“人間送小溫”的文學主張，或許與之有關。云南四季如春，使得這里的文化不那么剛烈、遒勁。市民淡然、輕松的生活心態(tài)，哪怕在抗戰(zhàn)最艱苦的時期也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汪曾祺的《跑警報》就是這一文化心態(tài)的反映。設想一下，如果汪曾祺當時去的是西北或是東北，其文風是不是會變得蒼涼或者奔放？

昆明還是汪曾祺美食之旅的源頭。在汪曾祺寫昆明的散文中，關于昆明美食的篇幅接近一半。《采薇》是對40年代昆明飲食生活的記錄，剛到昆明時有錢下館子，沒錢了就以野菜和昆蟲為餐，那正是他食物敏感期的開端。到了80年代，他寫云南的菌子，寫昆明的食譜，寫昆明的飯館，寫昆明的蔬菜，這些文字如今已成為人們了解云南、了解昆明的一把鑰匙。汪先生居京多年，對昆明的食物依然念念不忘，他最擅長也最喜歡做的汽鍋雞，就是正宗的云南菜。1987年1月，我第一次去汪先生家吃飯，汪先生招待我們的是云南特產(chǎn)油雞樅，太美味了！至今，我在家里還隨時藏有一瓶油雞樅。

都說汪先生是美食家，這樣的美食家是怎樣煉成的？其中離不開云南生活的熏陶。汪先生熟稔淮揚菜，淮揚菜基本以河鮮為主，以水為特色，而云南菜則以山珍為主，高郵的河鮮和滇菜的山珍相交融，才合成了汪曾祺高貴而雅秀的“舌尖”。

昆明還是汪曾祺愛情之旅的源頭。在這里，他和夫人施松卿相識相愛，昆明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和施松卿的足跡，也難怪他有如此濃重的昆明情結，因為，“愛，是不能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