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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楊靖媛:作為模型的“碎片”:從重述到重塑
    來源:《青年作家》 | 楊靖媛  2021年12月09日09:37
    關鍵詞:青年作家

    對信息的索求無度,本非今人的罪責。愈漸同質化的生活,愈漸便利卻也乏味的日常軌跡,愈漸相似的陳述與告白,向我們長久復刻著生命的甜膩與艱苦。一切都太過雷同,一切也都在迅速地喪失熱度。于是,我們不斷地向外索取,索取任何能為自己帶來哪怕一丁點新奇感的故事,在焦慮中等待一次次飼喂,直至成為被信息豢養(yǎng)的倦獸。

    每時每刻,晝夜不息,獸群似成癮一般貪婪地吞咽。在地鐵上,在工作空隙,在餐館門前的等位處,在起床睜眼后的一念之間……我們攀附在互聯(lián)網織起的宏大而又虛幻的網格中,對自己的寄生狀態(tài)滿不在乎,只會為下一秒跌落的信息碎片而瘋狂,無論它們是什么。吞下去,繼續(xù)張嘴,再吞下,再張開……不知滿足,不能停歇,業(yè)已成為被集體默許的生存姿勢。

    集體中的我們,原也不必因此愧怍,或者向從前那個謂之總體性的世界道歉。就迫切性而言,當代人對信息碎片的依賴與農業(yè)社會任何一戶農人對耕牛犁具的依賴并無本質不同。肚腹已滿,精神卻愈漸空茫。原來即便身處這樣一個算法精密的社會,在內心深處,在彷徨與靜謐時,在終日奔波的間隙,我們依然需要感受到生活的起伏錯落,需要瞥見山另一面的風景,需要命運的滾燙紋路和一些仿佛可以被故事模板概括出的坎坷曲折來印證,被秩序與方程結構出的生命也仍舊鮮活、仍舊值當來印證,我們并非置身于現(xiàn)實中空,而是與成千上萬的同代人在并行一路。

    于是,從聽說書、聽唱曲兒到看書看戲看電影,到追肥皂劇,再到刷直播與短視頻,我們安逸地、欣喜地、不厭倦地享受著他者的講述,用那些講述來填補自己生活內部的空寂、刻板與沉悶。或許,科技的發(fā)展帶來信息獲取方式的變化,也一同帶來了耐心和毅力的潰退,但我們對聆聽與講述的期待從未改變,對命運的關注與好奇也從未改變(誰能認定愛刷抖音不算一種對他者命運的好奇?)。區(qū)別只是,我們聆聽與講述的篇幅,在日趨縮短;聆聽與講述的時間,在日趨加快;聆聽與講述的內容,在日趨零碎。

    即便如此,我們亦無須憂心文學經典中寓居的那個完整世界以及與之相關意義的消散,也無須踟躕于文學經典是否應當自我革新、下凡從眾,以免被信息的洪流倏忽沒頂。因為,真正的文學經典所能帶給我們的,與那些“信息投喂行為”既有相似,又很不同。我們真正需要從文學經典中獲取的,正是它本身恒久而堅韌的生命力與召喚力。純粹的文學寫作,雖然同樣以“講述”為根基,卻并非只為了營造一個奇巧故事,也決不只為了應付聆聽者的無聊與好奇。無論身逢怎樣的時代,無論信息交流方式已被切割成何種形狀,純文學寫作都應保持足夠的沉靜與定力——既對自己的“講述”功底有充分的自信,不懼大眾審評,又心知自己的目的不在于招徠觀賞,而是情發(fā)于中不得不言,是心靈深處或幽微或劇烈的碰撞所帶來的銘刻與宣泄,是成為山另一面恒常的美景,而非倉促的流云。文學經典,以及經典的閱讀和寫作,由此進入的是一個穩(wěn)定有序、平和自足的歷史與精神空間,不因時代變動或語境變遷而折損自己的力量。

    純文學寫作(如果它當真以一個具體形式或特定標準而存在的話),不僅不必視信息爆炸時代或碎片化閱讀語境為危險與阻礙,反而應當對這樣的時代和語境保持真誠的興趣與熱切的了解。如今,我們的寫作最匱乏最亟須的并不是技藝上的鼎新,不是讀者一時的趨之若鶩,甚或也不是觀念的突圍,而是一種撲面直來的新鮮感與創(chuàng)造力。這種新鮮感和創(chuàng)造力無法單從文學內部掘出,必須結合外部的能量,而所謂的信息爆炸或碎片化閱讀,恰恰是一股不設防的力,以此撕開一道縫隙,讓外界的、世俗的、蕪雜的、喧囂的、偏執(zhí)的、淺薄的等等一切聲音滲入、鉆入、涌入文學內部,成為經驗一種。

    放眼我們的生活環(huán)境——囿于技術與規(guī)則的社會,日漸陷入由習慣、效率、概念和程式化帶來的固有氛圍中。我們雖有幸未處于政治動蕩、時局翻覆的年代,也免于遭受戰(zhàn)爭暴亂的強悍傾軋(2020 年以降的疫情已顯見為一個難得的思維與情感觸發(fā)點),但太平安穩(wěn)之下,文學又該向何處求新求深求變求破?若一味埋頭自故紙堆中尋素材,亦難避免重復和熟悉感,對講述方式與角度的要求也必越加苛刻。所謂“內卷”的時代,是表象的平和泰然中擠壓了千言萬語、折疊著千溝萬壑的時代,避開了戰(zhàn)事、災荒、赤貧等極端困境的人們,紛紛將視點溯回心靈內部,專注地失落于經濟窘迫、社交障礙和靈魂孤獨——而這很可能成為比外部災難更加殘酷的精神殺手。較我們更早面對此境的20 世紀西方文學,歷經層出不窮的理論革新與技藝探索之后,終于將當代文學寫作推到了一個似乎難以為繼、難以創(chuàng)新也難以出現(xiàn)大幅度轉向的高度。

    于文學而言,“向內”越深刻,愈是狠厲見骨,或也愈顯狹窄枯陳。這一時刻,“碎片化”會否恰恰成為抵抗同質化、突破日常相的那一瞬蝴蝶振翅?紛涌的碎片,是時間的殘肢,是欲望的展陳,更是時代的微觀模型。它們零散、跳脫、紊亂、新鮮而不可控,它們輻射多面又不拘于任何一面,它們作為內容被不斷地重述,同時也作為形式完成自身的重塑——在此過程中,它們具有了創(chuàng)造的可能。

    時間的殘肢:重述認知

    今日眼所及、耳所聞、口所述之碎片,不外乎是時間的一截截殘肢,是舊事的斷面,是回憶的無數(shù)次切角。不停地逝去也意味著不停地殘留,不斷地消失也意味著不斷地重復,所有的碎片——你閱讀的、寫下的,一時想起或又遺忘的——在時間面前都無所謂獨特或珍貴,它們只是屬于它,和所有人自以為隱秘懷揣的碎片一樣,屬于時間、歸于時間。

    因此,作者們或許皆已心知肚明:大部分寫作的實質,都只是在對生活、對前人既有的認知進行無數(shù)次復述。他們所期待的,至多是某一刻運氣降臨,終于在重復的操勞中實踐出某些技藝上的新質。好在,重述始終是必要的,時間的殘肢本就是在劫難逃的生活之癢與存在之思。時代面孔如何驟變,人們的愛憎欲求依舊能相通。

    當我們閱讀《繁花》,閱讀《天香》與《長恨歌》,閱讀《小花旦》,當我們隨意翻開這些作品的任一頁、摘出任一段,都能輕松指認出文本所涉的上海氣息。這些作品大多舍棄了連貫、完整、脈絡清晰的主線敘事,鋪滿生活與情緒的碎片。但它們正是憑借大量具體、精密、有滋有味的細節(jié)描寫,喚起或者重新賦予讀者對地域文化的認知。有些是熟悉的,有些是不熟悉卻可以理解和想象的,而這些從碎片文本中打撈的認知,轉又組合成人們對地域文化的深刻辨識與可靠記憶。

    與此相似的還有雙雪濤、鄭執(zhí)、班宇筆下的東北。帶著更濃厚的懷舊氣息與細膩情感,在細枝末節(jié)的方言語調、與歷史交纏的地名、口號、回憶的疊影中,年輕作者如愿實現(xiàn)了往日重現(xiàn)。

    事實證明,多情的讀者對現(xiàn)實主義與宿命情懷向來缺乏抵抗力,相比那些需要更多想象與耐心才能進入的作品,樸素現(xiàn)實與濃稠歲月激起的凜冽溫情總是更容易動人心扉。從《平原上的摩西》到《森中有林》,那些被命運傾軋而不發(fā)一語的人,那些再不會重來的時光,那些被熱血澆灌過卻依然冰寒的土地,有著不可否認的感染力和審美意味。人們從那些碎片中識別相似的心事、感慨時代的履痕,轉而對人物生出真摯的同情和無言的默契。

    因此,寫作與閱讀的碎片化,最先完成的是對既有認知隨時、隨地、反復地重述。有時,這種重述恰恰要依賴于碎片式的表達,依賴倏忽閃過的共鳴與直入人心的細微,而長篇大論與嚴整規(guī)模反倒可能會稀釋這種猝然之間的體悟。當然,無論對讀者還是作者而言,比起認識和塑造新事物的艱辛漫長,重復接收或講述既有經驗會是相對容易的。

    而“容易”,似乎成為人們擔憂碎片化語境的最主要理由。習慣了“容易”的讀者,是否再也無法忍耐深度閱讀的冗長和嚴肅?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試著再往前躍一步,反過來自問:深度閱讀,又是否必須是冗長和嚴肅的?解鎖作品最深層次意蘊的方法,是否只有傾盡時力、亦步亦趨這一種呢?可以舉一部作品來思考這個問題——想當初,我們是如何閱讀《喧嘩與騷動》的?我相信,這部作品的結構和敘事方法決定了它擁有很多種閱讀線路,你可以從頭至尾按順序讀,但更大概率是不會這樣讀——這有可能是最艱難的一條線路。面對《喧嘩與騷動》這樣艱澀而奇特的作品,耗費更多時間未必就會解鎖更多的意義,有時可能相反,也許在你發(fā)現(xiàn)自己努力想拼接的是一個傻子說話的完整時序和正常邏輯那一瞬間,你對作品的妙義理解得最為深刻、最為真實。

    漫長時間與嚴肅態(tài)度,固然是深入作品內部的有效途徑,但不再是唯一路徑。碎片化閱讀語境,似乎已代替福克納完成了彼時苦心的營造。某種意義上說,20 世紀以來大行其道的敘事學游戲的部分價值,或者說功用,在今天已然被消解。曾經,給讀者帶來接連驚喜的非線型敘事結構,一層層敘事圈套與故事迷宮,就如電影中的交叉蒙太奇,徹底打亂了時間走向與思維習慣,從而造就別具一格的閱讀體驗與藝術趣味。但這些散點的、失序的、(看似)凌亂的敘事手段,實際上蘊含了創(chuàng)作者獨特匠心與精妙邏輯的講述技藝,在當今的碎片化閱讀語境下被再度祛魅。因為閱讀本身,已經變?yōu)樯Ⅻc的、失序的、凌亂的,所有文本,哪怕短至一篇短篇小說或者一首詩歌,都難以逃過被碎片化切割、碎片化呈現(xiàn)、碎片化理解的命運。

    于是,任意文本在當下似乎都可以指向詭奇、曖昧、多義、外延豐富。譬如在豆瓣、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平臺上隨處可見的一行行選取自經典作品的段落或句子,或者轉引自某位作家不知何時在何本書中寫過的只言片語,往往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共情共鳴,然而其完整作品的意旨或風格可能與這些單獨的段落相差萬里,作家本人更可能不記得或不認同自己的某一段表述。誰又能說,在這樣各花入各眼、東拼又西湊的閱讀語境下,世上還有哪一部作品決不能夠被套上主旨莫測、情節(jié)未卜、風格成迷、敘事斷裂等等這些描述呢?同時,誰又能說,在這嘈嘈切切錯雜彈的信息聲浪下,人們一定不能從中得出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有著嶄新遴選準則的認知體系呢?

    這樣的閱讀方式與體驗,是不是又意味著人們可以選擇自己專屬的閱讀路徑,獲取那些自己本就想要的經驗。碎片化語境帶來的寬容,幫助人們找到最合適自己的閱讀節(jié)奏,從而以更多的主動性去理解文本、享受文本。

    無須擔憂意義的完整性,碎片化直抵了我們的生活現(xiàn)場,它既不能夠也并不需要提煉出足以概括一切的宏觀經驗和抽象精神,它存在的形態(tài)賦予了自身表達的自由,也給予它某種更接地氣的真實,反倒避免了那些致力于展示時代精神的宏大篇目可能遇上的陷阱——遠離現(xiàn)實生活,陷入自說自話的尷尬。

    展陳的情感:投射自我

    我們躬身于信息碎片的川流中,掬起水來,看到的卻都是自己內心的影。

    林黛玉隔半個院子聽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為這佳句感慨不已,轉又哀傷自憐,而讀小說的我們看到黛玉葬花、和淚而吟時,同樣心生惆悵,幽幽嘆惋。《葬花吟》的創(chuàng)作,興許便與黛玉聽《牡丹亭》后潛意識中的情感投射有關。雖然大多數(shù)人只是普通讀者,未負詠絮之才,但我們同樣熱衷于在作品中投射自身情感。于人于己,尋求回音與共鳴;向內向外,渴盼理解和承認。無論作者還是讀者盡皆如是,以書寫和閱讀包裹那些不能熄滅的欲望,那些或許是意料之外的對人世的發(fā)現(xiàn),以及那些發(fā)現(xiàn)之后的雀躍和不安——人的孤獨與不甘,從來亦然。

    時至今日,碎片化語境讓人們尋求情感投射的對象變得太過輕易。一段不知出處為何的文字,一篇公眾號寫手生產的段子,一個粉絲百萬的言情博主杜撰的故事,再到那些比文字更直觀的圖片、視頻、直播……都可以迅速在互聯(lián)網上收獲夸獎與眼淚。文學經典的傳播同樣借此東風,從《朗讀者》《一封家書》到《經典詠流傳》《中國詩詞大會》,越來越多的經典文學作品是依靠綜藝片段實現(xiàn)大范圍傳播的。人們不熟悉黃庭堅,卻可以牢牢記住“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人們對“西出陽關無故人”的名句耳熟能詳,卻要在聆聽曹軒賓的《別君嘆》時才感動落淚。顯然,用這些短平快的方式傳播文學經典,帶來的好處會大于對經典價值的折損——讓人以最樸素的情感去理解和記憶那些遙遠的書寫,雖只是皮毛,亦已昭示今人的誠意和努力。

    我們確信,“碎片化”是一個更便于被參觀的狀態(tài)。人的窺探欲常常比表達欲更加強烈。人們喜歡觀看他人的生活、聆聽他人的傾訴,將他者世界的邊角零碎填充為自己的經驗世界。只有當表達者的表達越迅速、越直觀,窺探者的窺探才能越便捷、越生動。從博客到微博再到短視頻,人們不在乎領取到的是破碎的意義,因為他們更需要的是那些情感與欲望的洶涌展陳,以及站在展覽臺前圍觀或者直接站上展覽臺的那份輕而易舉。

    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展覽”的妙義,習慣了觀看與被觀看,我們對“碎片”的認識似乎又可進一步:“碎片”既是人們從生活這頭巨獸身上剝下的零星血肉,卻也是我們精心培養(yǎng)以供他者觀摩的花卉綠植。朋友圈里的生活未必是真實的,但那個自愿花費時間精力打造朋友圈生活并將之展覽的“我”卻是真實的,真實的“我”與不真實的生活,又正在扎扎實實地彼此塑造著。

    誰又能說那些碎片無法指認那個潛在的整體呢?在情感的投射與認證上,碎片已然脫離整體,成為它自己。

    以信息碎片來完成彼此的情感投射,是網絡寫作的普遍現(xiàn)象。最鮮明的例證就是網絡文學中的“追更”。寫作與閱讀雙方不斷進行實時交流,隨即帶來對未完成作品的實時闡釋、反饋和評判。“追更”的過程,是一個將共同情感持續(xù)激發(fā)與延宕、讓文本充滿新的可能性的過程。這個新的可能性,或許孕育著經典性。

    對讀者而言,這一過程區(qū)別于傳統(tǒng)閱讀的最大特點就是耗時漫長且缺乏連續(xù)性。它無法一氣呵成,一旦開始就必須忍受被動的等待,對后續(xù)內容的好奇與期待會構成讀者“追更”的初始動力。另一差別是,讀者在等待過程中并非無所事事,不像是閱讀報刊上的連載作品,對于更新中的網絡創(chuàng)作,讀者隨時可以在文后發(fā)布評價、訴說感受、表達理解,甚至就后續(xù)內容向作者大提建議。這個過程讓讀者深度參與了作品的書寫與闡發(fā),也因此讓作品與讀者之間的關系(仿佛)變得更加緊密。面對令人沉醉的優(yōu)秀創(chuàng)作,讀者也會更在意自己的評價是否被作者接納,自己的建議又是否被作者付諸創(chuàng)作。在牽涉與投入更多精力之后,“追更”上升為比單純的閱讀更復雜的精神實踐——關乎情感的深層共鳴與理念的深層統(tǒng)一。

    “追更”讓讀者更主動,也一變而讓作者似乎陷入了被動。無論樂意或不樂意,作者都必須面對讀者的實時評價。傳統(tǒng)文學的寫作過程,作者與讀者事實上并無交集,讀者不能左右作品的發(fā)展,作者在作品完整面世前也無須顧及讀者的意見。雖然嚴肅文學對網文、“追更”或許仍持保留態(tài)度,尚未習慣將其納入視野,但對于長期埋首書桌的傳統(tǒng)作者而言,他們驕矜而脆弱的心靈可能根本經受不住那樣的洗練——讀者的“追更”有時更像是暴風驟雨,泥沙俱下而無從抵擋,肆意的曲解、極端的誤會、胡亂的夸贊或者尖刻的抨擊,興許同時存在,作者可能一時間志得意滿,冷不防轉頭又心碎一地。

    甚至可以這樣理解,從前那種被動閱讀一部完整作品的方式,就好比莊重成婚,而如今的線上“追更”,卻像談一場捉摸不透的戀愛。成婚雖固有其莊重感、儀式感、幸福感,但任誰又能拒絕一場神秘懵懂、令人心旌蕩漾的戀愛呢?“追更”的趣味在于“追”,在于等待和猜測,在于讀者和作者之間的交流、探討包括爭論,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彼此共同懷揣的對于文本可能性的向往。很多時候,讀者的意見會左右作者的思路,而看過新更之后的讀者的評價,甚至也會左右作者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認知。這種時時被影響且時時等待著被影響的情感,終會滲透進作者接續(xù)的寫作狀態(tài),成為不在場的指認,成為內在風格,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這個讀者全程圍觀并評價、作者在圍觀中逐步更新直到完成作品的過程,宛如流動的鏡像,對現(xiàn)實的種種不確定性,對人的認知、情感與想象所具有的多義性、模糊性乃至對立性,對時代寓意的曖昧與豐富性,也恰好作出了生動的映射。在相互間的情感投射中,文本孕育出更豐富濃郁、變幻不定的意蘊與色彩。

    不過,在“追更”中完成的文學創(chuàng)作,可能從形式上消減了傳統(tǒng)文學寫作的嚴肅姿態(tài)。作者獨立的思考與闡釋不再是作品的唯一面貌,而作者和讀者相互傾訴、尋求認同的意味更強烈,取悅讀者的情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反觀“追更”過程中不同觀念立場與情感訴求之間暗流激涌的博弈感,不由得我們不自詰——對話,以及對話所指向的那種尋找共鳴的急切感,就一定比深沉的個人獨白要粗糲嗎?近兩年風頭盛極的年輕作者薩莉? 魯尼的代表作《聊天記錄》,在社交媒體寫作、“千禧一代”寫作等喧噪外殼的裝裹下,以大量充滿現(xiàn)代氣息的、瑣碎的人物對話和多元性向的人物關系,意在點出與19 世紀的簡·愛異曲同工的情感寄望和價值思考,勾畫的正是當代簡·愛的精神獨白。

    因此,碎片式的文本未必不具有整合的、有脈絡感的力量。這種碎片化是自然形成的,就像人類的思想和情感本身,也絕非一條直線,而是斷續(xù)起伏、高高低低、悠轉盤桓。外在狀態(tài)的變化并不影響其本質的天然、完整和自洽,甚至順應且呵護了這種本質。當作為情感展陳的碎片能夠激起普遍性的共鳴,映照出由個體到整體的寓言般的命運,也就完成甚至升華了自己的使命。

    拆解的模型:重塑想象

    在碎片化傳播背景中,重復述說是如此輕而易舉,即便要添油加醋或移花接木,也可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肆意截流、盡興拼湊,從而完成一個老故事向新故事的搖身巧變。但是,重新塑造卻是何等艱難,它要求作者手握著與他人無異的熟稔經驗,卻捏出讓他人驚奇的嶄新形狀;要求作者不再把碎片視為寫作素材,而是以碎片作為觀察路徑和探索方法;它要求作者超越對認知的重復與情感的投射,而是想象——想象每一塊碎片就是時代本身,是被拆解的微觀模型。

    在無數(shù)個微觀模型中,我們不再尋找整體性,而是提煉這個時代獨有的、偶發(fā)的、動蕩卻又極致的規(guī)律。我們已經發(fā)覺,這個時代是由無盡的碎片堆砌而成,但在這種堆砌中,其實并不必然蘊含著“整體”這個前提。因為堆砌的過程本就是動態(tài)的,是變動不居和神秘莫測的,未必會有一個唯一的、永恒的存在。因此,碎片并不等同于整體分化,亦不意味著“整體性”因為表面的拆分而被毀壞。

    直到此刻,應當沒有人再將時代的真相等同于時代的全貌。只因“真相”對每個人而言并不相同。在所有宣稱要記錄時代的作品中,人心才是僅有的真相,再多與時代有關的風貌、質地、認知與情感,最終指向的都是時代卷裹下的人,是人的精神與命運,是人對時代的賦予、反饋、熱愛和忍耐。如果將“人”寫薄了、寫假了、寫壞了,都可能是對時代的錯認或偏離。

    如劉心武的《郵輪碎片》,是老作家在今天理解和應對碎片化語境的嘗試,但嘗試的結果似乎并不明朗。故事碎片如天女散花般紛揚落下,力道、重心、視角朝四面八方散去,很快歸于沉寂。這種講述方式的輕盈與斷裂,和劉心武試圖回顧的沉重歷史存在天然的齟齬,難以拼貼出一致的效應,“碎片”作為特意采取的形式表征,顯出一絲尷尬和無力。

    更大的問題在于,對碎片化形式的精心營造,不僅讓文本變得破碎,更可能讓人物顯得破碎。八個家庭,紛紜人物,每一個都用力去刻畫,卻每一個都不夠深刻和立體。他們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人物和故事的設計感、功能感都很明顯,相互之間卻未產生讓讀者真正悸動的關聯(lián),所有的聯(lián)系都是生硬的巧合,是用心的、滑溜溜的經營,而非生動的、毛茸茸的想象。

    本質上,作家借助這些碎片完成的還是一段完整、常規(guī)并不新穎的敘事。文中的個人化經歷,真切反映著作家本人的情感,對時代的理解與回溯,也仍停留于記憶的爬梳。他講述的一切,是生活中有真實原型甚至實實在在發(fā)生過的,也恰因此,妨礙了作品超越現(xiàn)實、重塑現(xiàn)實。

    契訶夫的《海鷗》,卻仿佛一場先知先覺的寫作實驗——同樣是寥寥數(shù)個關系錯綜且各不相同的人物,同樣是好似隨機截取的生活片段,沒有開端、發(fā)展、高潮和結束——但《海鷗》更貼近生活本來的樣子,沒多少戲劇性,沒有專程設計的封閉環(huán)境和精巧結構,一切對話和場景都像是偶然發(fā)生,與日常生活的瑣碎相一致。它淡化了時間概念,放棄了對“時間的殘肢”這一最基本模式的著意建構,也恰恰因此超越了簡單的認知重述和情感投射,實現(xiàn)了戲劇敘事方法和人物的重塑。

    《海鷗》里的人,像是同一模型的不同切面,他們每一個都是海鷗,又每一個都不相同。站在不同角度去觀看,會理解懦弱,也會敬重堅強。

    劉心武起碼做出了嘗試,而更多更年輕的作家,似乎趨于保守穩(wěn)重,并不打算去直面碎片化語境的本質和根底。

    我們關心的是,(如果必須要抵抗的話,)為了抵抗或應對碎片化語境,今天的文學寫作都做了哪些努力?可曾對碎片化語境本身進行過深入書寫,或索性以此為路徑,去探究這個時代背后的東西?寫作者自己如果對“碎片”這一時代特征未曾有深刻的思索體認,又如何在這樣強大的時代屬性面前檢驗自己的“純文學”理想?我們關心的是,文學應該如何完成對碎片化語境的理解與講述,在這個話題和觀點已如噴泉般噴涌四濺的時代,作家如何保持激情與理性,堅持對意義的洞察與深掘。

    嘗試將“碎片”視作微觀模型,或許就不必再試圖代表時代(誰能夠代表?要寫得多么宏大才能夠代表?),而是徑直去觸摸時代根部的邏輯。觸摸時代邏輯的方式顯然不局限于面貌的還原,就像“同時代人”反而是與所處時代主動隔開一定距離的人一樣,把握時代邏輯未必要依靠工筆細描,描得越細反倒越有限、越不全,甚至可能越偏頗。能提煉時代的筆墨有可能是縱筆橫陳的、不提要求的、不謹慎的,卻是活躍而精準的。

    所以,反映碎片化時代的文學就要使用碎片式的寫法,或為了回應碎片化閱讀語境,著意將長篇寫短、短篇切碎、三頁以內出高潮嗎?不。洞穿碎片化時代背后那個仿佛支配了所有人的信息迷宮,洞穿被困在數(shù)據(jù)鏈條下的人對捆綁物的依賴,洞穿人在現(xiàn)實中的軟弱、匱乏、分裂和人際關系的疏離、怪誕、虛偽,洞穿在物質中得不到滿足的人紛紛向虛擬時空尋求寬慰直至不再走出幻夢的龐大景觀……這是碎片化時代的邏輯。

    若是放棄觸摸邏輯,僅僅是營造和模仿表面的碎片感,則反倒可能離時代真相愈遙遠。就好比作者仔細切割著一塊事先烤好的蛋糕,將每一塊切得勻勻整整,但你吃進嘴里會發(fā)現(xiàn),蛋糕無論是切得勻與不勻,甚至無論切或者不切,對于蛋糕的滋味其實并無改變。對碎片形式的刻意臨摹,并不能帶讀者去往更富想象力的空間。

    即便“碎片化”在當今任一領域都成為普遍狀態(tài),也并不說明人們就不渴望完整,更不說明這已然是一個前人經驗完全無法覆蓋的世界。我們顯見的是被那些由技術進步與資本掌控帶來的驚人的“時代性”擊散了,但關乎人類普遍和共同情感的書寫仍可以迅速將我們凝聚起來。共同情感的背后,是人類最彌足珍貴的理性與記憶,而文學作品但凡能提供這種理性、這種記憶,便如折射整片晨光的露水,愈微小,卻愈整全。

    譬如茨威格。我以為他最好的作品并非那些蜚聲文壇的旖旎小說,而是傳記文學《三大師》和絕命之作《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因為在這兩部作品里,他置放了自己對所處時代最刻骨的洞察與最深沉的情感,哪怕它們在當時看起來是那樣格格不入,或者不足道之。事實證明,他對那個時代全部的熾愛、悲憫乃至絕望都有著比當時流行的觀念和思想要深遠得多的力量。尤其《昨日的世界》,他絮絮叨叨、零零散散地細數(shù)了一切他在逝去時代珍藏的回憶,而對于當下風起云涌黑云壓城般的現(xiàn)實,他毫不猶豫地表達費解、憤怒與痛惜。他自命為不合時宜,但今天看來,他反而是以赤誠和勇氣真正去面對了自己的時代,并指出時代面孔上那一個個可怖的瘡疤。

    在他隔開一個世紀的文字中,我們依然可以找到適用于當今世界的冷靜判斷。任何一個時代,無論是戰(zhàn)事流離還是繁花似錦,都可能遭遇來自人性狂熱與迷癲的困境——昨天困住我們的是戰(zhàn)爭,今天困住我們的則是信息爆炸和物欲橫流,而他那些不符合當時潮流的闡釋,讓后來者能夠對時代、對歷史、對藝術抱有更多的寬容、誠懇和謹慎。

    無論如何,從前那個擁有統(tǒng)一時序和漸進步調的世界確已瓦解,懷舊的茨威格們或許終難適應這樣的現(xiàn)實。但正是在這個對完整意義不斷肢解和分化的世界上,出現(xiàn)了眾聲喧嘩與百花齊放,也出現(xiàn)了破釜沉舟與絕處逢生。我所相信的是,碎片化時代之于我們,正如從前的任一時代之于從前的任一個體那樣,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的,是無從拒絕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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