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臺風多發(fā)地區(qū)，每年夏季，總會有幾個力量特別強大的臺風過境或登陸，臺風過去，大地一片狼藉。與往年的臺風不同，今年“煙花”移動的速度十分緩慢，且史無前例地兩次登陸浙江沿海。從小習慣了臺風來襲時的狂風暴雨，記得小時候，鎮(zhèn)上小河水漫溢到岸上，魚也會成群結隊地在岸上游來游去。風過后在岸上摸魚，成為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之一。

據說是一張從空間站拍攝的“煙花”照片，龐大的臺風眼周圍，厚重的云層在緩緩旋轉，其半徑可達數(shù)百公里。其實，從網上公開的氣象云圖也可以看到“煙花”形狀，與空間站拍攝的角度不同，視覺沖擊力也不是那么強，但臺風眼卻可以看得很清晰。通常，臺風眼是登陸點，但往往影響不大；臺風眼的外圍則風雨大作。所以，當臺風在舟山普陀登陸時，舟山的朋友說，幾乎風平浪靜，而距離臺風眼二百五十公里之外的杭州，卻下起傾盆大雨，伴隨鬼叫似的風聲，多少給人一些恐怖感。

我在這個臺風天，讀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其中寫老舍的一篇《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讀完心情頗有些悵然，仿佛窗外這天氣，下著雨，刮著風，實在讓人有些透不過氣來。

此文反映老舍的創(chuàng)作生涯，主要是在北京人藝期間。從老舍1949年12月12日從美國返回北京，一直寫到老舍沉尸太平湖，用大量筆墨寫了與《茶館》《龍須溝》有關的情形，有很多當年的回憶。曾擔任人藝黨委秘書的周瑞祥曾經撰文，稱：“《龍須溝》的成功，使人藝建院之初期四巨頭曹禺、焦菊隱、趙起揚、歐陽山尊倍加興奮。”當時，曹禺、歐陽山尊剛從蘇聯(lián)回來，張口閉口就是莫斯科藝術劇院怎么怎么樣。四個人海闊天聊了一天，主題就是要把北京人藝辦成像莫斯科藝術劇院那樣的劇院。他們立志要為實現(xiàn)這個理想，“摽在一起干一輩子”。老舍是否知曉他們的宏大志向，我不得而知，不過，在英若誠的回憶中，上演《龍須溝》時老舍異常興奮，說話都帶著特殊的幽默。看到最后一幕程瘋子穿著新衣服上場，他笑瞇瞇地說道：“顏色別扭，像王八皮一樣。”

只是沒過多久，《龍須溝》就受到了批評。有同樣遭遇的還有老舍名作《茶館》。1958年，《茶館》停演前后，各種非議已經接踵而來，有的已提到路線、原則的高度。比如有人認為，《茶館》流露的是“今不如昔”“懷舊”的情緒，全劇是在“影射公私合營”“反對社會主義”。人藝老演員鄭榕在接受陳徒手采訪時說，劇中秦二爺有這么一句臺詞：“我的工廠封了。”就有領導說那不是指工商業(yè)改造，不是與黨對著干嗎？作為劇院領導，歐陽山尊聽到的外界批評意見則更多，其中，有說戲全部結束時，三個老頭撒紙錢，是為新社會唱葬歌；又有人說，戲中秦仲義有句臺詞“這支筆原是簽合同的，現(xiàn)在沒用了”，是影射公私合營，污蔑新社會一天不如一天，等等。

1966年8月24日，老舍沉湖。次日，劇院的人獲悉老舍死訊，雖然心中慌亂，但誰也不敢說什么。那天，劇院正要開批判大會，主要是讓《茶館》的演員們揭發(fā)焦菊隱在創(chuàng)作上的問題。我發(fā)現(xiàn)，在老舍沉湖的前一天，北京人藝已改名為“北京人民文工團”。

歐陽山尊回憶，老舍的死使他聯(lián)想到一次夏天出游。那天，郭沫若、老舍等與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逛頤和園，在昆明湖劃船時，演員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后又白又胖。”歐陽山尊后來在接受陳徒手的采訪時，傷感地說：“這句幽默的話是無心說的，說時很高興，沒想到成了讖語……我想，他萬萬沒想到災難會忽然降臨，沒有精神準備，一下子接受不了。最大的苦悶，就是‘文革’一來他被揪出挨揍。”

事實上，在老舍沉湖的前一年，即1965年，他已經感覺到寒風刺骨。當時，北京人藝的壓力愈來愈大，使用老舍搞創(chuàng)作也逐漸變成敏感的問題。在那段政治高壓加大的日子里，人藝與老舍從最初的不即不離演變到躲避不及。很顯然，老舍終于成了劇院運動急于甩掉的包袱。以往人藝每年元旦、除夕活動，都會特邀老舍參加，而此時，在邀請名單里，早已見不到老舍的名字。

曾演出過《龍須溝》《茶館》《駱駝祥子》等戲的人藝，終于淡漠了劇作家，老舍的名字只是在批判發(fā)言中被屢屢使用。他的劇作全部被視為大毒草，有關演員多少受到牽連，劇組的人們很自然也隨著運動的深入而分化、相互斗爭。比如藍天野曾被開除黨籍，英若誠以“里通外國”罪被捕入獄，黃宗洛受到“五一六”清查，等等。

老舍到過杭州，但住的時間不長，也無緣領略南方的臺風。在《住的夢》一文里，老舍寫下了他對杭州的好感：“春天，我將要住在杭州。二十年前，我到過杭州，只住了兩天。那是舊歷的二月初，在西湖上我看見了嫩柳與菜花，碧浪與翠竹。山上的光景如何？沒有看到。三四月的鶯花山水如何，也無從曉得。但是，由我看到的那點春光，已經可以斷定杭州的春天必定會教人整天生活在詩與圖畫中的。所以，春天我的家應當是在杭州。”

老舍筆下的杭州，與我此刻經歷的格格不入。“煙花”過后，我去西湖看荷花。一些荷葉已經被大風吹裂，也有一些被暴雨折了莖桿。但湖面上，依然有接天蓮葉的浩渺。這讓我想到濟南的大明湖。幾年前的一個夏天，我去濟南講課之余，特意去了距離大明湖不遠的南新街58號，這是老舍在濟南期間居住的地方。在院子里，我見到一只水缸，植荷，半缸水中，露出一根荷葉的莖。正是初夏，再過半月，可以想象，水缸里會長滿了荷葉，覆蓋住水面，溢出缸沿，給小院帶來勃勃生機。在屋子里的陳列中，讀到老舍寫濟南的秋天和冬天。在《濟南的秋天》里，老舍寫道：“上帝把夏天的藝術賜給瑞士，把春天的賜給西湖，秋和冬的全賜給了濟南。”他又寫了《濟南的冬天》：“請閉上眼睛想：一個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曬著陽光，暖和安適地睡著，只等春風來把它們喚醒，這是不是個理想的境界？”

我又在《住的夢》里，找到老舍最喜歡的夏天：“夏天，我想青城山應當算作最理想的地方。……在我所看見過的山水中，只有這里沒有使我失望。它并沒有什么奇峰或巨瀑，也沒有多少古寺與勝跡，可是，它的那一片綠色已足使我感到這是仙人所應住的地方了。到處都是綠……竹葉那么亮，蕉葉那么潤，目之所及，那片淡而光潤的綠色都在輕輕的顫動，仿佛要流入空中與心中去似的。……我想，在這里住一夏天，必能寫出一部十萬到二十萬的小說。”

如此，老舍喜歡的四季都有了。

夏天那么美，但南方的夏天終究是有颶風的，起個“煙花”的名，也會橫掃大地萬物。而北方的夏天，最后留給老舍的，是太平湖冰涼的水。瑞典學者伍爾德·喜仁龍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游歷北京時，也來過這里。他在《北京的城墻與城門》一書中，描述了這一北京城內的濕地勝景。他把這個湖稱之為“大水塘”，他寫道：“一群鴨子在其間嬉戲；湖邊的古柳，婀娜多姿，綠蔭蔽岸。這一帶遠離城市，無人居住，氣氛悲涼且孤寂，像是在緬懷昔日的勝景。”就這么一個大水塘，沉沒一個人時，卻又那么深。